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立意与重构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第三波发展思潮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对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些想法，包括我们为什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为什么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它的理论内涵是什么，它给经济学家带来了什么机会。
为什么需要进行反思？
为什么要反思？任何理论都是为了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理论如果不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也就是不能解释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为何产生，或是根据理论所做出的政策选择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不能帮助我们改造世界，那就应该对理论进行反思。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从提出来以后一直都处在反思的过程当中。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发展中国家的战后重建，以及新摆脱殖民统治或者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而从现代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的一个新的子学科。当时提出的理论后来被称为结构主义。
那时的看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战后重建和现代化的目的是希望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高，国防军事力量强；发展中国家正好相反，收入水平低，国防实力差。结构主义的解释是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资本很密集的产业，那些产业使发达国家劳动生产力和收入水平高，国防实力强。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产业是农业或是自然资源产业，劳动生产力水平低，而且，这些产业不能生产枪炮，所以国防实力差。这种观察自然是正确的，当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确实是如此。
那么，想成为现代化的发达的国家，当然就必须拥有现代化、先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唯有如此，劳动生产力水平才能高，国防实力才能强。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去发展那种产业？结构主义的看法是因为市场失灵，各种文化的、体制的原因造成落后社会里的人民对价格信号不起反应，没有储蓄的习惯，资本积累少，由于这些原因，靠市场配置资源不能发展起现代化资本密集型的先进大产业。
这种观察好像也很合乎现实，因此按照结构主义的看法，应该由国家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以克服市场失灵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过去这种现代化的工业产品在发展中国家是进口，现在要自己生产，所以，结构主义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有些国家则称之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斯大林模式实际上就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结构主义似乎能够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根据这个认识所做的改造世界的努力的实际结果怎样？一般都会有几年投资拉动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等这些产业建立起来以后，经济就开始停滞，接着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不断地拉大。
由于根据结构主义改造世界的努力失败，到了70年代以后，结构主义为新自由主义所取代。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越来越小，而是越来越大，是因为发达国家有现代化、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发展中国家则存在大量的政府干预，企业国有，政府对价格进行扭曲，直接配置资源，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和寻租腐败行为等等，导致经济发展绩效差。按照这种认识，发展中国家如果要发展好，就应该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把产权界定清楚，让价格由市场竞争来决定，资源由市场在国内国际自由配置，政府的作用应该限定在维持宏观稳定，财政必须平衡。这个理论好像也能够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经济发展绩效不好解释得很清楚，但是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进行转型的国家，经济普遍出现崩溃、停滞，危机不断。而且在八九十年代，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比在六七十年代低，发生危机的频率则比六七十年代要高，所以，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一样继续扩大，同样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有少数几个经济体经济发展是比较好的。首先是日本跟亚洲“四小龙”，它们的经济在五六十年代快速发展，但是它们推行的政策在五六十年代主流的结构主义看来也是错误的。
结构主义认为要赶上发达国家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产业，但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却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产业开始做起，而不是直接去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推行的不是进口替代，而是发展那些传统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制造业进行出口，对那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的产品则继续进口。这种出口导向政策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认为按照这样的方式发展将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可是现在看来，实际上缩小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却正是那几个推行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政策的国家。
到了80年代以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开放，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遭遇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只有中国、越南、柬埔寨以及从70年代开始转型的毛里求斯等国取得了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它们都不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进行转型，而是采取了渐进、双轨的方式：一方面保留扭曲，对原来优先发展的产业继续给予保护补贴；另一方面放开一些原来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的准入，并且设立了工业园、经济特区来帮助它们发展。这种渐进、双轨的转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是比原来计划经济还糟糕的转型方式。但是现在少数几个在转型过程中取得了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国家，推行的却正是这种从理论上来看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
这些比较成功的经济体还有一个特性，它们都是市场经济或是转向市场经济，就像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但是，在发展或转型中，政府就像结构主义所主张的那样，都发挥了积极有为的作用。
我前面讲，理论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从认识世界来讲，似乎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产生的原因。但是按照这样的认识去推行政策的结果都是失败的。反过来讲，成功的那几个经济体，采取的政策跟主流理论的主张正好相反，而且，它们既有市场也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所以，它们的成功不能用新自由主义或结构主义中的任何一个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进行反思。
世界银行对发展经济学来讲，既是各种发展理论的提出者，也是实践者。比如说，Rosenstein-Rodan在1943年发表的东欧和南欧工业化问题的论文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创始之作。1945年世界银行成立，他是首任研究部主任，当时世界银行没有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部主任是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最高负责人。世界银行自成立以后一直到70年代基本上是按照结构主义主张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
1972年世界银行设立了首席经济学家，第一位首席经济学家Chenery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也是结构主义者。1982年就任的第二位首席经济学家Anne Krueger则是新自由主义的旗手，她最有名的文章是1974年发表的《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因为政府的干预，创造了租金，导致了寻租，寻租的损失远大于资源错误配置的损失。所以，她主张取消各种政府的干预。从80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的整个政策就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原来主张结构主义的人都被换掉。
世界银行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机构，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世界银行的工资比一般大学教授的工资高了一倍以上，所以非常有吸引力，那时大学刚毕业对发展有兴趣的人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世界银行。但是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取得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非常少。按照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从1950年到2008年，两百多个发展中经济体里能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台湾，一个是韩国。从中等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只有13个，当中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或者是石油生产国，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本来就非常小，石油生产国成为高收入国家则是因为石油的自然禀赋。其他五个则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就是说，即使有像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发展机构的帮助，对发展理论非常熟悉，又有金融资源来支撑根据理论所制定的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有很多在美国留学回来的部长去推动它们国家的发展，但是，效果仍非常差，有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自二战以来，一直没有摆脱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没有真正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
