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与日本樱美林大学的学术交流（1998-2015年）
李 玉 张 平
北京大学与樱美林大学的学术交流始于1998年，当年12月10-11日举行了首届樱美林大学·北京大学学术会议，此后几乎每年都要举办两校学术会议，至2015年已举办了15届。
从1998年至2015年间两校的学术交流主要体现在学术会议上。在已召开的15届学术会议上，学者们共发表论文120篇，这些论文按研究领域区分，“中日关系与共生”23篇、“中日的环境保护”35篇、“中日教育”19篇、“新时代的新人文主义”7篇、“中日文化交流”29篇、“其他”7篇。发表这些论文的学者有66位，其中樱美林大学教授30位，北京大学教授27位，东京大学教授4位、庆应大学教授1位、筑波大学教授1位、拓殖大学教授1位、同志社女子大学教授1位、东京水道局管理者1位。
这一期间内出版了三辑会议的论文集，即《建立新的日中关系的建言》（2004年3月）、《思考日本与中国的三个视点：环境·共生·新人文主义》（2009年9月）和《从教育、环境、文化思考日本与中国》（2014年12月），这三辑论文集共收入论文90篇。
已举办的15届学术会议的总主题是“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这个总主题具有共同性和连贯性，而维系这个共同的、连贯的主题的就是“新人文主义”“共生”和“环境”三个主题词。
第一个主题词“新人文主义”是由时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现已去世的何芳川教授倡议的。何芳川教授指出，伴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过去的人文主义逐渐衰退，人们的精神生活变得贫乏。与此同时，拜金主义与道德颓废等各种问题日趋表面化。这些由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新问题，只能从道德、伦理、人文等方面加以解决。为此，他认为，大学必须追求和树立与科学精神相协调的新人文主义，并使其成为向社会输送有关信息的基地。同时，必须努力培养这样的人才。
何芳川教授说：“人们的生活物质上可能变得富裕，但精神生活可能变得贫穷。人们可能很方便地周游世界，却同自己的近邻形同陌路。人们可能到达月球，却到达不了亲友的内心世界。可能更加在熙熙攘攘的人生旅途上感到空前的孤独与寂寞，就像离群索居的鲁滨孙一样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望尽天涯……”由此，他指出，相对于物质丰富的精神贫乏现象倘若长此下去，其危险是令人担忧的。
第二个主题词“共生”是由樱美林大学佐藤东洋士校长提出的。与何芳川教授一样，对于丰富的物质文明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问题，佐藤校长的视线聚焦于人们之间的争论。他指出，20世纪科学的进步，始于莱特兄弟飞行试验的成功，直至发展到人类可以到宇宙里建设居住空间。生活物资变得富足，人们可以享受空前的消费生活。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不仅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而且不时地面对局部战争和严重的经济危机，自然环境的破坏导致人类生存状况的日趋恶化。“共生”一词本来是指各种生物共居一所、彼此分享利益而生存。如今，它在人与自然、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相互尊重、彼此互补以及利益分配等方面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含义，它必将成为推进何芳川教授倡议的“新人文主义”的确立和巩固的原动力。佐藤校长提出的“共生”的倡议对于解决人权与民族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环境问题等广泛存在的诸多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教育者时刻牢记中日关系的未来而向肩负下一代使命的年轻人提出的努力方向。
第三个主题词“环境”是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卫藤沈吉先生提出的，卫藤教授一直认为环境问题十分重要，他指出，环境破坏是片面追求物质丰富的结果，也是实现“共生”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诸多问题中具体的、最重要的问题。探求直接的、科学的解决方法是必要的。但是，寻求文化考察、人文主义的解决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文化的发展需要充足的物质基础，而进一步支撑经济活动的自然环境也必须完备充分。如果空气不新鲜，水源不充足，就无法期望文化获得进步。因水源干涸、森林破坏造成的城市荒废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环境恶化已超越国界成为人类共同面临的威胁，中日两国必须携起手来面对这一危机。
1998-2015年的15届两校学术会议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第1届至第8届（1998-2007年），这8届会议都是围绕上述三个主题词而展开的。会议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日关系与共生”共有21篇论文。这些论文大致有如下几方面的内容。
