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与研究方法

本书的核心研究目标是解释为什么北京、芝加哥和巴黎有着不同的城市保护模式。三座城市都有许多值得保护的伟大建筑遗产，但政府在城市建设领域施政情况不同，因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城市保护模式。更重要的是，尽管普遍认为三座城市都处于集权的治理【xxiv】模式下，但它们的权力结构却呈现不同形式的碎片化。对于三类割据状态的城市权力结构的比较研究，使我们有机会发展出一套更广泛的关于政治制度如何影响政策过程的理论。将城市作为分析单元使我们可以近距离地观察政策过程中的博弈，而本研究的理论有效性可以在更大或更小的政治实体中被加以验证。

本书运用了多种定性研究方法，包括比较历史分析、案例分析和过程追踪。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用于探索北京、芝加哥和巴黎城市保护的历史与政治体制的发展。这些分析从更全面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会形成对于城市保护的不同理解，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割据是如何在三座城市中发展演变的。在三座城市比较研究的大框架下，我在每一座城市中分别进行了案例研究和比较分析，这些分析有助于细致地研究政治割据对城市保护政策过程的影响。每座城市的案例分析为解答假设的因果机制如何运作提供了更多的细节信息。过程追踪使我可以结合历史著作、档案文件、采访笔记以及其他材料来追踪潜在的原因和观察到的结果之间的联系。

本书中的主要资料来自于对北京、芝加哥和巴黎的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从2003年到2010年，我前往这三座城市共9次、历时24个月。在田野调查中最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漫步在城市中，观察街上发生了什么。从城市历史中心到内城街区，再到新兴的郊区，我努力将自己融入这丰富而复杂的城市肌理当中，像当地人一样，感受着城市中种种细微的变化。这种体验使我的直觉更加敏锐，也为我提供了大量当地居民与城市环境之间互动的细节。

我在三座城市中共进行了210次访谈，其中北京65次、芝加哥75次、巴黎70次。访谈对象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城市保护和规划专业人士、开发商、社区活动家以及居民。大部分访谈是一对一的形式，也有一些集体访谈。我结合了标准化问题和一些针对采访对象的特殊问题。采访为开放式的，没有具体的形式。在访谈对象同意的情况下，我会对访谈内容进行录音。访谈持续30分钟到【xxv】4个小时不等，平均每个访谈时间在60—90分钟。这些采访为我提供了大量关于城市保护动议背后多元化的利益与价值以及政治制度如何影响保护实践的第一手资料。这些年来我和一些采访对象持续进行交流，这使我可以获取最新的资料，并构造出一幅关于三座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动态图。

除了访谈之外，我还定期参加三座城市里市级、区级以及社区的各种会议，包括：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什刹海景区管理处组织的公开会议；老巴黎委员会（Commission du Vieux Paris）的例会、巴黎第七区和第十八区的听证会；芝加哥地标委员会（Commission on Chicago Landmarks）的听证会、皮尔森（Pilsen）和布朗兹维尔（Bronzeville）的社区会议，以及皮尔森联盟（Pilsen Alliance）与黑人大都会会议和旅游理事会（Black Metropolis Convention and Tourism Council）的例会。在每次会议中，我都保持旁观者的角色，但我会与会议组织者和其他参与者在会议前后进行广泛的交谈。这些会议为我提供了有关当前城市保护热点问题的详尽信息。

最后，我还进行了大量的文献研究来辅助田野调查。文献包括：政府报告、社区会议与城市规划论坛的会议记录、简讯，城市和社区报纸，以及社区活动家个人收藏的资料。这些文献展示了几十年来城市保护实践的变化，以及政治决策对于城市空间与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