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二三十年代沙龙的历史形态
理论上的倡导很快变为实际上的行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沙龙在中国便不是新鲜物事了。上海、北平、南京、杭州、苏州各地均有类似的沙龙组织召开，只不过有的比较正式，按期举行，而有的只举办一两次后就不了了之。在上海和北平，先后有曾孟朴、邵洵美、徐仲年、曾今可、闻一多、徐志摩等人倡议并组织过沙龙活动。本节将对专章之外的沙龙做一简单梳理。
沙龙在上海主要以书店、茶楼、咖啡馆中的聚会形式举行。以书店为沙龙活动空间的有曾朴的真美善书店、邵洵美的金屋书店[35]，这两个书店都是沙龙主人自己出资经营的，可以说是曾邵两人建构“沙龙-出版”体系的重要平台，除此而外，值得一提的是内山书店。与前面两个书店不同，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并非文人，而是一个地道的商人。这家书店之所以重要，是于此处自然形成了一个“文艺漫谈会”。鲁迅以及一群日本文学爱好者经常在此聚会谈天。
内山书店因为鲁迅的关系而声名遐迩，其实早在鲁迅与内山完造结识之前，内山书店于1923年就设立了文艺漫谈会，并出版刊物《万华镜》。20年代后期，内山书店已经成为上海文化人的一个公共活动空间。内山完造夫妇和上海文化圈往来密切，留日归国的文化人常常光临内山书店。曾朴、邵洵美沙龙重要成员之傅彦长在日记中记载了多次到内山书店购书会友的活动，比如1927年6月12日记载：“午后三时到内山书店，遇鹤见辅、田汉、王独清、郑伯奇、陈抱一、塚本助太郎、欧阳予倩。”[36]提到了多位创造社文人。
1926年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来华，和内山书店接触频繁，在后来的游记中他回忆内山书店的情况：
谷崎润一郎是20世纪初日本知名的唯美主义作家，此番来沪，受到国内文艺家的热烈欢迎。内山书店特地为其召开了一个中国作家见面会。郭沫若、谢六逸、田汉、欧阳予倩、方光焘、徐蔚南、唐越石等都出席了见面会。[38]以此为契机，上海部分文艺界人士随后发起了一个“文艺消寒会”的活动。1926年1月29日，“文艺消寒会”在新少年影片公司举行。在此之前的1月27日和1月28日，《申报》接连发布活动预告。宣称届时将会“举行聚餐，籍联情谊，公宴画家，大鼓家，京戏家，昆剧家，电影家等”，客人“则为德菱女士及谷崎润一郎君，并有剑舞、京戏、昆曲、大鼓等余兴”[39]。并列出了发起人名单：田汉、欧阳予倩、张若谷、叶鼎洛、傅彦长、周佛海、左舜生、唐有壬、黎锦晖、郭沫若、唐琳、谢六逸、方光焘等文艺家。从这一流派纷呈、身份多样的发起人名单可以看出，这个“文艺消寒会”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文艺联欢会”，也可以说更接近于传统文人的“雅集”，和本书所定义的沙龙有较大差距。[40]然而经常于内山书店举办的“文学漫谈会”，却是个文学小圈子的定时沙龙。据王映霞回忆，郁达夫当年经常和她去内山书店买书、座谈。[41]和鲁迅一样，郁达夫的书信也往往由内山书店中转。[42]
而当鲁迅成为常客之后，内山书店的漫谈便更加知名。内山书店的漫谈已经成了鲁迅的一个习惯。鲁迅日记中多次记载了到内山书店漫谈的信息，在给日本友人的书信中也常提及此会。1933年的鲁迅，基本上就是在家读书阅报写文章，对于此种处境下的鲁迅而言，内山书店作为一个值得信任的公共文化空间，便显得尤为重要和难得。因此，这段时期，鲁迅非常高频率地往返于家和内山书店之间。几乎每天都去，隔天一去都觉得“有些扫兴”。久而久之，内山书店与鲁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双赢”的关系。