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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屈服，使中国逐渐变成一个表面独立而实际受西方列强全面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
第一，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在历次侵华战争中，西方列强都大肆屠杀中国人民，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例如，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攻陷旅顺后，4天内屠杀中国居民2万余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天津，日军将大炮放置城门上，对准城内最稠密的居民区猛轰。攻入北京后，有一队侵略军将居民赶往一个死胡同，用机枪扫射，“直到不留一个人而后已”。俄国除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外，还单独出兵中国东北，先后制造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两起惨案，将中国居民赶往黑龙江边，用机枪扫射，“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亡”。
第二，侵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西方列强通过战争以及武力威胁、讹诈等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占中国土地，致使香港、九龙、台湾等一块块国土被割裂。最为严重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沙俄利用英法攻打北京的机会趁火打劫，1858年胁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割占中国黑龙江以北6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0年胁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进一步割占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1864年沙俄又胁迫清政府签订《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中国西北44万平方公里土地；1881年《伊犁条约》割去中国西北7万平方公里土地。沙俄前后共割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其数量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又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被瓜分殆尽。除此之外，西方列强还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完全由他们直接统治的租界，1845—1911年，共设立了30多个租界。租界里的一切都由外国人管理，中国无权干涉，号称“国中之国”。租界是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据点和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第三，勒索赔款，抢夺财富。西方列强发动侵略战争，屠杀中国人民，却要中国人民加倍承担其战争费用。他们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造成中国严重的财政危机，直接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赔款2100万银圆，开了赔款先例。以后历次战争失败都有赔款。中日甲午战争失败，中国赔给日本共2.3亿两白银。日本用这些钱扩充军备，发展军事工业，军国主义势力迅速膨胀起来。《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支付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10亿两白银之巨。除此之外，侵略者还大肆抢劫中国财富，肆意破坏中国的文物和古迹。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闯入圆明园。圆明园是中国园林艺术的典范，是世界最壮观的博物馆和艺术馆，内有精美建筑200余座，收藏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图书字画和金银珠宝。侵略者把凡能搬动的都搬走，搬不动的则捣毁，最后为掩盖抢劫丑行，放火烧毁了圆明园。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允许士兵公开抢劫。紫禁城、北海、中南海、颐和园等禁苑无数金银财宝、文物古籍被他们肆意抢劫。这次抢劫使中国“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至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逐尽”。
第一，控制中国的内政、外交。西方列强对中国政治上的控制是逐步实现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西方列强还只是通过清政府内部的妥协派来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和影响，清政府内部的一些权贵们对西方还抱有疑虑甚至敌对态度。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使清政府基本屈服了。《天津条约》规定，允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这些外国公使不是普通的外交官，而是清政府的“太上皇”。他们经常教训清政府的大臣，什么事要做，什么事一定不许做。这就是说，外国公使可以在北京直接向清政府发号施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势力逐渐直接插手中国的内政和外交，1868年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出访欧美各国的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就是典型的例子。清政府的外交使团竟然聘请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为团长，给予“大清国皇帝特派钦差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头衔和大权。为了维持西方列强之间的平衡，又聘请英国驻华使馆翻译柏卓安和海关法籍职员德善为“左、右协理”，再加上记名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谷这两名作为点缀的中国使臣，拼凑成一个不伦不类的外交使团，表现了清政府外交浓厚的半殖民地色彩。除此之外，西方列强在中国还享有领事裁判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在通商口岸，中国人如与英侨“遇有交涉诉讼”，英国领事有“查察”“听诉”之权，“其英人如何科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照办”。从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横行不法，而清政府却无权处理。西方列强还通过把持中国海关来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近代中国海关的职权范围，除了征收进出口关税外，还管理港口，主办邮政，甚至涉及与外国人交涉的各种事务。它的高级职员竟然全部都由外国人充任。海关总税务司俨然成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最高顾问，而各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则成了各地方政府的高级顾问。由于他们任期长、熟悉中国情况，因而往往比外交官所起的作用还要大。
