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点搜索
（1）兴起原因。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7000万元的战费和赔款，增收赋税比过去高出数倍，人民负担加重。鸦片输入量到19世纪50年代已增至每年6万多箱，白银外流更加严重。五口通商后，洋货大量输入。东南沿海地区的自然经济遭到破坏，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日益增多。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残酷的封建剥削，逼得人民群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1842—1850年间，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在百次以上。清政府四处调兵镇压，但群众斗争彼伏此起，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2）金田起义。
洪秀全，原名仁坤，1814年出生，广东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人。1828年起，他曾多次到广州参加秀才考试，均不中。鸦片战争后，动荡的社会、复杂的矛盾、尖锐的阶级斗争，以及自身的坎坷失意，使他产生了推翻清政府的思想。1843年，洪秀全撷取西方原始基督教教义中反映下层民众要求的平等思想和某些宗教仪式，从农民斗争的需要出发，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会，利用它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洪秀全的同乡塾师冯云山和族弟洪仁玕最早加入拜上帝会。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桂平县一带传教。那里形势险要，清政府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群众生活困苦。不久，洪秀全返回广东，写下《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文章，在浓厚的宗教色彩下，形成了拜上帝会的理论基础。冯云山留在广西发展会众，在当地的信徒日增。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团聚起3000多信徒，并逐步形成以洪秀全为首，包括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的领导核心，奠定了农民起义的组织基础。1850年前后，拜上帝会众与地主团练武装的冲突日趋激烈，实力迅速增强。此时，广西省发生大饥荒，农民到处成帮结伙，分吃大户，全省震动。拜上帝会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
1850年6月，洪秀全为准备起义发布总动员令，通告拜上帝会成员在当年秋天赶赴桂平金田村集中团营。各地会众多把房屋、田产变卖，扶老携幼到指定地点集合，然后分赴金田村。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众万余人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武装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起义后的第三天，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率部来归。3月23日，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称天王，建立了军师和五军主将制度。
（3）永安建制。
1851年秋，太平军攻占广西永安州（今蒙山县），洪秀全在永安下诏设官封王，相继建立各项制度。封原中军主将、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九千岁；封原前军主将、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八千岁；封原后军主将、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七千岁；封原右军主将、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六千岁；封原左军主将石达开为翼王、五千岁，并规定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颁布了《太平礼制》《天历》，进行了整饬军纪、清除内奸等工作。
1852年4月，太平军自永安州突围，大破清军，北上围攻广西省城桂林。不克，继续北上，在全州以北湘江蓑衣渡遭遇清军江忠源部拦截袭击，损失惨重，冯云山战死。5月，太平军离开广西进入湖南境内，克道州、郴州。8月，西王萧朝贵闻长沙兵力空虚，率偏师进攻长沙，9月12日在攻城时中炮牺牲。洪秀全、杨秀清闻讯后急率主力来到长沙城下，久攻长沙不克，乃撤围北上攻克岳州。
（4）定都天京。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湖北省城武昌，军威大振。太平军沿途杀逐豪绅地主，烧田契，散粮物，加之军纪严明，大得人心，从者如云，人数很快增至50万。2月，太平军放弃武汉，水陆并进，沿长江东下，势如破竹，3月19日攻克南京。3月29日，洪秀全在杨秀清和文武百官、黎民百姓的欢呼声中进入南京城。洪秀全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5）北伐和西征。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巩固和发展胜利成果，又进行了北伐和西征。1853年5月，太平天国派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等率师2万余人，从扬州出发，北上进军北京。北伐军遵照洪秀全“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之命，出江苏，过安徽，进河南，渡黄河，入山西，直捣直隶。京城震动，巨商富民挈家迁逃。北伐军虽然一度进至天津附近，但因孤军深入，给养、武器等供应不足，被清军围困。1855年3月，林凤祥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受伤被俘，槛送北京后英勇就义。5月，李开芳在山东茌平县冯官屯被俘，不久在北京被杀害。北伐虽然最终失败，但太平军长驱北上，半年内横扫6省，转战5000多里，极大地鼓舞和支援了北方人民的反清斗争。
1853年5月，为夺取长江中游各省以巩固天京，太平天国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等将领督率战船千艘，溯长江西征。西征军先后攻下安庆、九江、武昌等战略要地。1854年，西征军在湖南遭遇曾国藩所率湘军的抵抗，湘军反攻至九江附近。1855年初，翼王石达开大破湘军，复陷武昌。至1856年上半年，西征军取得辉煌胜利，控制了湖北省东部和江西省、安徽省大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太平军还先后击破清军建立在扬州附近的江北大营和天京城外的江南大营，解除了威胁天京3年之久的肘腋之患，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6）天京变乱。
随着太平天国的胜利发展，领导集团思想意识的封建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定都天京后，洪秀全大修宫殿，大选嫔妃，深居天王府，少理朝政，严重脱离群众。天国的军政大权掌握在东王杨秀清手上。杨秀清虽有杰出的军事才能和组织才能，做出过很大贡献，但他居功自傲，一切专擅，压制将领，甚至折辱天王。洪杨之间争夺最高领导权的矛盾日益激化，终于酿成一场天京变乱的悲剧。
1856年8月，东王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要求天王将自己由“九千岁”封为“万岁”。洪秀全被迫表示同意加封，但密令在江西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的翼王石达开以及江苏镇江的燕王秦日纲等火速回京。
早有个人野心的北王韦昌辉先期回京。9月2日凌晨，韦昌辉率军包围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及其家人，并殃及东王部属和其他军民共2万多人被杀。9月中旬，翼王石达开自武昌返天京后，责备韦昌辉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对石达开下毒手。石达开当夜缒城逃出天京。韦昌辉尽杀翼王家属。
