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先秦两汉

概说

先秦至两汉是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萌芽、逐步发展的时期。文学理论伴随着文学的发展出现，与先秦哲学、两汉经学相伴相生。《诗经》中刺、讯、究、哀、号、赠、慰等术语的运用，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作诗目的以及诗歌所具有的警告、讽刺、劝谏、教化等功用的认识，体现出诗的“言志”作用，奠定了我国古代诗歌抒发忧国爱民思想的基础，成为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理论源头。

先秦时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带来思想的繁荣，代表不同阶层利益的诸子各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等思想碰撞激烈，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在此时得以出现，散见于各家的理论著作中，各家的理论主张有同有异，浓缩着当时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与人们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构成了先秦时期文学理论的基本样态。

发轫于《尚书》的“诗言志”要求诗歌要表达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意，“诗言志”被朱自清认为是我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对后来文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以下简称上博简）的一些篇目，如《孔子诗论》等对先秦时期文论的“主情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国语》重“言”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诸子的散文及议论散文的风格，而重“史”的特征则对后世的历史演义有多重影响。“和”“同”的论述成为后世文论的重要范畴。《老子》提出的道、自然、虚静，对后世文艺创作及批评有重要影响。孔子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总结了我国古代早期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发展的特点，提出了“兴观群怨”“文质彬彬”“思无邪”“尽善尽美”等重要的文论概念。郭店竹简中有许多失传文章，其中对“六经”的评价对继续了解先秦思想有重大帮助。荀子从“情性”角度出发，要求艺术作品要有真情实感，他认为乐（包括诗）的产生都来自于人的喜怒哀乐等自然感情。庄子提出“法天贵真”，认为要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进行全身心的创作，这一主张“自然”和“真”的创作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墨子从小生产者利益出发，提出“先质而后文”的观点，反映到文艺方面则是“先质后文”，反对空言无物、华而不实，否定音乐作为艺术的审美作用。

先秦时期的文学创作或理论家已经看到了语言对于文学作品的重要作用，老子、庄子对言意关系均有充分论述，“言意论”在后世文论中有更充足的发展。儒家思想注重伦理道德与人格修养，一些有关品格养成的理论也慢慢被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成为创作、接受方面重要的概念。“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文论思想，对后世文学批评有重要影响。

汉代结束了秦末农民暴乱、社会分崩的局面，建立大一统的王朝，政局统一、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繁荣的经济为上层建筑奠定了基础，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更丰富的理论形态和文学形式。先秦时诗乐论都散见于各家的哲学理论著作，属于只言片语，两汉时则有了较大的进步，具体的文学批评著作开始出现，如《毛诗序》和“三家诗”、《诗谱序》《楚辞章句序》等，在理论方面进行了较深的探索。文学形式也有创新，继承先秦时代屈原骚体文学的汉赋，经过汉初枚乘，发展到司马相如、扬雄等人，达到极盛，成为两汉时期代表性的文体。诗在形式上也有创新，乐府民歌有着蓬勃的发展，并直接启发了东汉发展起来的五言诗，甚至其后出现的七言诗在此时也有迹象。史传文学中出现了西汉司马迁《史记》和东汉班固《汉书》这两大高峰，既开始为文学家单独作传，《汉书·艺文志》更是专门对文学进行理论批评的篇章。

两汉文论受制于经学思想的控制，“依经立义”成为这时期文论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时期的文论也未能摆脱经学思想附庸的地位。《毛诗序》中进一步发展了“诗言志”的思想。郑玄也继承“诗言志”的传统，认为诗歌有言志抒情功能，也认识到诗歌认识社会的作用。司马迁“发愤著书”的精神对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理构成有重要作用。

统治者实行文治武功政策，由上而下推动了文学的发展，王公贵族中爱好文学者也不在少数，武帝时就“立乐府而采歌谣”（《汉书·艺文志·诗赋略序》），汉宣帝还曾为文学的发展辩解，梁孝王刘武、河间献王刘德、淮南王刘安以及刘向、刘歆等都善言能文，并招揽宾客集体创作，形成文学集团，也导致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团体的出现。汉朝经学的盛行，使其制约下的文学显现出为政权服务的特点，更多体现儒家的教化作用，到东汉时期，儒家经学逐渐与谶纬结合，加深了神秘主义色彩，而王充等坚持唯物主义的文人也针锋相对提出无神论，用《论衡》来反对神鬼虚妄之论。文学在种种思想交锋的过程中继续着自身的因变。

从先秦到两汉，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结构与形态的不断变化，社会思想的不断萌发，使中国文学从开端到逐渐向文学的自觉形式过渡。诸子百家争鸣使先秦时期文论思想丰富多彩且发出耀眼的智慧光芒，儒学“定于一尊”则为传统中国文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一时期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和辉煌，并逐渐构建起中国传统文论的完整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