而一些文学青年去内山书店，不仅为了座谈，也有为了看鲁迅的念头在内。赵家璧回忆：“那时（1934年），我常去内山书店，有时为了去看望鲁迅先生。”[43]某种程度上，内山书店分享了鲁迅、郁达夫等文学家的声名，此处的文学座谈也因此成了鲁迅、郁达夫圈子的社交空间。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也是重要的聚谈之所，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新雅”茶楼。关于新雅聚谈的史料非常的多。鲁迅日记就时有记载。1930年2月1日：“大江书店招餐于新雅茶店，晚与雪峰同往，同席为傅东华、施复亮、汪馥泉、沈端先、冯三昧、陈望道、郭昭熙等。”[44]1933年2月24日：“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45]鲁迅去新雅多是受友人邀约，次数并不多。典型的新雅茶楼“死忠粉”要属林微音。也是邵洵美沙龙一员的林微音是新雅茶楼的常客，他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介绍新雅的经营状况：“它的早茶是从十一点钟开始。去那里喝早茶的，除了一班老客人以外，有在什么地方消磨了他的全夜而面现倦容的人。从维纳斯来的就有一些[……]下午茶是从四点到七点，而在四点与六点之间是它的最高点[……]”[46]除了营业情况，林微音还详细记录了文人在新雅的聚谈情形。由林微音的文章可知，常去新雅酒楼的文人有傅彦长、崔万秋、黑婴、张资平、邵洵美、叶灵风、刘呐鸥、高明、杜衡、施蛰存、穆时英、韩侍桁等。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朴、邵洵美沙龙中的成员。至于邵洵美本人，也是经常光顾，盛佩玉回忆说：“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兴，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但又不能总将妻子丢在家里，所以几次邀我一同去，果然诸位名家都在品茗。”[47]傅彦长在纪念曾朴的文章中也提到：“民国十七年，在我们这一群人里，还有每星期日到某某茶室去吃午时茶点的风气。这风气直到民国十八年九月十五日才宣告结束。我们这一群人在那时都有吃了东西之后去批评，批评之后又去吃东西的兴致。”[48]“我们这一群人”即曾、邵沙龙的常客张若谷、傅彦长、朱应鹏等人，而此处的“某某”茶室即“新雅”。左翼作家也有光顾新雅的，如周扬、曹聚仁，用曹聚仁的话说：“北四川路横滨桥，有一家新雅酒楼[……]文化界熟朋友，在那儿孵大的颇有其人。”[49]新雅酒楼的客人比较复杂，老文人，新作家，革命的，不革命的，都列席其中，因此处沙龙成员多而流派纷呈，有人称其为“‘马路文人’的俱乐部”[50]，也有人直接将其命名为“无聊者的沙龙”。来看一则史料：
将新雅茶会称作“无聊者的沙龙”，一方面是调侃，一方面也是实情，经常到新雅聚谈的文人，也大多对私人沙龙和咖啡座谈十分感兴趣，比如这位作者鸟衣先生是张若谷的朋友，同时也是邵洵美沙龙常客。
除了书店、茶楼，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咖啡馆作为一个崭新的都市消费空间开始兴起并流行。这些咖啡店主要分布于法租界和日租界内，老板多为西洋人和日本人。[52]因为环境幽雅，充满了异国情调和都市时髦气息，几个时兴的咖啡馆吸引了一批热衷异国情调和都会文艺的青年文人，久之，形成了一个文学小沙龙。这个小圈子文人对坐咖啡馆十分热衷，他们并且在《申报·艺术界》副刊上主持了一个“咖啡座”的栏目，专门登载与咖啡及咖啡座谈相关的文章。