（1）中日关系综论。卫藤沈吉的《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三层体系的中日协力构想》认为中日关系分为三层结构，即政治文化为上层结构，经济为下层结构，环境为最下层即第三层结构。立足于这一角度，他指出，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面对着共同的敌人——“环境问题”应加强合作，并提出了合作的构想。佐藤东洋士的《新的日中关系的出发点：共生》论述了“新人文主义”与“共生”的理念，指出确立新的互依、互补、互利合作的中日关系，其支撑点就是“新人文主义”。
（2）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及其未来的走向。方连庆的《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26年来的发展历程，指出中日双方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立足当前，着眼未来，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方向与大局。
猪口孝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的日中关系》回顾了自1978年以来日中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指出今后日中两国关系可能会出现更大的曲折，或许应建立一个遵循更高的共同价值观或规范的邻居关系。卫藤沈吉的《日中关系的现状与将来》从民族主义问题与文化的交流、交换、传播等角度阐述了日中关系的现状与未来。何芳川的《试论21世纪的中日文化交流的走向》则从自然经济时代——产业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视角，探讨了21世纪中日文化交流的走向，指出未来经济时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无疑会在世界和平与密切合作两大潮流下展开。猪口孝的《21世纪日中关系的展开》和方连庆的《构筑面向21世纪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都论述了21世纪的中日关系的走向和面临的问题。此外，方连庆的《全球化与中美、中日关系》和何芳川的《太平洋贸易圈与中日关系》均从不同的视角阐述了中日关系。
（3）日本的中国观与中国的日本观。寺井泰明的《从植物名称看古代日本人的中国观》通过植物名称的考证，论述了古代日本对汉语的接受方法与汉语崇拜以及从中展现的中国观。小松出的《日资企业对中国的认识》通过对在华日企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日企对中国的认识及“中国风险”。山田辰雄的《橘朴的中国观——军阀与中国革命》着重分析了橘朴（1881-1945）的中国军阀论。
王晓秋的《古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概述了古代中国人日本观的演变历程以及对日本认识的多元和多层面等特点。李玉的《加强交流，增进了解——从近两年中国公众对日舆论调查谈起》以2005-2006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为例，阐述了这一期间中日的相互认识以及两国公众舆论的状况及原因。
（4）日本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日本研究。丸山升的《日本的中国研究》着重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争期间以及战后日本中国研究的主要课题及特点。山田辰雄的《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从近代化的视角出发，提出了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方向与课题。李玉的《中国的日本研究：回顾与展望》与《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分别按五个时期（明代以前、明代、清代、中华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介绍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的日本研究及中日关系研究的概况及特点。
此外，李玉的《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和胡恒霞的《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与中日学术交流的回顾与展望》介绍了北京大学的日本研究以及与日本的学术交流。
第二部分“中日教育”共有论文5篇，探讨了中日教育的发展与作用。
