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际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大致可以归为三类：进口替代战略、贸易自由化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已有研究发现，与进口替代战略对经济发展促进乏力相比，贸易自由化战略和出口导向战略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1978年以后的近35年经济发展举世瞩目。那么，以国际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对外开放政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到底有无显著的促进作用？如果有，又是具体通过什么渠道、通过何种机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发生作用？它们的力度、量级有多大？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通过对外开放促对内改革，经过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和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21世纪中，不断的贸易自由化和以出口导向的政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在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全球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又如何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从而实现产品附加值的提升和在价值链上的产业升级，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成功转型、经济的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国民福利的提高？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本书力求解答的内容。
事实上，中国近35年的对外开放政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贸易深化政策；二是鼓励“两头在外”加工贸易的出口导向政策。全书的论证正是沿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更准确地，本书是在考虑加工贸易的背景下，研究贸易自由化政策如何从不同的渠道微观影响企业的绩效从而宏观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角度上，本书是笔者的另外一本专著《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姊妹篇——该书更多是从加工贸易的角度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
全书有十三章，可以分成三部分。本书先从全球视角梳理中国的国际贸易概况以及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并着重探讨我国的国际发展如何帮助我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在第一部分中，本书还从产业显性比较优势的角度对我国与东盟十国的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情况进行横向比较，接着从全球视角的一般均衡角度深入探讨贸易开放对一国产业结构的影响。
本书第二部分则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微观实证研究。笔者首先系统深入地探讨在考虑到占中国出口“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背景下，我国21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到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事实上，适当增加进口不仅可以缓解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过多带来的部分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进口中间品与本国中间品的有机合成可产生1+1＞2的熊彼特创造效应，因此，我们接着考虑在行业产品存在差异化的情况下，进口增加如何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如果考虑了企业和行业的产品异质性以后，又有何不同？进一步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到企业的出口和内销选择？更核心地，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又是如何影响企业研发行为、如何实现进口品的质量升级和产品的升级换代的？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明显提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明显地削弱了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那么，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如何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呢？本书第三部分力求从改革开放以来人口要素禀赋变化的角度理解开放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首先从微观层面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考虑到我国的劳动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这一重要现象，我们接着研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地，我们通过中印两国的国际比较考察中国的人口结构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选择。基于这一发现，我们更全面地从全球视角研究人口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内在有机联系。最后，提出中国经济下一步的顺利发展，重在理清经济战略思路，不妨从过去的“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来促进产业升级、国民福利上升，实现全民族小康生活的实现。
同笔者的《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一书类似，本书有如下几方面的特色：
特色之一是用大型微观海量数据对各个研究主题进行严格的实证计量分析，以确保结果准确可信。除了第十一与第十二章因研究视角不同的关系用了全球贸易宏观数据，其他各章都是用了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2000—2008年）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2000—2006年）进行研究。这样保证各章所用数据一致，不但可以避免采用宏观行业数据研究可能产生的加总误差；而且便于不同章节的横向比较，有力地保证了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度。据作者所知，由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和海关产品层面的最细化微观数据是近年来才可得，目前国内学术界同类著作还比较少，因此，本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填补了我国的贸易开放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空白。
特色之二是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相互结合。先前许多相关研究要么是没有理论模型引导的简化式实证研究；要么是没有实证证据的单纯的理论建模。本书的实证研究是建立在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模型的企业异质性理论之上的。大部分章节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严格的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从而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探讨各个影响机制和渠道。
