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华文化的地理环境

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中比较沿海与内陆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不同影响时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面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利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濒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从历史而论，任何一种文化在演进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地理环境的制约与影响。因此而论，地理环境是文化创造的自然基础，是文化发展的历史舞台。而各个民族面临不同地理环境下的生存挑战，正是民族文化发展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列宁指出：“地理的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决定着经济关系的以及随着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

欧洲地理学派创始人孟德斯鸠在其著《论法的精神》中认为，地理气候环境对于不同民族文化性格与精神的形成有着决定作用。如他说：“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就像青年人一样勇敢”，因此“你将在北方气候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欲望产生各种犯罪，每个人都企图占别人的一切便宜来放纵这些情欲。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与品德也一样无常，因为气候的性质没有充分的决定权，不能把它们固定下来。”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将人类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简单地归因于地理环境，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社会的进程以及文化精神，是一种理论的偏颇和失误。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地理环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一种文化是文明还是野蛮，是先进还是落后，是清新灵动还是僵化沉重，除了地理环境因素外，人文的作用更是不可或缺的。普列汉诺夫指出：地理环境主要通过生产力，通过社会组织影响社会的发展；只有根据自然和社会、地理环境和生产方式相互影响的观点才能正确了解地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辩证思想角度而论，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影响主要有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间接的方式就是地理环境对民族文化发展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这一中介来实现的。人们通过自身积极力量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活动，逐渐地将地理环境转化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故地理环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这种影响是要通过各民族自身的活动才能实现的。因为除地理环境外，民族文化发展还受到包括生产方式、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文化习俗等在内的社会环境之影响。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我们不应把自然界估量得太高或者太低：爱奥尼亚的明媚的天空固然大大地有助于荷马史诗的优美，但是这个明媚的天空决不能单独产生荷马。”

早在五千多年前，亚洲东部的黄河、长江流域已经孕育着中华文明的萌芽，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发展有着这片辽阔土地自然地理环境的深刻烙印。钱穆《中华文化史导论》在比较古代四大文明发源地时指出，古代中国同埃及、巴比伦、印度具有不同的特征之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地理环境，“古代文明在小地区的肥沃区域里产生……独有中华文化因苦瘠而较广大的地区产生，因此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而在其文明生产过程中，社会内部亦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的确，由于中国国土辽阔几与欧洲面积相等，在气候上南北跨度达30个纬度，横跨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南方暖湿而北方寒旱；地形西高东低，多山地丘陵（约占全国总面积的69%），陆地平均高度是全世界陆地平均值的两倍，属于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复杂的国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就指出：“人类在这里（指黄河中下游平原）所要应付的自然环境的挑战就要比两河流域和尼罗河的挑战严重得多。”在四大文明发源区域中，黄河流域的气候偏寒，黄河落差又极大，流经土壤疏松的黄土高原带走许多泥沙，这使黄河经常泛滥，甚至改道。黄河的径流量只占全世界总径流量的0.16%，而年输沙量16亿吨却占全世界河流总输沙量的16%，含沙率和输沙总量均居世界首位。黄河中下游平原地区虽是农业发祥地，但由于铜铁矿资源较少，使金属农具的使用远晚于其他文明。如公元前四千年左右，古埃及尼罗河流域已使用铜制锄、刀、斧，进入金石并用时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也开始使用铜制工具。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印度河、恒河流域已广泛使用铜制鹤嘴锄。公元前两千年时，小亚细亚赫梯人已使用铁犁，其冶铁术还传入南欧古希腊等地，从而拉开了以铁制剑、斧、犁为标志的“英雄时代”的帷幕，然黄河流域直到夏代（约前21-前16世纪）才出现铜器，直到春秋时期（前770-前476）青铜还很珍贵，只能用来制造礼器和兵器，很少用来制造农具。而《诗经·噫嘻》中所谓“十千维耦”，意指以人力进行耕作，说明在农业上使用畜耕也明显晚于其他文明地区，约春秋中后期牛耕才有所普及。现今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中大量武器也绝大多数为青铜制造，很少有铁制的。正是在这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影响和作用下，促使上古先民们必须依赖较大的氏族部落群体力量方能生存发展，并且群体力量越强大，应付自然环境挑战而生存发展的机会也越多。因此在中国的上古时代传说中，从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以及炎黄联盟战胜蚩尤部族，直至黄帝实现黄河流域各部族的联合统一，人们看到的不是血缘部族的分化和解体，而是血缘部族的不断强化以及在此基础上融合成更大的社会联合群体。这一社会特征，对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中国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自然基础

