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思潮和文艺思潮

魏晋南北朝前后达三百余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转折、分裂与动荡的时期。

黄巾起义不仅动摇了汉朝的统治，也动摇了儒学的一尊地位。面对着崩溃的纲纪和满目的疮痍，有识之士不得不重新寻找治国之术。曹操提倡法治，用人唯才，选拔“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建安二十二年[217]《求逸才令》，一名《举贤勿拘品行令》，见《曹操集》）的人，就是适应时代的要求。由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北方实际的统治者，所以他的这些措施又反过来加速了儒学的崩毁。顾炎武说：“孟德既有翼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日知录》卷一三“两汉风俗”条。）儒学的禁锢一旦崩毁，思想界便出现了自由与开放的局面，各家各派的思想都得到发展的机会，争辩的风气也盛行起来。正如鲁迅所说：“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于是，魏晋时期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它的理论形态就是魏晋玄学。魏晋玄学的内涵很复杂，玄学家的思想倾向也并不一致。对它如何分析评价还有待深入研究，但无疑它是一种思辨的哲学，对宇宙、人生和人类自身的思维都进行了纯哲学的思考。和两汉的神学目的论、谶纬宿命论相比，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魏晋玄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经籍的方法，对于打破汉代烦琐经学的统治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战争频繁，佛教得以广泛流传，佛经也被大量翻译过来。梁武帝时“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南史·郭祖深传》载《舆榇诣阙上封事》）。北魏时洛阳有寺庙一千三百余所。东晋以来，玄学家普遍研究佛理，支遁、慧远等和尚也大谈玄学，于是玄佛逐渐合流。

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儒家的道德教条和礼仪规范已失去原有的约束力，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返归自然的生活，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身外的功业荣名既然受到怀疑，便转而肯定自身的人格。身后的一切既然是那么渺茫，便抓紧即时的人生满足。他们以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以一种新的情趣体验人生，成为和汉儒不同的新的一代。

以诗歌理论为核心的文艺理论从魏晋开始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

在汉代，儒家诗教占统治地位，强调诗歌与政治教化的关系。诗歌被视为“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大序》）的工具。至于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魏晋以后，诗学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开始深入探讨诗歌本身的特点和规律，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概念和理论，如风力、风韵、形象以及言意关系、形神关系等。并且形成了重意象、重风骨、重气韵的审美思想。诗歌求言外之意，音乐求弦外之音，绘画求象外之趣，各类文艺形式之间互相沟通的这种自觉的美学追求，形成一股新的文艺思潮。通常说魏晋以后文学创作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性就表现在这种美学追求上。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文学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是魏和西晋，第二期是东晋和南北朝。

魏和西晋又可分为三段：建安文学、正始文学、太康文学。

建安是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但在文学史著作中习惯把建安文学当作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建安文学成就辉煌。在曹氏父子周围聚集了许多优秀诗人，他们一方面学习汉乐府，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一方面歌唱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形成一种悲凉慷慨、刚健有力的风格，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或“建安风力”。这在曹操、曹植、王粲、刘桢等人的创作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正始是魏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在文学史上用正始文学泛指魏代末年的文学。这时正是魏晋易代之际，司马氏掌握了大权，残暴地屠杀异己，形成恐怖的政治局面。嵇康、阮籍在作品中抗议司马氏的残暴统治，揭露礼教的虚伪，与“建安风骨”是一脉相承的。

晋武帝太康（280—289）前后，西晋文坛呈现繁荣的局面，锺嵘《诗品序》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各有其成就。但总的看来，太康诗风比较纤弱，正如刘勰所说：“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文心雕龙·明诗》）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左思，他写诗抗议门阀制度，那种慷慨不平的感情与建安诗歌近似。东晋南北朝文学仍然以诗歌为主，诗歌创作经历了玄言——山水——宫体的变化过程。

西晋末年，在世族清谈玄理的风气影响下，出现了玄言诗。东晋玄佛合流，更助长了它的发展，以致玄言诗统治东晋诗坛达百年之久。关于玄言诗，《文心雕龙·时序》说：“因谈余气，流成文体。”《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玄言诗的内容是抽象枯燥的玄理，只不过徒具诗的形式而已。