石达开在安徽举兵讨伐韦昌辉，上书天王，请杀北王以平民愤。天王洪秀全下诏诛韦，杀掉韦昌辉及其追随者两百多人，结束了为时两个多月的内乱。11月，石达开奉诏回京，被军民尊为“义王”，合朝同举“提理政务”。洪秀全碍于众议，被迫诏准。石达开不计私怨，追究屠杀责任时只惩首恶，不咎部下。北王亲族也得到保护和重用，人心迅速安定下来。
尽管在石达开回京后不久武昌即因粮尽援绝而陷落，但在石达开的部署下，太平军稳守要隘，伺机反攻。陈玉成、李秀成、杨辅清、石镇吉等年轻将领开始走上一线，支撑危局，内讧造成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1857年春天，李秀成与陈玉成击败清军，北上安徽六安、霍邱，与捻军会合，兵锋直指湖北。
（7）翼王出走。
天京变乱后，太平天国合朝推荐石达开主持朝政。但洪秀全经历杨、韦事件，心存疑忌，另封其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以牵制石达开。1857年5月，石达开因“恐天王有加害之意”，从天京出走，途中张贴布告，鼓动军民“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未几，洪秀全削两兄王爵，送去镌刻义王金牌一道，表示尽弃前嫌，并附合朝文武求援表章。石达开置之不理，带走皖、赣精锐部队约20万人独立行动，走上了分裂的道路。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是其由盛入衰的转折点。
1858年，清军乘太平天国内讧之后，重建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进行反扑。同年4月，洪仁玕从香港辗转到达天京，被洪秀全封为干王、精忠军师，总理朝政。
1859年春，石达开率军进入湖南，发动宝庆会战，配合安徽太平军作战，并伺机分兵入川。此时湘军正计划分兵三路进攻安庆，闻石达开长驱直入湖南腹地，军心全线动摇，只得因势利导，全力援湘。面对湘军的重兵驰援，石达开孤军作战，未能攻克宝庆，被迫退入广西境内休整。
1861年9月，石达开自桂南北上，转战蜀、黔、滇三省，于1863年4月渡过金沙江，突破清军长江防线，但为大渡河涨水所阻，陷入重围，多次突围均不成功。石达开进退无路，辎重尽失，妻儿7人投河自尽。石达开致书四川总督骆秉章，希望清朝皇帝“宥我将士，请免杀戮，禁无欺凌，按官授职，量才擢用，愿为民者散为民，愿为军者聚为军”。敌人假作应允，他传令弃械。1863年6月13日，石达开带亲信数人及5岁儿子石定忠到清营，随即被解往成都。25日，受酷刑而死。其所遗部属被清军施计杀害。
（8）天京陷落。
1858年9月，陈玉成、李秀成率军攻占浦口和扬州，大破清军江北大营。但清军乘太平军东下之机，攻安徽，据太湖，扑安庆。湘军连陷潜山、桐城、舒城，攻三河镇，进逼庐州（今合肥）。陈玉成率兵救援，李秀成援军继进。11月，陈玉成部攻克三河镇清营，次日两军决战。太平军歼清军6000人，击毙湘军悍将李续宾、曾国华。清军从安庆外围撤走。1860年2—5月，李秀成在第二次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乘胜攻下江苏南部多地。
1861年，太平天国计划以陈玉成、李秀成两支主力分别从长江南北进攻武昌，以援救安庆。陈玉成进军迅速，一举攻克黄州，直逼武昌。但由于外国领事干涉，要求太平军撤军，同时由于李秀成部进军迟缓，太平军并无把握在短期内攻下武昌，且湘军加紧对安庆的围攻。陈玉成遂决定部分太平军留在武昌附近，继续等候李秀成部，本人率主力返回安庆。李秀成进至湖北东南部，就近招兵30万人。他得知东线太平军作战不利，又听说陈玉成已经返回安庆，遂放弃进攻武汉三镇，改向东进军，与李世贤部共同攻占浙江大片土地。
陈玉成回救安庆，但作战失利。1861年9月，湘军曾国荃部攻克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率领1.6万余将士拼死抵抗，全部战死，无一投降，写下了太平军战史上最为悲壮的一页。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清军和外国侵略者联合抵抗，由美国人华尔组成洋枪队阻击太平军。太平军久攻未能占领上海，损失很大，退回苏州。曾国藩指挥湘军再次包围安庆。在安庆附近，陈玉成和湘军鏖战几个月，安庆陷落，陈玉成退守庐州。5月，陈玉成在安徽寿州被叛徒出卖遭逮捕，押送清军将领胜保处。胜保劝说陈玉成投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地回答：“大丈夫死则死尔，何饶舌也！”1862年6月，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英勇就义，年仅26岁。
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20万兵力，10月起与湘军激战40多天，未能取胜。1863年12月，太平军苏州守将谭绍光被部下杀死，苏州失守。1864年5月，常州失陷，太平军守将陈坤书被俘牺牲。
1863年12月，天京外围要塞尽失，城内粮缺兵弱，将士食野草来充饥。忠王李秀成建议“让城别走”，另辟根据地，但洪秀全不准。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其亲手创建的天国即将倾覆之际病逝，幼天王洪天贵福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大肆杀戮。李秀成、洪仁玕保护幼天王突围。李秀成于22日在南京城外失散被俘，亲书“供词”数万字（即《李秀成自述》）后，于8月7日被曾国藩杀害。幼天王洪天贵福和干王洪仁玕在江西石城被清军俘获，11月23日在南昌被杀害。洪仁玕在《绝命诗》中说：“一言临别赠，流露壮思飞。我国祚虽斩，他日必复生。”表现了一位农民革命家的髙尚气节和对未来的必胜信念。太平军余部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奋战到1868年。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坚持了14年，势力发展到18个省，占领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多年，战事波及半个中国，严惩了中外反动势力。同时，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发生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还对中国的未来进行了超出农民小生产者眼界的新颖设计。因此，它具有重大的历史影响和历史功绩。
（1）《天朝田亩制度》在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夕，中国大地上“豪强兼并，一人而兼数十人之产，一家而兼数十家之产”，“一邑之中，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农民求生无路，才被迫起来造反。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彻底否定封建社会的基础即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凡16岁以上，不论男女，每人皆可分得一份数量相同的土地，不满16岁的减半，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这在东亚古国的中华文明史上，是第一次以法令的形式把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这就意味着铲除封建制度的根基，挖掉封建政体的墙角。所以说，《天朝田亩制度》有巨大的革命性，它在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这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要求和近代化的需要。