特色之三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以中国经济为主要考察对象，并做到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书中各章都是以中国经济为考察对象和研究背景的，并考虑全球经济一体化如何影响中国外贸发展和经济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商品贸易国，它的贸易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是如何给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机会的。全书的布局按照宏观—微观—宏观的格局展开，从而避免“见树不见林”的情况，有利于读者了解中国外贸和经济全局。
在具体内容的安排方面，第一章首先从宏观角度梳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国际贸易概况，并探讨对外开放如何影响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首先提供证据证实了自1978年中国实施经济改革以来，已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上取得成功。在经济结构改革之前中国经济缺乏竞争力的原因在于，政府错误地实施了以重工业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而这基本上是一个违背自身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由于与中国的比较优势背道而驰，经济改革前的中国产业结构更为先进，但不太具有竞争力。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后转向采纳遵循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两套主要的政策可诠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大获成功。采用“双轨制”改革为陈旧的资本密集型工业提供了暂时的保护。此类渐进式改革实现了帕累托最优且容易付诸实施。中国政府在提供产业甄别和方便经济结构升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成功开展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也为城乡地区的工人们创造了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大幅减少。在过去的30年间，中国还从一个不发达国家成长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从而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奇迹。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制造业升级的成功案例也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本国经济带来了内涵丰富的启示和大有裨益的路径。
第二章同样是从宏观的角度研究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国际贸易及产业比较优势变化。该章采用UN Comtrade数据库提供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1分位行业数据，研究了中国贸易对东盟贸易的影响，并针对东盟各国如何提高贸易竞争力给出建议。实证研究表明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既存在互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会促进东盟国家同行业的出口。然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则会挤出东盟各国同行业的出口。近年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既给东盟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面临挑战。东盟国家可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R&D投资和培训更多的熟练工人等，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章继续利用国际贸易宏观数据并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讨论贸易保护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麦敕勒（1949）指出，对大国的进口行业征收关税可能会降低其国内相对价格，因而减少了它在经济中的产量份额。针对这一观点，本章发展了关于国民生产总值（GDP）转换对数函数系统的一个理论模型，并据此估计美国贸易政策对其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通过采用美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贸易成员方的行业面板数据，并在控制要素禀赋和技术创新对行业产量份额的影响后，得出了在服装和玻璃行业呈现高关税导致低产量份额的经验证据。在控制了由贸易的政治经济因素导致的内生性，以及运用各类非关税壁垒代替关税作为测量行业保护的工具后，这些发现也同样稳健。因此，本章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际贸易中该领域实证研究方面的空白：证明了麦敕勒悖论理论不再只是一种可能性，而的确在服装业中存在。
第四章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如何影响参与贸易的大型中国企业的生产率，分析考虑了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在进口中间品方面的关税优惠。利用2000—2006年高度细化的贸易数据和企业生产数据，本章构建了各企业所面临的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税率。通过控制企业参与加工贸易的自选择和两类企业层面关税税率可能引发的内生性，文章发现，进口中间品和最终品关税减免均对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且影响力度会随着企业加工贸易进口份额的增大而减小。总体上，相对于最终品关税减免，进口中间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更大；但对于不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相反的结论成立。通过将企业生产率加总至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文章发现，两类关税减免共使样本中约423家企业获得生产率提升，同时至少贡献了同期经济体总体生产率提升的13.53%。
值得强调的是，第四章是本书的核心章节。该章的英文版本笔者已独立发表在具有125年历史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上。该文被英国皇家经济学会（Royal Economic Society）评为2015年度最佳论文（Best Paper Award）。事实上，自1990年起，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决定从发表在《经济学期刊》中的论文每两年超过百篇论文中选出最佳论文，并给作者颁发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自1996年起，改为每年度评选一次。评选委员包括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主席、《经济学期刊》主编和一位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理事。在过去25年中，一批杰出的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奖得主、诺贝尔奖得主（如Acemoglu（1994）、Ethier（2002）、Friedman（1996）、Heckman（1999）等教授）曾先后获得该奖。因此，本人也非常荣幸地成为第一位独立获得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Royal Economic Society Prize）的华人经济学者。
该章在三个重要方面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外贸和中国经济的理解。第一，文章丰富了对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出口国经济增长的理解。第二，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越南），加工贸易是重要的贸易形式。但贸易改革和加工贸易的相互作用却很少被探讨。因此，在加工贸易享受特殊关税优惠的背景下理解贸易改革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显得十分必要。第三，除了采用被广泛接受的在行业层面度量关税的方法，本章首次在企业层面衡量最终品关税和进口中间品关税。
