杨耕：“钟情”哲学
杨耕与哲学“一见钟情”，为了哲学，他放弃了许多，也做了许多在别人看来“不可理喻”的事情。早在上大学期间，他就与电影“绝”了交，从1978年到1995年，整整17个年头，他没有看过一场电影，除了新闻之外，他基本上不看电视，因为他深知生活的辩证法，有所得必有所失。
歌德说过，壮志与热情是伟业的辅翼。对事业的强烈热爱和百分之百的投入，使杨耕与哲学已连成一体。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适合我，我也适合哲学。离开哲学我不知如何生存”。哲学已融入他的生命，他是坐着看书，走着思考，再坐下来写作，而且在任何嘈杂的环境，他都可以很快进入自己的“角色”，翱游在哲学的王国中。有了这份“定力”、热爱和投入，再加上不薄的天赋，杨耕的脱颖而出，确乎是“顺理成章”的事：硕士生期间被破格推荐免试攻读博士学位，然后是破格评为副教授、教授。
“建构哲学空间，雕塑思维个性”，是杨耕追求的理论境界，为此他经历了一个独特的学术研究过程，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史以及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拓展到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和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然后又返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试图在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中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当代意义。他的百余篇论文都是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研究成果主要凝结为四部著作：《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社会研究方法及其当代意义》《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及其当代意义》《“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不要以为杨耕是一个书斋里的书呆子。他善于哲学思辨，但更关注现实，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是他目前的理论兴奋点和理论研究的终极目标。当然，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关注现实。在杨耕看来，在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过程中，哲学不能失去自已的独立性、反思性和批判性，“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哲学既要入世，又要出世，一种仅仅适应现实的哲学是不可能高瞻远瞩的。他非常喜欢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非常通俗、恰当的比喻，“犹如透过玻璃看东西，挨得太近就会碰上自己的鼻子。哲学趋向现实太近，反而会看不清现实”。
杨耕为自己确定了一条连接丰富多姿的现实生活与抽象思辨的哲学王国的有效途径，这就是从问题出发，对理论和现实进行双重批判。对现实的关注以及理论研究上的史与论的结合，使得杨耕的理论视域非常宽阔，并造就了其著述的大气磅礴之势。《邓小平与当代中国》一书，把真实的描述和深刻的反思结合起来，力图把改革开放历程，将12亿中国人如何从东南西北悲壮奋起的宏大历史场面展示出来。即将完成的《东方的崛起》一书则追溯中国百余年来的历史，结合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第三世界的“依附”理论，力图以一个新的理论视角、较大的历史跨度，再现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轨迹及其内在逻辑，再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历史必然性。
“钟情”于哲学的杨耕得到了哲学的厚爱。十多年的辛勤努力，不辍耕耘，使刚届不惑之年的杨耕不仅在中国哲学界有了一定的声望，而且在国际学术界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一些论著，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和体系特征》《唯物主义的现代形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概览》《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等被译为日、英、俄等多国文字，《国际名人传记辞典》（第23、24版）收入了杨耕的名字及其主要科研成果。
谈到自己的成就，杨耕深情地提到了他的两位导师——汪永祥教授、陈先达教授。两位导师的悉心指教使他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功底，养成了严谨的学风，导师提出的“求真与求新的统一”已成为他理论研究的准则。杨耕深深地感谢这两位导师，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对他的培养和厚爱。
“个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个人只有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才能求得自己的发展。”采访结束时，杨耕以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向我们诉说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声。
载《前线》1996年第6期，标题原为《“钟情”哲学的杨耕》。作者为《前线》杂志记者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