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四行体：世界性抒情诗体

十四行体（Sonetto），源出普罗旺斯语Sonet，起初泛指中世纪流行于民间、用歌唱和乐器伴奏的短小诗歌。在西方中古文学中，法国南方的普罗旺斯抒情诗是骑士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内容与手法上深受民间诗歌的影响，在11世纪到13世纪间十分流行，十四行诗即是其中的一种。由于普罗旺斯处于地中海海滨，紧邻意大利，因而对意大利产生了明显的影响。13世纪初期，意大利“西西里派”诗人雅科波·达·连蒂尼最先采用了这种诗式，并使之具有了严谨格律。十四行诗有固定的格式，它由两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两节四行诗，后一部分是两节三行诗，每行诗句通常是十一个音节，用抑扬格，每行末尾押韵（ABAB ABAB CDC DCD）。13世纪后期，包括但丁在内的意大利“温柔的新体”诗人继承了普罗旺斯抒情诗和“西西里诗派”传统。十四行诗的运用由抒情诗领域扩及叙事诗、教谕诗、政治诗、讽刺诗等，韵式逐渐变化为ABBA ABBA CDC DCD，或ABBA ABBA CDC EDE。14世纪初期，彼特拉克写下包含三百多首十四行诗的《歌集》，以浪漫的激情、优美的音韵、多彩的色调，表现人物变化而曲折的感情，注入了新的人文主义思想，确立了这一格律诗体的地位。十四行诗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繁荣兴盛。诗人梅迪契、米开朗琪罗、博亚尔多、塔索等，都是优秀的十四行诗人。其后，它又成为“马里诺诗派”“阿卡迪亚诗派”喜爱的体裁。早期浪漫诗人破除传统束缚，追求自由不拘的诗歌形式，十四行诗一度被冷落，但19世纪后期又得到复兴，卡尔杜齐、邓南遮等均留下佳作。

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下，十四行诗传入法、英、德、西诸国，并适应各国语言的特点，产生了不同的变体。16世纪初叶，萨里、华埃特把十四行诗介绍到英国，诗式演变为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韵式是ABAB CDCD EFEF GG，之后在这种类型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变体。16世纪末，十四行诗成为英国最流行的诗体之一，产生了像锡德尼、斯宾塞这样著名的十四行诗人。莎士比亚丰富和发展了这一诗体，他的十四行诗体（又称伊丽莎白体）也由三节四行诗和一副对句组成，以形象生动、结构巧妙、音乐性强、流转自如为特色，常常在最后一副对句中概括内容、点明主题，充分表达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怀。以后，弥尔顿、华兹华斯、雪莱、济慈等也以写作优秀的十四行诗而在世界诗坛享有声誉。

在现代，十四行体随着欧洲文明流播到世界各地，成为一种世界性抒情诗体。世界著名的十四行诗有：意大利彼特拉克的《歌集》，英国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集》、锡德尼的《爱星者和星星》、斯宾塞的《爱情小河》、白朗宁夫人的《葡萄牙人十四行诗集》、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蝈蝈与蛐蛐》、拜伦的《咏锡雍》、奥登的《战争时期》，俄国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甘扎托夫的爱情诗集、莱蒙托夫的《唐波夫的金库主任夫人》，法国波特莱尔的《穷人的死》、魏尔伦的《我熟悉的梦》，德国歌德的《自然与艺术》、格吕非乌斯的《哀祖国》，智利米斯特拉尔的《死的十四行诗》、巴勃罗·聂鲁达的《一百首爱情的十四行》，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的《十四行诗集》，以及美国朗费罗的《黄昏》等，德国的里尔克、英国的弥尔顿等也有优秀的十四行诗存世。不仅在历史上产生过大批优秀的十四行体诗人，当代世界一批著名诗人仍在用十四行体抒唱着他们的生活、思考和感情。

20世纪20年代初，我国诗人开始把十四行体输入中国，近百年来数百位诗人写下了数以万计的汉语十四行诗，十四行的各种体式在中国都有成功之作。“啊，温柔的彼特拉克的桂冠，/蜜似的十四行，打诗人手里，/我接过这火把，高高地举起，/我要拿常春藤编我的喜欢。”唐湜在《芦笛》中的这种抒唱，反映了中国诗人写作十四行体诗的浓厚兴趣。

