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选阅读理解

◇原著节文分析

节文1.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干了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革命规律的认识，是通过革命的实践，经过了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经验到有较多经验，从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经过逐步地克服盲目性，在认识上有了一个飞跃，而达到自由王国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邓小平指出：“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决，没有搞清楚。”搞清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离不开革命的实践探索，这符合理论来源于实践的普遍原理。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就没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中，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就没有党的建设的理论。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没有党对革命实践的概括和总结，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无法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得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和智慧源泉。

节文2.

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民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我坚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载《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解析】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追求。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既有每个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也有确定长远目标的最高纲领。我们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关系，既是当年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强调“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科学认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即最低纲领与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的辩证统一的关系。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要正确把握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关系，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共产主义。要区分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了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节文3.

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革命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面临着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而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这一理论所包含的重要方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鲜明的，认为比起封建主义来，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生产关系，中国需要经过一段资本主义的发展才能走向社会主义。这个“资本主义”不是泛指一切资本主义经济，而是特指民族资本主义。

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形成。他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要建立的是带过渡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进而把保护民族工商业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经济纲领之一，“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将采取调节劳资间利害关系的政策。一方面，保护工人利益，根据情况的不同，实行八小时到十小时工作制以及适当的失业救济和社会保险，保障工会的权益；另一方面，保证国家企业、私人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合理经营下的正当的盈利；使公私、劳资双方共同为发展工业生产而努力。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毛泽东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它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它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针对某些地方侵犯私营工商业的现象，毛泽东发表了《关于工商业政策》《关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问题》等文章，重申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是政治上争取，经济上保护。

1949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正式将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划分为五种成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确认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

节文4.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纲领，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现在的情况，使得我们要把这个口号改变一下，改变为人民共和国。这是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当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总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解析】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民族繁荣的历史使命。

1935年12月，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召开瓦窑堡会议，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决议指出，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士兵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决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分论”提出了批评。

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中国共产党。决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党不惧怕非无产阶级党员政治水平的不一致，党用共产主义教育去保证提高他们到先锋队的地位。

所有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是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使命紧紧相连的。中国共产党不仅为中国工人阶级谋利益，而且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谋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和全民族的先锋队是一致的。正是在“两个先锋队”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集合了一批又一批愿意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的优秀分子，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从政治上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成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使命。“两个先锋队”的概括，既反映了我们党肩负的阶级和民族的双重使命，又体现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经典案例点评

案例1.

毛泽东要刘少奇赶紧去天津一趟

1949年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刘少奇刚在香山住下不到半个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他赶紧去天津一趟。天津是1949年1月15日在平津战役快要结束时由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共产党接管天津政权很顺利，但接管后恢复经济工作却不那么顺当。尤其私营企业普遍停产关门，开工的不足3成。全市经济滑坡，工人大批失业，上百万人口生活无着落。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资本家心存疑惧，担心共产党领导工人清算他们，因而消极生产，有的甚至准备弃厂，携款外逃。而工人店员也误以为共产党允许分厂、分店，天津解放后一个月内发生53次自发的清算斗争。在党的干部中，则普遍存在怕犯右的错误，怕沾资本家，因而不敢制止工人的过高要求。

刘少奇到天津后，首先做通工人的思想工作，另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刘少奇找资本家谈话，参观他们的私营企业，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解除他们的顾虑。应邀同刘少奇座谈的，既有李烛尘、周叔搜、宋荣卿、朱继胜、资耀华、毕鸣岐等知名资本家，也有中小工商业者。有来自天津进出口贸易、染织、皮革、火柴等十多个行业的128名资本家。对这些资本家，刘少奇向他们解释共产党政府的政策，说：“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赚，就是贯彻公私兼顾的政策。”“今天的中国工业还不很发展，国营企业还只是点点滴滴，私营企业的活动范围很大，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将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可以和平地走下去，不必经过流血革命。这个工作，从现在起就搞，就是实行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现在私人资本主义是有积极作用的，必须充分发挥。”“现在有好些人怕说剥削，但剥削是一个事实……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去除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刘少奇的一席话，把蒙在资本家心头的疑云吹散。东亚公司经理宋荣卿在刘少奇谈话后，很快提出增设新厂、扩大生产的计划，还写信向刘少奇汇报。刘少奇给他回信：“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

毛泽东多次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依据和理由：“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毛泽东多次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依据和理由是：第一，基于对中国落后的现实国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发展。首先是工业的社会化大生产。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情况，毛泽东分析道：“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中国不能从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它缺乏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需的生产力，因此提出需要借助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大量发展公私近代工业，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944年毛泽东写给博古的信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和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