世界银行既是发展理论的提出者，也是实践者。在实践过程中，也会有不断的反思。最著名的有1993年出版的《东亚的奇迹》，总结东亚经济体成功的经验，是因为推行了出口导向的政策，而且政府是积极有为的，跟原来的结构主义主张的进口替代不一样，也跟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政府不应该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主张不同。第二本是2004年出版的《苏东转型十年的教训》，发现每个国家情形不太一样，没有包治百病的万灵药（no one size fits all），而华盛顿共识则是一个试图包治百病的政策处方。最新的一本是2008年由诺奖获得者Michael Spence和Robert Solow领衔，二十几位发展中国家懂经济又有实践经验的官员参与的增长委员会出版的《增长报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3个取得了年均7%或更高速度、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高速增长的经济体的成功原因的研究。研究发现，这些成功的经济体有五个特征：第一，它们都是开放经济；第二，它们的宏观经济都比较稳定，不是经常有危机；第三，它们都具有高储蓄和高投资；第四，它们都有有效的市场；第五，它们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这五大特征跟过去主流理论的政策框架都不太一样，因为它既有市场，也有政府。这个报告推出以后引起了很多关注，它非常强调结构变迁，认为经济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实际上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背后是结构的不断变动。
Michael Spence在这本书出版了以后，经常被邀请到各种场合去作报告，很多国家的领导人也请他去做政策咨询，但是Michael Spence却说经济发展只有药材没有药方。中国人常讲药的用量不对补药可以变成毒药，如果只有药材没有药方，政策执行者怎么去遵循？所以，这本报告固然是一个进步，但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来讲，还远远不足，还要继续反思，新结构经济学则是这种反思的结果。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的时候，我常在国内外的各种论坛上倡导要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我讲的回归到亚当•斯密不是回归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理论主张，而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研究的方法。实际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标题中已经把他的研究方法讲得非常清楚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也就是“对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探索”。
实际上，除了一些属于方法论的计量经济学之外，大部分经济学的新的理论的进展，都是这些提出新理论的经济学家对所研究的现象的性质和原因探索的结果。不管是新的增长理论，还是理性预期学派，或是交易费用等等，这些新的理论进展无一例外，都不是从原来的理论推论出来的。任何提出新理论的人，都是直接面对现象，去了解这个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亚当•斯密非常高明，在他著作的书名上已经把他的方法论讲得一清二楚。我们常讲“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给人家一条鱼，不如教人家怎么去钓鱼。学习上也是如此，学一个现成的理论，不如学习怎么提出新的理论。
经济学也是一样。到底是从书本上去跟人家要条鱼好，还是在读书的过程当中学会钓鱼的本领好？当然是学会钓鱼的本领。所以我倡导回归到亚当•斯密，指的是回归到亚当•斯密的方法论。在这一点上，各位一定要记住，任何现成理论都是提出这个理论的人对他所观察的现象的本质和原因的描述，所以应该学的是方法，而不是他的结论，否则就成了刻舟求剑。对于这一点，国内的知识界特别要谨记在心，因为我们容易去学结论而忘了去了解这个结论是怎么得来的，去了解我们现在所要了解或解决的问题的本质或原因是否已经变化。
那么要反思发展经济学，就要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着手来探索。高速持久的经济增长是现代才有的现象，根据麦迪森和其他经济史学家的研究，在18世纪之前，即使在当时人均收入水平最高的西欧，人均GDP的增长每年也不过0.05%，要1 400年才翻一番，当然世界上其他国家其他地区也都一样。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中叶，人均GDP增长速度突然间上涨了20倍，从每年0.05%变成每年1%，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就从1 400年变成了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GDP增速又翻了一番，变成2%，所以人均GDP翻一番的时间就从70年变成35年。这一变化是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发展一日千里的结果。这样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背后就是结构的不断变迁，也就是现有的产业中技术不断创新，在现有的产业里每个劳动者能生产出来的东西量越来越多质越来越好，同时，新的附加价值更高的产品、产业不断涌现，可以把劳动和各种资源不断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重新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中去。也正是这种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的不断变迁，让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可以不断提高。随着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生产的规模和市场交换的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交易的价值越来越高，而且交易的人逐渐变成彼此不熟悉的人，所以就必须写一个合同，而且必须有合同的执行，于是法律就必须不断完善。并且，随着现代经济的增长，资本的需求和风险越来越大，所以，必须有完善的金融体系，去动员资金、分散风险。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不断变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作为上层建筑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不断与之相适应的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过程。
上述就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它表面上看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的增长就像是一座森林，森林的顶端高低起伏，顶端之下则是各棵树木枝干的不断去旧换新，以及旧树新树的不断替换的过程。要研究现代经济增长就要研究结构为什么不断变化，它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为什么称为“新结构经济学”？我是主张用新古典的方法去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决定因素，也就是研究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经济结构以及结构不断演变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每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结构是不一样的，它的决定因素是什么？随着时间的进展，结构在不断变动，是什么因素在推动结构的变动？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原则，如果用新古典方法来研究这些问题，那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因为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农业问题的叫“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问题的叫“金融经济学”，那么，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结构问题就应该取名为“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发展经济学刚出现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为了区别于此，所以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实际上，Douglas North也是这样，North在上世纪60年代开始倡导用新古典的方法来研究制度和制度演变的决定因素时，应该称其研究为“制度经济学”，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因为在20世纪初美国有一个制度学派，为了区别于“制度学派”，所以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也是这样。
新结构经济学的主要内涵是什么？我主张以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观察的切入点。每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所拥有的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是给定不变的，但是，随着时间是可以变化的。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就是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产业、技术结构是内生的，内生于这个时点的要素禀赋结构。
在这一点上我承认是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什么是经济基础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没有说。我认为经济基础的基础就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马克思主义只是讲到生产方式、生产技术，新结构经济学则进一步研究了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所以，新结构经济学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我为什么要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来研究发展？因为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其实就是在这个时点上的总预算——总共有多少资本，有多少劳动，有多少资源可以使用？并且，不同经济体拥有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有相对不同的丰富程度，有的资本比较多，有的劳动力比较多，或是自然资源比较多，多的要素就相对便宜，少的就相对贵。其实经济学家分析问题，到最后不是讲收入（预算）效应，就是讲替代（相对价格）效应。前几天我去参加张五常先生的八十岁生日庆祝会，张五常先生讲经济学只有一句话——替代效应。那是因为他研究的是比较微观的问题，所以只要考虑替代效应就可以了。我们研究的则是长期的动态问题，除了替代效应，还要考虑预算或是所得效应。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就同时决定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这是经济学分析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参数。所以，新结构经济学主张在研究发展问题时，以每个经济体在每个时间上给定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切入点来进行分析。
