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政治世界中的行为体，是理性的经济人，还是充满人性的心理人，成为当前主流国际关系或对外政策理论分歧的一个核心假定。基于心理人的假定，政治心理学路径更多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试图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政治世界。政治世界的理性逻辑，让人们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于理性动机、行为规律和互动逻辑的探究，而忽视了政治世界中的行为主体，其实也是需要我们仔细加以研究的对象。政治心理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运用，更多地集中于安全、战略与决策领域，而在低级政治中并未充分展开。这个基本特性，成为我们研究国际政治心理学的长期认识，也正是基于此，这本小书将讨论议题集中于战略与心理学的维度，从理论上总结政治心理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基本知识谱系、当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在中国研究的语境下，政治心理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理论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自身数年一直坚持的心理学研究路径，我也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自我的觉醒和意识。当仔细总结多年来的研究时，往日模糊的研究探路，逐渐呈现出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即战略心理学的理论和经验追求，成为我一段时期以来的根本性理论旨趣和现实关怀。而这条理论主线中，在经验偏好上，我也日益显示出对于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行为模式和心理规律的探索。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的重逢。这条模糊的理论道路，虽然今日有豁然开朗之意，但长期对于政治心理学研究的追求，成为我用以分析、解释以及观察各种国际关系事实的“利器”，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心理学的理念主义已经将我的知识结构改变，让我更多地试图探究政治世界的微观基础。

一、从政治心理学到战略心理学

时至今日，政治心理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知识谱系和地位已不需赘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政治世界的各种谜团进行解答，成为这门学科的根本特性。由此，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值得用心理学或政治心理学的理论和知识加以剖析的。所以，在坚持自身理论、方法特色的同时，政治心理学并不是将自身标签化，成为解答万有事物困惑的公器。基于先前的知识谱系的考察，外交决策成为一条分析的主线，外交决策心理学也构成了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当然还包括其他的群体冲突与合作研究的维度。决策固然重要，也是理解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微观基础，但决策终究是领导人个体或团体的单线政治行为。既有的研究对于各种决策理论已有充分的研究，诸如领导人人格、错误知觉、情感等都是重要的分析概念，而历史类比、认知相符、动机偏差、前景理论等，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超越微观决策心理研究的努力，必须上升到国际关系的互动层次，同时也须提升到战略互动的层次。从战略分析的角度来看，行为体的战略心理、行为以及策略等，都是影响战略互动的重要变量；从互动的层次来看，行为体的战略策略，尤其是心理策略，往往又能激发对方行为体的反应，而这种反应能够被行为体加以预期和利用，实现不同的战略效果。基于此，战略心理学成为政治心理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的战略行为的心理基础，是影响战略及其互动的微观基础。在此过程中，涉及的重要概念，比如认知结构、群体冲突与和谐等，都值得细致的研讨。从理论上来说，战略心理学已大大超越了传统的决策心理学，成为行为体战略博弈的理论基础。

国际政治当然是事务性的政治，比如对一些细节和事实的了解，是认清这个世界的必要前提和基础，但国际政治更是战略博弈，无论是现实主义的力量说，还是自由主义的制度说，以及建构主义的观念说，都是强调政治世界中何者为本体、如何行动的问题。因此，战略心理学更具有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意义。但国际政治中行为体并非是同质的，而是存在诸多的属性差别，比如政治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等等。那么，这些属性具有差异的战略行为体，它们之间的战略心理和互动规律，是否具有本质性的差别呢？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不同世界观下理论创新和实践分析的主要分歧。我的战略心理学分析中，也遵循着从西方主体到中国关怀的转变。

二、从西方主体到中国关怀

政治心理学产生于西方的知识共同体，战略心理学也是如此。理论具有一定的文化属性，虽然知识并不具有国界。且不论文化对于研究者的意识形态、文化深层心理的熏陶，就是在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同文化体系中，行为体属性、心理和行为规律的差异。无论从行为体的属性，还是实践模式，在知识生产的霸权体系中，都难免受到以西方为主体的束缚和禁锢。要打破这种知识上的文化霸权，或可重新思考西方理论的一些核心假定和概念，比如理性、国家等，也可以将更多的理论源泉放眼于地方性的情境。在普世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的争辩中，往往陷入了非此即彼的圈套。尤其是对于非西方的知识生产者而言，如何摆脱西方知识和理论的思维定势，成为发展地方性知识的一个热门话题。