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正是把以机器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由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过渡形态，通过机器，通过工业基础的建设，发展生产力，实现向社会主义转变。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更是观点鲜明地说：“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

第二，基于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绝不会灭亡的。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这部分社会经济力量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市场的形成起着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现代化技术和科学知识，组织了机械化的工业大生产对促进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发展民族经济具有积极的作用。它是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资本和封建经济的对立物而存在和发展的，因而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如果违反社会发展规律提前消灭它，只会带来经济的倒退。因此毛泽东提倡保护和发展这个带进步性的资本主义，发挥它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

第三，基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考虑。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的提出，相关政策的制定实践，其正确与否，是根据生产力的标准来评判的。

在革命时期，尤其在革命胜利之后，如果不保护民族工商业，不发展资本主义，人民日常生活用品的供给会受到影响，工人会受到失业的威胁，而且社会秩序会发生混乱以至于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影响新生的人民政权的巩固，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给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在接管平、津时，毛泽东在与当时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的谈话中特别强调，在接收城市时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可以看出，当时利用发展资本主义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权和人民群众来说都是有利的。

第四，借鉴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列宁领导实施的“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在掌握国家政权和主要的经济命脉的条件下，采取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如允许私人资本开设工厂和一定范围内的贸易自由等。在实践上“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实行的第一年，被战争破坏的农业开始恢复，运输业和重工业有了改善和发展，轻工业生产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显著好转。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说：“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他还批评党内有的同志急于消灭资本主义，说：“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际上提出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重视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益的成就来发展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

（案例来源：黄峥：《刘少奇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思考讨论】

1.既然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为什么还要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发展资本主义？其理由和依据是什么？

2.如何认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

【案例点评】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因为只有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依靠小生产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必须依靠社会化的大发展。毛泽东提倡保护和发展这个带进步性的资本主义，发挥它的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案例2

毛泽东批示处决黄克功

1937年10月，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发生了一起震惊陕甘宁边区、影响波及全中国的重大案件。时任红军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第六队队长的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此事发生后，在边区内外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在国统区，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则将其作为“桃色事件”大肆渲染，攻击和污蔑边区政府“封建割据”“无法无天”“蹂躏人权”。这些叫嚣，一时混淆了视听，引起了部分不明真相人士的猜疑和不满。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经过慎重讨论，决定将黄克功处以死刑。这件事被称为“黄克功事件”。

黄克功，江西南康人，少年时代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长征中立过大功。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时，他已是身经百战的红军旅长。他在抗大学习后留校任职，1937年，他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但是，“他自恃年轻有为，立过战功，比较骄横”。

黄克功和刘茜之间有过一段短暂的热恋，但随着两人交往的加深，他们对爱情及婚姻家庭认识的巨大差异很快就显现出来。此外，两人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交友问题上。刘茜曾使用多种方式拒绝黄克功，但黄克功却深陷对刘茜的感情之中，无法自拔。1937年10月5日傍晚，黄克功身带勃朗宁手枪，偕同抗大训练部干事王志勇到陕北公学找刘茜。在陕北公学门前遇到刘茜与董铁凤等人，黄克功即约刘茜到延河边散步。刘茜不便拒绝，遂离开同学，与黄克功、王志勇同行。这时天色已黑，王志勇即分手先行回校，黄克功与刘茜仍留在河边沙滩上。这时，黄克功再次与刘茜谈判，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刘茜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在越来越尖锐的口角、争论、顶撞与激怒中，黄克功先是持枪威胁，逼婚未遂，而后失去理智开枪。刘茜中弹倒在地上呼救，黄克功又向她头部打了第二枪，刘茜当即毙命。

毛泽东说：“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黄克功枪杀刘茜这一恶性案件的发生，无疑在边区引起了一场地震。一下轰动了延安城，舆论哗然，群众反应强烈，要求严惩。尤其是女学员们非常气愤，无不咬牙切齿，痛斥这种行为是惨无人道的，一致要求法庭实行枪决，以严肃革命纲纪。但也有不少同志，认为黄克功是有功之臣，年纪还轻，应该给他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这时，有一个外国记者代表团正在延安访问，而国民党反动派也借机大肆攻击边区，这一案件处理得是否得当，在国内外都将有深远的影响。在延安，这种骇人听闻的案件是绝无仅有的。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先是探询事件的细节，后是揣测将如何处理。经党中央同意，延安各单位围绕这一案件组织讨论。大家有很多议论，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不少人认为：黄克功身为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强迫未达婚龄的少女与其结婚，已属违法，采取逼婚手段，更违犯了边区婚姻自主原则。他不顾国难当头，个人恋爱第一，达不到目的就丧心病狂地杀害革命同志，这无异帮助民族敌人，实属革命阵营的败类。他触犯了边区刑律，破坏了红军铁的纪律，应处极刑，以平民愤。