每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程度上，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的相对丰富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对价格也不一样，导致比较优势和最优的产业结构不一样。如果进入的产业跟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相符合，要素生产成本会最低。比较发达的国家为什么都在资本相对密集型的产业进行生产？因为它们的资本相对丰富、相对便宜，所以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要素生产成本比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低。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都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或者是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进行生产？因为在这些国家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多、价格相对低，所以这种产业的要素生产成本低。
也就是说，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结构来决定的。当然比较优势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技术或专业化等，产业结构也会受到家庭偏好的影响。那些因素会影响同一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比较优势和产业结构，但是，发展经济学主要研究的不是同一个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差异，而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产业结构怎么决定，以及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如何随着发展程度而变化，所以，那些因素可以先舍弃掉。
在每一时点上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一个国家在那个时点上的比较优势，如果这个国家的产业都符合比较优势，那么，这个国家在那个时点的要素生产成本最低，应该最有竞争力。所以这样的产业结构应该是最优的产业结构。从这样一个简单的切入点，我们就可以推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可以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集中在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
结构主义是从市场失灵来解释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产业结构的差异，新结构经济学则是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来解释。研究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希望发展中国家将来的收入水平能够和发达国家一样高，那产业结构当然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在这一点上新结构经济学和结构主义是一样的。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要像发达国家那样拥有资本很密集的产业，由于产业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那就必须先积累资本，如果资本的相对丰富程度跟发达国家一样，那最优产业结构当然就是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因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中间目标是提高产业结构，但切入点是什么？提升要素禀赋结构。必须让每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不断增加，随着资本的不断增加，经济规模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在发展过程当中除了提升产业结构之外，还必须改善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比如硬的交通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这是个动态的过程。
上述认识可以解释什么叫“收入陷阱”。所谓收入陷阱其实无非就是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变动太慢，导致它的收入增长速度不能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从而跟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不能缩小。低收入国家可以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国家也可以有收入陷阱。
从这个很简单的切入点所得出的一个引论是，要打破收入陷阱就要最快速地积累资本。资本是什么？资本是在生产过程当中所创造的剩余，不消费掉，把它储蓄下来作为下一期生产的投入。怎么样才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有最高的积极性去积累？其实，从这个推论马上可以得出需要有最优的产业结构，也就是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产业跟技术。如果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来选择产业和技术，那样的产业结构就是最优的，要素生产成本就是最低的。如果软硬基础设施也与产业结构相适应，交易成本也最低，在国内国际市场应该就会有最大的竞争力。有最大的竞争力对于各个企业来说就是能够创造最大的利润，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就是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积累的积极性也会最高。创造的剩余最大，积累的积极性又最高，资本增加的速度就会最快，要素禀赋结构提升的速度也会最快。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升级一定是在国际技术、产业边缘之内的技术和产业升级，还可以有后发优势。技术创新的成本和产业升级的成本比发达国家更低，速度可以更快。在这种状况之下，资本的回报可以长期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资本积累的速度也会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因此，要素禀赋结构就会不断向发达国家逼近，产业结构也可以向发达国家逼近。在这个动态过程当中还必须不断地去完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虽然切入点非常简单，但它的引论却是非常丰富的。
经济学家说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这是经济学家才懂的语言。企业家其实并不关心比较优势，他们关心的是利润，利润决定于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因此，要企业家自发地根据国家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各种要素的相对价格必须能够充分地反映这个国家要素禀赋结构的情形。到现在为止，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中才能够产生反映要素禀赋结构中各种要素相对丰富程度及其动态变化的相对价格信号，也就是说，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前提是要有一个完善的市场制度，也就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那么，为什么成功的国家都有一个积极有为的政府？原因是经济发展不是资源的静态配置，而是一个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在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一定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个人如果失败了，就告诉了大家这样的技术、产业不合适，大家不要采用；如果成功了，就相当于告诉大家这个技术、产业符合新的比较优势，大家会跟进来，竞争就来了。失败的话，他负担了失败的所有成本，成功的话，由于竞争他不会有高于其他跟随者的垄断利润。成功的收益和失败的成本之间是不对等的，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要是大家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怎么才会有新的产业、新的技术出现？所以，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所创造的外部性必须有所补偿。并且，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即使进入的产业是对的，他的成功还决定于交易费用的下降，交易费用的下降又决定于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包括金融安排等的相应完善。这些完善不是单个企业家能够内部化的，有些可能需要由其他企业提供。但是其他企业怎么会跟你配合？那就只能由政府去协调，有些干脆就必须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比如说法制环境等。所以，在经济发展、结构变迁的过程当中，为了让整个经济能够快速地、动态地变化，就必须有一个有为的政府，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来引导企业选择新的技术、产业并完善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
所以，虽然Michael Spence讲经济发展的成功只有药材，没有药方，但其实是有药方的。药方就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建议的按照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有一定的前提，首先是必须是有效的市场，其次是要有有为的政府，这两个就是《增长报告》中所总结的成功经济体的第四个和第五个特征。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是开放经济，符合比较优势的就多生产并且出口，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就少生产并且进口，而且在产业升级、技术创新的过程当中，后发国家还有后发优势，这就是《增长报告》中成功经济体的第一项特征。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话，宏观经济也会相对稳定，为什么？因为产品有竞争力，而且不需要政府补贴，在这种状况之下，经济有竞争力，内生的危机会比较少。并且如果遭遇到国际危机的冲击，因为政府的财政状况好，外汇储备比较多，所以进行反周期政策的能力也比较强，因此，宏观会比较稳定，这是《增长报告》中成功经济体的第二项特征。第三项特征，高储蓄、高投资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而且投资的回报率会最高，因此，资本的积累会最快，储蓄最高、投资最大。所以，实际上经济发展成功是有药方的，这个药方就是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
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个增长的药方也是和《东亚的奇迹》的发现是一致的。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当然会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而且，在发展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去克服各种市场失灵，所以《东亚的奇迹》的发现和新结构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一致的。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结构主义的失败就很清楚了，结构主义应该讲用意是好的，是想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产业结构，但它忽视了产业的内生性，要去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从而导致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要优先发展的产业中企业的要素生产成本会高过在这个产业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而且，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成本也一定会比在这个产业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高。在这种状况之下，总成本会高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发达国家的同一产业的成本，在开放竞争的市场当中，这样的企业肯定是不能盈利的，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自生能力，除非国家给予保护补贴，否则这种产业就不能自发建立起来。这种保护补贴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而且，也会产生由政策创造的租金和寻租的行为，所以它们的效率就会低。
