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大学中文系的古代文论课程，承担着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华文脉和中华文学经典精神的重要使命，而我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形态多样的文学理论批评历史以及文论名篇，为这门课程提供了丰厚的资源。

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内容丰富、形态复杂、话语形式多样的思想和知识系统，其作为一门学科与课程的形成，情况同样复杂。因此，简要地了解一下中国古代文论作为学科与课程形成的过程，了解一下百年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教学的历史，以及知晓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观念和方法层面的现象，对于学习这门课程是不无益处的。

一

梳理和反思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史进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挖掘的问题。

按照时下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从创建到现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学科草创至4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在它的这三个发展阶段中既显示出不同的发展特点，又存在着历史的承传性，而总的发展趋势则是由浅到深，由疏到密，愈来愈成熟。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学科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文论似乎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但是即便如此，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与教学也对现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制衡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将继续发挥下去。

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之诞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化、文学、学术新变之产物，无论是这一学科创建本身还是它的学科结构模式、方法系统之形成，均与当时的文化、学术思潮密切相关。从传统的诗文评到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其中存在着必不可免的历史因缘，这就是人们对文学之义界的重新认识，新的认识工具和研究方法之掌握，以及在新观念支配下，利用新工具、新方法重新发现、认识、评价、阐述和建构传统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之意愿。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之诞生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这也许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从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从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就有些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1]中国古代文论在传统文学、传统文化的怀抱中并没有获得独立意义上的学科地位，反而在“五四”运动对传统思想文化、传统文学作了全面批判乃至否定之后，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学科位置，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复杂。因此，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史学科建构以及研究与教学，便不可避免地受影响于学科创建时之文化学术思想、思潮，同时又因学者们的文化认同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研究与教学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新旧文化、文学激烈冲突、对抗的情况下，必欲取代传统的新文化、新文学迫切需要西方理论的支持与滋养，所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极其重视文艺理论的氛围，译介、引进域外文艺理论，在学界成为一种风气，以致一时出现了“文艺理论热”。在当时，有影响、有建树的文学家几乎都在文艺理论方面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别的不说，仅举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学科泰斗的郭绍虞为例，就可看出当时之情形。从1920年开始，郭氏在《晨报》副刊《艺术谈》栏目中总共发表了98篇计10余万言介绍西方文艺理论的文章，内容广泛，涉及西方艺术和美学思潮中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观点。他同时还在《小说月报》上介绍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皮萨列夫等俄国文艺批评家的文艺理论和美学观点。其后，郭绍虞便进入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这一领域，并且成为继陈钟凡之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以及学科发展的主要开拓者、推动者。郭绍虞对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话语体系之建构、理论意识之进一步自觉与阐释空间之拓展、范畴和概念系统之梳理及确认、方法论之建立等等，与他当时所掌握的西方文艺理论观念和方法系统有密切的关联。

在时代风气影响下，人们自觉或非自觉地接受西方文学观念，来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观，单就对文学的定义这一点而言，便产生了极大的变革，与传统文学观念比较出现了大的位移，其特点是杂糅古今、中西参半。比如陈钟凡，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头，采取“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方法，先是引证德国批评家维尼、英国批评家安诺德、美国批评家亨德等人的文学定义，并且比较了中西文学理论之异同，指出各自的特点为：“知彼所言感情、想象、思想、兴趣者，注重内涵。此之所谓采藻、声律者，注重法式。实则文贵情深而采丽，故感情、采藻二者，两方皆所并重。特中国鲜纯粹记事之诗歌，故不言及想象；远西非单节语，不能准声遣字，使其修短适宜，故声律非所专尚。此东西文学义界之所以殊科也。”然后，他便顺理成章地给文学下了这样一个中西糅合的定义：“今以文学之内涵，莫要于想象、情感、思想，而其法式则必藉辞藻、声律以组纂之也，故妄定文学之义界曰：‘文学者，抒写人类之想象、感情、思想，整之以辞藻、声律，使读者感其兴趣洋溢之作品也。’”[2]同样，刘永济在撰写《文学论》时也对文学下过一个定义：“概而言之，则文学者，乃作者具先觉之才，慨然于人类幸福有所贡献，而以精妙之法表现之，使人类自入于温柔敦厚之域之事也。”似乎有些不伦不类，但这正反映了当时学人们的一种眼光，一种糅合中西的理论视野。刘永济在“自序”中所说的一段话正可代表之：“其有参稽外籍，比附旧说者，以见翰藻之事，时地虽囿，心理玄同，未可是彼非此也。”[3]