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是三面深入亚洲大陆腹地、一面是大海的地理环境。其格局为西北是高原沙漠戈壁，西南是高山峻岭，东面濒临沧海，四周的自然屏障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地理单元。而这一特殊的生存空间与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与作用。费孝通曾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指出，东亚大陆“四周有自然屏障，内部有结构完整的体系……这一片地理上自成单元的土地一直是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而民族格局似乎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这就是说，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各族群之间存在的一种天然联系。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进程可以划分为三步：“第一步是华夏族团的形成，第二步是汉族的形成……从华夏核心扩大而成为汉族核心”；第三步则是在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以汉族为核心实现了农业区的统一，北方游牧区形成了以匈奴为核心的统一体，“这两个统一体的汇合才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进一步的完成”。中华民族各族群的起源是多元的，然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被称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就是因为这些民族群体不仅是生活在中国这一相对独立的地理生态系统中的共同主人，并且这些民族群体在这一地理生态系统中并非各自孤立发展，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密切交往乃至血缘的不断交融中不断分化、融合和发展形成的。尤其是这些民族群体围绕着居住在这地理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具有悠久、浓厚和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群族——华夏族和汉族集团，形成了具有强大向心力、凝聚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实体。而华夏族——汉族之所以能成为中华的核心民族与主体民族，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们是生活在适宜于农业生产发展的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即中原地区）及长江流域，形成和发展了农业民族所特有的先进发达的农业文明，从而使自身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军事始终处于领先的优势地位，并在文化方面具有主导作用并积极影响了周边的民族群体，逐渐使他们在多次的民族大融合中，融入到华夏族和汉族之中。这一方面正如费孝通所指出，中华民族这个统一体经常在发展，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另一方面，这不仅促使中原地区成为整个华夏文明和汉文化的中心，而且农业文化的安土重居与以农为邦本、国本的意识以及强烈的乡土和疆域观念与必须建立统一政府的要求，也成为多民族统一凝聚力、向心力和稳定性的坚实基础。

第二节　中国地理环境对中华一统趋势具有重要影响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名著《法兰西的特性·空间和历史》中说：“事实上，我力图解释的乃是法国的历史和领土之间多种多样、错综复杂、难以把握的关系；领土容纳着和承载着历史，以一定的方式解释历史，尽管还远不可能对历史作出完美的解释。”由于中国地理环境是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或一个环境区域，局部地区的差异性一般受到整体所具有的统一性制约；对外交往阻碍较多，内部交往则相对便利，故中华民族都关注内部交往，热衷于向内发展。在这种自然的内向性作用下，促动了民族的大融合以及文化共享的和合性、交融性和文化的多元统一。同时，中华周边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原环境的相对完整性、易达性，尤其是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民族核心华夏族和汉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域，不仅使其较发达的文化成为民族凝聚力和稳定性的基础，而且有利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统趋势。从《禹贡》按照华夏形势将全国分成九州，《尚书·尧典》中“光被四表”“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到《诗经·小雅》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从孟子说天下必将“定于一”到荀子称“四海之内若一家”；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在全国推选郡县制与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等政策措施到封建中央皇朝“四夷咸宾”“万国来朝”的思想意识，皆使统一政治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层观念和思维方式。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是这一历史传统发展的必然结果。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统一观念和多民族统一趋势，中国地理环境影响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华文化多样性的构成

中国早已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而不是任何一个特定民族的国家。这种民族群体的交流与渗透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文化方面形成了中华各族群之间各种内在的或潜在的共性，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厚文化基础。然而中国广博辽阔的土地上，自然地理环境面貌迥异。从西北的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和戈壁沙漠到西南的云贵高原、十万大山；从长城以北的内蒙古高原与大草原到长城以南的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的丘陵平原地带；从东北的大兴安岭到南海的曾母暗沙等等，自然气候千差万别，地形地貌彼此不同，构成了多种生活与生产方式、多种文化纷呈的多元生态文化圈的物质基础。据考古学统计，从公元前六千年起至公元前两千年，中国各省区发现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有七千多处。如黄河中游地区的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黄河下游地区的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青龙泉文化；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崧泽文化以及燕山南北的红山文化等，都是著名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上古时代的部落联盟，如华夏炎黄联盟、东夷联盟、西南苗蛮联盟、西北羌狄联盟等，都是通过征伐、兼并、融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形成的各具文化特色的民族集团。迄至商周时期，由于地区性多元文化的发展以及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区不仅表现出不同的风俗习惯，而且形成了区域性的民族性格和精神风貌。如《晏子春秋》谓：“古者百里而异习，千里而殊俗。”而《荀子》言：“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指的就是入乡随俗。如果说地理环境是民族文化的摇篮，那么地理环境同样也是民族性格的熔炉，不同的地理环境就会孕育和熏陶出不同区域的文化性格。《礼记·王制》记载：“王使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即通过搜集、整理诗歌以体察各地的风土民情。《诗经·国风》会集了十五个地区的诗歌，生动地呈现了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特征。及至汉代，班固《汉书·地理志》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其记载：秦地人好稼穑、务本业，以力气为上，以射猎为先；河南殷墟人性格刚强、多豪杰，喜相侵夺，薄于恩礼；晋地人深思俭陋；周地人巧伪趋利；晋北戎狄等地人慷慨悲歌，好作奸巧；齐地人舒缓迂阔，奢侈夸诈；鲁地人长幼相让，尚礼义，重廉耻；宋地人性格重厚，多君子；卫地人性格刚武；楚地人怯懦偷生，信巫鬼，重淫祀；汝南人性格急剧，有气势；吴越人好勇轻死等等。这些区域性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正是中华文化及其精神的源泉。中华文化内涵之所以博大深邃、璀璨夺目，正是这些区域性民族多元文化交融、会集的成果。

