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公二十九年(节录)
吴公子札来聘[16],见叔孙穆子[17],说之[18]。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19]”请观于周乐[20]。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21],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22]。然勤而不怨矣[23]。”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24]!忧而不困者也[25]。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26],曰:“美哉!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27]?”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28]!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29]?”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30]?”为之歌《魏》,曰:“美哉!沨沨乎[31]!大而婉,险而易行[32],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33],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郐》以下无讥焉[34]。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35]?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36],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37]。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38],盛德之所同也。”见舞《象箾》《南籥》[39]者,曰:“美哉!犹有憾[40]。”见舞《大武》[41]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见舞《韶濩》[42]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43],圣人之难也。”见舞《大夏》者[44],曰:“美哉!勤而不德[45],非禹其谁能修之?”见舞《韶箾》[46]者,曰:“德至矣哉,大矣[47]!如天之无不帱[48]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49]矣。观止矣[50],若有他乐,吾不敢请已。”
阮刻《十三经注疏》本
【作者简介】
关于《春秋左传》的作者,历来都认为是左丘明。他同时还被认为是《国语》的作者。但关于他个人的身份及所处时代,汉代已经存在较大争议。其生活的时代为公元前约502年至公元前约422年。关于其姓名,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单姓左,名丘明;还有的则认为他姓丘,名明,因其世代为左史,所以人们尊其为左丘明。
【题解】
《成公十四年》中的这段文字,在《昭公三十一年》也有类似表述:“故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是以君子贵之。”这两段文字主要论及了《春秋》的写作手法,即“《春秋》书法”,又称为“《春秋》笔法”,君子所推崇的《春秋》的五个方面,后来成为史书写作的楷模,亦成为诗文写作中的最高追求。
《襄公二十七年》中郑伯和赵孟的这段对话,提出了赋诗言志的思想。从《尚书·尧典》“诗言志”到此处的“诗以言志”,诗的功用范围变大,由个人向社会扩展。
《襄公二十九年》,季札在鲁国欣赏了周朝及相传夏、商各代的乐舞,把乐舞作为社会政治的象征加以评论,开后代以政治论文艺之先声。
【注释】
【讲疏】
《春秋左传》又称《左传》《左氏春秋传》《左氏春秋》,与《春秋穀梁传》《春秋公羊传》合称“春秋三传”,是配合《春秋》的编年史。《左传》内容庞杂,强调秩序的建立与宗法制度,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思想倾向。
《成公十四年》中提出了后世称为“春秋书法”“春秋笔法”的重要概念。自孟子开始,后世儒家赋予《春秋》种种褒贬善恶、微言大义等深刻意蕴,开始了对《春秋》“义例”“微言大义”“书法”的发掘,从而形成了贯穿两千年《春秋》学史的“春秋笔法”。
《襄公二十七年》,鲁襄公时,“赋诗”之风盛行,用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也随之流行,本文中提到诗以言志,是借诗中表达的某些内涵思想来表明自己的心志,灵活运用于邦国外交中,是诗歌作用由个人向社会扩展的表现。
《襄公二十九年》中季札评论音乐的好坏与否主要看其是否“和”,即是否适度。他用“大”来评价音乐,“大”是先秦时期评价体系中的最高概念,意为崇高、伟大。这种“大”包含了真善美等一切美好的东西,不作道德和审美上的区分。而季札在此把“大”和“美”分开用于不同的作品,是侧重于“大”的审美品性。季札在评论音乐时提出“哀而不愁”,强调感情要适度。哀来自自然情绪的变化,但如果过度,成为伤或愁,就会产生负面效果,轻则影响人们身心健康,重则会扰乱国家社会秩序。
【关键词解读】
春秋笔法
“春秋笔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指孔子修订《春秋》诸如“笔则笔,削则削”(《史记·孔子世家》)、“以一字为褒贬”(杜预《春秋左传序》)、“直书”“微言”等相关书写原则,广义上指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文字,亦称为“春秋书法”“书例”“义例”“凡例”“义法”等。自孔子修订《春秋》以来,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等义例之探讨,代不乏人。
赋诗言志
指春秋时期的士大夫在日常社会生活、政治、外交等活动中,援引、发挥《诗经》的诗句来作为阐发自身理论的重要依据,并委婉地传递出自己想法的行为。在引诗的活动中,体现出引用者对《诗》语词的重视,其对政治实用性的强调,影响了后世正统文学观念的形成,在引诗中所采用的隐喻和象征等手法,则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和鉴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相关知识链接】
关于“春秋笔法”,钱锺书指出:“《春秋》之‘书法’,实即文章之修词。”“春秋笔法”可视为我国修辞学的源头和起始,主要是指孔子通过笔削《鲁春秋》来达到弘扬微言大义的目的,笔削是手段,大义是宗旨,而“乱臣贼子惧”则是效果。就文辞的范围来而言,其一,字词层面,即《春秋》主要表现在对字词的选择和准确使用。如“《春秋·僖公十六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陨石于宋五”五个字表达了一个闻、视、察、数的认知过程,“六鹢退飞过宋都”则表达了一个见、视、察、徐而察的视觉过程。它们都包含着认知事物的逻辑先后顺序,符合人的认知过程。其二,句法层面,即句式的变化、句型的选择、句子之间的衔接、句式的语气等,如“《春秋·僖公二十二年》: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八月丁未,公及邾师战于升陉,我师败绩。邾人获公胄,县诸鱼门”。僖公二十一年,邾国灭须句,须句子出奔鲁国。因为僖公母亲,即庄公之妾成风的娘家是须句,僖公遂于二十二年春讨伐邾国,并占领了须句,让须句的国君回到了自己的国内。邾国于是借须句的原因出师伐鲁,而僖公却认为邾国是小国,十分轻视它,八月八日两军在升陉交战,由于轻敌,这次战争即使是僖公亲征,鲁国仍然战败了。而邾国则获得了僖公的头盔,并把它悬挂在本国的城门上,可见当时僖公战败的狼狈情形。这里的记述采取了内讳的手法,并没有明确指出僖公战败,该句在句式上省略了主语“公”,此句完整的句式当为《左传》所说的“公及邾师战于升陉”。主语“公”的省略完全是为了内讳的目的,不书主语“公”则显然达到了特殊的修辞效果。其三,段落层面,句子组成段落,由是则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的承接关系问题,如:“《春秋·隐公四年》: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九月,卫人杀州吁于濮。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州吁弑君即位之后,在一年之内先后两次伐郑,而这正好回应了《左传·隐公三年》所云州吁“有宠而好兵”之语,形成了前后呼应。其四,篇章层面。段落组成篇章,由是则有相关谋篇布局的讲究,这些包括材料的选择组织,开头与结尾,采用何种表现方式,如分析与综合、详略之分、顺叙、倒叙、补叙等叙述方式的运用。“春秋笔法”除了对后代史书写作产生重大影响外,对后世文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经学的思维方式,影响了后世诸多文论范畴,如隐秀、简晦等概念的形成,涉及“诗与史的关系”“尚简用晦”“修辞与风格”等诸多方面,对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诸多文体的创作和鉴赏产生了重大影响。
《春秋左传》的主要注本有晋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宋吕祖谦《东莱左氏博议》,明王道焜和赵如源的《左传杜林合注》,清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惠栋《左传补注》、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以及当代学人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等。
【延伸阅读】
《襄公二十八年》中的“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对我们理解春秋时期灵活理解段意、句意,不考虑全篇之意的用诗规则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