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郑语（节录）

公[1]曰：“周其弊乎？”对[2]曰：“殆于必弊者也。《泰誓》[3]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4]，而近顽童穷固[5]。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6]，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7]，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8]，平八索以成人[9]，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10]。出千品，具万方，计亿事，材兆物[11]，收经入，行姟极[12]。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经入以食兆民，周训而能用之[13]，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14]，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务和同也[15]。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16]。王将弃是类也而与剸同[17]。天夺之明，欲无弊，得乎？”

《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作者简介】

关于《国语》的作者各家看法不同，争议颇多。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著。”认为是左丘明将《左传》剩余材料编为《国语》。晋代以来，诸多学者对此提出疑义，傅玄在《左传·哀公十三年》正义中提出疑问，其后，宋人刘世安、吕大光、朱熹，清人尤侗、皮锡瑞等亦对左丘明为《国语》作者提出了疑问。从《左传》与《国语》内容、体例对比来看，二者在相关材料的处理上各有侧重，近代大体皆认为其非出自一人之手，比较倾向于是瞽史的作品。

【题解】

《郑语》中节录的文字主要是郑国史官伯评论周幽王能听取不同意见，他以史官特有的历史纵深感和宏观概括能力从哲学高度对事物的产生、发展的根本规律作了系统阐述。中心思想是“和”，即不同事物的对立统一。但又强调“和”与“同”的区别，主张和而不同。这种“和”的思想不断发展，到后来成为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一个重要范畴。

【注释】

[1]公：郑桓公，名友，周宣王之弟，始封于郑。周幽王八年（前774）为王室司徒。[2]对答者乃史伯，即伯阳，是当时西周的太史。[3]《泰誓》：《尚书·周书》篇名。[4]角犀：额角入发处呈现隆起之状。丰盈：人面颊丰满。古人认为有这两种面相是忠良正直的人。[5]顽童：愚昧无知者。穷固：鄙陋、僵化之人。[6]以他平他：相互矛盾的因素经过斗争之后达到统一。他：对立的事物、因素。[7]以同裨同：以相同的事物、因素相互弥补。裨：补。[8]七体：七窍，指耳目口鼻等七孔。役：劳役、服务。[9]八索：指八卦在人体上的对应部位。《周易·说卦》：“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10]九纪：人的内脏，即心、肝、脾、肺、肾、胃、肠、胆、膀胱。十数：社会中人分十等，即王、公、大夫、士、皂、舆、隶、僚、仆、台。百体：百官的下属。[11]品：品类、物类。材：通“裁”，裁定。兆物：万物。[12]经：十兆。姟极：最大的数字。姟：又作“畡”，十经。[13]周训：忠信之德的训导。[14]有方：泛指诸侯各国。[15]务合同：努力达到和谐而不是苟同。[16]物一不讲：同一种物材无法进行建筑。[17]剸同：即凭借强权压制、取消对立面的意见，造成一种表面上的一致状态。剸：专制、专断。

【讲疏】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全书共21卷，分《周语》《鲁语》《齐语》《晋语》《郑语》《楚语》《吴语》《越语》8个部分，《晋语》最多。全书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记述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和君臣、贤哲、时人约500年间的言论，因其内容可与《左传》相参证，所以有“春秋外传”之称。《国语》重“言”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诸子的散文及后世议论散文的风格，而重“史”的特征则对后世的历史演义有多重影响。

《郑语》中的史伯在论述时提出了“和”，强调了“和”与“同”的不同，“和”是不同事物在一起和谐共存，“同”则强调万物一致，是一种机械的思想，如果“去和而取同”，则会“不继”，因此要和而不同，才能发展。史伯提出了“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将“和”与“同”相对比进行论述，“和”强调的是辩证统一，“同”则是单一无变化，所以强调“和而不同”，这才是最高境界。史伯“和”的思想在后世得到充分补充和发展，孔子、师旷等人都有论述，战国时荀子也有发挥，对后世文论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解读】

和同

“和”与“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命题及范畴，最早见于《国语·郑语》史伯与郑桓公的对话：“去和而取同。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并非事物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事物之间矛盾的有机统一，是“以他平他”，即事物间的差异性统一，“同”则要求影响事物变化的各种因素之间相互协调进而达到某种均衡和统一；“和”可视为某种手段和方式，而“同”可视为最终结果。就具体美学意义上而言，则表明当时的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美是和谐多样的统一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单一的声音不能组成和谐的乐音，单一的色彩不能形成物体色彩的丰富性，由此产生美学及文论上的概念范畴，如轻重、缓急、清浊、高下、哀乐、刚柔等。从先秦时期“和”的基本含义出发，儒家和道家分别确立了“和”作为社会和人格的理想境界，并为后世“和”的美学范畴奠定了基础。

【相关知识链接】

儒家的“和”兼及矛盾对立的两端，强调在阴阳对立统一中取得某种平衡，“刚柔发散，变动相和”（《周易·说卦》），儒家的“和”相对而言，比较偏重“持中”，强调一种对事物居中不偏的主体态度，反对偏执一方、极端化，在此基础上，儒家将“和”视为万物生成的有效机制，并进一步同“仁”结合，赋予其人伦原则，而“礼”是其具体表现形式，反映在文论上，儒家建立了“思无邪”的伦理批评主张，要求作家以礼为衡量标准，发乎情止乎礼义，情感要中和，做到“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从而使对立的审美和谐统一，做到文质相映、尽善尽美，反对偏执、走向极端。

与儒家相对，道家的“和”则建立在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自然观念基础上，以“道”为本，“道”即为“无”，认为纷繁对立的事物只有统归于“道”，方能达到最高的“和”——天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道家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主体无差别的境界，依赖于人的清静无为，主体静养，潜心修德，摒弃外在事物的干扰，从而达到“至美”和“至乐”的物我一体的至高境界，而由此形成的“物我”说则充分影响了后世的意境理论。

《国语》现存最早的注本，是三国时吴国韦昭的《国语解》（其原序中提及东汉以来各家注本均已散佚），有天圣明道本（宋明道二年取天圣七年印本重刊）和公序本（宋代宋庠《国语补音》本，庠字公序，故称）。现存《四部备要》排印清代士礼居翻刻本为明道本，其后有清代洪亮吉《国语韦昭注疏》、汪远孙《国语校注本三种》、董增龄《国语正义》及近人徐元诰《国语集解》等版本。

【延伸阅读】

《楚语上》中伍举论台之美，“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古代的美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