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摆在我们面前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报告2016》，是张晓波教授领导的朗润龙信创新创业指数课题组的最新研究成果。报告主要采用总量创新创业指数对各地的创新创业绩效进行评价，但同时也设计了区域创新创业的人均指数和单位面积指数并对其结果进行辅助分析，前者能排除人口规模对排名的影响，体现了一个区域创新创业的强度，而单位面积指数则体现了一个地区创新创业的地理密度。

坦率地说，刚刚打开这部著作时还是很有些畏难情绪的。研究工作时间跨度25年，涉及了30个省（市）、50座城市、100个县及889个市辖区，22个依照统计标准划分的行业，对上述地区的经济总量、人均产出、省市区总面积和人均面积进行分类统计，并依照创新创业的6个维度细分为10个指标并设定权重来对过去1/4世纪我国各地区创新创业的发展进行了阶段性和特征性的定量分析。粗粗估计，这项研究工作涉及巨量原始数据的收集、清理和分析。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庞大的数据搜集处理及跨时空的分析解构一般会让人读得喘不上气来。张晓波教授的课题组则不同，对数据的解说娓娓道来，有如庖丁解牛般地精细准确，又有如妙笔生花般地独辟蹊径，引入了更深一层的境地。印象中，除了读麦迪森的经济史著作，我还没有对其他经济学研究成果产生这种引人入胜的感觉。

张晓波教授课题组的研究发现了什么?

第一，中国创新创业的重心都是位于沿海东部地区的省市。这一结论初看起来并不令人惊讶，但细细品味很有深意。这个分析隐含的结论是，我国沿海与内地，沿海地区省市之间的发展差距，实际上是决定于创新创业的水平。若进一步分析，我国现有的地区发展差距有可能会因为创新创业水平的差距而继续扩大。值得关注的是，在过去25年中，只有4个西部地区省份未曾拥有过创新创业的50强城市，分别是青海、宁夏、西藏和内蒙古，有80座城市曾经位列创新创业城市50强，但省际发展差距的扩大来自谁能够持续拥有更多的创新创业强市，这是一个非常显著的统计结论。更进一步分析，长江三角洲是拥有百强县数量大幅度上升的唯一区域。1990年，长三角仅拥有32个百强县；2000年是43个；2010年达到了58个。2011-2014年达到最高点，拥有62个百强县。值得关注的是，1990-2014年间的大多数年份，中部地区拥有的百强县市个数少于西部地区，但近五年，中部地区的百强县个数已经明显超过西部地区。

第二，区域内部创新创业差距明显。长三角地区是当今中国创新创业综合实力最强、集聚程度最高的地区。上海市是中国创新创业引擎，浙江和江苏两省是先行省份，2015年全国创新创业城市排名前50的城市中有18座城市位于江浙两省，超过一半的百强县来自江浙。过去25年中，稳定位于前20的创新创业强县中有3/4来自江浙。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安徽已经列入了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长江三角洲规划方案中，这个曾经落后的东部省区目前已经在专利、创业者数量和吸引外来投资的三个维度上，逐渐成为中国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省份之一。

张晓波教授的课题组事实上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假说，创新创业的空间差异与一个合意的分工明确相互依托的城市群有关，更准确地说，城市间分工构成的市场化的网状结构应该是造成创新创业差距的重要原因。课题组提供了珠江三角洲创新创业地位的演化情况。20世纪9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拥有13个创新创业热点城市，居全国第一；2000年剩下7个；2010年剩下5个；2015年只剩下4个创新创业热点城市——广州、深圳、东莞与佛山。尽管深圳正在成长为与京沪相若的“领头羊”式的创新创业城市，但相对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在我国的创新创业地位有了明显下滑。我们当然可以依据城市化和科技创新的历史领先地位来争辩长江三角洲的领先，却无法改变珠江三角洲在新建企业、专利、创业者数量、吸引外来投资、吸引风险投资和商标注册数量这六个维度的落后。而这种落后显然与珠江三角洲仍处发育初期的城市群有密切关系。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内部，上海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形成多级多类发展轴线，南京、杭州、合肥、苏锡常以及宁波都市圈构成了沿海、沿江、沪宁合杭甬、沪杭金发展带的聚合发展，构成了“一核五圈四带”的网络化空间格局，有了显著的产业扩散与协同效应。相比之下，珠江三角洲地区，广州和深圳两家独大，城市间缺乏合理分工和协同，在恶性竞争中耗散了创新创业的内在动能。

第三，市场化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对创新创业发展有重要影响。课题组深入分析了新建企业的动态地域分布，从全国情况看，与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密切相关的创新创业数量，不仅存在鲜明的沿海与内地的差别，南北之间的差别也很明显。比如，自1993年以来，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和辽宁新建企业数量占全国的比重基本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5年东北三省新建企业数量所占比重为5%，比1992年的12.5%下降了7.5个百分点。再比如，2006-2013年，京津冀地区新建企业数量所占比重连续6年呈持续下降态势，2013年京津冀地区新建企业数量所占比重为9.2%，比2005年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山西省1990年第26位，2015年滑落到第21位；1991年吉林省新建企业数量排名由1990年的第21位提升到第10位，但自2010年以来，基本稳定在第23-25位；与吉林类似，天津新建企业数量1991年由1990年的第19位提高到第11位，1993年进一步提高到第8位，而此后逐步回落到第19-22位。相比之下，市场经济发达的苏粤两省却从未低于全国前5。