第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西方列强勾结清政府，残暴地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在庆祝《北京条约》签订的宴会上，法国、英国、俄国的公使就表示要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西方列强不但向清政府提供军火、船只，而且派外国军官组织并指挥“洋枪队”，甚至直接动用陆海军参与镇压。当中国人民掀起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发生所谓“教案”时，西方列强更是指使清政府屠杀中国人民，惩办对中国人民镇压不力的官员。特别是在1901年签订的《辛丑条约》中，西方列强还强迫清政府做出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的承诺，并以此作为中国地方官员嘉奖或罢免的条件。西方列强还获得在北京使馆区的驻兵特权，随时可用武力干涉清政府和镇压中国革命。
第三，扶植、收买代理人。为把中国变成驯服的工具，西方列强特别注意在中国扶植、收买代理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䜣、文祥等满族贵族掌握了负责对外交涉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得到西方列强的支持。在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他们又扶持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帮助他们制造枪炮，举办军事工业。清政府崩溃时，他们又看中握有军权的袁世凯、段祺瑞等，支持他们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北洋军阀的独裁卖国政权。清政府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对西方列强的扶植“感激涕零”，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第一，剥夺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权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主权。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协定关税，使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协定“海关”税则用中英协定形式固定下来。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进一步规定，如中国以后要变更税例，需得到对方“议允”。1858年，在《天津条约》中规定外国商品在各通商口岸转口，其商品不需要重新课税，只需交2.5%的子口税，就可以在中国内地通行。这造成外国商品依仗侵略特权，在中国市场上大量倾销，排挤中国的民族经济。
第二，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只允许广州一地贸易。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以后历次战争失败都新增开放口岸。在这些通商口岸里，西方列强依仗不平等条约，控制当地经济，设立租界，实行殖民统治。这些通商口岸大多成了西方列强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基地。
第三，实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西方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把中国变成了他们的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地，不仅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而且使中国失去了独立主权。他们还通过控制洋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到19世纪90年代，外国在中国的洋行有500多家。他们还利用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开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等，特别是1895年《马关条约》规定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建厂，他们更是争先恐后到中国来投资，致使民族企业更加无力与之竞争。
第四，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西方列强大肆地进行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并不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为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在中国近代工业中，1913年外国资本占中国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并且控制了41.2%的纱锭和49.6%的布机，控制了中国铁路里程的93.1%。除此之外，他们还在中国开设银行，利用存款汇款、投资、贷款、发行纸币、操纵汇价，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西方列强就是凭借强大的经济控制，使中国民族企业无力与之相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他们不仅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的农业经济也造成严重的破坏。他们依仗不平等条约，低价收购中国农副产品作为其工业生产的原料。还通过垄断价格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行不平等交换来获得利润。同时还在国际市场限制、打压中国农产品出口，使它们没有销路。这一切致使中国农业经济衰败。
第一，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在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侵略的过程中，有一部分西方传教士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侵略活动。他们搜集军事情报，充当翻译，甚至起草谈判的文本。美国驻华公使田贝非常赞扬传教士的侵华功劳。他说：“开放整个中国的更大工作，是辛勤的传教士之功。”除此之外，不法传教士还霸占土地，建造教堂，剥削佃户，出租房产。有的还包揽诉讼，私设武装，甚至公开干预中国内政，以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19世纪60—90年代，各地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并不是偶然的。
第二，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西方列强利用在中国办报纸、杂志，出版书籍等形式，介绍他们的政治观点，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并宣传殖民主义奴化思想。同时为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大肆宣传“种族优劣论”，污蔑中国人是愚昧落后的“劣等民族”，应该接受“优等民族”白种人的开导和奴役。19世纪末，他们还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宣传中国人等黄种人对白种人构成威胁，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理。
