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倾听的责任”
——惠特曼《自我之歌》[81]
法国学者、美学教授彼得·赞迪在《听：我们耳朵的历史》一书开篇即提出“倾听的责任”（responsibility of listening）这一论题，旨在探讨倾听在社会文化活动中承担的责任，并提倡一种“批判式的倾听”（critical listening），即对倾听行为本身进行思考。[82]笔者认为，早在浪漫主义时期，有识之士就已经认识到这一责任。柯尔律治曾针砭时弊地指出，“视觉的专制”充斥了他那个年代的各个领域。华兹华斯在长诗《序曲》中也曾将视觉比作“最霸道的感官”（12.128）。在人类的历史上，尽管视觉在认知活动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到了18世纪，视觉中心倾向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以至于18世纪往往也被称为“视觉的世纪”。从“拆散彩虹”（济慈语）的光棱到涂满黑色的“克劳德镜子”（Claude mirror），从全景画的盛行到追求图画风格的描绘性诗歌（picturesque poetry），乃至“视觉风琴”的发明，一只巨大的眼睛如独眼巨人一般，监视着文化活动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浪漫主义时期一些有先见的作家、思想家开始反思这一现象，并开始关注其他感知对象，尤其是声音，去感受那“没有被图像或形状所亵渎的”更加崇高的（sublime）力量（《序曲》2.305～306）。这种力量能够帮助心灵超越表象，去企及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比如伯克、黑格尔都在哲学层面上探讨过声音或音乐与精神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倾听行为发挥着制衡视觉专制的作用，如华兹华斯在《丁登寺》中所言，“和声的力量使目光平静”。
到了维多利亚时期，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听觉的兴趣和研究更加深入，关于声音的实验和论文层出不穷，听诊器、麦克风、电话机、录音技术等一系列与声音有关的发明也应运而生，一种“细听”（close listening）正在兴起。[83]这一时期甚至被称为“听诊的时代”（an auscultative age）。[84]听诊器的发明使医生们可以倾听人类心脏内部“沉默的呼啸”，从而进行诊断；对于作家和艺术家们来说，他们则希望通过“谛听这个世界”来寻找疗救世界的途径——“如果说19世纪的医生首先使用先进的听诊方法来医治他们的病人，那么，维多利亚时期的作家和艺术家们也就成了最先通过专注倾听来诊断他们的文化的人。”[85]作为最典型的代表，乔治·爱略特根据诊断开出“同情的共振”（vibrations of sympathy）或者“同情性共鸣”（sympathetic resonance）[86]这一药方，即通过关注声音、音乐、人声而产生的共鸣与同情。在艾略特的小说中，一个常见的主题是，真正具有同情心的人往往也具有敏锐的听觉，“听到青草生长的声音和麻雀的心跳”[87]是她关于同情能力的生动隐喻。爱略特认为，“耳朵是最深具接受力的感官，而声波则最能够穿透那个囿于自我的个体，并与之联结起来。”[88]她指出，“关于我们同类的唯一真正的知识能够让我们与其感同身受，能够给予我们敏锐的听觉，以便在境遇和观念的外衣下依然能够听到他们心脏的脉搏。”[89]由此可见，爱略特对倾听的关注一方面继承了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则体现了维多利亚时期有关声音和听觉的科学发现。她有关同情的思想则可以追溯至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开篇即谈到的同情主题，体现了英国18世纪以来的同情传统。
麦克风扩大了声响，使人能“检测到天花板上苍蝇踱步的节奏”，电话线传递并连接着遥远的声音，留声机使年近八旬的桂冠诗人丁尼生声嘶力竭地录下自己的朗诵，为了听到自己的声音，也为了自己的声音能够长久地被后人听到。[90]留住声音成为一种可能。在这许许多多的倾听活动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也有“不想听”的时候。且看一看大文豪托马斯·卡莱尔与噪音的抗争。关于伦敦的喧嚣，华兹华斯在《序曲》第7卷有过生动的描述。对于卡莱尔来说，这市井喧嚣让他忍无可忍，以至于他自称为“不受保护的男人”，终日为鸡犬不宁的环境所困扰，大喊着“给我盖一个没有声音的屋子！”[91]他曾斥巨资在房屋顶层修建了一间隔音的书房，但建好后的效果却适得其反。如今，如何治理噪音已成为大众关注的环境问题。但加拿大作曲家R·默里·谢弗对于噪音的态度值得我们反省和借鉴。谢弗不仅是一位音乐教育工作者，同时也非常关注声音的生态问题。他首创“soundscape”一词。笔者按照“landscape”（风景）的构词模式，姑且将该词译为“音景”，指的是由声音组成的环境，但也暗示了声音可以成为被人欣赏的景色。