辽宁是自1990年以来创新创业指数排名下降最为明显的省份。辽宁兼具产业基础和区位方面的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总量指数排名在前5位，1990年和1992年位列第3，但随后逐渐下降，2000年排名第6位，2006-2011年第8位，2015年已经排在第19位；吉林省与黑龙江省的总量指数在2015年分别排在第25和第26位。分项来看，辽宁省在所有六个维度的分项排名中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排名下滑最为明显的是吸引风险投资与吸引外来投资两个维度。

第四，创新的累积效应。在课题组设立的十个指标中，风险投资、商标数量以及专利申请与授权的权重占到了65%。初看起来似乎偏高，认真分析下来，这三类指标是衡量创新能力和创新创业成果以及创新累积的关键性指标。

一是北京、上海和深圳是我国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VCPE）最活跃的城市。在上海的带动下，长江三角洲地区在VCPE投资总量长期雄踞全国第一，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排名则分列第4-8名。201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京津冀吸引了全国超过六成的VCPE投资。北京获得VCPE投资的企业中属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占比高达35.9%，形成了以中关村为核心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创新产业集群；上海获得VCPE投资的企业中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占比高达45.7%，形成了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主导的创新产业集群，尤其以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产业为主；深圳获得VCPE投资的企业中属于金融业和信息技术产业占比超过50%，一个创新驱动的金融中心和高科技中心正在形成。

二是企业商标总量与人均量是衡量一个城市和地区专业分工水平及密度的核心指标。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北京的排名最高，在创新创业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其中，深圳在50个城市中的总量排名第3，人均排名第1；广州总量排名第4，人均排名第3；上海总量排名第2，人均排名第5。北京总量排名第1，人均排名第2。东北4座名城，沈阳、哈尔滨、大连和长春的人均排名分别为第50、67、43和72名。天津与重庆分别为第33和38名。

三是发明专利申请或授权量是一座城市创新成果和流量及存量变化的核心指标。2015年发明专利总量排名前五的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苏州和宁波。排名前五的县级市是昆山（江苏）、张家港（江苏）、常熟（江苏）、江阴（江苏）和太仓（江苏）。

第五，创新创业水平是可以追赶的。这可能是课题组最有价值、最重要的实证分析发现。过去十年，安徽和贵州两省创新创业水平显著提升。安徽因为专利、创业者数量和吸引外来投资三个维度所代表的技术、人才和资本的显著改善，成为我国创新创业发展最为活跃的省份。尽管与安徽相比上升趋势还不够明显，但贵州在西部地区是最引人注意的省份，总量指数排名从2003年的最低点第28位上升到了2015年的第20位。贵州在创新创业六个维度的排名中有不同程度的上升，最引人注意的维度是吸引风险投资和吸引外来投资，排名上升幅度都达到了10个位次以上。

张晓波教授课题组研究发现的理论意义及深入研究

熊彼特最伟大的贡献在于使创新成为经济学不可回避的研究方向，并逐渐成为主流。鲍莫尔则在《创新：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将创新的功劳归于马克思。他写道：“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虽然这些文献也明显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解答自由市场经济所取得的创纪录的增长速度。但是除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熊彼特三人的简短讨论，我却没能看到直接……进行讨论的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这样的生产力呢?”而鲍莫尔要致力于发扬的马克思分析传统概括起来就是分工与市场经济。在分工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越激烈，企业生存压力越大，创新的动力就越大，这就是马克思说过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创新的唯一目的是避免被市场淘汰。一句话，市场经济是创新所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环境。

课题在搜集处理运用海量数据后，给出的是朴素的实证结论，理论底蕴却是极厚重的。

中国经济向实现数量型向创新型的转变，依赖的制度条件不能是行政干预资源配置的管制经济，而是竞争力度更大和范围更广泛的更完善的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创新创业资源会沿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和有效竞争程度的高低聚焦，政府干预越少，创新创业活动聚焦和多样性程度越高。这就是课题组发现的，过去25年，中国创新创业活动的空间差异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沿海与内地，“南方”与“北方”在创新创业方面的差距更多地表现为市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而创新创业的差距正在成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

创新创业活动的空间差异与城市化，特别是城市群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发达的城市群以劳动、行业和城市间分工为基础，合理的分工协同就会推动创新创业活动在一个大的空间范围内展开和深化。北京是我国创新创业的优秀城市，但京津冀算不上是优秀的创新创业区域，这源于京津冀市场经济体系明显落后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相对地落后于长江三角洲也源于城市群发展更多地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东北地区的衰落，以及若干资源型省份发展相对停滞的原因就是创新创业水平低。

创新创业推动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一个过程，过去25年一些省市走得比较快，一些地区则囿于传统思维，在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方面走走停停，市场化分工发育得慢，民营经济发展得迟缓，竞争不足，就会出现专利技术、VCPE进入缓慢的情况。课题组有关落后地区可实现追赶的实证研究表明，加快完善要素市场的改革，更多地开放投资领域，给创新创业者更大的市场活动空间是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

很显然，张晓波教授领导的课题组大开大合式的研究，为创新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迄今为止时间跨度最长、地域范围最广的实证研究平台，极大地拓展了我国创新创业经济研究的视野。我们有理由相信，更多的经济学家运用这一研究成果，对其丰富数据信息进入更加深入的分析与发掘，总结过去四分之一世纪我国创新创业的经验，将会大大地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提高我国创新创业经济问题的研究水平。

唐杰

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