张若谷是“咖啡座”专栏的长期撰稿人，发表在此的文章，后来结集成册，名字直接叫做《咖啡座谈》。在《咖啡座谈》序言里张交代了身边爱坐咖啡馆的一帮朋友，他们是朱应鹏、傅彦长、邵洵美、徐蔚南、叶秋原、周大融、黄震遐、曾朴、曾虚白等人。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这样的：“大家一到黄昏，就会不约而同地踏进几家我们坐惯的咖啡馆，一壁喝着浓厚香醇的咖啡以助兴，一壁低声轻语诉谈衷曲。”[53]而在黄震遐的笔下，“小小的咖啡店充满了玫瑰之色，芬馥而浓烈的咖啡之味博达四座，这种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在上海已经渐渐的兴起了……咖啡座不但是近代都会生活中的一种点缀品，也不只是一个幽会聚谈的好地方，她的最大的效益，就是影响到近代的文学作品中”[54]。把坐咖啡馆视作“别致的法国艺术空气”，显然针对的主要是法国沙龙式的“幽会聚谈”而非单纯的消费。
张若谷在文章中则更加详细地记录了他们这群文艺青年咖啡座谈的情形：
霞飞路的“巴尔干”，还有最贵族的“Marcel”和“Federal”，张若谷写来如数家珍，洋洋得意之态跃然纸上。据张若谷自白，他推广咖啡店基于三个理由。一是他认为咖啡是都会沉闷生活中的一种刺激和兴奋剂，且是文艺家灵感的助长物，是都会生活的象征。其次是座谈。在一篇文章中，张若谷进一步指出咖啡座谈作为都会公共领域可以让人们交流思想与智慧。这也是张若谷推介咖啡馆的最主要原因。都会公共空间在传统中国显然是匮乏的，虽然茶馆也承担了一定的公共空间的功能，但茶馆里常有贩夫走卒的身影，吵闹而紊乱，显然不是这些趣味西化的“西装少年”的理想去处。咖啡馆干净、优雅，正适合闲谈。反讽的是，除了俄国人开的咖啡店，日本人和西洋人开的比较贵族的咖啡店对中国人大多态度不好，且价格昂贵，不是他们所能消费得起的。于是，热衷推广者遭到了商家的拒绝和冷落。在这个背景之下，邵洵美和曾朴的固定沙龙便显得十分珍贵和奢侈了。张若谷自己也无奈地感慨：“所以有时我们宁愿多化几个车钱，老远赶到朋友家里去谈话，旁边烧起几杯咖啡来助长话兴，消磨光阴。”[56]可以发现，茶楼、咖啡馆和私人沙龙之间有着很多交集，热衷沙龙的文人往往同时也热衷去茶楼和咖啡馆。大体而言，有财力的选择在家举办定期沙龙，经济实力不够的则选择间或到公共空间小聚。第三是咖啡店有女侍提供周到的服务，这在当时的上海还属于大胆新鲜事。在这一点上，田汉也是张若谷的同道中人，创办南国书店时，田汉便打算同时附设一个咖啡店，并在《申报·艺术界》上刊登招股广告，文中有“训练懂文学趣味的女侍，使顾客既得好书，复得清谈小饮之乐”的说法。
在顺应并推广咖啡馆潮流之际，与咖啡有关的文艺作品，也随之成了张若谷等人关注的焦点。比如张若谷推介郁达夫的翻译小说《一女侍》。对它的关注不在于小说本身的艺术性，而在于这是一个发生在咖啡馆的故事。《一女侍》是英国作家乔治·摩尔的作品，刊于1927年第18卷第8号的《小说月报》上。张的“广告词”是：“在这几天的上海正闹着咖啡店潮流的当儿，凡有咖啡趣味者及一般喜欢享受异国情调的文学者，都应该咀嚼这篇可歌泣的生动的故事。”[57]在张若谷那里，似乎咖啡馆天生的就是文艺故事发生地。这篇文字末尾，张甚至署了“从静安寺路Federal咖啡店回后写完”的附言。而欧美作家Jean Moreas、Theophile Gantier、Maxime Rode、George Moore也因写过与咖啡馆有关的作品或经常坐咖啡馆而被张若谷大力推介。[58]此外，张若谷对俄国诗坛的“咖啡店时代”也很向往，也做了介绍。