由于自然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的双重影响，中国地域文化的特征也十分显著。在古代学术思想方面，《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即以地域作为学派的标志。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地域的差别，就产生了邹鲁文化、荆楚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四种文化类型。各个学派的流传分布，往往也有其地域特点。如先秦思想史研究者所述，如儒墨以鲁国为中心，而儒家传播于晋、卫、齐；墨家则向楚、秦发展。道家起源于南方原不发达的楚、陈、宋。楚人还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巫鬼宗教，同样在北方偏于保守的燕国和附近的齐国，方士也很盛行，后来阴阳家就在齐国发展起来。法家主要源于三晋。周、卫位于各国之间的交通孔道，是商业兴盛之区，先后产生了不少专作政治交易的纵横家。由此可见，自然地理环境对风土民情、地域文化的影响不可忽视。

第四节　中国地理环境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和封闭性

错综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为中华文化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空间，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和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所具有的封闭性，使以陆路交通为主的古代时期的中华文化几千年中一直未受到外部力量或异质文化的毁灭性冲击。与外部世界的相对隔离，使中华文化传统长盛不衰，既能以自身独立的姿态保持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又通过在内部环境系统中完成的统一，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与伦理观念。然而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以及先进和稳定的农业社会文明，使先秦以来的中国人均将中国视为天下的中心来构想世界的格局。在中国先民的观念中，中国的礼仪文化及其价值系统是普天之下都应奉为楷模的文明形态；天下由中国与四夷即东夷、南蛮、西戎、北狄所共同构成；中国的朝廷是“天朝”，中国的皇帝是“天子”。《尚书·大禹谟》中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无怠无荒，四夷来王。”这是治理天下的理想境界。“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覆载。”这种构想一方面为中国长期维持大一统政治局面奠定了思想基石；另一方面在这种思维方式、文化心态和认知理路下，中国古人最为关注的是“华夷之大防”和“用夏变夷”，容易囿于唯我独尊、自我中心、自我陶醉、自我封闭的观念和文化优越感中，丧失对外积极开拓进取的动力与精神。中国人生活于大陆民族的文化圈中，近代终落伍于海外列强。汤因比曾言：“没有好奇心的创造性的激动，历史上最熟悉和给人印象最深的纪念物纵然演出了它们感人的哑剧，也不会发生影响。因为它面对的观众的眼睛是视而不见的。没有像挑战一样的应战，就不会产生创造性的火花。”清朝时期，乾隆皇帝在接见英国赴华贸易通商使团代表马戛尔尼时，仍秉持农业社会自然经济自给自足和专制统治的心态高论道：“天朝无所不有，原不管外洋货物以通其无。特因天朝产茶叶瓷器，是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正因中国古代缺乏睁眼看世界的开阔视野，缺乏外部力量的冲击与刺激，也就必然缺乏走向世界的冲动欲望。从世界文明发展史而论，一种文化如缺乏外部环境的巨大刺激，就不能与其他文化产生全面的交流、挑战和冲撞，其发展和嬗变的步伐往往会沉重迟缓，其历史进程往往富于积累性的渐变和量变，而难以产生飞跃性的突变和革命性的质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一向认为，环境改造人，人也改造环境。恩格斯指出：“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中国各民族对其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并非多是消极被动的，也有许多积极能动的实践。所以在理性审视与正确把握地理环境因素与人文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在认识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和作用时，应肯定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对地理环境改造的积极动力和创造性、主导性作用。重视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规律，重视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当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