南朝宋初由玄言诗转向山水诗，谢灵运是第一个大力写山水诗的人。山水诗的出现扩大了诗歌题材，丰富了诗的表现技巧，比玄言诗是一个进步。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除谢灵运以外，还有齐代的谢朓。

齐梁时代是我国诗体重大变革的时期。我国诗歌自建安以后渐重辞藻、对偶、用事，以及声音的谐和。到了这时，声韵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周颙发现了汉语的四声，沈约将四声的知识运用到诗歌的声律上，提出“八病”之说，和其他诗人共同创造了“永明体”，为律诗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我国“近体诗”发展的时代。梁、陈两代，帝王和世族的生活更加腐朽，精神也更为空虚。《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他们自然不再满足于山水的清音，而要寻求强烈的声色刺激，于是产生了宫体诗。它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宫廷生活，其中也有一些类似文字游戏的咏物诗。宫体之名始于梁简文帝萧纲。《梁书·简文帝纪》：“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南史·徐摛传》：“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始。”在陈后主的宫廷中，也有一批宫体诗人，《南史·陈后主本纪》记载：“（后主）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君臣酣饮，从夕达旦，以此为常。”

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的作品表现出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情操，以及遗世独立的生活态度。他鄙弃荣华富贵，赞美田园生活，诗风朴素自然。他的一些诗文肯定生产劳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思想愿望，尤其难能可贵。他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南朝宋代诗人鲍照出身寒门，他的诗也表示了对世族的不满和他个人在世族制度下怀才不遇的苦闷。文学创作之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都明确地提倡“风骨”“风力”，反对形式主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进步的文学理论。

在北方，五胡十六国时期，几乎没有作家，到了北朝时期才出现了少数诗人，如北魏、北齐时期的温子昇、邢邵、魏收，但他们的诗主要是南朝梁陈诗歌的仿制品。梁末，庾信等诗人由南入北，才给北朝诗坛打开新的局面。庾信原为梁代宫体诗人，经历了梁末的战乱，到了北方后，常常感到国破家亡的痛苦。这使他能从宫体诗的泥坑里挣脱出来，在后期的创作中，反映了一定的社会政治内容。

我们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进步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便会发现它的普遍主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些诗人都怀着某种朦胧的政治理想，也具有一定的智慧才能，但在当权的世族和门阀制度的压抑下，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用文学作品来抨击现实的黑暗，揭发礼教的虚伪。他们或放浪形骸，或隐逸田园，常常对统治者采取对抗的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往往从古代的贤士和抽象的道德中寻找支持，向虚幻的仙界寄托灵魂。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基本上是从个人的不幸出发的，他们最大的希望不过是改良吏治，举贤授能。他们之中有人对人民有些同情，但总的说来很少反映人民的疾苦。

南北朝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国风》和汉乐府民歌的传统，表现着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爱憎。南朝民歌清丽婉转，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犷刚健，广泛地反映了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在北朝民歌中，《木兰诗》是一首杰出的女英雄的赞歌。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这段时间似乎长了一些，文学的成就也不能和随之而来的唐代相比。但是如果没有这段时间的酝酿，也就不可能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纵观中国文学史，先秦是一个高潮，唐代是一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中间，汉代文学迟滞了四百年，从魏晋开始才透出新的生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值得我们重视。

（一）文学同史学、哲学分开，得到独立的发展。先秦两汉，文史哲没有严格的界限。魏晋以后，文学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艺形式，文学创作才成为一种自觉的艺术活动，并涌现出大量的作家。

（二）魏晋南北朝是五言古诗兴盛的时期，也是七言诗确立的时期。声律、对偶、用典等技巧的成熟，为唐代近体诗（律诗和绝句）的产生做好了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诗人们对诗歌技巧精益求精的钻研，就没有唐代近体诗的繁荣。

（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得到长足的发展。从单篇论文发展到专著，从一般的文学批评发展到系统的理论建树。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锺嵘的《诗品》，标志着这方面的发展。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选集。

（四）赋这种体裁开始抛弃了汉赋那种铺张扬厉的作风，发展为抒情小赋。在骈文的影响下，又逐渐发展为骈赋。

（五）小说已粗具规模，出现了一批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