除了这群文学青年，上海艺术界尤其是从欧美留学回国的画家们对坐咖啡馆也十分热衷。倪贻德在《艺苑交游记》中提到一位叫陈宏的青年画家，“他在作画之外，唯一的消遣便是饮咖啡”，“他为了要过他的咖啡瘾，每天非去坐一两钟点不可的，有时也邀了友人去坐谈大半天”[59]。值得注意的是，左翼作家对咖啡馆也有着类似的热情。用叶中强先生的话说：“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上海的咖啡馆不仅在生产五光十色的异域想象和‘现代生活’，亦在孵育激进的革命话语。”[60]这也就是被鲁迅讥为“革命咖啡店”的现象。1928年8月8日，《申报·艺术界》刊登了一则“上海咖啡”的广告：“[……]但是读者们，我却发现了这样一家我们所理想的乐园，我一共去了两次，我在那里遇见了我们今日文艺界上的名人，龚冰庐，鲁迅，郁达夫等。并且认识了孟超，潘汉年，叶灵凤等，他们有的在那里高谈着他们的主张，有的在那里默默沉思，我在那里领会到不少教益呢。”[61]这则广告作者乃化名，很可能是主持这个《咖啡座谈》栏目的张若谷写的。虽然广告里提到的鲁迅和郁达夫并没有光顾这家“上海咖啡”，[62]部分左翼文化人热衷咖啡馆确是事实。而位于公共租界的公咖咖啡馆，在20年代末甚至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摇篮。据夏衍回忆，192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左联”第一次筹备会议，即在公咖咖啡店二楼举行，[63]之后筹备会还曾在此举行。至于鲁迅，后来也开始踏足咖啡馆，虽然他不喝咖啡喝绿茶。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咖啡”即指此事。而田汉、冯乃超两人对咖啡尤为热衷，他们甚至都有开咖啡馆的计划。左翼人士选择在咖啡馆集会，和张若谷等人对咖啡馆的推介当然出于不同的目的，左翼作家更多的是考虑安全因素，位于租界内的咖啡馆，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沙龙类似，以自己殖民地的羽翼掩护着旨在推翻殖民的左翼作家的聚集。然而随着次数的增多，光顾咖啡馆的革命者由一开始仅仅出于选择一个安全的公共场所的考虑而逐渐转向关注咖啡馆本身的消费特色和娱乐休闲方式。“革命”的紧张感逐渐被咖啡馆的休闲感替代。——咖啡馆作为一个时髦新异的都会消费空间，和文化、政治的密切关联，也让它成为一个特殊的“城市共同体”（此乃叶中强先生提出的概念），即游离出“文派”“立场”“主义”“新旧”界分的新的都会空间，其间也折射出当年上海文人暧昧复杂的心态。
除了以上论及的书店、茶楼和咖啡馆，30年代的上海，“文艺茶话”这个艺术沙龙也颇知名。这个沙龙小团体成员多为艺术界人士，间或也有文学家参与其中。其主要成员为章衣萍、徐仲年、孙福熙、华林、汪绸然、曾仲鸣、陈抱一、余慕陶等。这些人大多曾留学法国或对法国浪漫文艺十分热衷，对曾盛行于法兰西文化史上的沙龙也十分认同，因此聚集到一起组织起了这个沙龙。具体的过程是这样的：最早的活动起源于孙福熙，孙在主编《小贡献》时，发起“星期日做什么事？”的讨论。此文刊发后，徐仲年发文回应此议题，倡议成立“文艺茶话会”。第一次聚会在孙福熙家里，孙并撰文一篇，刊于《中华日报·小贡献》第22号。第二次聚会在北四川路新雅举行，参加者有不少画家：陈抱一、华林、孙福熙、徐仲年、李宝泉、刘雪亚等。后来又在《时事新报·青光》出版了“一星期茶会”专号。此艺术沙龙正式成立之后，每次活动之前都在媒体上广而告之。刊登此会消息的期刊有《弥罗周刊》《艺风》《青光》《文艺周刊》《星期文艺》。
“文艺茶话”活动最初是出于直接的对法国沙龙交游的模仿。我们来看徐仲年《提倡星期茶话会》的文章：
由此可知“文艺茶话”的特征：不以名利为饵，专以友谊相号召，无形式上的组织，全赖精神上的结合。章衣萍在《谈谈〈文艺茶话〉》一文中强调了这个集会的特点：“我们的文艺茶话，没有一定的会所，没有很多的费用，有时在会员的家里，大多数的时间还是在这里那里的花园，酒店，咖啡馆（有趣的华林先生译作‘佳妃馆’）里。我们没有一定的仪式，用不着对谁静默三分钟或五分钟，我们也没有一定的信条，任你是古典主义也罢，浪漫或自然主义者也罢，什么什么主义者都罢，只要你爱好文艺，总是来者不拒的。”[65]的确如此，与之前的咖啡馆文人群体及沙龙文人有所不同，文艺茶话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日常交好的同仁，而是一个开放性的文艺集会。几乎每一期都会有新的“文艺青年”加入，有的更是跨省远道而来。