翻译、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之热潮一过，一些学人的兴趣又立即转向中国古代文论。前者体现了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学者们意欲通过对西方文艺思想的汲纳，掌握新的认识工具和理论武器，后者则体现了在新的认识条件下重新发现、评价传统文学理论遗产，使中国自己的文学理论批评话语在新的文学、思想、学术语境中得以延伸，尽管这一延伸主要是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规训下进行的。所以，朱自清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时说：“现在学术的趋势，往往以西方观念（如文学批评）为范围去选择中国的问题；姑无论将来是好是坏，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实。”[4]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中国古代文论学科产生于新旧思想、学术交替与更新的背景之下，其最为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突破了传统诗文评的疆域，使传统学术中许多关于文学艺术的见解得以汇聚在“文学理论批评”这一题目之下，进入了研究者和批评史书写者们的视域。而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在检讨传统文学批评观之基础上，重新建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的概念，同时将合乎新的文学观、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观念的有关中国文学批评的史料重新加以选择与剪裁，在此基础上进行具体的研究和理论批评史书写。从诗文评到文学批评史，不仅仅是一个称谓的改变，同时还意味着传统的诗文评的现代转化。传统的诗文评最早是附庸于集部之尾的。《隋书·经籍志》将《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文心雕龙》《诗品》诸书附列总集之后，《旧唐书》因之。《新唐书·艺文志》始立文史类，附于总集之后，凡诗文评方面的专书，皆归文史类，《宋书》《明史》等又因之。因此，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中曾说：“老名字（指诗文评）诗文评在目录里只是集部的尾巴。原来诗文本身就有些人看作雕虫小技，那么，诗文的评更是小中之小，不足深论。”[5]《四库全书》始别有诗文评类，与别集、总集、词曲类并列，朱自清阐说《四库全书》之所以别立此类，是因其“讨论瑕瑜，别裁真伪，博参广考，亦有裨于文章”[6]而已。这也可以说是对诗文评之功能的一种认识。更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四库全书总纂的纪晓岚在嘉庆丙辰、壬戌两科会试中，曾以文学批评史策士，在当时确属创格。关于纪晓岚与传统诗文评，朱东润曾经指出：“晓岚论析诗文源流正伪，语极精，今见于《四库全书提要》，自古论者对于批评用力之勤，盖无过于纪氏者。”“晓岚对于文学批评之贡献，最大者在其对于此科，独具史的概念，故上下千古，磊磊如贯珠，其语见于嘉庆丙辰、壬戌两科会试策问……以文学批评策士，在当时自属创格。”[7]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就此而建立起来了。事实上，纪晓岚关于“文学批评”的观念还非常狭窄，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所收诗文评论著之提要大都鉴裁分明，批评也较为合度，但对一些有独特创见、理论思辨较强的论著却往往贬多于褒，如对于叶燮的《原诗》，仅列为存目，并且评曰：“虽极纵横博辩之致，是作论之体，非评诗之体也，亦多英雄欺人之语。”[8]说明其观念中之“文学批评”还仅是诗文评，尚容不下过多的文学理论。

二

文学史观的变革和对文论专著的研究，使在现代学术制度中开展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以及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成为可能。陈钟凡自1923年起在《文哲学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并于1927年出版我国第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大体勾勒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从周秦到晚清的演进线索，并且初步触及传统文学批评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文学”“文”“笔”“文气”“神”“味”等等。陈的草创之功不可抹杀，尤其是直接启发了郭绍虞，后者毕生致力于批评史研究，将中国文学批评史推进到现代学科的成熟水平。尽管郭绍虞的专著出版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但他在20年代末便已经具有了比较自觉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意识，而且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方向。1926年，郭绍虞在《文艺杂志》上发表《中国文学演化概述》一文，又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一文，尝试对我国文学的源头“风谣”的三个要素“语言（辞）、音乐（调）、动作（容）”进行综合性理论剖析，并以此为线索，分析三者在两千年来的变迁，从而得出结论：“无论何种文体，实在都有三个共同的倾向，即（1）自由化，（2）散文化，（3）语体化。中国文学演进的趋势无论如何曲折迂回，都总是向着这三个目标以进行。”[9]这些结论也许会随着研究的深化逐渐受到讨论或质疑，但他开创、拓展的以理论辨析去整理和研究古代文论遗产的新方法，已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压舱石”。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始点，应该从王国维算起。王氏之《人间词话》发表于1908年12月《国粹学报》4卷12期，该著实际上是运用西方美学观念和现代学术眼光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来阐释传统诗文评。因此，《人间词话》其实是处于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分水岭上的一道风景线，这样说并不妨害其重要性。另外，据佛雏考证，发表于《教育世界》1904年第1期未署名之《孔子之美育主义》一文，实为王国维所作[10]，该文所体现的学术眼光和知识工具，更属于现代的了。此外，如发表于1910年4月《南风》1卷2期陈受颐的《文学批评发端》，发表于1913年2月《中国学报》4期廖平的《论诗序》，1916年1月《中国学报》1期刘师培的《文笔辞笔诗笔考》，等等，均可作如是观。