关于十四行体与中国诗歌的关系，历来有一个争论，即十四行体与我国古诗是否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1979年，杨宪益在《读书》发表文章，认为在欧洲流传甚广且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十四行体，有可能是由中国经古大食国，即今之阿拉伯国家传入意大利的。文章列举出如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等作品予以说明，结论是：“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十四行诗这种歌谣形式是从我国经过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去的，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有趣的假设。”[2]对这一假设，以后不少学者作过补充论证，如郑铮在《试论十四行诗的移植与继承》中，就单列“中国的‘十四行诗’传统”一节，列举了从《诗经》到古风到律绝诗体的发展，说明“我国的‘十四行诗’有着长期发展的历史和成就。初唐时，包括‘十四行诗’的古风成了最普遍的诗歌体裁，后来又出现了格律更严的律诗，在整个唐、宋二朝，它们都是最流行的诗歌形式”。他的结论是：“由于战争，在十一到十三世纪中，中国和欧洲文化有了更多直接接触的条件，因而当时出现的法国普罗旺斯骑士抒情诗和意大利最早出现的十四行诗，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十四行诗也有从中国传入欧洲的可能，如果能证明这一点，那么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就将会增加一条有力的纽带。”[3]联邦德国《维克特博士在授予冯至教授国际交流中心“文学艺术奖”仪式上的颂词》里也说过：“目前甚至有种新的说法，说十四行诗也是从中国经由波斯传入西方世界的。”[4]刘立军、王海红在《西方十四行诗或起源于中国律诗》中认为，鉴于中国律诗和西方十四行诗在出现年代上的时间差，两种诗体的相似性以及中西文化的交流史实，西方十四行诗具有源于中国律诗的可能性。[5]当然不少学者反对此说，认为它是十四行诗研究的“误区”，如王金凯论证：从结构看，李白的《花间一壶酒》不是一首十四行诗；从语言亲缘关系看，十四行诗由中国传入意大利的可能性不大；从传播途径看，十四行诗“从我国经阿拉伯人传到西方去”的说法不可靠。他的结论是：“那么十四诗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根据笔者手头掌握的资料可作如下推测：意大利十四行诗可能是由西西里一种最古老的、叫做Str-ambotto的诗歌发展而来的。这种诗最初在民间流行，通常只有一节，或八行，或六行，每行有十一个音节。十四行诗最初的创作者或许把八行和六行连在一起并流传了下来，在流传的过程中诗人们把十一音改成了更整齐、节奏更统一的十音节，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十四行诗的形式。这种形式从结构上看更加合理、容量更大、更富表现力。”[6]

笔者无意介入这种争论，正如我国许多学者证明的，十四行体与我国古代的律绝体在审美诸多方面有着契合之处，这是客观存在的。宗白华说过，十四行体“这节奏、这旋律、这和谐等等，它们是离不开生命的表现，它们不是死的机械的空洞的形式，而是具有内容、有表现、有丰富意义的具体形象”。“所以诗人艾里略说：‘一个造出新节奏来的人，就是一个拓展了我们的感性并使它更为高明的人。’又说：‘创造一种形式并不是发明一种格式，一种韵律或节奏，而也是这种韵律或节奏的整个合式的内容的发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并不仅是如此这般的一种格式或图形，而是一种恰是如此思想感情的方式’，而具有着理想的形式的诗是‘如此这般的诗，以致我们看不见所谓诗，而但注意着诗所指示的东西’。这里就是‘美’，就是美感所受的具体对象。”[7]这是个重要的思想，是研究十四行体移植于中国的思想指导。具有世界性的十四行体，在一定程度上积淀了东西文化中某些共同相通的审美因素。人类的生命活动相通，十四行体既是欧洲人又是整个人类审美心理的某种合式的表现，这就是十四行体能够成为世界性诗体的内在根据，也是我国移植十四行体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我们不必争论该诗体源自我国还是域外，我们确证的是：经过近百年努力，该诗体已经转徙成为我国的新诗体，这是中国诗人对世界文化做出的重要贡献，也为各国文化交流提供了有益经验。因此，研究十四行体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才是一个更具现实意义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