诚然，无论坚持知识普世论还是文化特殊论，都得系统了解既有的知识体系，即西方所生产的知识体系。基于此，本书的相关知识梳理和思辨，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剖析和反思现有的知识体系，包括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知识梳理、研究进展归纳，以及在文化差异情境下如何进行理论创新的思考等。同理，研究认知结构与和谐秩序也需要进行认真的西方知识梳理。在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主体的自然形成，凸显了政治心理学或战略心理学的可沟通性或普世性的一面。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政治体系中，不同的行为体的政治心理特性和规律都是类似的，这也奠定了这个世界是可以沟通和理解的基础。

中国关怀则体现为多个维度。其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生产，中国经验并不必然会产生中国的知识，无论是政治心理学还是战略心理学。这是因为，经验独特与否，并不成为知识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我们本着地方性知识的理念，如何生产地方性知识，恐怕都脱离不了既有的西方理论体系和方法论。其二，战略心理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对外战略或行为，同时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这种价值关怀，并非是基于知识的国家属性或阶级属性，而是基于知识的经世致用的实践关怀。中国对外关系中既有丰富的知识和规律可总结，同时战略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也能够为中国对外关系的顺利开展提供智力支持。其三，中国对外关系的实践议题和理论困惑，成为应用战略心理学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一切理论的研究，都是基于现实的困惑，也是基于现实的需要。如何解答中国对外关系中的战略行为问题，是构建中国关怀的一个基本的研究思路。对此，我多年的思考可以归纳为系列的研究议题，比如和谐秩序构建、信任建设、诚意信号表达、自我印象管理和虚假共识等。

三、从理论评述到议题拓展

知识的梳理和总结，是一项看似简单、其实很重要且对于研究议题的深入和开展意义重大的事情。政治心理学的流派众多，理论偏好各异，所用概念和逻辑也差异较大，而且，心理学路径意义的关键，是诸多的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必须对既有的政治科学理论形成有益的对话和贡献。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对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基本知识谱系和研究进展进行简明扼要梳理，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梳理即是学科综述，如果没有有形或无形的综述，要形成有益的研究议题和方向，以及我们自身的贡献，则无从谈起。在知识的整理和思辨当中，我也有意无意更多地运用中国对外关系的案例，作为说明理论的例子，同时初步引入战略心理学的理论及其启示。当然，战略心理学的知识更多体现为中国对外关系的议题拓展。

议题拓展上，我在本书中着重于两个维度，其一是关系层次的秩序、信任和共识问题，其二是信号发射层次的诚意信号表达和自我印象管理问题。

在关系层次，和谐秩序是中国对外关系观念的一个重要特色，尽管基于西方现实主义的逻辑，可能认为和谐只不过是一种实力的安排，而和谐秩序更多是一种和平的幻象。但基于群体心理学中关于冲突与秩序的理论讨论，我们引入了群体冲突与和谐的条件分析，试图论证和谐秩序的可能性及其条件。在信任问题上，我们着重从中国文化的信任模式特性入手，总结出基于关系基础和关系交往的信任动态生成模式，而在案例上也是基于中国对外关系的信任实践，即中日和中国—东盟的政治信任发展的差异化比较。关系信任的解释模式，只是一种运用中国社会文化知识解析国际政治或中国对外关系的尝试。对于共识问题的理论讨论，我们意在进行反直觉的批判，引入虚假或部分共识的国际战略效应的分析。总而言之，在关系层次，本书的议题集中于战略互动中的秩序、信任和共识问题，在理论上尝试运用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知识，意在为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策略选择和前景提供更具本土化的知识。

在信号发射层次，诚意信号和印象管理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社会文化内容。与现实主义的预期相反，诚意信号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具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同时也有丰富的实践。基于事实性的归纳，我们总结了中国对外诚意信号发射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提炼了一项新的解释框架，即战略匹配机制的重要意义。而印象管理也是中国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的自我呈现艺术，无论是战略互动，还是普通民众层次，中国的印象管理及其内在问题，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

中国对外关系的战略心理学议题，并不仅仅包括上述诸种案例，相关的战略威慑、可信性、友谊、战略沟通、战略意图、网络空间印象管理等等内容，都是值得进一步开拓的重要方向。决策心理学需要更多的一手决策素材作为案例分析的支撑，而战略心理学能够超越这种素材的局限，剖析更为微观的中国战略心理及其行为模式。

战略分析的理论和路径繁多，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议题和方法也是层出不穷，基于战略心理学的视角分析中国对外关系，理应具有更多的知识启示和创新。无论是从问题的切入，还是理论的总结，抑或是对于现实的启发，我们都希望本书的努力有所回应。从理论上说，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开拓，也是基于更为成熟的战略心理学理论的支撑。最后值得一提的是，21世纪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突飞猛进，希冀能为中国对外关系和政治心理学的研究带来更多的有力分析武器，这对于如何理解战略意图及其策略选择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更多相关交叉学科力量和知识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