第五章则是从进口的角度专门讨论进口品对生产率的影响。该章基于2002—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讨论进口对于差异化行业的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解决了回归方程的内生性问题后，本章发现了中间投入品进口与最终产品进口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考虑行业差异化问题，我们发现进口仅对同质性行业的企业生产率提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引入市场集中度，实证回归结果表明进口竞争效应对于同质性行业更为重要，而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于差异化程度较大的行业更为重要。
第六章研究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章也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第七章旨在研究中间品关税下降对进口企业研发的影响，发现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提高了企业的研发水平。由于加工贸易零进口关税，从而不受进口中间品关税下降的影响。基于这一事实，该章利用中国加入WTO作为政策冲击，使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进出口数据，和自然实验方法进行研究。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进口成本，增加了企业利润，提高了研发空间；另一方面因为企业可以进口更多核心技术产品，从而获得更多技术转移，这促进了企业对已有技术的模拟和吸收，提高了相应的研发。进一步，我们将研发投入分解为对已有产品生产过程的研发和对新产品的研发，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研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前一方面。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自助研发新产品，中国企业在吸收已有技术改善生产流程上更具有比较优势。本章的结论说明提高中间品贸易便利度，进一步促进贸易自由化，对企业转型升级、改善企业生产模式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显著推动作用，文章有鲜明的现实意义。
第八章则进一步考察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之间的关系。本章通过使用2000—2005年我国高度细化的海关全样本进口数据，探讨了贸易自由化对于进口中间产品的质量的提升作用。为了准确地将质量从进口品价格信息中分离出来，我们运用了Khandelwal（2010）的模型估计了来自203个国家的3714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由于中间品质量的提升可能受到最终产品关税减免的影响，我们运用倍差法，选择受到关税免除保护的加工贸易为对照组。结果发现，相对于加工贸易，贸易自由化显著提升了一般贸易中进口中间品质量。该章的研究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较为准确地在产品细分层面上估算出其他国家出口到我国的中间品质量；第二，在实证层面，证明了关税减免有利于提高进口中间品质量；第三，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经济发展中制造业产品质量升级的问题。
第九章和第十章则重在讨论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劳动市场的影响。第九章主要探讨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需求弹性的影响。贸易自由化通过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的影响。我国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劳动收入份额降低发生在同一时期，劳动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在贸易改革的过程中被弱化？在中国个人收入差距悬殊的背景下讨论这一问题很有意义。本章使用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劳动需求弹性的影响。我们将中国加入WTO视为一次自然实验，以加工进口企业为“控制组”，以一般进口企业为“处理组”，使用倍差法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提高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可获得性，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加工进口企业相比，一般进口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在中国加入WTO后显著提高了0.065。进口关税下降幅度越大，企业劳动需求弹性提高得越多。
贸易自由化之所以提高了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与我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分不开的。近些年来，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制造业企业的用工成本迅速提高。贸易自由化降低了企业引进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的成本，提高了企业在要素选择上的灵活性，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背景下，企业会采用更省劳力的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导致劳动需求弹性提高。我国制造业的劳动力以非技术工人为主，其可替代性高，如果企业的劳动需求弹性过大，很可能损害非技术工人的利益，拉大个人收入差距。在当前产业和技术升级势在必行的背景下，国家应该对非技术工人提供更多的技能培训机会，一方面补充我国技术工人的稀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
从第十章起我们又把研究的视角转到宏观层面上来。我们首先考察贸易自由化对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章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因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劳动替代型技术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该章对已有文献主要有两方面贡献。第一，已有文献关于贸易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研究主要使用国家级、省级、行业级别的宏观数据。这种做法虽然有利于探究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但无法探究微观层面上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企业的最优生产决策。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是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权平均，劳动收入份额最终决定于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因此，有必要从企业层面探究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本章首次使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的数据分析这一问题。第二，影响宏观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因素很多，即便包含再多的控制变量，之前的研究也总是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困扰。本章使用倍差法进行研究，有“控制组”作对照，可以减少需要考虑的变量个数，因而能很好地控制回归的内生性问题。
第十一章则试图从中国的人口要素禀赋角度去理解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我们指出，中国当前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是由中国当前人口特征和低城市化水平所决定的必然选择。低人口抚养比和低城市化率共同造成大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工资收入缓慢增长，这些又进一步导致了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制造业的飞速发展。然而这两种因素也决定了较小的国内市场，因此市场出清的唯一途径就是出口。
既然人口结构对理解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那作为人口结构的核心变量——人口抚养比的变动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贸易呢？这是第十二章的研究主题。我们通过一个修改版的引力方程论证了人口抚养比是双边贸易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一个有较低的抚养比或者较高的劳动人口比的出口国相较它的贸易伙伴而言，会有更丰裕的劳动力，从而可以生产和出口更多的产品。对于进口国而言，一个有着更多劳动禀赋的国家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因而有能力进口更多。