对《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历来争议最多，分歧最大。其中最受非难和指责的，是它对农产品和收入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与“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规上主”的原则。《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农村政权的基层组织叫作“两”，民每25户为“两”，生产所得，“除足其25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圣库”；“凡麦、豆、竺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鳏寡孤独废疾者，“皆颁国库以养”。这个办法当然是落后的、行不通的。但是，在一百多年前的反封建历史时期，它却并非是反动的。试想，贫苦的小生产者，既没有文化，更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反封建斗争中所提出的平分土地之方案，很自然地带有空想和落后的成分。他们希望把“天下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平均主义生活长期保持下来，永远不再出现贫富悬殊、饥寒冻馁的可悲现象，其主观愿望未尝不是好的，但这却不利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这种落后和空想，不必看得过于严重，以致掩盖了它的反封建的革命本质。两相比较，正如列宁所言：“农民希望立即把土地从地主那里夺过来，加以平分，这不是空想，而是革命。”[1]革命是它的本质和主流，而空想和落后的成分则是非本质的和次要的。《天朝田亩制度》是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对于推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起了巨大的作用。
（2）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太平天国在其所统辖地区施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即按照原清政府征收田赋的方式，随田派征土地税，以此“充军储而裕国课”。这种政策的纳粮赋人，既可以是原产业所有者的地主，也可以是在地主逃亡后承种田地的佃农。也就是说，这种政策即允许地主存在和收租完粮，也允许佃农代纳田赋，即所谓“着佃交粮”。这种“着佃交粮”的土地政策，稳定了中小地主，以争取他们投向太平天国，也得到了佃农的支持。因为许多佃农耕种的是豪绅地主的土地，这些大地主或已逃亡，或被镇压。太平天国实行“着佃交粮”，佃农交粮后便不再交纳地租。这样，佃农的租田无形中变成自身的产业，所以佃农十分高兴，对田赋“踊跃完纳”，无所拖欠。“实种作准，着令佃户完纳”的“着佃交粮”政策，是太平天国的历史创举。
既已实行“着佃交粮”制，太平天国便在颁发“田凭”（土地所有权证书）的过程中，把“田凭”直接发到佃农手中。这样，昔时大地主、大豪绅的世代业田，便从法权上转移到了农民佃户的手中。虽然这是局部的而未在所有地区全面推行，但人们注意到经此以后，苏浙地区原来高度集中的土地变得平均化了。这个历史性的功绩，是此前历代圣君贤相所无法企及的。
太平天国在所辖苏浙地区的州县，实行大幅度的减租减赋。大体上，田赋降低了一成至五成；地租则斫削得更多，一般是五成至七成，换言之，地主只能收半租或三分租。若地主以这半租或三分租去交纳国课田赋，则所剩无几。狡黠的地主明白这无利可图，因此不肯去收租，拒领“田凭”，宁肯逃亡流徙，免受牵累。这表明，太平天国的减租减赋措施是有利于贫苦农民，而不利于地主的。这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使苏浙农村在太平天国的治理之下，迅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3）镇压清朝大官僚、豪绅地主，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加速了它的衰败过程。
太平天国所进行的战争，是一次反对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的正义战争。太平天国对清政府的官僚大吏、土豪劣绅以及地主团练的头目等，实行坚决打击和镇压，绝不宽待和手软。大量史料证实，苏浙地区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富户百无一存”，“世家大族，转瞬几成绝户，其间衣冠世族，在此四五年中，生计已绝”。许多记载表明，太平天国时期地主阶级中的巨富豪绅遭到了劫运。他们或被镇压，或逃亡远徙，甚至乘轮出海，外逃至日本长崎等地。
镇压这些大官僚、豪绅地主，既大快了贫苦人之心，使太平军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得到迅速发展，又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它的衰败，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
（4）《资政新篇》描述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蓝图。
《资政新篇》是太平天国后期由干王洪仁玕设计、得到天王洪秀全批准的一个趋向资本主义的政治改革方案。《资政新篇》从西方吸取了很多营养，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为营造未来中国而提出的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崭新方案。
在《资政新篇》中，洪仁玕继承了清初黄宗羲提出的“工商皆本”的思想，并把它具体化，拟订为政策，以期使中国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洪仁玕认为，工商科技是“正正堂堂之技”，是经纬于天地之间，“永古可行者也”。这种认识冲破了中土士大夫的水平，是近代化的一个新观念。
太平天国后期，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发展国内和国际的通商贸易，态度鲜明，效果十分显著。太平天国地区出现农商并茂的新景象。由是可见，太平天国的近代化趋势是鲜明的，它推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来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反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因此，太平天国的打击目标与日后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任务是一致的，它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事件。
太平天国消灭了百万清军，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统治秩序，冲击了封建思想文化。这场战争之后，清王朝不得不授予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淮军头目越来越大的权力，军权、财权、人事行政权下移，地方督抚权力大增，清廷对地方控制的能力减弱。几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地纷纷响应，清王朝迅速土崩瓦解，很大程度是因为太平天国以后形成的这种政治格局。太平天国在其统治区对地主阶级的打击，使不少地主家族死亡殆尽，大量田册、地契焚毁；太平天国虽然没有实施《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土地分配的方案，但在一些地区实行“着佃交粮”的政策，实际上承认了佃农对所耕土地的所有权。起义失败后，清朝虽实行“田归原主”的政策，但很多土地已经无法归还原来的地主，于是，部分耕作这些土地的农民成为土地的新主人，这就使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一批新自耕农，这在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太平天国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要求外国不得干涉中国的内政和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严禁鸦片贸易。当外国侵略者扬言，如果太平天国触犯他们的侵略利益，他们将会以武力对待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在其威胁下屈服。据李秀成说，外国侵略者曾经向洪秀全提出以“平分”中国为条件联合反对清朝，被洪秀全严词拒绝。当中外反动派勾结起来向太平军举起屠刀时，太平天国起义者毫不犹豫地同英、法军队以及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斗争，表现出英雄的气概。1862年4月，太平军在上海郊区与英、法、俄军队激战，打伤英国海军司令何伯；5月，击毙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6月，俘虏“常胜军”副统领法尔思德；9月，“常胜军”头目华尔被太平军打伤毙命。太平军在同外国侵略者作战时的表现远远优于清军。