何芳川的《新经济时代与大学教育的人文精神》提出了“新千年新人文主义”问题，指出在高科技发达的21世纪大学应首倡人文主义的复兴，培养和造就人文知识分子队伍。光田明正的《超越国界的人才培养》从教育改革的推进、教育的目标、教育合作、现代文明的特点等方面论述了超越国界的人才培养问题。佐藤东洋士的《日本人口动态变化对大学教育的影响》依据以往和现在的数据分析了日本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向，指出这些变化要求日本的大学教育要从根本上进行变革。远藤誉的《日本接受留学生政策及中国留学生的现状和对今后发展的考察》探讨了日本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现状、政策，存在的问题并对今后日本在接受留学生及留学生教育等方面提出了建议。彭家声的《中日留学生的交流》概述了中日留学生的交流历程，介绍了近代以来以及当前中国派遣留学生的有关情况。
第三部分“中日的环境保护”共有19篇论文。这些论文从理论与实践上探讨了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主要有下述几方面的内容。
（1）环境问题综论。何芳川的《环境保护与人文关怀》阐述了人类与自然、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阐明了环境保护理念与意识当中的人文关怀的内涵，将环境保护提高到人文关怀的高度加以认识。藤田庆喜的《环境问题和技术转让》则从技术角度谈环境问题。三岛次郎的《我们要重新考虑“大自然”——朱鹮、江豚的呼声》通过朱鹮、江豚等濒临灭绝的危机，指出如何利用地球、如何理解生活是人类需要考虑的紧迫的课题。高桥劭的《气候变化与渔业的连动关系》指出大海污染极其严重，为寻求安全的食品鱼，海洋的纯净化已是当务之急。
（2）环境问题与中日关系。何芳川的《环境保护与中日合作》指出了中国在环境保护上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中日应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合作。藤田庆喜的《从环境问题的视角看日本与中国的共生》则从地球环境、中国环境以及国际环境合作等方面论述了日中共同探讨与环境协调的“共生”模式。大喜多敏一的《日中两国对环境问题的应对之比较以及基于此的建言》通过日中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法律、大气污染、水与土壤流失、对健康和生态体系等方面的对策的比较，指出日中两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是不可欠缺的。张海滨的《环境问题与中日关系》论述了中日的环境问题缘起于发展、中日环境合作及合作关系发展的原因，指出中日环境合作是一种良好的模式。而他在《中日环境合作的展望——以本溪中日环境合作为例》中以本溪环境的治理及对策为例，展望了中日环境合作的前景。
（3）日本的环境保护。小矶明的《东京都〈环境保障条例/汽车公害对策〉的施行及事后评估——柴油机车管制和审核》阐述了日本东京都限制汽车排放的SPM（浮游粒子状物质）的历程及效果，指出汽车交通排放废气仍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坪田幸政的《根据道路环境模型制作推算引进高速道路交通系统的效果》指出今后为了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应开发新的方法测定因道路交通产生的环境负荷。土屋晋的《环境催化剂——避免“受害者=加害者”现象的贤者之石》指出将汽油机动车的废气里的硫化物等分解除掉就是机动车的催化剂，并针对环境对策中出现的问题对机动车的催化剂问题进行了论述。
（4）中国环境保护。张海滨的《中国的环境外交：世纪末的回顾与展望》从总体上阐述了中国的环境问题；曾辉的《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回顾与展望》阐述了中国环境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今后中国环保合作应注意的问题。包茂红的《解放后西安水问题的形成及其初步解决》阐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西安水问题的形成及初步解决的历程。吴为中的《土壤渗滤系统在绿色公厕的水污染控制与绿化景观建设中的示范工程研究》以公厕的排水作为研究处理对象，通过实验数据，对土壤渗滤系统在绿色公厕的水污染控制与绿化景观建设中的示范工程进行了研究。他还在《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私人汽车拥有增加等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其控制对策》中阐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汽车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高桥劭的《梅雨季节末期的暴雨——上海和鹿儿岛》介绍了上海和鹿儿岛的暴雨形成、类型和造成的灾害，并对此进行了比较研究。
第四部分“新时代的新人文主义”共有7篇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新人文主义”及其相关的问题。