在前辈学者们的努力下，传统文论遗产才逐渐地呈现出了其固有的然而又是被重新发现的理论价值以及思维和话语言说方面的独特之处，而早期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之实绩正由此而获致。20世纪早期的一些古代文论研究者们大都有着欧美文论这样一个参照系统，所以，在他们的研究之中，诸如中西比较、以西观中、以西解中、援西入中这些方法之运用，便比较普遍。按照陈寅恪的说法，王国维即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及《宋元戏曲考》等是也”[11]。而刘永济之《文学论》，其特点也是“以中国传统的文艺观为主干，时时参照着域外的文艺观念。作者的哲学意识颇强，重视把中国的文艺思想放在一个总体的文化背景中来考察的”[12]。杨鸿烈在《中国诗学大纲·自序》中，则称自己“最崇拜摩尔顿在《文学的近代研究》所说的：普通的研究——不分国界、种族，归纳的研究，进化的研究”，并且说：“我这本书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如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项。”杨氏甚至还在书中这样讲道：“所以我们现时绝对的要把欧美诗学书里所有的一般‘诗学原理’拿来做说明或整理我们中国所有丰富的论诗的材料的根据。”[13]方孝岳亦十分推崇“中西思想之互照”的“比较文艺批评学”，他这样讲道：“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的问题，而且来自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方孝岳在谈到他所提出的“比较文学批评学”概念时，还说道：“‘五四’运动（民国八年）里的文学革命运动，当然也是起于思想上的借照。譬如因西人的文言一致，而提倡国语文学，因西人的阶级思想，而提倡平民社会文学，这种错综至赜的眼光，已经不是循着一个国家的思想线索所能讨论。‘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14]钱锺书则主张在研究中要探讨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心”，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在《谈艺录》中，他“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15]，正因为如此，《谈艺录》在沟通中西文论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在这方面也同样做出了卓越贡献。朱光潜说自己的《诗论》是运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讨论诗的问题，“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16]。在他看来，“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无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17]。上述诸家引文所体现的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成为一直延伸至今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书写的一般通例。

关于古代文论研究之目的，民国时期的学者们也有清楚的阐述。杨鸿烈在其《中国诗学大纲·自序》中说自己研究中国诗学之目的，是为了解决诗的起源的时代、分类和功用等问题。郭绍虞则表示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目的是“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有最密切的关系的”[18]。罗根泽在讲到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之目的时说：“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借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的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所以我们不能只着眼于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而必需着眼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文学裁判及批评理论与文学原理。”同时他也认为研究文学批评史与文学史关系密切：“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创作，必借助于文学批评；欲彻底的了解文学史，必借助于文学批评史。”[19]前辈学者们的这些言说，至今犹有重要的参鉴意义。

当我们回首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时，不会忘记王国维、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方孝岳、朱自清、钱锺书、朱光潜等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学者。在民族文化危难之时，他们以自己的旧学新知和民族文化信念开辟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新境界。他们将西方的思想和方法创造性地运用于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之中，并且在研究中通过自己的创造性阐释和建构，一定程度上使中国固有的文学理论批评在中国现代学术版图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并且使传统文论思想在现代文学理论格局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存留和延伸，为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找到了新的立足点、生长点，尽管其立足和生长的空间还是非常狭窄的，在现实的文学批评中几乎没有得到多少实际的运用。他们对传统文论所作的现代阐释，以及对传统文论作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话语转化，发现、赋予了传统文论新的生命力，当然也发现了其所具有的诸多不称意之处。