第二，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太平天国历时14年，转战18省，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政权。列宁说过：“历次革命的一般进程表明了这一点，在这些革命中，往往有过短时间的、暂时得到农村支持的劳动者专政，但是却没有过劳动者的巩固政权。”列宁的这段话对理解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很大的帮助。尽管农民建立的政权只能模仿封建王朝的君主制度，但因为太平天国打击的是官绅地主，给贫苦农民带来了利益与希望，所以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拥护，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参加了起义。起义初期，太平天国连老弱妇孺在内不足万人，两年以后迅速壮大为数十万人的队伍；太平天国北伐军出发时不足两万人，但沿途贫苦农民不断加入，转战期间队伍曾不断壮大。如果不代表农民利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太平天国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这反映了太平天国某些领导人在后期试图通过向外国学习来寻求出路的一种努力。因此，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具有了不同于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从中国的农民战争史看，太平天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第三，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启迪和鼓舞。作为一场空前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撒播的反抗火种仍然在延续。孙中山早年就听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这是他青年时代决志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重要动因。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更是以太平天国的后继者自居，革命党人在自己的报刊中赞扬和宣传太平天国的斗争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十分注意吸取太平天国的经验和教训。所以说，太平天国对日后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很大的启迪、鼓舞作用。
第一，太平天国之所以最终失败，从客观方面来看，是因为在当时太平天国面对的敌人不只是清王朝，还有外国侵略者。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公开宣布实行“借师助剿”的政策，与西方国家联合起来镇压，而西方国家也认定维护清王朝更符合它们的利益，于是以各种办法支持清王朝，西方国家的军队甚至直接同太平军作战。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联合起来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总体实力，远远超过太平天国。因为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太平天国的失败是难以避免的。
第二，从主观方面来看，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战争，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起义的进程和归宿。首先，太平天国用拜上帝教的教义来发动农民是有成效的，但这种宗教不是科学、先进的思想，它既有西方的色彩，又含有大量俚俗、粗鄙、迷信的内容（例如“上帝附体”之类），不容易取得有文化的士大夫的支持。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但在吸收士大夫参加方面却不如其他规模小得多的农民起义。士大夫阶层的精英人物基本站在清王朝一边，这与太平天国的宗教、文化政策有很大关系。洪秀全在后期不仅没有对宗教进行必要的改造，反而强化了其迷信、鄙俗的一面，对群众已经没有号召力，只有洪秀全本人依然沉迷于自己制造的虚幻神话之中。
第三，太平天国是一场农民起义，小生产者之自私、狭隘的一面，导致享乐主义、腐败、分裂甚至自相残杀。进入天京之后，太平天国领导人很快就抛弃了早期的艰苦奋斗作风，极力追求物质享受，并以物质享受激励官兵、群众。例如，洪秀全所做的《天理道情书》说：“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贾，营谋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胝胼，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顶天扶主，立志勤王，各受天恩、主恩及东王列王洪恩，畀及荣光，出则服御显扬，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太平天国诸王在建都后不久就大兴土木，建立豪华府邸。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及其他诸王“为繁华迷惑，养尊处优，专务于声色货利”；诸王与部将及广大士兵逐渐疏离，诸王之间更是“彼此暌隔，猜忌日生”。即使是比较清醒的李秀成，忠王府也修得十分壮丽，连李鸿章都叹为观止。太平天国的高层都有很多妻妾，如洪秀全有王娘88人，杨秀清有王娘54人。1856年9月发生的天京事变，更是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之恶性发作。这场流血大内讧，打破了洪秀全等人制造的神话，造成了信仰危机，拜上帝教也失去了早期的凝聚功能。
第四，在对内对外政策方面，太平天国也有很多失误。例如，太平天国不明世界大势，对外国侵略者虽有反抗，但缺乏深刻的认识，一方面有幻想，另一方面仍持“天朝上国”心态。不仅无法利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的矛盾，也无法阻止两者的联合，并不止一次地受到侵略者的欺骗。在军事战略战术、经济政策等方面，太平天国也有很多失误。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虽有巨大的革命潜力，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它不可能彻底摧毁旧的封建制度，建立一个完全崭新的社会制度，因而农民自身不能担负起领导反帝反封建斗争取得胜利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为中国找到出路，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洋务运动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打击，清朝的一部分官僚开始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为了解除内忧外患，实现富国强兵，以维护清朝统治，他们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这些人被称为洋务派，这一事件被称为洋务运动。
因为清政府用国家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外国侵略者的需求，国内的农民战争也进入低潮，因而呈现了暂时稳定的局面，即所谓中外和好的“和局”。但是在清朝统治集团中，一些头脑比较清楚的当权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恭亲王奕䜣等洋务派，并没有因此而减少他们对清政府统治的危机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在借助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的“华洋会剿”中，亲身感受到外国侵略者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从而感受到一种潜在的长远威胁。面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极力将这种思想付诸实践。
