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案例解析

案例：康有为的变法理论

案例来源：朱志敏：《“毛泽东思想概论”课教学案例解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8页。

案例内容：

康有为决心领导一场变法运动，使中国走出危机。然而，当时中国人所了解的现代知识还很有限，他只能到传统经学中去寻找变法理论依据。提起经学，还有一段故事。

两千多年前，在华夏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自命皇帝、君临天下的秦始皇，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听从丞相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460多名借古讽今、讥刺朝政的儒生被活埋，儒家经典和前代各国史书一概投入火中烧掉。秦皇的统一大业功垂青史，而其高压专制的政策却导致王朝的速亡。汉高祖刘邦接受教训，重新启用儒生。至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太学传授经书需要教材，因没有原本可参考，就请精通儒学的遗老根据记忆讲授，再用当时已改进了的隶书体文字抄出来。汉武帝末年，有人重修山东曲阜孔子家宅，在残破的墙壁中发现了部分用先秦时代篆文书写的经书。这些书连同其他一些收自民间逃过焚书劫难的篆文经书上缴皇宫后藏于密室。到汉哀帝时，担任领校秘书官职的刘歆发现篆文经书的内容与隶书体经书不完全一致，于是把前者命名为古文经书，后者命名为今文经书。他说今文经书为秦火之余，残缺不全。由此引起了延续近两千年的今、古文学之争。

儒学是依据儒家经典解释历史、说明道理的学问。儒家最初的经典有六部：《诗》《书》《礼》《易》《乐》《春秋》。今文学家认为这六部经书是孔子写的，其中表达了孔子的政治理想。这种认识给人一个改革思想家孔子的形象。与《春秋》相关的有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是解释《春秋》经文的。今文经学者尊奉《公羊传》和《谷梁传》。这两部书以阐发《春秋》文字的“微言大义”（是说经书中的词句里边隐含着不易察觉的深层含义）为特征，与人一种按自己的理解或需要解说经文的方便。因此，今文经学适合于变革时代经世致用的需要。古文学家则认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六经是他对前代已有材料的编辑整理。他们反对今文经学家随意解释经书的倾向，注重经书文字的训诂、考证。这样，古文经学易于学问上的严整、缜密、广博，而不利于借经书阐发现实需要的道理。

康有为从小受过儒家思想熏陶，青年时拜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朱次琦为师，后又与推重今文的经学家廖平交游，终于集晚清今文经学大成，被誉为今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新学伪经考》一书从考证秦始皇焚书说起，对《史记》《汉书》《后汉书》等著名典籍所载经说部分做了考察，得出的结论是：秦皇焚书时并未烧毁六经，汉朝所流行的经书都是孔门原本，并无残缺。所有的古文经都是刘歆伪造的。刘歆伪造经书时为了掩盖真相，把一切古书都做了不同程度的篡改。刘歆改经是为王莽篡夺汉室改号“新”朝服务的，是“新学伪经”。其结果：东汉以来两千多年，莘莘学子、饱学之士所萦萦追求的学术，20余朝代尊严与礼乐制度的维系，全都以此“新学伪经”为依据。“诵读尊信，奉持施行”，无人敢于违逆，无人敢于怀疑。于是本来创于孔子的六经被说成是周公所作，孔子被说成是传述古人之道，隐含着孔子改制大义的《春秋》只被视为残缺不全的朝廷文告、记录了。

康有为的看法一方面打破了顽固派坚持不能更改而普通人忌讳更改的古法经典原则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把孔子说成是一个托古改制的先知先圣，为自己提出变法主张树立了一位有力的庇护神。其实他的看法有不少主观武断之处，他加给刘歆的罪名也不符合史实。但是对于冲破旧思想的束缚，运用传统经学直接为现实改革服务来说，康有为此举无疑是有意义的。