我们发现：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会使出口国产出增加，从而增加出口；另一方面，高劳动人口比例也会给进口国带来更多的劳动收入，从而增加进口。利用176个国家1970—2006年的大样本面板数据，并控制多边阻力等因素，在引入劳动人口比之后，对贸易引力方程的回归分析支持了这一理论预测：贸易国的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会增加双边贸易流。出口国（进口国）平均劳动人口比上升1%，出口（进口）会上升至少3%（2%）。这一发现对于理解人口大国（如中印）或贸易大国（如中美）的贸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们的这篇文章有着丰富的政策含义。许多正在经历高速经济增长的新兴国家，例如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很大程度上都采用了“出口拉动”的经济战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去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这篇文章中，我们强调人口转型是解释这些国家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它们有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共同人口特征，这使得在劳动密集部门出现了国内过度供给。从这一点来看，如林毅夫（2007）所一直强调的，“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被这些经济表现强劲的国家所采用，是符合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的。也如姚洋和余淼杰（2009）指出的，中国采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内生的、自我选择的过程。当然，当一国的劳动力市场到达“刘易斯拐点”后，则应该进行必要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而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要讨论的内容。
在第十三章中，我们首先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实证论据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的工业实现了行业内和行业间的产业升级。大部分企业的生产率明显提高，出口的产品专业化、差异化更加明显。而对这些现象的解释，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展开。但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递增无疑是最主要的两股动力。更重要的，要保证中国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内继续实现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生产率，需要转换改革开放的思路，由“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转为“对外改革、对内开放”。对外改革主要出口目的国家，加强主要的自贸区建设；对内则开放国内各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深化经济改革，实现产业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技术进行不断的创新，并鼓励各行各业特别是服务业行业的创业是中国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当然，这部分的内容限于篇幅，不在本书中展开，但会是笔者以后研究的一个主要课题。
总之，本书用西方经济学模式的规范研究，研究我国贸易开放政策如何影响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书中大部分实证结论都是基于大型微观数据而得，结论比较可靠准确。研究结果不仅有鲜明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企业的出口决策，并对政府的贸易决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对中国外贸的研究对认知整个全球贸易也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该书各章都已经过国际、国内学术界严格的同行专家匿名评审，并发表在国际一流、国内顶级或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大部分章节也是笔者与同事和学生合作的成果。具体地，在第一部分中，第一章是与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合作的成果，该章主要内容已发表在《世界经济文汇》上。第二章是与我目前的博士生崔晓敏合作的成果，已发表在《国际商务研究》上，其英文版已作为东盟东亚经济研究所（ERIA）的工作论文发表。第三章是笔者独立发表于《经济学（季刊）》上，标题为《国际贸易的麦敕勒悖论及其验证：来自美国及OECD成员的经验证据》的论文。该文曾获得第15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论文奖。
在第二部分中，第四章是本书的一个主要章节。其英文稿已由笔者独立发表于The Economic Journal上。或许因为主题相对重要，该论文国际影响比较大，目前谷歌学术引用次数不同版本加总已过百次。英国皇家经济学学会专门在其主页网站撰稿给大众介绍本文的主要发现。第五章是与我的博士毕业生李晋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经济研究》上。第六章是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管理世界》上。第七章也是与田巍老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世界经济》上。第八章则是与我的硕士毕业生、美国马里兰大学博士生李乐融合作的成果，主要成果已发表在《经济学（季刊）》上。
在第三部分中，第九章和第十章是与我的学生梁中华博士合作的成果，主要成果分别发表在《南方经济》和《管理世界》上。第十一章则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在《金融研究》上。第十二章是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田巍老师及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周羿博士合作的成果，该文最初发表于《经济研究》上，并获得第18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最后一章是与我的学生王宾骆硕士合作的成果，初稿发表于《国际经济评论》上，并应邀被收集到《创造公平开放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莫干山会议2012文集》中。
本书是我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三本专著。第一本是《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该书曾获得第十六届安子介国际贸易研究奖（2010）。第二本是《加工贸易与中国企业生产率》，该书也有幸获得第二届刘诗白经济学奖（2014）和第七届胡绳青年学术研究奖（2015）。如同我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的撰写和出版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我要感谢我的领导和同事林毅夫教授、姚洋教授的支持和鼓励，感谢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的丘东晓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要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许多同事们平时的帮助和关爱。此外，我还要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周月梅老师、林君秀老师、刘京老师、郝小楠老师对本书的出版给予的大力帮助。在此表示深深的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张睿、硕士研究生黄杨荔同学帮我校对了本书，一并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家人！没有他们对我的一贯支持和鼓励，本书的完成是不可想象的。
最后，由于时间匆促，本书肯定还存在着不少谬误和不足。请读者们多提宝贵的建议，以便再版时修改（我的联系方式是mjyu@nsd.pku.edu.cn）。
余淼杰
2016年4月于北京大学朗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