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首先是为了购买和制造洋枪洋炮以镇压农民起义，同时也有借机加强海防和边防，并乘机发展本集团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意图。洋务派官员、恭亲王奕䜣认为，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是“心腹之害”，沙俄是“肘腋之忧”，英国是“肢体之患”，因此“灭发（指太平天国）、捻（指捻军）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奕䜣提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郑观应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学习西方原则。对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他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
洋务派提出“自强”“求富”的主张，通过所掌握的国家权力集中力量首先发展军事工业，继而发展若干民用企业，这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
（1）对近代军事的作用。
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富国强兵，试图抵抗外国侵略，挽救统治危机。为实现军事“自强”，洋务派主要抓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二是建立近代海防、海军，同时改进陆军的武器装备和训练；三是建立近代军事学堂，培养新式陆海军人才。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一大批大型近代军事工业相继问世。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统领海军、海防事宜，推进了海军建设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清朝军队的战斗力有所提高。洋务运动的军事自强，使中国军队以近代新式武器装备投入反对日本侵略的甲午战争，开始了中国军队的近代化进程。
（2）对近代经济的作用。
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资金紧张、原料缺乏、交通不便等。于是，在“自强”口号兴办军事工业之后，洋务派又提出“求富”口号，开始兴办民用企业，重点在于采矿、冶炼、航运、铁路等配合军事工业的部门。在洋务派的倡导下，许多达官显贵以兴办洋务为荣，这就动摇了从商鞅变法开始的、中国几千年文明中“重农轻商”的观念，促进了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并使其在社会经济中明显增长。
（3）对近代政治的作用。
洋务运动自身的封建性和腐朽性导致了其最终的失败，由此使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洋务运动的缺陷，认识到单纯模仿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不够的，必须对腐朽的封建制度有所改革。这样，就产生了早期的维新思想，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4）对近代文化的作用。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端。由于中国传统的科举制度无法满足洋务运动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就成了洋务运动进行下去的一项重要的举措。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创办了24所新式学堂，主要为翻译、工程、兵器、通信、医务等学堂。虽然这些学堂规模都不大，但是依旧打破了古老的科举制度，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打通了社会文化风气。为了更系统地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向欧美派遣了两百多名留学生。虽然后来大多撤回，半途而废，但毕竟为洋务事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西学知识的新式人才，对中国的教育近代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准备了最初始的文化条件。
第一，洋务运动也是近代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的一次尝试。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一部分人即洋务派，希望通过学习西方，使中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洋务派搞洋务运动是为了挽救大清王朝。说洋务派搞军事工业、建新式海陆军主要是为了镇压人民反抗，这一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也应看到，洋务派这样做也是为了抵御外侮，因为镇压人民反抗并不一定需要购买7000多吨位的军舰建成舰队，建设海军主要是为了保卫中国海防。对此应给予适当的肯定。
第二，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两重性。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对两大历史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洋务派所办的军用、民用企业是中国人举办的最早的一批使用机器的近代企业，这些企业引进了一些现代科技、管理方法，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起了一定的示范和促进作用；办学堂、派留学生等在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有积极作用，而且对封建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冲击。
但是，对洋务运动也不能评价过高，它对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作用有两重性：既有促进的一面，也有阻碍的一面，而且到了后期，阻碍是主要的方面。在洋务运动中办了一批企业，但这些企业带有浓厚的封建衙门色彩，办得成功的不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所谓官督商办，就是官府负责保护、扶植，派官员（多为亦官亦商者）监督管理，有时也借垫部分资金，而主要由商人投资认股，商务由商人管理（产、运、销），盈亏由商人承受。官督商办的做法早期有其合理性，因为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强大，一切新事物都会遭到反对，必须利用官府的权威才能减少阻力。如果没有大官僚李鸿章等人的提倡、支持和批准，新式企业无法取得合法地位，资金、用地的困难无法解决，遇到阻力、破坏更无法应付。当时商智未开，商力不足，商人没有官府的出面也不敢投资，因此，这个阶段，不能说“官督”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一方面，商智、商力已经有明显的进展，不必时时、事事靠官府出面；而官府这一方面，提倡、扶持从来都不是无偿的，即使在早期，也大大加重了企业的成本，朝廷、地方官府、官员个人都要谋取利益，越来越多的官员把近代企业作为牟利的新途径，商人没有多少发言权，这样，“官督”的负面作用也就越来越明显。“官督商办”受到商人广泛的反对，就无法再推行下去了。
洋务运动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洋务运动虽然办了一些新式学校，但30年间全国总共办了20多个，所培养的学生不过几千人，几乎都是技术型的人才。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标志北洋海军，据说曾经在世界上排第八位、亚洲排第一位，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通常以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作为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