佐藤东洋士的《新人文主义，以及日中共生的瞻望》指出在今天实现“共同思考、共同生存的时代”，要切实地提倡“新人文主义”，以我们的智慧培养出能够肩负今后的“共生时代”的人才。坂部惠的《处于危机中的人文主义——近现代日本的精神状况》论述了人文科学和人文主义面临的危机及其解决之策，指出进一步结合人文科学和艺术的力量，提高人性的涵养是必要的。刘金才的《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建构与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基于二宫尊德思想的启示》通过对日本德川时代的思想家二宫尊德思想的分析，论述了新人文主义的建构等问题。丰子义的《发展的功利价值与人文价值》从功利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角度论述了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人文精神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以及再现人文精神的现实途径。为田英一郎的《让东亚因“文化力”而闪光》和《再论让东亚因“文化力”而闪光》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文化力”，指出东亚共同体的最理想的光源是“文化力”。李玉的《何芳川教授关于“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的论述》介绍了何芳川在文化建设问题上的独特的见解。
第五部分“中日文化交流”共有18篇论文。这些论文探讨了不同领域的中日两国文化及其相互交流的问题，主要有下述几方面的内容。
（1）樱美林大学创始人清水安三在中国的活动。清水畏三的《樱美林创始人清水安三在北京》介绍了清水安三自1921年创建崇贞学园至1946年在中国从事的教育活动以及同中国知识界人士的交往。卫藤沈吉的《清水安三的年轻时代——崇贞学园和樱美林学园的创始人》介绍了清水安三年轻时代在中国从事教育活动的情况。丸山升的《创始人——清水安三和现代中国研究》介绍了清水安三在中国的活动及他的“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观”。
（2）中国古代戏曲与诗歌。程郁缀的《中国传统戏剧的诗化问题论要》和《古代诗歌中的友情》探讨了中国戏曲和诗歌问题：前者论述了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和形成以及它是如何受诗歌艺术影响，后者通过古代著名诗人的诗句阐明了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存在的崇尚友道、珍惜友情的传统。
（3）中国古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楼宇烈的《老子“道”的原义及其理论和实践》论述了老子的“道”“因循为用”“柔弱随时”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植田渥雄的《〈老子〉的“无为自然”及其现代意义》围绕老子的“为”和“自然”，论述了老子的自然观及其现代意义。他在《为了人类的持续发展与共生——中国古代思想阴阳五行循环论的意义》中论述了易学中的循环论与调和论及天人合一的思想、阴阳五行说、相生与相克、中国医学的再生和阴阳五行理论的可能性。仓泽幸久的《道元思想的现代意义》通过道元（1200-1253）的言行，论述了道元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4）中日佛教。楼宇烈的《佛教与现代人的精神修养》论述了现代人精神上的自我丧失和自我扩张及其根源，并阐述和分析了佛教在现代人精神修养方面的作用。魏常海的《日本近现代佛教的发展与演变》概述了近现代日本佛教的发展与演变，并从对传统佛教的批判、重视现世利益、强调生命的价值、重视人格的提升与完善等方面论述了中日近现代佛教的异同。
（5）中日的文学交流。太田哲男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日中文学家的交流——以杂志〈文艺〉为中心》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日中文学家相互交流的有关情况。于荣胜的《中日近、现代小说中的“家”——以巴金与藤村的同名小说〈家〉为中心》对中国巴金的《家》与日本藤村的《家》两部作品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
（6）其他。小崎真的《和谐社会与基督教思想的可能性——近现代新教·基督教女子教育之片断》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从事教育的基督教徒清水美穗的思想（自我无化性、自由性）的概述，论述了基督教思想在今天的意义。卫藤沈吉的《过去的日本人和未来的日本人》从征服、人民与从政者的区别、亚洲的解放殖民地时代的终结与贫困的斗争、信赖等方面论述了过去的日本人与未来的日本人。严绍的《日本古代文明的历史考察——与“海洋的日本文明”史观的商讨》指出“海洋的日本文明史观”正在毒害着日本国民的正常的文化心理，毒害着东亚地区和中日间从政治到文化的各个层面的关系。石川忠久的《日本的汉文教育和斯文会的活动》概述了斯文会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儒学、汉文、汉诗、汉文等教育方面的活动及作用。南条克己的《我的寿司观》介绍了日本寿司的原材料及做法，并就此与中华料理做了一些比较。