三

百年来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和教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49年之前的成果，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如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方孝岳等所撰写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批评史著作，以及许多学者所撰写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和论文而外，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古代文论的材料收集、整理、考订、选编、释译等方面，亦有所开展，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1934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李华卿的《中国历代文学理论》，1936年正中书局出版了王焕镳的《中国文学批评文集》，1937年正中书局出版了许文雨的《文论讲疏》，等等，它们都是较早出现的古代文论资料选本。其中李氏选本，据作者自称是一部“加以相当精密的选择的中国历代的许多人们对于文学之见解与理论的辑集”[20]，然而就书中的实际情况而言，在我们今天看来，显然并没有达到选编者所要达到的标准，然而从选编者的这一言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至少选编者在主观上是相当注重历代文论中关于文学观念和文学理论的资料收集的，而这在一定程度上正代表了当时研究者们在理论方面的自觉追求。许氏选本有一《例略》，其中说道：“本编收载中国历代各体文论，颇以自然英旨之作为主，借觇纯粹文学之真谛。其他基于社会观点立论者，少录；基于伦理观点立论者，不录。又但凭意兴，片语自赏；或出以吟咏，徒矜词致；并乖论体，概不录载。”[21]应该说，许氏的这一选编意向所体现出来的旨趣，无不与当时的学术思潮、文学观念、美学趣味息息相通，说明选编者已经以西方近现代“纯文学”观念为选录标准了，而传统文学价值观中的那些以“社会观点立论”“伦理观点立论”的主流话语，对于选编者而言，已经不在选编范围了。此外，选编者格外重视在传统诗文评中并不占正宗地位的“论体”，也体现出一种重视文学理论的研究目光和选编原则，而这一点与“五四”以来受西学影响而推崇理论、体系的学风是相互一致的。许文雨的《文论讲疏》同时亦是选编历代文论中有代表性的篇什，并作注释与讲解，其中多采近人、今人的文学观念来阐释古人之见，或者援引西方文学观点与古人之说相互印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学者们在新文学观念影响下对传统文论原典所做的译释，实际上就是对传统文论作话语方式转换，甚至不排除“意义植入”的工作。这一时期，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史料的考订、辑佚工作，亦有所开展，其中又以诗话、词话的考订、辑佚成就最为突出。在古代文论研究中，文献资料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研究者对资料的掌握充分与否，以及整理和考订水准的高低，势必影响到他理论分析的深度；如果文献学功夫不到位，便往往导致研究中的理论阐释或结论性判断出现偏误。所以，这一时期以郭绍虞为代表的几位学者各自撰写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与他们在文献收集、甄别方面的国学功底密不可分。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也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对于传统小说与戏曲批评的关注便严重不足，这说明其时对于文学批评史范围的认识还更多地局限在诗文批评方面，反映出在文学观念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偏颇，等等，不一而足。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和教学出现了全面展开和推进的局面。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等的批评史著作得到重印或修订再版，70年代末以来，郭绍虞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分四卷本和一卷本两种不同版本先后出版，既满足了学生精读和教师参考的不同需要，也为深入研究古代文论的具体问题提供了初步的资料和线索。从1964年到1985年，复旦大学中文系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陆续出版。从此，复旦大学中文系便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教学的一个重镇。在20世纪90年代，王运熙、顾易生等学者又编写出了资料更加翔实、线索更加清晰、内容更加丰富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系列丛书，从而使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达到了相当完备的程度。与此同时，其他许多学者也为这门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81年敏泽著《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两册）出版，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者又对该著进行了大幅度的修订和内容扩充、订正，克服了原来书中存在的由于受写作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限制而产生的一些认识和评价方面的局限，1993年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其后，又有蔡钟翔等人的五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以及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出版，如果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高校自编的古代文论教材，以及种类繁多的电大、自考教材，可以说蔚为大观，满足了古代文论教学不同层次的需求，同时也反映出新时期以来我国高校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之兴盛局面。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论的研究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80年代还曾经出现过持续时间相当不短的“古代文论热”。1979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成立，1983年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所创办的《古代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心雕龙学刊》两种会刊，一直坚持出版至今，对于古代文论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新时期以来的古代文论研究，可以从“文心雕龙”的研究情况得到生动的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中最富有体系性的著作《文心雕龙》，在新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自1979年王元化出版《文心雕龙创作论》始，“龙学热”持续升温，詹瑛《刘勰与〈文心雕龙〉》、周振甫《文心雕龙注译》、陆侃如和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注》、郭晋稀《文心雕龙注释》、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等相继出版。此外，还有如詹瑛《文心雕龙的风格学》、牟世金《雕龙集》、张文勋《文心雕龙简论》等等众多的《文心雕龙》研究著作相继出版，体现出新时期以来《文心雕龙》研究的兴盛局面。新世纪以来，《文心雕龙》研究更向纵深发展，新著选出，这里无法一一列述。