第一，洋务运动的封建性。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毛泽东这一论断是对近代中国整个地主阶级做出的，尽管这个阶级会出现个别有作为的人物，但他们也不能不受地主阶级本质的制约。洋务运动由地主阶级部分当权人物倡导，在对清王朝不作任何根本改革的前提下进行，洋务派主要人物的阶级性并没有发生转化，这个时期中国地主阶级也没有出现本质性的分化，洋务派和顽固派虽有矛盾和争论，但在维护清王朝统治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决定了洋务运动的过程和归宿，这不是少数有能力的洋务官僚就能改变的历史命运。
洋务运动封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是洋务派不敢、不愿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作任何的真正的改革。历史经验表明，所有现代化成功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能够主导现代化的中央政府，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政治结构，这样才能利用政府的权威，全面推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排除各种阻力。有的事情，表面看来是具体问题，但不实行政治改革是无法解决的。例如，兴办近代企业、建立新式海陆军需要大量经费，但在没有政治改革的情况下，财政制度还是封建王朝的旧模式，经费就无法保证，甚至会被挪用。又如人才培养，科举制度若不废除，新式教育就不可能发展，但废科举本身是一项带政治性的改革。洋务派坚持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在器物、技能层次学习西方，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这个层次，则不作任何改革。他们企图以吸取西方近代生产技术为手段，来达到维护和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桎梏下充分地发展起来的。
清朝的政治制度不合世界潮流，洋务派并非毫无察觉。洋务派自身有其局限性。他们有一定抱负，洋务运动是他们理想、功业、实力、地位的保证，但他们自身的经济利益很少同现代企业联系；相反，他们之中的多数人都是大官僚大地主，政治改革将会损害他们本人、家庭以及小集团的眼前利益。他们都忠于清王朝，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不会允许洋务派进行任何政治改革。洋务派多数又是科举中人，思想上还保持着封建的三纲五常那一套。支持洋务运动的人物，在整个官僚体制、整个士大夫阶层中，并不占优势。洋务派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同清王朝整个统治集团、同整个地主阶级是一致的，这是洋务派不敢、不愿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作任何真正改革的最根本原因。
第二，洋务运动的依赖性。在洋务运动进行之时，清政府已与西方国家签订了一批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正是依据种种特权，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它们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洋务派不敢、不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敢、不能坚决抵抗外国侵略，一味迷信所谓“国际公法”，希望用妥协换取清朝统治的苟安。洋务派所办的企业、学堂、海陆军，在设备、装备、技术、管理、训练等方面都要依赖外国人。李鸿章可以说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对清朝外交政策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他曾经幻想借助俄国的力量来抵御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结果却使中国失去了更多的权益。洋务运动搞了30年，中国半殖民地化反而加深了，越来越弱、越来越贫。
第三，洋务运动的腐朽性。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其封建性决定的。洋务派以不改变落后和腐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开展洋务运动，腐朽性是必然的产物。洋务企业除少数以外，管理仍是封建衙门式的，充斥着任人唯亲、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督办、总办等大小官员既不懂生产技术又不懂经营管理，无法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行。一些曾经办得不错的企业，最终也无法维持。洋务派创办的新式陆海军和军工企业，也有很多腐败的事例。洋务派所谓“自强、求富”只能是句空话。
（1）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
19世纪末，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等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和争夺。甲午战争的惨败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西方列强趁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偌大的中国被分割成了一块块列强的“势力范围”。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迫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寻找新的救亡图存的道路。
（2）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的原因有三个：一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所带来的刺激。《马关条约》中允许列强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列强纷纷加紧资本输出，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进一步破坏。这在客观上促使中国城乡的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二是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打着“自强”“求富”的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工业企业，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刺激作用。三是一些觉醒的国人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抵制洋货看作是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之一，他们发出了“实业救国”的呼声，利用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民族工业。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发展，为资产阶级开展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经济基础。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开始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符合的政治权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为戊戌维新运动奠定了阶级基础。