谢弗曾在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期间发起“世界音景项目”（The World Soundscape Project），旨在以积极的方式来对治现代社会中的噪音问题。他认为，“噪音污染缘于人们不善于谛听。噪音是我们已经学会忽略的声音。今天，我们通过减少噪音来抵抗噪音污染。这是一种消极的方式。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使环境声音学成为一项积极的研究。”[92]谢弗倡导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对待噪音，这种积极的态度需要一种智慧的倾听能力，他称之为“clairaudience”。这个词的本义是指听到一般人听不到的声音的能力。他解释道，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意思，而是指一种“清晰的倾听”（clear hearing），一种“超凡的倾听能力”（exceptional hearing ability），主要是针对环境声音而言。[93]在《序曲》第七卷，华兹华斯从伦敦地狱般的喧声中听取“托升灵魂的和声”的能力恰可作为这种倾听的实例。这是一种高级的倾听能力。心灵在恶劣的环境中得到历练和提升，人变得更加独立、不受制于外界的影响。
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关注倾听这种认知方式。在现当代的消费文化社会中，随着“听觉能力的退化”（阿多诺），保护我们的听觉变得迫在眉睫。在《倾听：后形而上学时代的感知范式》（2013）一书中，作者耿幼壮先生指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基础就是视觉中心主义（ocularcentrism），它是逻各斯中心论（logocentrism）的主要支撑，并认为“另一种可能补充乃至取代整个形而上学历史上，特别是现代建立在科学世界观之上的视觉感知范式，那就是属于后形而上学时代的倾听”：
作者接着指出，这种从视觉到听觉的转化并非突然发生的事情，早在浪漫主义时期，一些哲学家和诗人已经表达了对倾听的重视：
作者指出，倾听体现着现当代西方文化传统中感知范式的转变和必然，并列举了现当代西方思想家的相关思想。作者分别梳理了尼采和海德格尔“倾听存在的呼声”所体现的诗化哲学，勒维纳斯与德里达“倾听他者的言说”的解构主义之伦理学转向，马里翁和克里田“倾听上帝的召唤”所代表的现象学的神学转向，布朗肖和阿冈本倾听“文学中的沉默”，以及阿多诺等人“倾听杂乱的乐音”的音乐政治学思想，阐发了“倾听这一概念在当代西方人文诸学科中的普遍运用和相互作用”，证明了倾听这一感知方式在当代社会尤其有效，且更为必要。下面将简要摘取代表性思想为例。
作者从尼采谈起。他认为尼采是首先将坚不可摧的视觉中心传统撕开一条裂缝的人。对于尼采来说，“现代人最为缺失的可能就是倾听的能力”。[96]他的很多论著中都涉及耳朵的寓言，比如他常提到“最好的耳朵”、“更为敏锐的耳朵”以及“第三只耳朵”等。在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悲剧的诞生：出自音乐精神的戏剧》中，尼采谈到“审美的倾听者”，他能够借助音乐所体现的悲剧精神去制衡抽象的唯理性主义思想，去感知表象世界背后最原始、最本质的精神。这种音乐代表了一种诗性的语言，甚至存在方式。尼采认为现代人丧失的正是“对诗的语言的倾听和把握能力”，并将音乐视为“德国文化乃至整个西方文化复兴的途径”。[97]
另值一提的是阿多诺在1938年发表的《论音乐的拜物性和听觉能力的退化》（1938）一文。文中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音乐沦为商品，聆听只为消遣。音乐越是物化，对于异化的耳朵来说就越是浪漫。与音乐拜物教相应的是听觉的退化。当代的听，是一种“精神涣散”的听，人们不再需要也不再能够全神贯注地倾听。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听觉退化”（regression of hearing）。这种听觉的退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整体上心灵涣散的状态。
法国当代思想家、德国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专家让-吕克·南希（Jean-LucNancy）。曾专门著有《倾听》（2002）一书，从哲学层面探讨了倾听行为。南希指出，在法语中，“entendre”既表示“听”，也包含“理解”；“sens”既表示感官，也表示“意义”。因此，在倾听和理解之间，在感觉和意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不无夸张地说，听到的即理解的，感觉本身即等于意义。南希认为，从康德到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关注都围绕着“存在的表象或显现”（the appearance or manifestation of being），围绕着“现象学”（phenomenology），即“关于现象的终极真理”。