综上所述，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没有给中国带来近现代化，而是中断了中国独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进程，造成了中国综合国力的低下，拉大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发展的距离，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入侵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和一切灾难的总根源。
1840—1919年的80年间，中国的广大群众和爱国官兵在反抗外来侵略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但为什么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呢？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有很多，涉及时代、国情和国内、国际以及主观、客观等多方面，如果着重从中国内部来分析，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这是根本的原因。1840年前后的清王朝，从皇帝到权贵，大都昏庸愚昧，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御敌之策。例如，道光皇帝不知英国在什么地方，版图有多大，不知英国人是从陆上来还是从海上来，甚至不知道自己所统治的版图有多大。当英国政府向中国提出割香港岛屿时，道光皇帝问群臣：香港在什么地方，有多大？大臣们或沉默无语或信口开河。咸丰皇帝以及后来的慈禧太后在外敌入侵时，根本不做抵抗准备，只知外逃。至于其他各级官吏，更是爱钱惜命，只想高官厚禄、吃喝玩乐，在战争中指挥无能、惊惶失措、节节败退。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率兵英勇抵抗，但钦差大臣琦善不发援兵，致使关天培战死。在吴淞口，江南提督陈化成驻守西炮台，两江总督牛鉴率重兵守东炮台。牛鉴一见敌人来攻，首先率军逃走，致使英军在东炮台登陆，水陆夹攻西炮台，陈化成势孤援绝，壮烈牺牲。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军舰闯入白河口，炮轰大沽炮台。直隶总督谭廷襄正在海神庙抽大烟，率众仓皇出逃，致使大沽炮台失陷。甲午战争期间，在平壤战役中，清军统帅叶志超率部仓皇逃出平壤，退入中国境内。黄海战役中，“济远”舰管带方伯谦率舰仓皇出逃，慌乱中撞沉自己的一艘战舰。在威海卫战役中，驻守陆地的清军闻风溃败，造成北洋水师腹背受敌，全军覆没。更为戏剧性的是，中法战争中，由于中国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取得了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整个战局，使法国处于内外交困境地，内阁倒台。但清政府却在胜利有望的时候，向战败者求和，使得法国在战败的情况下，达到了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这也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
在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除少数爱国官兵英勇抵抗外，清政府不仅不依靠人民，反而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极端惧怕和仇视人民群众，因而失去了战胜外来侵略者的强大后盾。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战争胜负的极端重要因素。清政府为维护其反动统治，在军事、政治上执行“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在鸦片战争中，琦善为讨好英军，自动撤防、解散林则徐招募的水勇。奕山则诬蔑百姓为汉奸、贼党，对各省调来的绿营军也不放心。在三元里人民抗英取胜之时，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去分化、瓦解抗英队伍，致使英军逃脱重围。在义和团反帝斗争中，清政府非但不支持义和团，反而派人向各国使馆送去蔬菜、水果、酒、粮食等表示慰问。在仓皇逃离北京时，慈禧太后发布镇压义和团的上谕，命令清军对义和团要“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公开与八国联军勾结，一同屠杀义和团团民。这样的政府及军队必然失去人民群众这一最有力的后盾，因而战争的失败是无疑的。虽然统治阶级中的林则徐、邓廷桢等坚信“民心可用”，但由于他们没有实权，力量微弱，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人民群众，反对侵略，但起不了决定作用。
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鸦片战争前，中国同西方处于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一种是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另一种是迅速上升的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在战场上主要表现为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上的差距。在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常备军（包括绿营兵和八旗兵）共80万人，而当时英国全国军队20万人，侵华军队最多只有2万人，但双方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相差悬殊。
就武器装备来看，多数清军还在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火器也不过是用火绳点放的鸟枪、抬枪，炮台所有大炮还是明末制造；而英军则普遍使用步枪、大炮，大炮威力大，杀伤力强。中国水师的战船都是木船，吨位小，载炮少，经不起风浪；而英国水师多为帆船，吨位大，载炮多，而且还拥有少量蒸汽动力的轮船，速度快。可以说，在鸦片战争中，中国是用血肉之躯对抗西方的坚船利炮。
就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来看，双方也相差悬殊。清军素质差，文化水平低，操练废弛，军纪败坏。许多官兵抽鸦片，聚赌嫖娼，抢劫殴斗，勒索民财。军官不通兵法，更不懂近代军事指挥，战争时各军缺乏配合，军事运输手段落后，效率低下。相比之下，英军训练有素，指挥统一，各兵种协同作战，后勤供应及时。
由此可见，鸦片战争中中国虽然总兵力占优势，但在武器装备、军队素质、综合实力等方面相差悬殊，这是中国军队失败的重要原因。
经济技术落后是中国反对外来侵略战争失败的重要因素，并不意味着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就一定打败仗。中国当时经济的确很落后，但如果当时的政府能够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能够发动人民、依靠人民，中国是有可能取得一定胜利的。
1840—1919年的80年间，中国人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侵略战争，但都失败了。可以说，屡战屡败。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斗争都是徒劳的，它们有着伟大的意义。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终目的，并不限于把它变成半殖民地，而是要瓜分中国、灭亡中国。
19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向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在这一过渡过程中，他们对世界的掠夺更加疯狂。此时，非洲已基本被瓜分完毕；在亚洲，名义上还独立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成了他们争夺的主要目标，为此，19世纪70-80年代，西方列强从侵占中国周边邻国发展到蚕食中国边疆地区，使中国陷入“边疆危机”。西方列强蚕食中国边疆的目的，是在进一步侵略或瓜分中国的争夺中占据有利地位。