有6篇论文因难以归入上述几个部分，故单列入“其他”部分。这些论文论述的题目各不相同。饭岛健的《新时代的东亚经济》对东亚恢复经济景气的因素，以GDP成长率的各项作用分类进行分析实证，展望东亚经济，并论述了在全球化中地区性合作的重要性。刘敬文的《东亚的经济发展模型与成长的持续性——兼论韩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台湾模型与中国的比较》阐述和分析了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包茂红的《东北亚的能源问题与能源合作》通过对东北亚能源合作的必要性、进展以及存在的问题的论述，指出需建立中日韩三国能源合作体，进行竞争性合作，以此推进东北亚区域化和世界文明的转型。尚会鹏的《“全球化”“‘9·11’恐怖事件”及“文化相对主义”》和为田英一郎的《无国界化的加深与高度信息化社会的发展——亚洲视角的确立》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文化问题。李玉的《追思何芳川教授》介绍了何芳川教授的生平及对他的思念。
第二阶段：第9届至第15届（2009-2015年），这7届会议是围绕“教育·环境·文化”主题进行的。应该说，这一主题是“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展望”这个总主题的延续，也是“环境·新人文主义·共生”关键词的延续。它更具体，更深入，因为文化和教育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内涵极其丰富，而教育和文化交流对推进中日关系的作用不可小视；环境保护是人类当前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保护环境已成为中日交流中的重要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文化、环境”这三个议题为今后两校的学术交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是具有生命力的。
这7届会议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中日关系与共生”有两篇论文。李玉的《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相互认识的变化》阐述了明治维新后中日相互认识演变的几个阶段及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促成中日相互认识变化的根本原因。高原明生的《中日关系与国民感情》概述了日中邦交正常化后40年间的日中关系的变迁及两国国民间感情的变化，分析了两国关系的坚韧性与脆弱性，指出为推进两国关系，应开展真正的日中民间交流。
第二部分“中日教育”共有14篇论文，探讨了中日大学教育的有关问题。其中有11篇是活跃在大学管理工作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佐藤东洋士教授和吴志攀教授立足于各自关心的事项而发表的论文，有下述几方面内容。
（1）大学教育综论。吴志攀的4篇论文探讨了大学的制度、质量、发展模式等问题。《语言的跨国扩张与亚洲研究的前景展望》通过对语言的跨国扩张的分析，指出未来的亚洲研究，首先应有更坚实的语言基础，并提出一个设想，即建立起亚洲大学的语言联盟，共同推动亚洲研究和亚洲语言走向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的三种模式与未来的大学》论述了大学历史上出现的三种重要的模式，指出未来大学将更大限度地超越国家、政治、文化、种族和宗教等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资源、培养人才，研究高深学问，探究人类文明共同繁荣之道。《现代大学制度的“本土资源”》论述了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必要性及其内涵，指出除了学习与借鉴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经验，还要特别注意中国大学制度的“本土资源”，这些“本土资源”才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最重要的基础。《素质教育与大学的社会责任》论述了开展大学素质教育，应该与大学承担的社会责任相结合，要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带来的教育环境的变化和应用新技术，并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紧密结合，要与全球化的进程相适应。
佐藤东洋士的《大学的质量保障与全球化》论述了大学设立审查和评价、环境变化和灵活应对等问题，指出在全球化时代重要的是要使国际标准中的课程教学计划、科目、学分、评价等更加周密，提高国际性的学习交流和流动性。
佐藤东洋士的《历史与大学教育》介绍了50年来日本高等教育的变化，指出“日本变了，世界变了，科学技术使得人们的生活更加舒适，大学提供的科目也发生了变化，科学技术发生进步，大学教育也随之改变”，“我们向过去学习，获益甚多，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什么需要改变，什么不能改变”。
（2）中国的大学教育。吴志攀的《关于中国大陆文科博士生教育的一些思考》和《从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扶持计划谈大学新型创业服务模式》论述了中国的大学教育。前者着重分析了中国大陆文科博士教育在研究方法、文献获得、语言能力、经费投入等方面的差距和问题，并指出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后者通过对北京大学创新创业扶持计划、“创业基础”全校公选课、创业训练营、新型校地产学研创新孵化平台等的介绍，论述了大学如何服务于创业等课题。吴志攀的《中国大学的教育：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指出“不管大学如何改革，都只能有一个中心，那就是更好地服务于学生发展”，“今后大学改革的方向必须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中心，要尊重年轻人，使他们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机会，让他们的创新活力被激发出来，这就是我们改革的目的”。