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华盛顿共识会失败。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目的也是好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谁都不能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不重要，尤其是学过现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只要有价格扭曲，只要有政府保护补贴的干预，一定会有资源的错误配置和寻租行为，一定会有效率的损失。所以，以消除政府的干预为目的的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很有说服力。但这个共识忘了原来在结构主义下所形成的干预和扭曲是有目的的，是内生于保护补贴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优先发展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的需要。如果把保护补贴都取消掉，那些企业会大量破产，导致大量失业，造成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没有社会和政治的稳定，经济发展就不可能，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些优先发展的产业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比如说俄罗斯今天如果从收入水平和经济规模来看，只是二流国家，但它为什么是八国集团成员之一，为什么敢在乌克兰问题上跟欧洲、美国叫板？因为它有很坚强的国防。所以，俄罗斯不能让那些产业垮台，垮台了现代的国防就没有了。所以，在推行了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后，那些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也为了国防安全，又从后门偷偷地把各种保护补贴以更加隐蔽、更加扭曲、更没有效率的方式引进。最明显的就是东欧国家，尤其是俄罗斯，它大型的企业都私有化了，过去认为这些企业效率低是因为它是国有的，但是现在大量的研究证明，俄罗斯的八大工业寡头垄断集团现在拿到的保护补贴比在国有的时候还多。关于这一点，我在八九十年代就跟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争论过，当时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国有企业有预算软约束，因为它是国有，但我当时认为，国有企业有预算软约束是因为它有各种政策性负担，包括维持大量就业的社会性负担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负担，只要有政策性负担，又不能让它倒闭的话，政府就要给予政策性补贴，私有化以后寻租的积极性只会更高。现在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俄罗斯是这样的，东欧是这样的，拉丁美洲是这样的，非洲国家也是这样的。有更多的隐蔽性扭曲，那当然效率就更差了。并且按照新自由主义，政府不应该去引导新的产业的发展，没有政府帮助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新的产业就很难出现，拉丁美洲的智利就是典型的例子。智利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推行了华盛顿共识改革三十多年来没有任何新的产业出现，旧有的产业却不断消亡，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越来越恶化。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后，原来的赶超产业垮了不少，政府又没有在制造业的发展上扮演因势利导的角色，去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普遍的现象。
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渐进、双轨的转型成功了。渐进、双轨的转型就是说，对于过去优先发展的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保护补贴，那就维持了稳定；同时对原来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给予开放准入，而且进行因势利导。比如说交通基础设施差，那就设立特区或工业园，在特区、工业园里做到几通几平；营商环境差，那就在特区、工业园里实行一站式服务。所以说，虽然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是差的，但是在特区和工业园却有好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发展的产业符合比较优势，要素生产成本跟交易成本都是低的，当然马上就有竞争力，产业和出口都发展很快。这也就是为什么按照世界银行的营商指标和跨境投资指标中国一直排在后面，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吸引的外资也是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中最多的。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资本积累非常快，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越来越多地符合了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就可以把原来那些保护补贴逐渐取消掉。所以双轨渐进式的改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认为是最糟糕的改革，其实了解到原来的保护补贴的内生性以后反而成为最有效的改革方式。
上述新结构经济学关于发展和转型的这些看法，能不能在实证资料上面得到比较严谨的检验？在2007年的马歇尔讲座上，我提出了五个可以检验的假说：第一，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就会有很多扭曲；第二，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短期可能有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但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发展的绩效就会较差；第三，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经济波动会比较大；第四，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需要穷人去补贴投资于优先发展产业里的富人，收入分配会不公平；第五，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个国家越是能够创造条件来方便以前被压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它的总体经济增长就会越好。在马歇尔讲座中我构建了一个技术选择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国家产业选择和比较优势的差距，并用1962—1999年的跨国数据来检验上述五个假说，结果这些假设都没有被证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进一步参考我根据马歇尔讲座出版的《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
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政策
理论存在的目的是认识世界，但更重要的目的是改造世界。而且，只有能够改造世界，才能说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在这一点，我赞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只有能够在根据理论所采取的行动中，取得预期的效果，才能说这个理论真正帮助我们认识了世界。我们知道理论基本上都是瞎子摸象，只有在实践当中得到理论预期的结果，才能说这个理论是对的。这是我们做理论工作的人应该谨记在心的。以前在给学生讲方法论时，我常讲，一个现象只要可以用一个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就代表它可以用无数多的内部逻辑自洽的理论来解释。所以，不能满足于学到的理论或是提出的理论能够解释现象，更重要的是理论必须能够改造世界，这才是真正有用的理论，也是学习理论或是提出理论的目的所在。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在有效的市场中，政府必须发挥有为的作用，来克服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政府的资源是有限的，执行能力也是有限的。按照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是政府应该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建设好，把全国的各种法制、营商环境都完善好，不应该对任何地区或产业有偏向。这种想法有一个问题，除了我前面讨论的原来的扭曲有内生性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普遍不好，要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完善，有那么多资源吗？如果没有那么多资源，就必须按毛主席所讲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应该集中力量把一个区域搞好，降低其交易费用，这个区域的经济就能够快速发展，然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一点发展带动全面发展，这是个很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
按照这种策略使用资源，必须了解应该在哪儿建立工业园，在要建的工业园中到底要发展什么产业。发展的产业应该符合比较优势，这种针对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区提供因势利导的努力就是所谓的产业政策。从历史经验来看，我没有发现没有产业政策而取得成功的国家，当然更多的是实行产业政策失败的国家。但是，不能因为实行产业政策失败的国家那么多，就叫政府不要有产业政策了。因为政府要是没有产业政策，同样会造成经济发展不成功。所以，作为学者有责任去认识为什么有些产业政策成功，而绝大多数的产业政策失败，然后，帮助政府提高产业政策成功的概率。
我发现绝大多数产业政策失败是因为违反比较优势，这有两种可能性：发展中国家违反比较优势，通常是过度赶超，想去直接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正好相反，有些产业已经失掉比较优势了，比如农业或是一些加工业，但是为了维持就业，政府还给它很多支持。这两者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表现。违反比较优势的结果会怎么样？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就必须使用保护补贴，从而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资源错误配置，一个是寻租腐败。在这种状况下，产业政策当然会失败。
产业政策要成功，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就是要帮助企业进入到一个要素生产成本比较低的行业，也就是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但国际上的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总成本还包括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法制环境、金融环境是不是合适。如果不合适，交易成本会特别高。因此，即使这个产业是符合比较优势的，要素生产成本低，但交易成本太高，总成本也就居高不下，还是没有竞争力。这样的产业称为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把那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但因交易成本太高而没有竞争力的产业，经由政府帮助改善基础设施和金融、法制环境，把交易成本降低。如果能把交易成本降低，这个产业马上就能从具有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具有竞争优势，这是产业政策的目的。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怎样来界定其潜在比较优势？我把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分成五大类：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跟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产业还有差距。以中国为例，中国是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唯一一个各种产业部类都齐全的国家。但是，中国在2014年的人均GDP水平是7 600美元，美国是53 000美元，德国是45 000美元，日本是38 000美元，韩国是24 000美元。这些国家有的行业我国都有，但是我国相同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比较低，代表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较低。我国的产业实际上还是在追赶的阶段。这类产业就是追赶型产业。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有些产业发达国家已经失掉比较优势而退出，我们的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或接近领先地位，像家电、摩托车等产业即是。