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瓜分的图谋，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达到高潮。在《马关条约》签订前半个月，日本驻德公使与德国外交部参事会谈时，提出将南满给日本，北满归俄国，舟山预定给英国，“而德国完全有权在东南要求一省”的瓜分方案。《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极大地刺激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于是他们在1898-1899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西方列强先后强租中国港湾和划分势力范围，并在1900年借口义和团反帝运动，开始公开谋求瓜分中国，将其变成殖民地。
但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最终没有瓜分中国，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和互相制约。如《马关条约》规定把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俄国极力反对，认为日本割占辽东半岛损害了俄国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联合德国、法国干涉日本，迫使其放弃辽东半岛，（日本勒索中国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辽费”）俄、德、法因“功”租借中国港湾作为补偿。在瓜分中国的过程中，西方列强反复争吵、协商，无法达成共识，因此保全清政府作为其继续统治中国的工具。
二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这是粉碎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图谋的根本原因。由于义和团的英勇抵抗，致使八国联军从天津到北京，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得出结论：“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也说：“如瓜分，西方将处于被动地步。”孙中山赞扬说，义和团“用大刀、肉体和联军相搏，虽然被联军打死了几万人，伤亡枕藉，还是前仆后继，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正因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反侵略斗争，才使中国屡遭侵略而不亡。
历次反侵略战争的失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奋起。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是有力的证明。
鸦片战争像晴空霹雳，惊破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天朝上国”的迷梦。鸦片战争失败、丧权辱国的结局，说明了对世界愚昧无知的可悲。受鸦片战争失败的强烈刺激，中国官僚和知识分子中间的一批爱国开明之士，开始睁眼看世界，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史地，总结失败教训，寻找救国的道路和御敌的方法。
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在广东领导查禁鸦片和抗英斗争时，就曾组织人翻译各种西方书刊。1841年，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地理大全》，并亲自加以修改润色，编成《四洲志》一书。书中叙述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地理、历史，是中国近代第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籍。1843年，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写了《海国图志》，这是当时东亚国家关于世界知识最丰富的一部巨著。《海国图志》冲破了“天朝上国”等传统旧观念，树立了中国并非世界中心而只是世界一员、应向外国的长处学习的新世界观念。书中强调“以夷人谈夷地”，利用外国资料，力图介绍世界各国的真实情况及各种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更可贵的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主张了解世界形势，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科学技术，实现富国强兵以抵御外国侵略。这开创了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探索近代化道路的时代新风，对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都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19世纪70年代以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不仅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要求吸纳西方的政治、经济学说。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对外国侵略、希望中国独立富强的爱国思想，以及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思想。如郑观应在所著《盛世危言》中指出，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同西方国家进行“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这些早期维新主张，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蒙意义。
鸦片战争后少数精英产生的朦胧的民族意识，到了甲午战争后，因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发展为全民族普遍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吴玉章回忆当时的思想经历道：“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刻，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梁启超认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接踵而来的西方列强争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引发的瓜分危机，更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难以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并形成了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休戚与共、命运相连的民族认同感。于是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正是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和民族意识，历经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思想和道路的。甲午战争以后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面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正是这些斗争和探索，使中华民族看到了新的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进一步的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