但他看到现象本身的无常性，指出“这一明显有别于其他已有现象的现象终究也会逝去”。因此，他质疑道，“难道真理‘本身’……只应该被看到，而不该被倾听吗？”[98]南希将真理当做倾听的对象，也就将倾听的责任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南希曾撰写一篇戏剧，《沙漠中的众声喧哗》，蒙田、卢梭、瓦雷里、黑格尔、索绪尔、德里达、罗兰·巴特尔、朱莉亚·克里斯蒂娃以及德勒兹等人都成了剧中的角色，甚至一头牛、一只狗也不例外。他（它）们各自发出声音，表达着有关语声（voice）、言说（speech）以及诗歌的思考。[99]这不禁使人想到《序曲》中的沙漠居士，或许他也可以跑到剧中去扮演一个角色，将大海螺放到纷争喧闹者的耳边，让海螺中“浩繁的语声”平息这一切。
本章总结了国内外华兹华斯研究的相关成果，说明了本书主要聚焦华兹华斯诗歌中频繁出现且不同类型的倾听活动，探讨诗人特殊的倾听能力带给我们的启示。第二章介绍了西方18世纪“视觉的专制”这一文化背景，梳理了视觉中心思想在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的蔓延，论证了诗人的倾听能力在视觉专制背景下的必要性，并结合具体的诗例说明了华兹华斯如何通过倾听行为对视觉专制做出回应。如果说视觉专制反映了唯理性主义机械的思维方式，那么倾听能力则体现了浪漫主义诗人对象征思维的重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听觉与视觉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因此，在处理该问题时，宜避免扬此抑彼的二元对立倾向。华兹华斯并非褒扬听觉而贬低视觉，而是希望通过听觉活动来制衡过度的视觉中心思想。对于诗人来说，听觉活动和视觉活动都至关重要，两者都从属于至高无上的心灵。第三章梳理了英国18世纪中期有关同情的思想，探讨了倾听能力与同情性想象之间的关系。在综述18世纪英国主要哲学家有关同情和同情性想象的思想之后，本章列举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们关于同情的阐释，说明同情是浪漫主义诗人们的共同关注，希冀以此矫正一直以来有关“浪漫主义即自我中心主义”的偏见，论证了浪漫主义在自我与忘我（同情）之间的平衡。同时，本章对华兹华斯著名的“倾听/那沉静而永在的人性悲曲”这一诗行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并结合华兹华斯关于人间苦难的诗歌分析了倾听能力与共鸣（同情）能力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华兹华斯深厚的人性关怀。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华兹华斯一组童年游戏诗歌中的倾听行为。这组诗例具有相似的结构，即在每一场游戏的高潮时刻，华兹华斯总能突然听到游戏之外的某种难以名状的声响，体现了幼年华兹华斯不断成长的感受力与想象力，以及倾听能力与诗人的心灵成长之间可能存有的平行关系。同时，这组倾听活动又是成熟的诗人在回忆中、在写作前进行的，因而，他所听到的不断增强的声音也体现了愈益强烈的诗意冲动，暗示着写诗即倾听这一隐秘的创作过程。“不朽的精神如音乐的和声”[100]也表明一颗善于倾听的心灵能够化解矛盾，融汇各种和谐与不和谐音，体现了浪漫主义诗人所信仰的具有共鸣能力（sympathy）或综合功能（synthesis）的想象力。第五章讨论《序曲》第5卷“梦见阿拉伯人”片段，分析了其中包含的倾听海贝、歌赋与灾难、荒漠中的倾听等三个主要层面，认为该片段中浩繁的倾听活动不仅涵盖了自然、人类命运等内容，也指向心灵与诗歌本身，论述了诗歌的灵魂乃音乐性、诗歌对心灵的保护，以及诗歌对高贵性的追求。本章将这一片段视为华兹华斯的“为诗一辩”，并围绕其中的倾听行为探讨了华兹华斯诗学思想的主要层面。第六章主要探讨《序曲》第五卷中“温德米尔少年”在无声中执意倾听的独特姿态，探讨倾听无声在华兹华斯诗歌中的意义，论述了诗人在有声世界与无声境界之间的艰难选择。本书的结语部分以华兹华斯从市井喧嚣中听取和声为例，重申了倾听能力的转化作用，进一步强调了在当代都市文化背景下提高心灵敏感度的意义。附录中《安家格拉斯米尔》这部长诗的译文为笔者的尝试，为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该诗中那“有没有一种音乐”的追问与聆听“人性的悲曲”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个“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的世界里，华兹华斯坚定地恪守着“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所听到的”。[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