第三类是退出型产业。这些产业过去符合比较优势，现在失去比较优势，需要退出。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由于现代科技的特性，有些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周期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其代表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设备，比如小米手机，半年一年就研发出来了。它的研发以人力资本为主，我国具有创新才能的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其实没有多大差距，我国跟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在物质资本上，而且，我国有13亿人口，具有齐全的产业类别和广大的国内市场，对这一类型的产业，我国可以实现弯道超车，跟发达国家直接去竞争。
第五类是国防安全产业。这类产业跟弯道超车型产业正好相反，资本投入特别大，研发周期特别长，不符合我国的比较优势，其存在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
这五大类产业所需要的产业政策是不一样的。对于第一大类，历史上所有成功的国家在追赶期都有产业政策，这些产业政策的一个共同特性就是以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收入水平差距不大、发展快速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作为追赶的对象。产业政策基本上是帮助国内企业进入这些作为参照系国家的产业。反过来讲，发展中国家失败的产业政策，都是以人均收入水平差距太大的国家的产业为追赶的目标。为什么要找一个要素禀赋结构接近、收入水平差距不大的国家的产业作为参照？因为要素禀赋结构相似、发展程度差距不大，比较优势也就会相似。这里如果要发展资源土地密集型产业，就必须有那种自然资源。而如果是一般制造业，那么只要看资本跟劳动的比例就可以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维持二三十年的快速发展，那就代表这个国家的产业基本符合其比较优势，那么，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随着资本不断积累，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就要逐渐失掉比较优势，而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失去的比较优势，正好成为追赶国家的潜在比较优势。
根据上述思路，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两轨六步法，首先甄别什么是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然后通过因势利导让企业进入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第一步，找到那些高速增长、要素禀赋结构相似、人均GDP比国内高一倍左右，或在20年前是同一个水平的国家，看它的成熟的可贸易产品是什么，那些成熟的可贸易产品很可能就是这个国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点非常重要，可以避免两种错误：第一种是政府太冒进，第二种是政府被国内的企业所绑架。因为国内企业有可能为了寻租，就对政府讲，这个产业非常重要，没有它就没有现代化，但其实它可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违反比较优势，政府就必须进行大量的保护补贴，即使把它建立起来，那些保护补贴也必须一直存在。所以，要避免这两种错误。
第二步，如果已经有了一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列表，那再来看国内有没有一些企业已经发现了这个机会，进入了这些产业。如果国内已经有企业进入了，照理说，要素生产成本低，竞争力就应该强，但为什么在国际上仍不能跟其他国家竞争？一定是因为交易费用太高。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就应该分析交易费用高的原因，然后帮助企业把交易费用降下来。
第三步，如果国内没有企业进入这些产业，或是从事出口的企业很少，那么政府可以通过招商引资把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吸引过来。同理，这里要素成本低，国外的企业会有积极性来，但现在为什么不来？很可能是因为它不知道你这个国家，或是这个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营商环境太差，交易成本太高。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做的就是招商引资，同时改善交通基础设施、营商环境等，把交易费用降下来。另外，也可以在国内设立孵化器来培育这些产业。
第四步，每个国家都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禀赋，这些禀赋可能生产出在市场上有需求的产品。另外，现在的技术变化太快，有很多技术、产业在20年前根本不存在，如果国内的企业发现了新技术、新产业带来的机会，并且表现出获利的能力，在这种状况下，政府应该针对这些产业帮助企业把交易成本降下来，让它能够发展得更好。这里最明显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在此之前是没有信息服务业的，但80年代的时候，印度的一些企业家发现可以帮美国的企业做信息外包，刚开始的时候是用卫星通信，所以交易成本很高，后来印度政府发展光纤通信，交易费用大大下降，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就变成印度最大的、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第五步，发展中国家一般交通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不好，如果有能力在全国都改善当然最理想，但实际上，政府的资源有限。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政府可以通过“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设立工业园或者经济特区，集中力量先把工业园、经济特区做好，让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成为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并且用这种方式也可以很快形成产业集群，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
第六步，就是对先行企业的外部性的补偿。外部性补偿可以是给予税收优惠；在有资本管制的国家，可以让先行企业优先得到外汇；在有金融抑制的国家，可以让先行企业优先得到贷款。这种优惠和结构主义的产业政策的保护补贴有何差异？结构主义的产业政策想要发展的产业是违反比较优势的，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因为没有自生能力，即使把它建立起来，还要进行长期保护补贴。新结构经济学因势利导的产业政策所要帮助的企业是有自生能力的，政策优惠只是解决外部性问题，这种优惠通常数额少，而且是一次性或者是短期的。
上述是追赶型产业的产业政策。
对于国际领先型产业，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如何来做？国际领先型产业的新产品、新技术必须自己研发。发达国家因为所有的产业技术都是国际领先的，所以所有的产业都必须自己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获得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发达国家的研发是怎样做的？研发是研究（Research）和开发（Development），研究的产出基本上是公共产品，所以发达国家的研究很多是由国家扶持的。像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国家健康研究院，由它们提供资金来支持基础研究，研究出来的成果属于公共知识，各个企业再根据这些知识去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即使是发达国家，能够用来支持研究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必须对要支持的基础研究有所选择。也就是说，必须根据这些基础知识的突破对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有多大的帮助，这些新技术、新产品对经济的发展有多大的贡献，来决定基础科研资金的配置。所以，发达国家并不是没有产业政策，只不过它的产业政策和追赶型产业政策中政府发挥作用的地方不同。在2011年美国出版了一本非常畅销的书叫《企业型政府》，在这本书里面，作者经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现在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产业，它早期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政府支持的。所以，并不是发达国家没有产业政策，只不过它是国际领先型产业的产业政策，跟追赶型产业的产业政策不一样而已。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有些产业在国际上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了，这些产业同样必须有产业政策的支持。政府要做的是支持与这些产业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有关的基础研究，来帮助这个产业中的企业更好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另外，也可以跟发达国家一样，以专利、政府采购等方式来保护知识产权和帮助企业迅速扩大新产品生产的规模。
对于退出型产业，也就是已经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应该怎么退出？除了跟国防安全或者是民生有关的之外，可以帮助一些有条件的企业进入到经营品牌、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管理的微笑曲线的两端；对于绝大多数的加工企业，帮助它们转移到海外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地方，也就是现在常讲的“抱团出海”，帮助接受国筑巢引凤、招商引资，使这些加工企业迅速创造第二春，将国内的GDP变为GNP。另外，对要退出去的工人，可以给予再培训，让他们有能力转移到其他行业去。
对于弯道超车型产业，政府可以通过设立“梦想小镇”、“孵化基地”把人才引进来，并且引进风险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对于国防安全型产业，因为它违反比较优势，这种产业只能由财政给予支持，在计划经济时代，因为赶超的力度太大，所以财政上没有办法直接补贴，只能靠扭曲各种价格信号来给予间接性的补贴。现在国防安全产业在整个产业中的比重其实已经很小，应该由财政直接给予补贴。补贴的方式可以是财政直接拨款支持投资和生产，也可以是政府采购产品。
新的理论见解和研究方向
今天在座的各位更关心的是新结构经济学能够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视角，帮我们把一些在理论上不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说清楚。在这方面，我有一些初步的思考。