（3）日本的大学教育。阐述这一问题的有佐藤东洋士的《战后日本研究生院教育的历程》和《远程/e-Learning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国内外的动向与樱美林大学的实践》两篇论文。前者概述了日本战后研究生院“制度的变迁”“学位制度的变迁”和“研究生院的课题”，提出能否为全球化做贡献以及能否更多地培养出适应社会变化、充分发挥自身作用的人才是最重要的课题。后者介绍了远程教育的概况、大规模公开网络讲座（MOOC）的发展及其理念以及樱美林大学在开展远程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及面临的课题，即积极与海外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推进远程教育化。小池一夫的《樱美林大学研究生院的教育实践与改革》通过日本大学研究生院的发展趋势、樱美林大学研究生院的特色，阐明了今后樱大研究生院的发展方向，即为保证教育质量，积极致力于组织、体制改进工作。
（4）中日教育交流。佐藤东洋士的《日中关系40年与大学教育的交流——以樱美林大学的历程为中心》和《中日大学间的学生留学走向与教学计划的完善》论述了中日大学教育交流。前一篇介绍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和以后日中两国的文化交流、樱美林大学与中国大学间的交流，指出过去和未来樱美林大学创始人清水安三的理想与精神都是樱美林大学实施与中国开展交流的国际战略的支柱。后一篇通过对日本接受留学生政策的变化和日中留学生的交流的论述，指出完善国际上通用的教学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对留学生进行生活援助的必要性。
第三部分“中日的环境保护”，共有16篇论文，有下述几个方面内容。（1）环境保护的社会意义与法律规范。宋豫秦的《朴素生态文明元素的当代价值》指出中国传统生态文化中蕴藏着丰富多样的生态文化精华，具有“知行合一”的特点，有着很强的应用价值。我们应认真汲取朴素生态文化元素之精华，使其在当代的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其独特而积极的作用。普鲁斯·巴顿（Batten, Bruce）的《前近代日本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从历史学以及相关领域的探讨》概述了日本环境史及其研究史、日本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以及日本人的自然观，提出如果江户时代曾经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体系，那么今天我们如何利用这些经验。程郁缀的《中国古代诗歌中的自然观浅探》和《中国古代生态文化浅谈》两篇论文从文化角度论述了环保问题。前一篇探讨了中国古代诗歌中所体现的人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审美情趣，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借鉴，即呼唤人和自然要友好相处美好情景的回归。后一篇从“天人合一”的伟大思想、“民胞物与”的慈悲情怀、欣赏自然的审美乐趣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古代文化中生态意识的普遍性、深刻性和丰富性。
汪劲的《论有限修改〈环境保护法〉的有效方法》就“有限”与“有效”的关系，结合中国环保法律实施的现状与问题，论述了修法工作涉及的十大课题及其有效方法。
（2）环境保护在日本的实践。秀岛武敏的《日本治理大气污染的历史》通过九州对大气污染的治理阐述了日本治理大气污染的历程及对策，指出今后更加复杂的光化学二英等已成为大气污染中的重要课题。藤仓真奈美的《日本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社会的举措——以非法扔弃的对应为例》阐述了日本治理废弃物的非法扔弃中的立法及行政管理等措施，指出建立促使支付处理费用的制度对于治理非法扔弃废物至关重要。小矶明的《首都东京的绿色创造与自然环境的保护——墙面绿化、屋顶绿化的推进与里山的保护》阐述了东京绿化的现状、新的绿色创造、地区的自然环境保护、地区的指定与管理等情况，指出绿色的创新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最为重要的是要让城市居民广泛地理解、赞同、参加这种机制的运作。伊藤章治的《樱美林大学的环保型校园建设实践》介绍了在迎接环保时代到来中樱美林大学“樱花风车1号”的建造及其对外赠送的情况，并介绍了该校环保型校园建设的进展情况。
小矶明的《高校与东京都携手环保事业、合作培养环保人才》提出了环保人才培养的问题。论文介绍了东京的自然环境保护、守护自然的“保全地域”制度、“绿色校园行动”等举措，并由此提出了培养担负环保重任的人才的重要性，指出大学与东京都合作培养环保人才的事业更为重要。