（3）近代以来新思想的发展。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封建统治的危机也一步步加深，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林则徐、魏源发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声，成为学习西方的先声。他们的思想由于受到种种限制，并没有付诸实践。洋务派将“师夷长技”的思想付诸行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军事装备，希望以此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但是甲午战争的惨败已表明洋务运动并不能救中国。
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和洋务运动的兴起，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代表人物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他们认为，洋务运动仅将“制器”作为学习的重点是不够的，中国真正要学习的应是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尽管早期维新派主要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了一些改革方案，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也仅限于舆论鼓吹，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但他们掀起的维新思潮仍然产生了广泛影响，并对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思想的产生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
到了19世纪90年代，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康有为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将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宣传变法维新。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极具震撼力，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他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体现了他对封建守旧势力的妥协。
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担任主笔，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他提出，“法者天下之公器，变者天下之公理”，“变亦变，不变亦变”。只有实行变法，革除积弊，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在当时的一些爱国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大大增强了维新变法的声势。
谭嗣同、严复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封建君主专制作了猛烈批判。谭嗣同指出，“君末也，民本也”；严复甚至认为，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不过是“通国之公仆隶”，而专制帝王则是“窃国者耳”。所有这些，在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推动下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此后的103天中，接连发布一系列推行新政的诏令。其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政治方面。
改革行政机构，删改则例，裁撤闲散、重叠衙门；裁汰冗员，澄清吏治，倡导廉政；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他们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广开言路，提倡官民向皇帝上书言事。
（2）经济方面。
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和交通采矿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提倡开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藏；开办邮政，开办商会、商报，设立商会等各类组织；注重发展农业，提倡西法垦殖，建立新式农场；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决算。
（3）军事方面。
裁汰旧式绿营兵，改练新式陆军；采用西洋兵制，练洋操，习洋枪等。
（4）教育方面。
创办京师大学堂，各省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废除八股取士，提倡西学，改试策论，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准许自由开办报馆、学会，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
变法诏书的颁布，有利于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利于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新政的内容，虽然没有涉及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政治主张，但毕竟对腐朽的封建制度的许多方面都有所触动。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要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当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还十分微弱，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基础也相当狭窄。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维新派的势力更是非常弱小，很多人自身还保留着封建士大夫的痕迹。他们既没有严密的组织，也不掌握政权和军队，更没有去发动群众。因此，他们就只能把自己实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和极少数官僚的身上。当时清朝的最高领导权由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所掌握。慈禧最初曾表示“今宜专讲西学”，但是，当她感到变法触及自己的权力和清廷王公贵族的利益时，就动手遏制、镇压。这样一来，失败便不可避免。
维新派自身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不敢否定封建主义。他们在政治上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君主专制，只是企图依靠光绪皇帝“以君权雷厉风行”，通过和平、合法的手段，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让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代表参加政权，在中国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在经济上，他们虽然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却未触及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即封建土地所有制。在思想文化上，他们虽然提倡西学，却仍要打着孔子的旗号，借古代圣贤之名“托古改制”。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指责西汉的古文经书全系刘歆伪造，是为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将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祖师爷，以此为自己的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康有为的变法理论是自相矛盾的：既想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又不敢根本否定封建制度；既要反对儒家思想，又要借助儒家传统来制造变革理论。之所以如此，客观上是由于变法遇到的阻力非常大，主观上则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软弱性。