•最优金融结构的问题 现在读金融学教科书，谈的都是现代金融，风险资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有大银行。这样的金融安排是适合发达国家的。发达国家的产业在世界的最前沿，它的投资需要大量资本，大银行和股票市场适合为大的投资项目融资。因为在世界最前沿，技术创新的风险大，而股票市场有利于风险的分散。对于一些只有概念、刚刚要开始研发的项目，则有天使资本、风险资本。这些金融安排是适合发达国家的。但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到今天，70%的就业、60%的生产活动，还是在小型的农户以及微型小型中型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这些农户和企业不可能到主板市场上市，也不可能到二板市场上市，更不可能发行公司债。这种产业的特性是资本投入比较小，技术一般是成熟的，产品也是成熟的，唯一的风险是企业家的经营能力以及是否诚信。对这种农户和企业的金融需求，最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地区性的金融机构，包括地区性中小银行。所以，不同发展阶段主要的金融安排应该不一样。当然我国也有大到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也有需要二板三板市场支持弯道超车型的企业。但是，对中国来讲，目前最欠缺的是被认为比较传统的、地区性的、能为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实际上，应该根据不同发展阶段，还有我前面讲的五大产业的类型，来决定金融安排。
•人力资本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Schultz和Becker都是研究人力资本的大师。还有好几位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比如Lucas、Prescott等都认为唯一决定经济增长的要素是人力资本。他们的说法不算错，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的产业在全世界是最前沿的，他们必须自己发明。不管是发明新产品、新技术还是使用新产品、新技术，都要求研发人员和使用人员具有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有很多研究证明，人力资本的提高会提高一般人处理不确定性的能力。因此，发达国家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是决定这个国家发展的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因素。这个看法对发达国家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对发展中国家呢？实际上，前沿产业的研发和生产活动，除了需要高人力资本之外，还需要很多物质资本来支持风险很大的高额研发费用以及投资于生产设备，也需要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来降低交易费用。在发展中国家，受限于资本的拥有量，无法和发达国家一样支持同样的投资，提高人力资本的结果很可能是造成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国内找不到合适的就业机会，从而到国外就业，造成人才外流；留在国内的人找不到好的工作，也造成很多社会、政治问题。其实北非的埃及、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事件，就是因为教育改善了很多，但是适合高等人才的就业机会没有增加，结果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所以人力资本投资实际上也必须跟发展阶段的产业特性、风险特性相匹配。当然，中国有一句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另外，在孩童阶段学习的机会成本比较低。同时，在按照比较优势快速发展的国家资本积累都相当迅速，当产业升级时再来进行教育投资就来不及了，所以，人力资本投资需要有一个适当的提前量。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突进太多，也可能会造成浪费。
•人口红利 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一个农业社会里有很多剩余劳动力，把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会有人口红利。目前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了，很多人就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没有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在这一点上，我常讲不要刻舟求剑，要去了解理论模式的假设和内涵是什么。这个理论模型的内涵是说，当劳动力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劳动生产力会有一个提高，这是一个红利。但是，刘易斯的模型是二元结构，只有农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所以，当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转移到制造业部门后，就不再有人口红利。但是，现实中制造业不是只有一个部门，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细分的谱带，从劳动力密集型一直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业，只要把劳动力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制造业，就有人口红利。所以，并不是只有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制造业才有人口红利。只要不断发展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然后提供必要的培训，让劳动力有能力从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比较高的产业，理论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还存在。所以，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不要简单运用现成的理论，而是应该直接面对问题，去了解问题的实质。国内有些人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感到悲观，认为过去的高增长是因为有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现在已经没有人口红利了。其实，除非没有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有升级空间，就有刘易斯的人口红利的存在。
•经济开放 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盛行的时候都主张开放，后来Dani Rodrik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国家在开放以后，经济表现更差，因此他就认为开放不见得好。Rodrik虽然是一位有独立思想、不受华盛顿共识束缚的经济学家，但是他也忘记了一件事情。为什么很多国家在开放以后，并未取得像前面提到的那13个发展中经济体那样好的发展绩效？原因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开放之前有很多扭曲，扭曲的存在是因为许多企业所在的行业违反比较优势，没有自生能力。如果在开放过程中，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双轨制，继续给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那些原来存在的产业当然就垮掉了，尤其是按照华盛顿共识，对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又不进行因势利导，那当然经济表现就更差了。但是如果说开放不好的话，那为什么中国这三十多年的开放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因为中国的开放采取的是双轨制，对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继续给予转型期的必要保护补贴，维持稳定；对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进入和发展。所以，我经常跟很多同学朋友讲，不能简单只看实证资料，因为资料里包含各种扭曲和噪音，如果没有对问题的本质认识清楚，把噪音过滤掉，简单地拿资料来分析，得出的结论也可能不正确。
•国际资本流动 资本账户开放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要看到底是哪种资本在流动。一般来讲，资本流动分成长期的直接投资和短期的带有投机性质的证券投资。从发展经济学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确实是资本短缺的，但是从外国流进来的资本必须进入到实体经济才能够推动产业升级。这种外国直接投资当然是好的，因为投资进入到实体经济，增加了资本可用量，而且外国投资通常还会带来技术、管理和外国的市场渠道。但是，为什么资本账户开放也经常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多问题？因为流进来的通常是短期的资本，这种资本一般不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进入到带有投机性质的股票市场，买股票的钱除非是首发，否则不会进入到实体经济。要是短期资本流进的太多，可能就会造成股票市场的泡沫。另外，短期资本还有可能进入到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短期资本的流动有周期性，大量进来时，除了造成股市房市泡沫，还会造成货币升值，使得出口竞争力下降，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增长。这时，这些短期资本就会开始唱衰这个经济体，说泡沫太大，实体经济不好，接着资本就会大量流出，造成宏观经济很大的波动。并且流进来的资本是外币，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不是储备货币，还可能出现货币不配套的问题，带来货币、金融危机。所以，在讨论资本流动时，对资本要有长期、短期的结构概念，也必须对资本流到什么地方有结构的概念，这样才能想清楚资本开放在什么情况下是好的，什么情况下是不好的。但是，现在国外的教科书通常把资本当作同质的，没有结构的概念，认为发展中国家缺少资本，所以开放资本流动让资本流进来就是好的。有了结构的概念，就会知道只有外国直接投资是好的，而短期的资本流动是弊远大于利的。
•卢卡斯之谜 卢卡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照理说，发展中国家应该是资本短缺的，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到发展中国家来，但是，现实中却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到发达国家去。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就吸引了很多外资，亚洲的其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也吸引了不少外资。也就是说，发展好的发展中国家其实是吸引很多外资的，至少没有资本外逃。还有80年代以前的日本、韩国也是这样，虽然没有用很多外国资本，但至少本国的资本没有外逃。所以并不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都外流，只是平均起来是资本外流的。那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平均起来是资本外流的？我认为这是因为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赶超战略。赶超会怎么样？资本所进入的行业，回报率是很低的，回报率高的行业是受到抑制的。此外，为了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扭曲，还会有很多租金和寻租行为，依靠寻租得到的财富缺乏合法性，不愿意也不敢在国内投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大量外流，其实是由于错误的政策造成的。如果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投资回报高，财富的取得来自于竞争所得的利润，这样资本就会留在国内，并且会吸引许多外国资本来国内投资。