在1897年写成的《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依照他所解释的孔子经书中的“微言大义”阐述了一套变革逻辑。他把孔子说成是托古改制的“素王”，认为孔子生于乱世，有承王命、救民患、为圣王、为万世作师之志，因而作“三世之法”。但他身为布衣，人微言轻，倡行改制若不托于古事，不会有人相信，因此，采取了“托先王以行之”的办法创作“六经”。六经表面说是古代先圣先王的典章制度、规范，实际上却是孔子自己的理想。“六经中的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不一定真有事实。康有为又把孔子改制的思想用“公羊三世说”加以概括。“公羊三世说”最初出自汉初成书的《公羊春秋》，内容是说孔子写《春秋》时根据事情发生时间的远近有所见事、所闻事、所传闻事的不同记法。后来董仲舒依据这种说法说《春秋》所记鲁国24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三个阶段。东汉时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一书中又把这三世与衰乱、升平、太平相比附。康有为依这些说法，进一步发挥说：“三世之说”正是孔子“非常大义”之所在。孔子把他所生时代说成是乱世，把先秦周文王、武王时代说成是升平之世，把更早的尧舜时代称作太平之世。但他实际的意思是要人们先使国家成为文、武时代那样的升平世，再进而实现尧舜那样的太平世。康有为又把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演进”说和经书《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相附会，提出升平世就是小康社会，太平世是大同社会；说历史就是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又到太平世向前发展的，这三个时代要依次经过，不能超越。后来他又把三世说同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相比附，指出当时中国应抛弃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适应历史发展需要，向民主共和即大同世迈进。

案例点评：

康有为（1858—1927年），广东省南海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系统教育，博通经史，尊崇孔学。康有为1879年和1882年先后到过香港、上海，接触到西方的物质文明和法律制度，大为敬佩，开始精心研读各种西方译著和报刊，探究西方国家进步的原因。1895年春，当中日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1300多人，联名给皇帝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它揭开了变法维新运动的序幕。

整个变法维新运动期间，康有为先后7次上书光绪皇帝，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概括起来就是：在政治上，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兴办实业，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文化上，倡西学，兴学堂，开发民智。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挽救民族危亡和发展民族经济的两大愿望，所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进步的意义。

虽然康有为发动的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武器，却不是诸如“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是中国传统的今文经学思想。他把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打扮成一位改革思想家，借孔子的“托古改制”来阐发自己的变法维新理论。

康有为阐发变法理论的著作有两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东汉以来一直被封建统治者奉为经典的古文经学，宣布是西汉刘歆为帮助王莽篡汉建“新”而伪造的，是“新学伪经”，从根本上否定了封建顽固派“恪守祖训”的理论依据，用以打击怀古守旧的思想。在《孔子改制考》中，他借宣传孔子的“托古改制”来宣传变法维新，着重地发挥了今文经学派的“三统”说、“三世”说。所谓“三统”说，即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制度也是有所演变、不尽相同的；所谓“三世”说，认为社会历史总是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即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这三个阶段，由低级到高级阶段不断发展的，并据此着重阐发了“变”的思想，用以打击万世不变的守旧观点，为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

康有为发动的是一场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运动，而运用的思想武器却没有超脱中国传统儒学的范畴，以孔子为其倡言改革的庇护神。这是为什么呢？

19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对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了解非常有限，即便是康有为，也仅是初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政治思想而已。他的西学知识，一方面从游历香港、上海的观察而来，一方面则来自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以及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介绍西方政治、社会的译著和时评。康有为尚且如此，其他中国人的西学知识更是少得可怜。而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是非常顽固而强大的，他们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进行变法维新，是不敢也不会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之理论武器去与封建势力发生正面冲突的，只能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去寻找理论武器。于是，康有为依托自身的今文经学优势，把孔子说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利用孔子的权威来打击守旧势力，以施行各项变法维新的主张。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变法维新运动期间确实影响很大，被其弟子梁启超称作“大飓风”和“火山大喷火”，给予封建顽固派以有力的打击。

在看到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在当时之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戊戌维新的目的是要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以取代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历代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支柱，这就是说，要变法维新、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就必须彻底批判、推倒封建的儒学思想，而康有为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在封建儒学的范畴内阐发他的变法维新理论。这是康有为的变法理论之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因而这一变法理论是自相矛盾和软弱无力的。康有为在理论上依据今文经学，在实践中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注定了戊戌维新运动悲剧的命运。

除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外，康有为还写了一部描述人类未来美好前景的著作，即从1885年开始撰写、初名《人类公理》，以后屡经增补，直到1902年才改写而成的《大同书》。在这一著作中，康有为拼凑了儒家、佛家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甚至还加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把他心目中未来的“太平世”勾画成一个“无私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这种大同世界，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