第二种意见，很多人认为：黄克功犯了死罪，从理论上说应该处以死刑。不过，在这样的国难时期，应该珍惜每一个有用的人才，让其为国效劳。黄克功资格老，少年参加红军，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参加过井冈山的斗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光荣革命历史；他功劳大，流过血，为革命屡建战功。当此民族危亡紧要关头，他杀刘茜，已经损失了一份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再杀黄克功，又失一份革命力量。应该免除死刑，减轻刑罚，叫他上前线去，戴罪杀敌，将功赎罪，让他的最后一滴血为中华民族解放而流。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因为他资格老、功劳大，对他从轻处罚。他还写信给毛泽东。黄克功的信除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外，请求法院姑念他多年为革命事业奋斗，留他一条生路。黄克功在第一份陈述书中说：“功乃系共产党一分子，值兹国难日益严重，国家民族存亡之秋，非但不能献身抗日疆场，反而卧食监狱，诚然对党和革命深深抱愧。因此，功对党和法庭有所恳者，须姑念余之十年斗争为党与革命效劳之功绩，准予从轻治罪，实党之幸，亦功之幸也。”在第二份陈述书中，黄克功说：“法庭须姑念我十年艰苦奋斗一贯忠实于党的路线，恕我犯罪一时，留我一条生命，以便将来为党尽最后一点忠，实党之幸，亦功之最后希望也。”

当时任抗大副校长的罗瑞卿平时很器重黄克功，认为他出身贫苦，工作有才干，很能打仗，而且又年轻，在黄克功被关押之后，还去看过他一次。但罗瑞卿并没有因为私情而放弃原则。在研究这个案件的会议上，他强调说：“黄克功敢于随便开枪杀人，原因之一就是自恃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如果我们不惩办他，不是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吗？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什么功劳、地位、才干都不能阻挡依法制裁。”罗瑞卿把抗大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应，原原本本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了报告。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当时很愤怒，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什么问题？这样的人不杀，我们还是共产党吗！？”毛泽东很快作了批示，并于10月10日给当时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的雷经天写了一封信，严肃指出：“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鉴于本案案情重大，群众看法又不一致，确有典型的法制教育意义，边区政府及高等法院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于10月11日在被害人所在单位——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进行公开审判。公诉书中提出：黄克功对刘茜实系求婚未遂以致枪杀革命青年，在黄克功的主观上属强迫求婚，自私自利无以复加。黄克功曾系共产党员，又是抗大干部，不顾革命利益，危害国家法令，损害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实质上无异于帮助日本汉奸破坏革命，应严肃革命的纪律，处以死刑，特提向法庭公判。接着，审判长庄严地宣布了处黄克功以死刑并立即执行的判决。

“黄克功案”处理后，李公朴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毛泽东在抗大特意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提出了革命青年在恋爱时应遵循的“三原则”——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和学习的原则、自愿的原则。他要求大家从“黄克功案”中吸取教训，要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发生。三个月后，在抗大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又提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破坏了群众影响；我们的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使得群众更拥护我们了。”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到过这件事，指出作为党的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自私自利是万万要不得的。

黄克功被开除出党并依法处决后，不仅在抗大，在延安，而且在西安、太原等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群众异口同声称赞：共产党、八路军不诿罪于人，不枉法，公正无私，纪律严明，真是了不起。就在处决黄克功后不久，一位来自国统区的参观者给边区高等法院题词，赞扬“陕甘宁边区司法没有‘法制小人，礼遇君子’的恶劣态度”，充满着“平等与正义的精神”。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先生曾这样评价：“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

（案例来源：陈文胜：《详说“黄克功事件”》，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news/2009/02-18/1567835.shtml）

【思考讨论】

1.为什么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2.联系实际谈谈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案例点评】

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处决黄克功，体现了从严治党、从严治军的坚强意志。黄克功案件的处理，对于教育广大干部和挽救更多党员干部提供了反面教材。

◇影像资料推荐

资料1：《伟人毛泽东》（纪录片）

推荐理由：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如何评价世纪伟人毛泽东？应该从毛泽东身上学习哪些优秀品质？90后的大学生从《伟人毛泽东》纪录片中能够找到准确的答案。

资料2：《党的女儿》（电视连续剧）

推荐理由：影片中的中华儿女，不畏强权压迫，不畏虎豹豺狼，为了人民的幸福，为了民族的自由，为了国家的独立和昌盛，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壮歌。在和平年代，大学生对革命前辈抛头颅、洒热血换得新中国的诞生总感不解，《党的女儿》真实地诠释了共产主义信仰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