•宏观经济 现在的宏观经济是周期理论，宏观政策是反周期政策，这是以发达国家的经验提出的理论。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速度非常慢，因此对它来讲宏观政策所考虑的是平缓短期的周期波动。但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都可以很快，所以发展中国家有条件把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交通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那么到底是经济发展好的时候还是经济发展不好的时候来做基础设施？当然是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在经济发展好的时候政府再去投资基础设施，那不就造成经济过热了吗？反过来，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投资基础设施，短期来说可以创造就业，创造需求，稳定增长，长期来说可以消除增长瓶颈，使经济增长率得到提高。用最近流行的词来说，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消除增长瓶颈，也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在短期是增加需求，在长期是增加有效供给。发达国家没有这个机会，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反周期政策支持的基础设施投资是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对生产力的提高贡献有限，形象的比喻就是“挖个洞、填个洞”。因为对生产力提高的贡献小，所以从逻辑上来说，李嘉图等价的情形就可能出现。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是超越凯恩斯主义。我是在2009年2月开始提倡超越凯恩斯主义的观点，主张把周期政策和增长政策结合起来，以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反周期的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向。当时在国际上响应非常少，但是我很高兴地看到，现在这个观点逐渐变成了国际上的主流。包括曾任美国财政部部长和哈佛大学校长的Summers教授近几年也在宣扬这个观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4年10月出的《世界经济展望》也主张经济下行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最好的时候。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可以做得比发达国家好。
在货币政策方面，发达国家在经济下行时，因为它的产业都在世界最前沿，经济下行导致需求减少，就会出现产能过剩。发达国家在产能过剩时，利率政策经常是无效的。因为即使把利率降到零，甚至是负利率，只要借钱要还，发达国家在已经有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就很难再找到好的投资机会，即使有一两个新的产业，像3D打印、电动汽车，也不能拉动整个经济改变产能过剩的情形。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刺激投资基本无效，会导致流动性陷阱出现。但是，发展中国家不一样。即使现有的产业出现产能过剩，就像现在国内的钢筋、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还有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失掉了比较优势，但还可以投资到新的产业去。对新的产业的投资考虑的是投资的成本跟产出的收益。中国现在每年还要进口1.3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产业升级后国内市场是存在的，国际市场也是存在的，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投资的积极性就会提高。所以，并不是在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作为反周期的措施无效，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也就无效。只要有结构的概念就会发现，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下滑，出现产能过剩时，由于有大量产业升级的空间，只要利率降低，还是可以提高投资的积极性。当然放松了货币之后，这些贷款不要进入到投机性的行业，但这是政策引导的问题。从货币作为反周期的政策来讲，发展中国家还是比发达国家有更大的空间。
所以，引进结构的概念以后就会发现，除了对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市场的作用、产业政策会有很多新的认识之外，对现在主流经济学里面的很多理论，包括宏观理论、金融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都会有很多新的认识，可以提出很多和发达国家当前主流观点不同的看法。
关于政府投资基础设施的认识在过去几十年有很大的改变。20世纪70年代以前，结构主义盛行时，基础设施的完善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像世界银行，在80年代以前，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门。80年代以后整个观念改变了，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一个经济活动，应该有经济回报率，既然有经济回报，那就应该是民营企业的责任，政府不应该介入。所以，整个世界银行的基础设施部门就被取消了。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的时候，世界银行已经没有基础设施部门了。但是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只有一种基础设施民营经济有投资的积极性，那就是移动通信，除此之外，没有民营经济愿意投资。民营经济投资移动通信是因为它是半垄断行业，同时容易收费。对于其他基础设施，民营经济投资的积极性非常低。但是，没有投资，基础设施就成了瓶颈。新结构经济学给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分析框架。
到现在为止，我讲的只是制造业，但是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讲，农业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有60%、70%甚至80%的人都还是生活在农村，以农业为生，所以农业也必须有结构的变迁，它的技术必须不断创新，劳动力也必须从生产粮食逐渐转向生产经济作物，以及农产品加工。这样的结构变迁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解决了绝大多数农村务农人口的收入问题。
另外许多发展中国家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前面的讨论侧重于劳动力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型，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的结构转型尚未涉及。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学界有一种说法是“资源诅咒”，容易造成贪污腐败、收入分配差距、社会割裂、发展停滞。现在学界的主张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资源开发所得的收益必须透明；资源价格的波动很大，对因资源“租”而获得的财富，必须进行储蓄以平滑开支。但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资源丰富的国家要减少经济波动，并且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则应该把一部分来自于资源“租”的收益用于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教育等等，以引导非资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的多样化。在发展早期，资源丰富的国家劳动力价格也是低的，如果能够改善交通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不足，降低交易费用，解决新产业发展的外部性问题，资源丰富的国家也能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美国早期发展的也是纺织、成衣、制鞋等劳动力密集的产业，这种产业能够多创造就业，使劳动力从农业和其他资源产业转到制造业，使经济发展不只依赖于资源的收益，而且制造业也容易有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经济的不断增长创造可能性。资源丰富的国家如果能够按此思路来发展，可以比资源短缺的国家做得更好，资源就会从“诅咒”变成一种“祝福”。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美国是一个人均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但是它的资源没有成为贪污腐败的源头，而是用来支持结构转型。例如，在美国很多大学叫“政府赠地大学”，就是在19世纪，为了扩展教育，美国政府把很多政府拥有的土地无偿拨给大学作为校地，大学通过对这些校地资源的开发来发展教育，培养了许多人才支持农业、制造业的发展。
上述都是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对一些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或是一些根据现有理论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的新的认识和见解。这些新的见解要被主流经济学界接受，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要有比较严谨的数学模型；二是有实证检验。
我很高兴现在主流经济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结构问题感兴趣，但目前的研究有不少缺点。新结构经济学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切入点，认为其他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而现在主流经济学界在研究结构问题时，却经常以技术特性或是偏好的差异作为切入点。我并不是说，偏好对结构不会有影响，也不是说，技术的偏向性对结构没有影响。但是我认为，以要素禀赋的结构作为切入点来研究，应该会有最大的理论扩展的空间，并且，对于发展中国家怎么样来追赶发达国家的问题，这样的理论会最有解释力。如果从偏好来研究，因为偏好是固定的，固然收入增加，需求结构会变化，导致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但是，这样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何收入发生变化，只能外生给定。同样的情形，从技术的偏向性来看，资本的积累会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但是，资本的积累在这个模型中同样只能外生给定。
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来研究，则这些问题都能被内生化。并且，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来研究，抓住了经济分析上两个最重要的参数：一个是总预算，一个是相对价格。从在每一个时点给定，但随时间可以不断变化的总预算和相对价格着手，是从最根本的参数出发来研究问题。并且这也是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一个最显著的差异，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非常多，也没有一个发达国家人均资本非常少，从这样一个最基础的参数来做研究，其模型的可叠加性会最好。
新结构经济学的各种新见解要被主流经济学界接受需要有严谨的数理模型和翔实的实证检验。数理模型方面，这些年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最近和鞠建东老师以及王勇合作，在JME上发表的《禀赋结构、产业动态及经济增长》往前迈进了一步。实证研究方面，我在马歇尔讲座中也用跨国实证做了一些粗糙的检验。这两方面的研究会是经济研究的金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鼓励大家往这个方向努力，也将提供各种条件和大家切磋数理模型并努力搜集各种数据供大家一起使用。
结语
最后，我再讲一下，我们作为经济学家追求的是什么，“Doing well while doing good”。我们希望自己在学术上多发表一些文章，能够安身立命；但是，我们更希望我们的研究不仅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而且能够帮助人们改造世界。从后一点来讲，实际上，经济学做的还非常欠缺。因为从亚当•斯密到现在，即使经济学有那么大的发展，有那么多人拿到诺贝尔奖，成为大师，但是我们知道，世界上85%的人还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现有的经济学对改造这85%的人的命运基本上没有帮助，而且还可能起反作用。人们常讲的一个笑话是，“最有破坏力的人是谁？就是经济学家”。我希望我们作为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不仅是多发表论文，得到晋升，而且，我们的经济学真正能够改变世界这85%的人的命运。