章衣萍也对茶话这一形式做了追根溯源：“这样的纯粹的自由的文艺茶话，当然也是古已有之。我们想到王逸少的兰亭雅集，或是李太白的春夜宴桃李园；或是英国约翰生（Johnson）时代的才子们所组织在伦敦的文学会（Literary Club），或是法国的沙龙，那是有漂亮的女人们在座的。那都是我们的同志或朋友。虽然我们这里没有王逸少与李太白或约翰生，更可惜的是漂亮的女人们也太少。”[66]徐仲年曾留学法国，在里昂大学文学院获博士学位。在法国生活期间，对法国文化史上的沙龙文化十分热衷。与徐仲年强调学习西方沙龙不同，作为南社成员的章衣萍自然而然地联想起了中国文人雅集的传统。而华林则径直将中国的“雅集”等同于西方的“咖啡馆”聚会。他说：“中国素有品茗之雅集，故各城市之中，茶馆林立，较西方之‘佳妃馆’其性质亦正相同，不过佳妃浓而丽，富刺激性，此二佳品，亦可代表东西文化之不同也。”[67]华林向读者介绍了几个国家的咖啡馆（“瑞士湖畔之佳妃”“卫尼丝游艇中之佳妃”“罗马著名之文艺佳妃”“巴黎之蒙巴那司佳妃雅聚”），倡导国内文艺空气的流行，以取代烟馆赌博馆等“堕落志气，损害身体，妨碍事业”的下流娱乐。一面纠正恶习，一面提倡“文艺之高尚娱乐”——华林高度评价咖啡馆的文化意义：“此种精神集合，不计利害，不分门户，无所为而为”，“超然于利害之外，以清白纯洁之心，为文艺朋友之雅集”。有意思的是，华林将“咖啡馆”译作佳妃馆，将西方式的沙龙视为“雅聚”。这与曾朴将中国传统雅集视作西方式的沙龙的思维正好相反。
文艺茶话与邵洵美、张若谷等人的沙龙和咖啡馆聚会类似，都打着借鉴西方的沙龙聚会的旗帜，但与前者热衷异国情调喜爱咖啡不同，文艺茶话以“茶”名世，同时以中国传统雅集为尊崇对象。可以说，文艺茶话会是仿效中国传统文人雅集和西方文艺沙龙的形式而组织起来的文艺聚会，具有沿袭传统和学习西方的双重色彩。从某种程度上说，“文艺茶话”更接近现代的“文学俱乐部”性质，而非一个纯粹的精英式的文艺沙龙。它的聚会场所也不像一般沙龙那样比较固定，参会人员也未经主办者精挑细选，用章衣萍的话说，“只要你爱好文艺，总是来者不拒的”。因而与其他的沙龙和咖啡聚谈群体相比，“文艺茶话”的成员文化修养要低许多，但也正因如此，“文艺茶话”比其他所有的沙龙更接近“文艺大众化”的目标。
据多人回忆，文艺茶话会活动形式多样，有自由交谈，也有一人为主的演讲，还有多人演说，很是多元。这个茶话会还常常举办中外艺术家的座谈会，比如组织过庞薰琴绘画座谈和周碧初的风景画座谈。意大利画家查农来华之际，也于此会举行座谈，与此同时，《文艺茶话》登载了徐仲年、华林、汪亚尘等人的介绍文章。[68]与其他沙龙不同，文艺茶话还跨城市流动，在苏州、杭州举行过活动。因召集人华林、徐仲年等均有艺术背景，《文艺茶话》与上海美术界联系密切，并与苏杭美专多有合作。而合作每每采取联谊的方式进行。1933年3月19日，应杭州国立艺术学校邀请，文艺茶话会在杭州灵峰梅树下举行，孙福熙、林风眠、钟敬文、华林、徐仲年等四十多人参加。[69]而后，文艺茶话骨干成员应江苏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陈允仪之邀到苏州演讲，此后苏州女师与苏州美专的师生也加入到文艺茶话的活动当中。
图1-1 此图乃华林结婚之际文艺茶话会同人共同合作的纪念[70]
另据王平陵的《南京“文艺茶话”的追记》一文可知，南京也办过文艺茶话会，此次活动由谢寿康、江小鹣等人发起。