关于20世纪初以来的百年古代文论研究之盛景和学术成就，李春青等所著《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史》，以及蒋述卓等所著《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学术研究史》，均作出了较为详尽且颇富分析眼光的梳理、阐述、评价，可参阅。由于篇幅的原因，这里难以一一列叙。

四

我国的现代大学教育体制建立以来，在高校中文系的课程系统设置中，中国古代文论课程得到相当程度的重视，因而对于高校中文系学生的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史专业知识培养和人文素质养成方面，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当前的中国古代文论教学、研究，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性，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话语体系和核心价值理念的建构，需要我们更多地从传统文论资源中汲取思想的营养成分。因此，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实践中，加强对于古代文论经典名篇的讲述、精读、思考，便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把握中国古代文学的元典精神，重新发展和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意义；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我们通过创造性阐释而传承发展中华优秀文学思想传统，并且在文化、美学自信的基础上增强文学理论批评方面的文化自为意识，使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学科建设和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资源，从而使具有几千年发展历史的中华文脉得以传承，重新焕发生机活力。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设置以及教学实践，应该具有这一文化担当意识。

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体系演变过程中，古代文论教材、教学模式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内容与结构特点，并且随着大学教育体制的发展进步而调整变化。据孟登迎的考证[22]，1926年，清华大学部始设正式的中文系，受研究院国学研究的影响，经过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时任文学院院长）等杰出学者的努力，清华中文系从一开始就在本科文学教学中渗透了比较自觉的研究意识和学科规范意识。朱自清在1929—1930年度《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中对课程设置的宗旨和次序有详尽说明：中文系的目的在于借外国的艺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所以“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另一方面再参考外国的新文学。……课程依着年纪分配，第一年是普通科学，及历史的根底，特别是中国文学史，先给大家开一个路径。第二年第三年是泛滥于各体的研究，如上古文，汉魏六朝文，唐宋至近代文，诗、赋、词、曲、小说以至新文学都于此二年中养成普通知识。文字学、音韵学列在二年之始，是为必须有了这类工具，才能研究诗赋词曲及韵文，到了第四年，大家对于文学的各体都经亲炙了，再实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学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继之以文学专家研究。这就是排列次第的根据”[23]。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清华大学中文系对于包括文学批评史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学教学的思路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重视对中国文学各体作品的研读和对文体流变的梳理，而对纯粹的文学理论问题并无太多的注意，相比之下，似乎更注重具体的文学批评。在当时，清华大学较早在中文系开设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程，并且由亲历新文学运动并参与其中的郭绍虞和朱自清讲授，这种注重新旧文学贯通与中外文学融合的课程设置，正体现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系统化创新的姿态。

在随后的发展中，清华大学的中文课程又有较多的调整，尤其是渗入了更多的用新方法研究文学的内容。1936年，朱自清指出，“研究中国文学又可分为考据、鉴赏及批评等”，并认为做文学考据，“自当借镜于西方，只不要忘记本来面目”。他还为学生开列出了“基本科目”和“国学要籍”，十分重视对文字基本功与国学典籍的教学。《学程说明》要求“中国文学批评”（朱自清讲授）“以讨论中国文学批评中之问题为主；并编诗文评钞，作为参考资料”。“文艺心理学”（朱光潜讲授）“从心理学的见地分析美感经验，说明美丑与自然之关系，及艺术起源及艺术创造之理。取材以文学为主；尤注重中国作品，企图以新方法说明之”。同时，邓以蛰在哲学系所开“中国美学史”“西洋美学史”“中国美术史”“西洋美术史”等课也对中文系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帮助[24]。尤其是这种以中西美学史为线索的理论阐发，可以与中文系注重国学、文学史原始资料的长处相结合，为研究者展现出更为高远和阔大的学术境界。