在这一点上我们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是对的，“思路决定出路”。中国还是中国，为什么1979年以前的中国跟1979年以后的中国有那么大的差距？是思路变了！其他发展中国家为什么搞不好？因为它们在思路上老是跟着发达国家跑。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达国家的理论有一个特性，它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而且通常都是理想化的经验，老实说连发达国家也不一定能做到。发展中国家有什么特性？首先是发展阶段不同，有相对的落后性。其次，发展中国家必然有很多在过去错误的思路影响下形成的错误政策的干预，这些干预和扭曲是内生于那些错误的思路的。以根据发达国家的理想化经验所形成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永远可以作为批评家，而且永远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但是问题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来做决策或政策选择的结果怎么样？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结果经常比原来更糟。实际上从二战以后的发展和转型经验来看，还没有看到搞得更好的。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必须反思，不能满足于做个批评家。
发展中国家最后想变成发达国家，产业一定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生产力才会那么高，有了那么高的产业水平以后，也一定要有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要好，制度环境也一定要和生产活动的特性相适应。但是，制度的演化有路径依赖，绝对不会完全相似，会有共同的特性，这些都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阶段不同，它的生产特性所需要的资本、所面临的风险，以及它的经济规模、交易范围是不太一样的。并且发展中国家会有一定的扭曲性和落后性。在这些前提下，就非常需要改变我们的发展思路。过去通常是看发达国家有什么，就要发展中国家去拥有发达国家所拥有的，发展中国家有什么做得不好，而发达国家能够做得比较好，就希望发展中国家按发达国家的那样去做。我认为发展经济学必须改变这种思路。发展中国家要看自己有什么、什么东西能够做好，然后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什么？也就是当前的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这样的原则，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改善软硬基础设施以降低交易费用，把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竞争优势。有了竞争优势，企业盈利水平高，整个社会的剩余多，资本就会不断积累，比较优势就会不断提升，产业、技术就会升级，在升级时利用后发优势，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这样发展中国家应该比发达国家发展得更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也更快，要素禀赋结构就会逐渐趋同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劳动生产率、软硬基础设施、收入水平也会逐渐趋同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一定有许多过去错误政策所形成的扭曲，这些扭曲有内生性，如果扭曲所保护的对象一时还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就只能以务实的态度来对待这些扭曲，一方面在转型期继续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让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快速发展起来，这样才能在转型时保持稳定并实现快速发展。
沿着新结构经济学的这些思路来做研究，经济学家有可能不仅使自己在经济学界有影响，而且使我们的研究能够帮助世界那8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实现现代化的梦想，也可以把经济学从“令人沮丧的科学”（a dismal science）变成“令人愉悦的科学”（a delightful science）。
评论与问答
于佳：我有两个非常严重的情结，一个是发展经济学的情结，这是您和中心带给我的。另外我还有非常严重的非洲情结。
我在一个中国的电力集团工作，涉及电解铝。这个产业现在属于中国的过剩产能，应该是可以把它比较合理地转移到国外去。比如刚果（金），它有很大的清洁能源的优势。如果我们把这样的产能转移到刚果（金）去，一方面是可以缓解中国节能减排的压力，同时也能够带来当地的工业化的启动。全球很多公司都调研过刚果（金）的水力发电情况，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去投资，最大的原因是目前来说还看不到利润。我们最大的担心是电费收不上来，所以如果把一些高耗能的产业转移过去，同时也可以帮助刚果（金）在未来有电以后吸引更多的产业过去。结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您倡导因势利导型的政府，我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不仅中国要因势利导地把产业转移出去，同时刚果（金）政府也要颁布一系列的招商引资的政策，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要发挥两国政府甚至是多国政府的合力，发挥互补优势，来完成产业上完美的转型。
林毅夫：问题非常好。最近我一直在推动非洲工业化，非常高兴看到习主席在南非中非合作论坛发布会议上面提出了帮助非洲发展，有十大计划：第一个是帮助非洲工业化；第二个是帮助非洲农业现代化；第三个是帮助非洲发展基础设施。我觉得这样的顺序安排是非常对的。我们常讲基础设施非常重要，也常讲“要致富先修路”，但是如果修这条路没有足够高的经济回报的话，像坦桑尼亚的坦桑铁路，修了以后没有经济活动，收入就不够高，为此我们每年还要提供不少的援助。这就牵涉到你刚才说的问题，比如说刚果（金），它有这样的机会，也有便利资源——水力资源。水力资源投入非常大，如果不能找到足够的使用者的话，你的回报就太低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看相对于水力投资，中国要转移多少产业过去才能把那些电力都用完。实际上，要投资基础设施，首先要清楚我们要发展什么。我一般从产业分析开始，然后再看如果我要发展电能产业，需要什么样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反过来先谈基础设施建设，再看发展什么产业会比较容易成功。当然有的基础设施是战略性的，确实是需要先行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必须先考虑将来发展什么产业是合适的，要发展这样的产业在未来的五到十年需要多少基础设施的服务。把这些事情想好做好，才能促进国家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才能支持基础设施的投资。
郭悦：中国在旅游产业方面有很多的要素禀赋，有美丽的山河、知名的文化古迹。中国在发展旅游产业的时候如何降低这个产业的交易成本，让旅游产业更好地发展？
林毅夫：旅游行业首先必须有旅游的特殊要素禀赋才能发展，从需求侧来看，对旅游的需求会随着收入增加而增长。对于有旅游的特殊要素禀赋的地方来说，收入增长就给它带来了机遇。但是消费者可以选择的有很多，你要把特殊要素禀赋的特性发挥好，是让旅游者来消费、休闲，还是来学习文化，必须按照每个地方的情景具体来做。我并不是说需求没有影响，供给与需求总是结合在一起考虑的，但是新结构经济学是要研究发展，发展应该还是从供给侧来看。发展的前提是什么？是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又是什么？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必须要依靠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来保证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不断提高、产业不断升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后发优势，可以引进。比如说，现在世界上可用的技术与可用的产业是给定的，在给定的技术和产业当中要引进哪个技术、选择哪个产业，这是内生的，而内生的技术与产业是决定于你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引进的技术是对的，那么我就应该有竞争力，我的产业发展应该快，收入水平应该高。那为什么不强调从需求侧来看？需求侧的变化是你收入增长的结果，你不能没有收入去消费。其实，新结构经济学讨论的大部分是供给侧的问题。
黄昊：有三个小问题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是价格是配置资源最重要的手段，但是您是以要素禀赋这个角度来切入的，从要素禀赋的稀缺性再推出一个价格，那么要素跟价格有什么联系，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探讨？如果有区别，区别在哪里？第二个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您如何来看待当前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对劳动力的禀赋有什么影响，对劳动力的转移有什么影响？第三个问题是您非常反对赶超战略，最后为何又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
林毅夫：第一个问题涉及是静态地看问题还是动态地看问题、是从问题的源头看问题还是从水流的中段看问题的问题。我想说，对于用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我并不反对，但是为什么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要素的价格不一样？这是跟市场配置资源无关的。发达国家必须靠市场配置资源，发展中国家也必须靠市场配置资源，但是发达国家为什么资本相对便宜、劳动力相对贵，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劳动力相对便宜、资本相对昂贵的这个问题必须进行解答。教科书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分析，你可能就忽视了这个问题。我常常说，理论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是经常也会妨碍我们认识世界，这个问题是非常标准的。你读的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没有讲要素价格怎么决定，只是说应该由市场来配置资源，但是新结构经济学从要素禀赋出发来说，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禀赋差异会造成价格不一样，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农业补贴工业和工业反哺农业。我们过去要在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进行赶超，你要进入的这个行业违背了比较优势，所以就需要补贴。在50—70年代，我国是非常贫穷的国家，绝大部分生产活动是在农业，所以就要靠农业来补贴工业。现在反过来，粮食要实现自给自足，就要靠工业的补贴。
第三个问题是定义的问题，你去发展的这个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行业，一定是生产成本低的，但是有可能交易成本非常高，在这种产业里面你还是没有竞争的优势，所以最初需要政府来提供一些支持。但是，如果你要进入的产业是你没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那么即使你把这个产业发展起来了，政府还是要继续进行补贴。所以我赞同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但我不赞成这样的赶超。
潘治东：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就是如果一个经济所有的产业都按照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来发展，就能实现最优的产业结构，那么我们能不能用经济体的整体禀赋结构来计划具体的产业？
林毅夫：理论模型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像地图一样，要看是发挥什么作用的。有的地图要把全世界五大洲放在一起，可能需要一比几百万的比例尺，还有的地图需要非常高的精度，可能就要用一比一百的比例尺，所以地图的作用不一样，制作方法也不一样。如果一开始我就要进入到一比一百或者是一比十这样的精度的话，那这个理论单单是把我的命题描述清楚大概就是一部百科全书了。这样就只是对命题进行定义，根本谈不上分析。即使没有分析所要考虑的变量可能都是成千上万的，每一个结果都要用计算机运算几个小时才能得出，这样是不行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以全世界五大洲作为划分，然后再根据研究的问题逐渐细化。在进行细化之前，方向必须要搞清楚。如果说我们要到非洲投资，你摆的是大洋洲的地图，那就不对了。做模型要根据你的目的来决定精确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政府要帮助一个产业发展，那么方向就是必须要降低交易成本，还必须去了解是什么东西导致了高交易成本，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特性来进行分析。所以说，必须先把方向搞清楚，再根据你的目的来逐步地细化，不见得一开始就要非常精细，变成真实世界的照相机。你这个问题很好，值得我们深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