谢寿康、江小鹣都曾留学法国，和邵洵美关系熟稔，并且，三人均是国内艺术团体“天马会”[72]的成员。南京的这次“文艺茶话”据江小鹣回忆，举办得十分成功，客厅的布置式样是由谢寿康从法国学来的，参与者有方于女士、郭子雄、徐仲年、孙俍共夫妇、王道源等，活动主要是聆听昆曲、法国歌剧及交谈。
文艺茶话活动比曾朴、邵洵美的沙龙活动为晚，曾朴的沙龙活跃时段为1927年到1930年，而邵洵美的沙龙活动持续时间较长，大概到了1937年左右。文艺茶话第一次集会在1932年6月19日，最初的集会每举办一次就换一个地方，地点大多为上海的茶店（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福禄寺点心店）、咖啡馆、花园，后来较为固定，在“福禄寺”，一般每周日举行，少有间断。而《文艺茶话》杂志则是章衣萍、孙福熙他们将口里的谈天付诸文字进一步进行笔谈的结果，可以说是“文艺茶话”这一艺术沙龙的衍生品。杂志的编辑风格并不全以异域文学为主，旧体诗词、画家画作都有展示。
以茶话会形式发起的沙龙也与当地的高校有所联合，然而与北平林徽因沙龙和清华、北大两大名校的关系密切相较而言，上海沙龙与学院的关系要浅淡许多。另外，这个文艺茶话，对中国美术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促进了中国现代美术展览制度的形成。在此茶话会上，发起成立了全国艺术展览会，后名为“艺风社展览会”，地点定在南京、苏州、上海和杭州四处，每年春秋两季开会展览。在文艺茶话这里，“沙龙”的两个内涵得到了比较和谐的统一，一边聚谈，一边展览，从而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沙龙-出版-展览”体系。[73]这是文艺茶话这个团体很特别的地方。在众多文艺小沙龙中，文艺茶话算是延续时间比较长的，活动也最为频繁。由《文艺茶话》第2卷第10期徐仲年的《道歉及更正》一文可知，“文艺茶话会”共举办了98次。
沙龙既为一时潮流，难免泥沙俱下。一些沙龙小团体是成员之间志同道合的联合，另一些则不然。有的组织者为了扩大自己的沙龙声名，不乏扯虎皮做大旗的，结果导致同人不同，常常发生笑话。为鲁迅痛批的曾今可就属于此类。曾今可对沙龙社交非常热衷，在沙龙潮流兴起之际，他亦召集了一个“文艺漫谈会”，并主办《新时代月刊》和《文艺座谈》两本杂志，以刊登漫谈会内容及文坛消息，这些文坛消息大多涉及曾今可交游圈中人，而文字也极为琐碎。出现了诸如“笔会改选理事”“徐志摩纪念刊将出版”“《小姐须知》在日本”等作家“起居注”式的报道，难登大雅之堂。在创刊号上，他列出了发起人的名单。然而此漫谈会并非曾本人说的那样“志同道合”，发起人名单里的张凤、龙榆生、曹聚仁等可谓被“强拉作伕子”，并未事先通知。曹聚仁得知自己“被列名”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文艺座谈”遥领记》（聚仁，《涛声》第2卷第26期）予以否认和讥讽。
组织者“虚张声势”而外，参加沙龙的客人们也并非都是为了文艺，有的人十分功利，目的在于积攒人脉，为的是布迪厄所说的“文坛占位”。1929年8月，田汉、洪深、朱应鹏、王道源联合发起了“文艺夜谈茶会”。朱应鹏的好友傅彦长，以及南国社的成员左明、俞珊、金焰等人也都参加夜谈。夜谈的话题比较多元，有性变态心理、新雅茶室的文人聚会、鬼神传说等等，[74]颇有些谈野狐禅的氛围。成员之一的唐槐秋后来谈及此会，道：“我是一个新踏进上海社会的人，能够得到一个机会，多认识几个圣人君子，固所愿也，就是多接近些狐群狗党，我亦认为倘若要在上海玩下去的话，也是应该。”[75]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阵营的文人在举行文艺沙龙这一生活方式上取得了某种共识。据赵景深回忆，在郑振铎家里也常有客人聚谈文艺。
