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综合理解中国式的“新经济”

崔建华

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新经济”首次在我国提出，引发关注。

经济的发展总是不断变化的，无绝对的定式可循。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者阶段，经济中会出现一些新的现象或者新的特征，这是常态。历史地看，“新经济”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有的概念或范畴，也没有一致的或公认的解释。“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俄国，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引发社会尤其是农民的强烈不满，因而在1921年左右开始从“战时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危机，导致美国实施“新政”，罗斯福曾说：“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我们要制订出一些计划来。”“新经济政策”、“罗斯福新政”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新经济”，但内涵相差甚远。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学界专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现象、新本质的探讨也从来没有停止过，人们总是试图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或寻找新路。仅举一例，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对知识和知识产业的研究，其1962年出版的《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Th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Knowledg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据称是最早提出了“知识产业”的概念与分类。根据他的研究，1958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中29%来自知识产业；1959年，美国的全部劳动力中，从事知识产业的占31.6%。由此可见“知识产业”的重要性以及经济与社会发展出现的新变化。

最近一次在全球范围内关注和讨论“新经济”，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当时经济繁荣，新科技、新产业浪潮式发展，1994年，美国《商业周刊》提出，美国经济可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并倡导“新经济”的概念。笔者认为，事情其实可以追溯到更远以前。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格局来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是一个最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转折点。70年代连续的经济危机，意味着战后“黄金时代”的真正结束，导致不管是从经济理论上还是经济政策上，都出现方向性的变化，用经济学家的话说，这是“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转变。笔者也曾经撰文描绘过如此重要的转变，这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从经济发展史来说，只有危机才能真正改变世界。数十年过去了，回过头看，这种转变是成功的。美国经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分别为期76个月和106个月的持续经济增长，到了90年代被打破，因此《商业周刊》提出美国经济进入新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与世界经济新时代的来临，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这也许是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大发展并实现赶超的机会，所以，我国曾经提出的“抓住机遇”的说法，确实体现了对世界发展大局的准确把握，具有战略意义。这是后话，在此不多述。

那么，中国的未来的“新经济”应该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新经济”重在“新”，重在全面的“新”。近年来，对于中国经济的“新”，提法非常多，如新常态、新结构、新引擎、新动能、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大众创新等等。它们是从不同角度和不同领域提出的，各有其理，并不矛盾。“新经济”应该是一个综合的范畴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懈的实践，将各种各样的“新”均包含其中，全面提升中国经济的内在品质，以“新”带动发展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要从以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中，吸收经验和教训，走出中国真正的“新经济”道路。

具体来说，就中国的“新经济”而言，最关键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府明确而坚定的“经济信仰”，以此为基础推进经济改革的持续深化。五花八门的、各流各派的经济理论，无论如何复杂、深奥，体现在实践或政府政策层面，最核心的无非就是两个方面：自由（市场）或政府干预。当然，“自由”、“干预”是相对而言的，不是绝对的。古典经济学的主要贡献之一“看不见的手”就是明显的例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可以例举出无数的经济事实以证明无数的经济变化，但是这都不是本质。笔者认为，本质上就是一个变化：相对而言，中国经济在朝着“自由”的方向变化。所谓明确而坚定的“经济信仰”，就是要在自由和政府干预两个方面做出基本的选择，而不能摇摆不定。不是说要把“自由”与“政府干预”绝对化，或者要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而是要做出持续的方向性的选择，也就是就经济问题的解决而言，到底是主要靠市场解决还是主要靠政府的干预解决。三十多年以来，这个问题上的反复还是有很多的。以房地产（商品房）领域为例，近20年以来，基本上是一条“鼓励买房—限制买房（限购）—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的轨迹，“放松或放开限购去库存”其实也是鼓励，这不应该是一个市场化的产业发展所应该具有的完全正常的轨迹。

第二，持续的、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新经济”不可或缺的内涵。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6年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为6.5%—7%。这有很多维度的解读，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明确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底线。也就是说，维持6.5%的增长速度依然是2016年政府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掉到底线之下恐怕是难以接受的。从世界范围看，6.5%确实不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除个别年份外，年增长率在3%—4%，1994年和1999年达到4.2%。在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通货膨胀率却处于低水平，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明显好转（1992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900亿美元，创历史纪录，到1997年出现了财政盈余）。

第三，“新经济”需要“新结构”的支撑。去产能、去库存以及发展新产业等，都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一方面是原有产业的调整与升级，结构调整不是一味排斥传统产业；另一方面是新型、前沿产业的大发展，二者并行推动产业结构的蜕变。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支柱产业的确立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支柱产业带动产业集群的发展，促进产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四，增加“新引擎”，驱动“新经济”。有很多因素在驱动经济的前行，如传统的“三驾马车”。但是，经济发展也需要新动力。从历史看，每一轮经济的大发展，都伴随着科技的巨大进步，科技进步是最重要的“新引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也是由一股巨大的科技与产业创新浪潮引领，发明和专利的数量呈现出“指数式的增长”，尤其是网络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科技进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明显加快。同时，科技的发展也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扭转了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下滑趋势。原有的驱动要素，还必须保持，并且通过改革或完善来提升驱动力。例如传统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虽然从政府和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来看，中国和发达国家差异不大。但是，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在我国GDP中所占比重，不是提高了，而是明显下降了，从近50%降到35%左右。也就是说，尽管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居民消费作为经济的驱动因素之一，还大有潜力可挖。最近网络上有观点，“只有提高工资才能救中国经济”，虽有吸引眼球之嫌，但也不是完全无理。

第五，“新经济”需要强大的人力资源（资本）基础。教育、科研人员的状况、劳动者的素质、新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等都是衡量人力资源状况的标准。人口政策的转变、教育投入的加大以及教育体制的改革、企业全员培训制度的实施、鼓励终身学习等途径，在建立我国强大的人力资源（资本）基础方面皆大有可为。

不可否认，“新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或隐忧。从90年代的美国“新经济”来看，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化加剧，公司和个人大举借债，股市过热，货币供应量大增等，都是明显存在的问题，这些正是中国“新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吸取的教训。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就是走在一条“新”路上，发展的成就也归功于此。深化改革开放，继续前行，我们有理由相信，“新经济”将助力“中国梦”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