其次，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维新派虽然大声疾呼救亡图存，但又幻想西方列强能帮助自己变法图强。维新派尖锐地揭露了俄国侵华的事实，却幻想与英、日结成同盟来抵抗俄国。有人甚至建议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中国任维新顾问。英、日帝国主义虽然表面上同情维新派，但实质上只是为了乘机扩大在华侵略势力，寻找他们在中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为了与俄国进行争夺。因此，在戊戌政变前夕，维新派分别乞求英、美、日驻华公使的支持，结果都落了空。
最后，惧怕人民群众。维新派的活动基本上局限于官僚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他们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而且惧怕甚至仇视人民群众。康有为在每次上书中，都反复提醒光绪帝不要忘记人民反抗的危险，要警惕“金田之役”“乱民蠢动”。他告诫皇帝，“既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如果不实行变法，下层群众将会起来造反，使皇帝和大臣们虽欲苟安，而“歌舞湖山”却不可得，甚至“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因为没有人民群众作为后盾，所以当他们得悉守旧派要发动军事政变时，只得打算依靠掌有兵权的袁世凯，结果反而被袁世凯出卖。而一旦守旧派反戈一击，维新派也就没有丝毫的抵抗能力。
另外，维新派及光绪皇帝在实施变法上的某些冒进措施，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例如，大量裁减冗官，仅京师一地，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失去职务者近万人，但是又没有安排出路。因王照上书被阻而一下子罢免六个部长级官员，也属操之过急、失之过重。
（1）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挽救国家危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等人希望通过这场运动使中国富强，免受外国欺凌，因此，这场运动带有反帝爱国性质。戊戌维新运动又是一场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康有为等人要求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改革，在经济上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则宣传近代科学和资产阶级文化，因此，它带有反封建的性质。
戊戌维新突破了洋务派所谓“中体西用”的樊篱，提出了变革清王朝政治制度的要求，而且付诸实践，维新派最终的主张，是用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主义的君主专制制度。所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代表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运动。戊戌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冲击了封建主义。戊戌维新运动也是使清王朝“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重要政治事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酝酿阶段。它为这个革命的发生，在政治上、思想上做了必要的准备。
（2）戊戌维新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新派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影响超过了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大力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宣传自由平等、社会进化观念，批判封建君权和封建纲常伦理，有利于民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全面掀起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文化的其他领域，由于维新派的推动，“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史学革命”等相继而起，梁启超、黄遵宪、谭嗣同、汪康年等人身体力行，掀起了广泛的文化革新运动。以维新运动为起点，资产阶级新文化开始打破封建文化独占文化阵地的局面。在教育方面，维新派主张采用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兴办新式学堂，这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京师大学堂的创设，更成为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端。维新派不仅在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方面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且在改革社会风习方面也提出了许多新的主张。如要求革除吸食鸦片及妇女缠足等恶俗陋习，提出“剪辫易服”的主张，倡导讲文明、重卫生、反跪拜等。其移风易俗、开启社会新风的效用不可低估。
（3）戊戌维新运动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促进。维新运动对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促进作用。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后来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阻力，但他们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启蒙工作，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种，促使大批知识分子觉醒，其中不少人后来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当然，这并非维新派的初衷，但却是客观事实。特别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头两三年，虽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开始进行反清革命，但他们的宣传工作在全国的影响不大，因此，维新派的启蒙工作更显得重要。维新运动的失败也使大批爱国志士明白清王朝已无可救药，不能指望它进行和平改革，从而放弃改良的道路而转向革命。例如，章太炎曾加入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参与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的撰述，赞同康、梁的变法维新主张。但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激起了章太炎对政治改良的怀疑，不久，他就和维新派决裂，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