郑振铎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然而在文学趣味以及生活方式上却和热衷沙龙的邵洵美、张若谷等人相近。不仅在家招朋唤友，郑振铎也爱去新雅茶室。
除了中国文化人的各类小沙龙之外，在上海，外国人举办的沙龙也很多。根据现有的材料，比较知名的有“亚洲文会”和著名的伯纳迪恩·弗里茨夫人（Bernadine·Fritz）主持的沙龙。傅彦长在日记里就多次记载了参加“亚洲文会”的活动。[77]此文会的具体情形，可以参见复旦大学王毅的博士论文《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论文其中一章《亚洲文会与中西文化交流》指出了亚洲文会传播公共文化观念的功用。然而，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研究中国的外国文化机构，它的重点并非在“传播西学”。如果说亚洲文会是严肃的文化组织结构，那么弗里茨夫人的客厅则是以个人名义组织的文艺沙龙。
弗里茨夫人是上海股票经纪人切斯特·弗里茨的太太，是上海外国人社交界的中心人物。弗里茨夫人有钱，且有艺术情趣，再加上观点比较开明，她每周日举办的沙龙里聚集了不少中国名流。这些中国名流中，就有胡适、邵洵美、梅兰芳、林语堂等人。在项美丽眼中，这位上海著名的沙龙女主人是这样出场的：“玛西娅身着一套晚装，闪闪发光的裙裾拖在脏兮兮的地板上。在派对里，她的微笑随着她茶杯上的热气洋溢始终。”[78]弗里茨更像一个社交明星，然而她的确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做出了贡献，借助沙龙这一平台，她提携和推出了不少中国先锋艺术家，庞熏琴的成名就有弗里茨夫人的助力。而弗里茨本人，对自己的“贡献”也颇自得：
晚清以后，上海就有西方人开办沙龙聚会，然而因为种族歧视，中国人少有机会参加。弗里茨夫人的不拘一格，打破了中西文化人之间的壁垒，对中西文化的沟通交流起到了很大作用。因而此举也让她赢得了中国名流的认可和赞赏。邵洵美将其誉为“花厅夫人”，特意撰文宣扬称道。而胡适在上海时期，和弗里茨夫人也多有过从。1930年1月30日胡适日记记载：“下午Baroness Pidoll（皮德尔男爵夫人）请吃茶，会见英国今日大戏剧家Noel Coward（诺尔·科沃德）。惭愧的很，我不但没有看过他的戏，并且没有读过他的戏。同吃茶的客人有Mrs.Chester Fritz（切斯特·弗里茨女士），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谈欧美的音乐戏剧，我竟毫不知道，惭愧的很。”[80]这是胡适与弗里茨的第一次会面，对其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之后的两三年内，胡适多次访问弗里茨，每次都是长谈。[81]弗里茨夫人对文艺很热衷，她倡议组织了“万国艺术剧院”[82]（简称IAT），借助这一平台，开展多种多样的文化活动。项美丽回忆：“IAT组织音乐会、讲座和讨论会，还安排演出。她的音乐会是如此的成功，连俄国人和德国人都一起来参加。而辩论会的讲题则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包括像《中国的生育控制》这样的讲题（三名天主教神父担任嘉宾，效果轰动）。演出的效果也棒极了，特别是那场全由中国班底演出的《太太珍泉》（lady Precious Stream）。”[83]而据邵洵美的《文化的班底》一文，此剧院还演出了英文剧《红鬃烈马》，此外，梅兰芳也曾在剧院表演。