（3）环境保护在中国的实践。包茂红的《企业的环境责任与中国的环境治理》列举了中国企业在履行环境责任方面仍然存在的严重问题，指出中国的环境治理必须在法制建设、市场完善、绿色经营等方面继续做出努力。谢绍东的《中国大气污染的现状特征》指出中国大气污染呈现出煤烟型和机动车尾气型的复合型污染特征，大气氧化剂和气溶胶细粒子成为大气污染的主要污染物，并以城市为中心形成区域性大气污染，并就此提出了对策。籍国东的《中国农村水环境问题及治理技术》分析了中国农村水环境问题，重点阐述了种植业、养殖业、农村废弃物和农村生活污水等不同类型水环境污染源的构成及成因，介绍了中国农村水环境治理技术模式及对策措施。刘阳生的《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焚烧技术发展历程及前景分析》阐述了中国由引进日本、德国炉排炉烧技术到自主研发机械往复式炉排炉烧技术及硫化床技术设备的国产化，把垃圾焚烧发电和节约能源有机结合起来，有着广阔的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4）全球气候变化及水资源的管理等问题。坪田幸政的《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动——对其的理解以及共识的推进》通过北京与东京气候变化和降水量的变化数据的分析，指出对数据分布（出现频率）及变化模式（季节转换）等变化应更多地予以关注。强调“全球变暖这样气候变化的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合作解决”。因此，“为构筑全球规模的对环境问题的共识，增进理解，普及教育等活动必不可少”。温东辉的《城市水资源管理与污水回用发展》介绍了世界、日本和中国的水资源及水环境污染的严峻状况，并对比了东京与北京水资源的管理与污水回用的历程与状况，指出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水资源的需求愈呈多元化，而排水和回收模式将是“以人为本”的未来工程发展的方向，“未来城市污水处理厂将不再是高能耗、低产出的，而有可能成为水资源和清洁能源和结构能源的生产了”。
第四部分“中日文化交流”共有11篇文章，发表者在各自不同的领域论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实际事例。
程郁缀的《中日填词唱和交流研究》通过古代中日作家填词唱和的多首作品，阐述了中日作家在彼此的唱和中增进了解和友谊，弘扬才华，推进了两国文化的交融和发展。藤泽太郎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吸纳——明治时代以后的走向与现在的动向》论述了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至20世纪90年代这一时期日本人（主要是日本文学家）同中国关系的演变以及同时代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与吸纳的概况、背景等。商金林的《扶桑艺道润华年——鲁迅与日本关系之研究》提出东京和绍兴同属鲁迅思想与文学事业的起点，鲁迅的知识、学问、思想、人格都是在日本形成的。袁英明的《简析民国时期梅兰芳访日公演成功之外在因素》指出1919年和1924年梅兰芳两次访日公演是中日民间交流的范例；而大正时期日本经济的繁荣、承办者的社会影响、周密的运作以及财界要人的支持则是访问成功的外在因素。佐藤保的《驻日清国公使馆与〈养浩堂诗集〉》概述了《养浩堂诗集》的编辑情况以及宫岛诚一郎等日本人与中国（清朝）驻日公使馆的交往，指出《养浩堂诗集》的价值在于其评语、识语的多样性。藤井省三的《村上春树与中国：从〈挪威的森林〉到〈1984〉》从汉语圈村上春树的传播与吸纳四大法则、各地区见到的特色、中国对村上春树传播与吸纳的变迁、村上本人怎样看中国论述了村上春树在中国的影响。滕军的《论中国茶文化的精神起源》论述了茶在中国哲学、医学、养生学思想的背景下，经过漫长的岁月，由中国古人选育成中国的饮品之王，茶在促进人体健康和人体与自然的交流中做出了巨大贡献。高桥静豪的《日本的茶文化》概述了日本饮茶史、日本茶道及其茶道礼仪等，指出茶道已经成为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今天它在日本人精神生活中的地位日益下降。尚会鹏的《“个人”与“间人”，“伦人”与“缘人”——基本人际状态的几个概念辨析》探讨了“基本人际状态”，指出这一概念是对人与人相互认识和交流系统的统称。基本人际关系可分两类：一类是以“强调人的个性，弱化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个人”形态；第二类是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论文认为中国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是“伦人”，日本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是“缘人”。“伦人”和“缘人”是“间人”的两种亚类型。
寺井泰明的《日本汉字及汉语的现状与未来》阐述了日本汉字融入日本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日本的教育政策和汉字教育政策，分析了汉字的魅力，从对同文同种的错误认识及其变化、计算机时代的汉字字体、汉字文化圈的人口、汉语圈的经济力和政治活力以及汉字生命力等角度探讨了汉字与汉语的未来。
