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结语

作为“关于相对结构的一种社会行动者（social actor）或‘能动作用’（agency）的日益增长的权力的理论”，自反强调“把权力赋予主体”，“展开了真正的个性化，为相对于我们的自然、社会和心智环境的自主主观性展开了明确的可能性”。[103]与对权威、规矩、武力的放弃自主权的“非自主性服从”不一样，自反性传播不是一种屈服行为，反过来说，它是一种肯定行为，它是基于“人本主义良心”对自身的理性、信念的“自主性服从”[104]，具有本能的认识，知晓何为人道，何为非人道，知晓什么能使人生丰富，什么能使人生枯萎，并坚守自身的人性。

从更高远的情理来看，“自反”是对高贵生命的尊重、扶助和守望，是历经大悲大喜后的“轻舟已过万重山”式的大彻大悟。生命传播作为自反性传播的一种高级形态，追求的是“公共善”，即“至纯大美”的播散，这是生命的质地和意义在个体内外不断被观察和提升，最终福泽四海的过程。

因此，生命传播不仅衍发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更铸成一种全新的结构关系，它不仅延续了众多前人的思想精华，更将人类社会的传播实践和学术研究导引到一个张力十足的空间。简言之，它不仅重塑了社会形貌，也将各种莫衷一是的传播学说重新加以整合。人类传播最具原初意义，又是最高级的一种传播形态——生命传播也可被视为社会传播的一次合纵连横，从自我传播到大众传播的传统环节等均涵盖其中，但又被消弭边界和差异。最终，传播在社会个体的肌体、内心、思想、心念间，以及社会成员与成员的“完美的主体间性”中得以贯通。

未来人类世界的发展已呈现两种趋向：对真实空间的拓伸和对虚拟世界的探建。西方建筑界把使用者自己亲自参与规划设计、实际建造的建筑称为“使用者参与”（user-participating）及自建（self-building）运动。[105]如果把人的肉体和精神比作一座大厦，那么，人也必须是这座大厦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生命传播的核心命题是“人间世”[106]，它所崇尚的自反、自警、自救使得这一过程始终充满着思辨，也充满着慈悲——内外统一，求同存异，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同在，自反求法，自性、众生、万物皆“法”。“法”即知识、规范、道理。“反”意味着激烈的革命和温和的改良，以及“众里寻她千百度”的回归，帮助自己“了解我们如何成为现在的我们以及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需要和我们身上最亲密、最本质的东西密切结合在一起，它已经被世界的喧哗所遮盖”[107]。因此，生命传播所追求的终极意义或许就在于对“未来世”的指导，以及对于人本身的尊重和呵护。

（作者为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