与上海作家对咖啡馆、茶楼的热衷不同，北京文人极少有宣扬咖啡馆座谈的。北京文人更多的是在自家客厅，或是走向公园，在那里的露天茶座里谈笑风生。在此，胡适参与的一个政治沙龙值得关注，这便是顾少川家举办的政治集会，以“茶话会”的名义举行。成员有胡适、蔡元培、丁在君、张君劢、秦景阳、陈聘丞、严琚、王长信、周季梅、蒋百里、林宗孟、陶孟和、李石曾、高鲁、叶叔衡等。顾宅的“茶话会”每周定时举行，时间是下午四点，地点在顾少川家客厅，主要讨论政治局势及制度建设，并有政客演讲，是一个比较严肃的政治沙龙。顾宅的这个茶话会，和胡适后来在上海召集的“平社聚餐”性质相近，后者某种程度上是前者的延续。
除了自家的客厅，公园是北平知识分子们聚集高谈的一个重要场所。与鲁迅在上海以书店为社交空间不同，胡适在北平主要以公园为主要社交场所。[84]这一点北平文人与上海文人不同。上海文人更多热衷光顾咖啡馆、书店等文化消费场所。这和京海两地的都市文化差异有很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来今雨轩”是个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胡适、《大公报·文艺》的编辑杨振声、沈从文、萧乾等经常邀客聚谈。胡适日记中频频可见到来今雨轩约客高谈的记录。如1922年2月5日：“与在君、文伯在来今雨轩吃午饭，谈时局甚久。饭后，董显光来谈，也是谈时局。”[85]1922年3月4日：“六时半，到来今雨轩，与在君、文伯同吃饭。在来今雨轩遇见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等。”[86]1921年6月30日北平五团体公饯杜威亦在来今雨轩中。这一时期，胡适还常常参加的一个“文友会”的活动，也常于来今雨轩举行，演讲人多为外国文化人。胡适日记中同样有多则记载：
胡适笔下的“文友会”是上海文化团体“亚洲文会”的分支机构。在北京主要以公开的演讲为主要活动方式。外籍文人主持的“文友会”以“讲学”为主，而顾少川家的“茶话会”则以“议政”为主，胡适同时参加这两个沙龙，正是他一向主张的“讲学复议政”的目标所在。除此而外，顾颉刚日记中大量的朋友聚餐，胡适家的周六会客制度，[90]在北平都十分知名。这类聚谈虽不可命名为沙龙，但也折射出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中国，“朋友”在这些知识分子的立身、处事、事功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即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开始由传统农业社会“血缘”和“地缘”的联结转向了“学缘”之交。
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入，沙龙这一文化形式逐渐蔓延开来。最初的沙龙倡导者亦步亦趋地模仿欧美，但在实际的运行中却不可避免地中国化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沙龙与西方的沙龙有许多不同。最主要的一点是西方沙龙往往有一个美丽或知名的女主人，而中国的沙龙一般由男性主持（林徽因除外）。这显然不是有意的标新立异，而是无奈之举。早年倡议和创办沙龙的人们也曾想觅一位女性主持人，然而由于中国女性受教育的状况以及风气初开的基本国情，这样的沙龙女主人很难寻觅。于是只好以男性代之。此外，西方的沙龙主要在室内空间举行，往往以某个贵妇人的客厅为主要聚会地点。而中国的沙龙组织形式较为多样，不限于室内一隅。当然，客厅自然是首要之选，然而也不乏以书店、公园、茶楼等为活动之址的。这一方面自然是趣味的不同，一面也和主人的家境财力有关。第三，西式沙龙涉及文艺、政治、哲学、历史等领域，相对而言话题比较广泛自由，不拘一格。而中国的沙龙往往以谈文论艺为主，虽也涉及政治，但不是主要成分。参与的成员也多是小说家、诗人、批评家、散文家、画家等文艺界人士，或对文艺有相当见解的其他领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