王燕均的《日本版古籍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介绍了中国古籍东传日本以及西渐中国的历程，概述了中国日本版古籍研究的现状以及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日本版古籍的概况，并阐述了馆藏日本版古籍的学术地位及价值。
此外，早野透的《日本东北大地震与日本政治》介绍了2011年3月日本东北大地震后亲访海啸与核辐射灾区的经历及发现的问题，提出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并论述了危机中的日本政局及政权的攻防。
在两校学术交流走过的十多年间，世界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中日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是，我们坚持加强中日的学术交流、推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和理解的信念始终未变，这是两校学术交流一直坚持下来，并将继续走下去的原动力。当然，从两校的交流来看，这一期间内何芳川教授和卫藤沈吉教授先后去世，对我们来说无疑是重大的损失。在此，我们对两位教授为两校交流所作的贡献深表谢意，同时也表达对他们深切的怀念。
最后要提到的是已经出版的三辑《论文集》。应该说，三辑《论文集》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尽管在中日文化交流的巨流中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它是两校学者为推进中日文化交流所做的努力的一种体现。诚如樱美林学园理事长、樱美林大学校长佐藤东洋士教授所说的“樱美林学园的教育研究，以中日关系的综合性研究与共存为目标，举办了各种各样的活动，为中日关系尽了些绵薄之力”，两校学者都为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尽了“绵薄之力”，我们为此感到欣慰，也为此感到自豪。
通过十多年的两校学术交流，我们深知两校学者从事的学术交流在中日关系中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多层次、多领域的民间交流是维系中日关系的坚实基础和推动力。这当中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相互探讨和切磋，才能增进了解和互相理解，才能求同存异、共谋发展。应该说，两校的学术交流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努力。
今天，当我们回顾以往的交流历程，展望未来的发展时，我们更加坚定了将两校交流继续下去的信念。我们要脚踏实地将两校的学术交流做好、做实，继续为中日文化交流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作者：李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平，日本樱美林大学教授）
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Peking University and J. F.Oberlin University（1998-2015）
Li Yu, Zhang Ping
Abstract：Academic exchanges between Peking University and J. F.Oberlin University of Japan date back to 1998，when the first academic conference between Peking University and J.F.Oberlin University was held on 10-11 December that year.From then till 2015，15 such confer-ences had been held almost on an annual basis.The conferences had an umbrella theme：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s of China-Japan relations, which was all-encompassing and consistent.The theme was underlined by New Humanism, symbiosis and environment.Topics covered by scholars at the conferences could be summarized, according to areas of research, as：China-Japan relations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by China and Japan,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education, New Humanism in the new age, China-Japan cultural exchan-ges, etc.
Key words：academic exchange, New Humanism, symbiosis, envi-ro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