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的专业课设置内容相当丰富，文学理论为选修课之一，其中包括文学概论（杨振声、李广田）、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刘文典、朱自清）、文辞研究（朱自清）、散文研究（朱自清）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中文系的文学理论课包括了中国古代文论和五四新文学观念和文体研究的内容。李广田和杨振声所开的课程，主要着眼于新文学的评论与研究，尝试以比较的角度沟通中西文学，并希望从比较中建立起现代的批评标准，从而促进新文学的研究和发展。朱自清的古典文论研究则特别注意对关键范畴进行语义梳理，着眼于对文化脉络流变的把握。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中文系的古代文论课程教学更是受到重视与加强，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等也不断得到调整与优化，形成了自身的体系与结构特点。多年来，我国高校中文系本科的中国古代文论教学，基本上是以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概述、文论选，以及专题课（分体理论批评、重要文论专书、重要文论家、文论著作、重要理论专题等）等形式进行，而其中文论选最接近于读本形式，是关于古代文论经典名篇精读性质的教学模式。

以文论选的形式进行的古代文论教学模式，点与面兼及，史料与理论评析并至，方式简明扼要，其长处不言而喻。但是，这种形式，也易流于平面罗列、结构单一。同时，如果由于所选篇目随意性大，选篇之间缺乏应有的结构性联系的话，便不能很好地通过选篇来展示中国古代文论发展演进的过程、环节，以及每个环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果当今选家不具备古时选家那样的专业眼光，以及对于传统文学批评史细节相当隔绝的话，便会出现从选篇到注解、讲疏俱粗糙化的情形。此外，客观而言，文论选由于形式方面的制约，在对于传统文论的范畴、概念、术语等进行“关键词”研究层面的提示和理论诠释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而对于选篇所涉及的文论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也不能进行突出而有效的列示。凡此种种表明，既有的形式单一化的文论选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当下高校文学院古代文论课程的教学需要，由此有必要根据当下高校中文系本科、研究生教学出现的新特点，以及结合近年来古代文论研究在学术理念、方法方面出现的新特点，增强创新意识，重新思考、探索中国古代文论选的编撰理念与方式，从而为古代文论教学、研究提供一个具有学术创新性的、超越以往的“文论选”范式的“读本范式”。同时，我们也应该努力尝试提供一种“读本范式”的别样的批评史言说、书写类型。

本教材以“读本范式”来实践“文论选”编著和教学模式方面的创新理念。为了充分体现这一理念，本教材的内容结构包括了作者介绍、原文、题解、注释、讲疏、关键词解读、相关知识链接、延伸阅读、思考题九个方面。我们意欲通过经审慎筛选出的每篇选文，以及其诠释、考辨、概说中包含的内容，来联结文论经典名篇、文论家、文论概念范畴系统、文论术语和命题、理论内涵与思想意义、传统文论批评言说方式、古代文论发展演进过程及其特点、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及学术史语境、批评史史料学（包括文献、版本、考辨和训诂等）等传统文论的构成因素，以每篇选文为一个小单元，以每一个朝代为一个大单元，同时又根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演进的历史阶段性，将全书分为四编，并且在每编前面加一个系统而又极其简要地介绍这一阶段文论发展演变的概述性文字，凡此种种，目的是为了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力求在充分的“国学”和“大文论”视野中来了解、认识传统文论，从而实现为读者还原中国传统文论“大文论”特点之生成及其批评言说方式等的理论风貌，以使学生通过学习该读本，达到对中国古代文论的深度理解。

该读本由党圣元、夏静担任主编，具体主持、实施编撰工作。首先，由党圣元提出读本的设计思路和基本框架、体例要求，再由党圣元、夏静具体设计和拟定凡例、选目、选篇及版本要求、撰写要求等，夏静根据体例撰写了样稿。其次，经过几次集体讨论，正式确定了读本的编写体例、选篇目次及工作程序。成稿之后，又由夏静专门对书稿进行了审读、统合、修改。交付出版社之前，党圣元、夏静再对全稿进行审定。本读本的作者，都长期在高校文学院从事古代文论研究与教学工作，均具有较为突出的研究实绩和丰厚的教学实践经验。读本具体分工如下：

导论：党圣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先秦两汉：肖锋（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魏晋南北朝：夏静（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贾奋然（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

隋唐五代宋金元：杨新平（西北大学副教授）；

任竞泽（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明清：陈志扬（华南师范大学教授）；

李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在读本的编写过程中，曾参考和吸收了不少同行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说明，并致谢意。由于我们学识有限，缺点错误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