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尧典（节录）
帝[1]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2]。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3]。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4]。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5]。”夔曰：“於[6]！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7]帝曰：“龙朕塈谗说殄行，震惊朕师[8]。名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9]。”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题解】
《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典籍之一，记录了上古官方历史，涉及诸多王公大臣的言论，其具体作者不可考。先秦时，《左传》《国语》诸多典籍中，多用“书”“夏书”“商书”“周书”来指称《尚书》，其名称从汉代开始确立，孔颖达《尚书正义》：“尚者，上也。言比上代以来之书，古曰《尚书》。”
《尧典》是《尚书》的第一篇。尧，相传是我国原始社会后期著名的氏族首领，名叫放勋，属于陶唐氏，所以又称唐尧。《尧典》记载了唐尧的功德、言行，是研究上古帝王唐尧时期的政治体制、政治思想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注释】
【讲疏】
本段文字可反映出古代“乐”的存在方式、乐的作用及当时人们对乐的看法。远古时代的“乐”呈现出诗、乐、舞三者合一的形态，“乐”早期以娱神为内容，从而达到与神沟通的目的，即篇中所言的“神人以和”。《尧典》中提出的“诗言志”，被朱自清认为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对后来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诗言志”的观念在当时比较普遍，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载赵文子对叔向言：“《诗》以言志。”《庄子·天下》：“《诗》以道志。”《荀子·儒效》：“《诗》言是其志也。”《尧典》这段话衍生出后来的诸多诗学主张：
1.诗具有教育作用。夔以诗乐“教胄子”，这体现出儒家诗教观念的起源。周时学在官府，个体文学创作或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尚未出现，所以上授命夔以“典乐”教化国民，这是当时的礼乐制度，也是“乐教”传统的体现，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音乐对人的启迪作用，“乐教”和“政教”是相通的。
2.诗具有社会交流作用。“神人以和”，即指建立起人与神之间的和谐关系。先秦时代的诸侯卿大夫，在交往过程中“必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即“赋《诗》言志”，这就使得诗具有社会的交往功能，有助于后来“诗无达诂”等诗学观念的形成。
3.诗还具有一定了解社会的作用。《礼记·王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这说明了先秦时期人们已经初步认识到“采诗观志”的作用，并将采诗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从而充分发挥诗歌的认识功用，有助于诗歌政治教化功用的形成。
4.诗、乐、舞三位一体。早期的原始歌谣是古代口头文学的源头，也是最早的文学样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诗、乐、舞三位一体，密不可分，体现出古代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可视作上古时期古代艺术的基本形态，对于把握中国古代艺术的原初形态和起源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解读】
诗言志
“诗言志”出自《尚书·尧典》，“志”，主要指思想、志向、抱负等，郑玄注《尚书》解释为：“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志”同时也包含“情”的因素。闻一多曾从分析字形入手，指出，“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并进一步阐述说“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歌与诗》“诗言志”在以后的发展中形成了重志、重情和情志并举的三个分支主张。在中国文学批评发展历程中，占主体的还是情志并举的分支，如《毛诗序》、刘勰、钟嵘、孔颖达、白居易、叶燮、王夫之等提出的文质并举，内容形式统一，感物抒情，情物交融，言志与美刺相连，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诗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相关知识链接】
2010年开始，《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贰）（叁）（肆）由上海文艺出版集团中西书局先后出版，发现了诸多新的《尚书》篇目，如《尹至》篇、《保训》篇和《傅说之命》篇。在《第一辑整理报告》中包含了《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共9篇简文。其中，经过学界解读发现，《尹诰》篇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咸有一德》篇，《傅说之命》篇与传世的古文《尚书》中《说命》篇存在较大差异，出土文献的发掘整理将极大地有助于我们重新厘清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之学案。唐代孔颖达《尚书正义》、宋代蔡沈《书集传》、清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当代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等相关注本可作为研读《尚书》之参考。
【延伸阅读】
《大禹谟》，存于古文《尚书》中，今文《尚书》中无此篇，记载舜帝与禹、益、皋陶讨论相关政务，其中涉及采集民众善言嘉语传达统治者，同后来歌诗化民及采诗观风有承袭关系，而“罔淫于乐”强调不要沉溺于乐中，可同后来墨家及法家的观点互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