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傅斯年的学术领导才干主要体现在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这一工作岗位（1928-1950年）上，史语所历年的工作报告表明他为该所的学术规划、人才聘请、资金筹措、图书购置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使史语所在短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引人注目的研究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学术重镇。对于傅斯年主持史语所的工作，他的至友罗家伦有过这样一段评价：
杜维运先生也如是高度赞扬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成就：
提到傅斯年治理史语所，就不得不首先从1928年10月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上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旨趣》）一文谈起，这是他的就职宣言，也是他的治所大纲。对于这篇《旨趣》，吴相湘先生将它与胡适所撰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相提并论，称它们“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亦为奠定中国现代历史学之两大柱石。而傅之号召比较胡适更具积极性”[72]。许冠三评述新史学90年所走过的路程时也认为：“即令长达两百页的《性命古训辨证》不算‘巨著’，仅仅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和准此而推行的现代研究事业，已足够令他名垂史林了。”[73]的确，这篇《旨趣》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是一块高耸的里程碑。
在《旨趣》中，傅斯年开首即明确历史学的性质只是“史料学”。“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作为“史料学”的历史学有三项基本要求：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例如，西方汉学在挖掘材料方面有两个强项：一是研究四裔问题的“虏学”，一是利用神祇崇拜、歌谣、民俗等材料。“西洋人做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里的所谓“工具”不是仅指方法，而是包括各种技术手段、方法，“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这三条对历史学的定性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新要求，自古以来优秀的历史学家无不本此原则来要求自己，惟因傅斯年在提出这三条要求时注入了新的因素，表达得更为精当，才赋予了其应有的时代意义。
中国历史学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可资利用的历史遗产。以傅斯年的眼光来看，西汉的司马迁、北宋的欧阳修、司马光、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阎若璩都是使用直接材料，采用科学方法治史的优秀史学家。“而到了现在，除零零星星的几个例外以外，不特不因和西洋人接触，能够借用新工具，扩张新材料，反要坐看修元史修清史的做那样官样形式文章，又坐看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所以傅斯年提出的三大宗旨，“第一条是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
20世纪20年代国内学术界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整理国故”运动。1923年1月，胡适作《＜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时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74]随着北大的发起，南北响应，“整理国故”运动随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在其内外就有各种争议。一是有没有必要在现阶段以这种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方式开展一场“整理国故”运动。二是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国故”，是采用现代科学的方法，还是仅仅沿用传统朴学的家法。三是“整理国故”是否应该存有民族主义的历史态度，即是“同情的理解”，还是此一研究与民族主义无关。四是研究的材料如何扩充，这里包括对地下文物材料的挖掘和利用，对外来材料的搜集和利用。胡适、傅斯年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与章太炎派对“国故”的不同处理的立场，但因他们毕竟同意使用“国故”一词，甚至投入“整理国故”，故实际成为这一运动的推动者。站在这一运动之外的陈独秀、鲁迅等人不仅反对以国粹主义的心态来“整理国故”，而且对发起这样一场运动持保留甚至抵制的态度。[75]
最初热衷并推动“整理国故”运动的是胡适与北大的章门弟子。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进行，胡适与章门之间的裂缝也逐渐公开化，扬王（国维）抑章（太炎）的倾向在胡适这一边渐渐抬头。本来新文化阵营中的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政治上与怀有清朝遗民情结的王国维是截然对立的，而与章太炎及其弟子相一致，这是他们最初在北大合作的政治基础。但王国维治学采用近代科学方法，重视异域成果的借鉴，将地下材料与书面材料相印证，重视开拓新的领域，这些都是对清代汉学的突破，在学术上为新学术的先锋，故得到新文化阵营的认同，胡适、傅斯年都极为推崇王国维。从“五四”时期胡、傅共同赞扬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到胡适拉王国维为《国学季刊》写稿、推荐王国维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都反映了这一倾向。到20年代中后期，梁启超、胡适、陈寅恪、顾颉刚、鲁迅、郭沫若等人对他的成就都有一致的高评，在当时的所谓国学领域，王国维岌岌乎已成为取代章太炎最有影响的典范人物。[76]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傅斯年才表现出了决裂的勇气，在《旨趣》中第一次公开批评章炳麟君（此前傅斯年称章太炎先生）“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这里所说章太炎抹杀新材料是指章氏不承认甲骨文的价值，傅斯年与他的分歧正在于此。在前进的学术界，章已成为一个历史的存在。后来史语所最卓有成效的工作即是从田野考古工作开始。可以说，《旨趣》一文既是与章太炎一派的彻底决裂，也是对前此“整理国故”的超越。
针对国内学术界流行的各种主张和选择，傅斯年表明了新的抉择。（一）“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这在五四时期原有反对“国粹”的立场上又向前迈进一步。“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原来‘国学’、‘中国学’等等名词，说来都甚不详，西洋人造了支那学‘新诺逻辑’一个名词，本是和埃及脱逻辑亚西里亚逻辑同等看的，难道我们自己也要如此看吗？”这里，傅斯年实际上批评了当时两种对待中国历史文化的态度，一种是国粹学派、北大国学门所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这些以“国”字命名的学派、学术运动和学术机构，他们把研究中国历史、民俗、语言据为己有，作为与西学相别甚至抗衡的“国学”，对中国文化遗产在学术上已经世界化（准确地说是西方汉学化）这一现象视而不见或估计不足；另一种是西方人的所谓支那学“新诺逻辑”，把中国研究变成了一门“虏学”，或将中国文明看成是一种有待考古的死文明，这实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研究的轻蔑。这就要求摆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理顺中西学术之间的关系，将中国历史学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视野。
（二）“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
“疏证”是清代汉学的家法，五四时期，“国故的研究，大半的事情就是疏证”[77]。这一点不仅为时人视为“长处”，也当作科学。1923年12月《学衡》派的大本营——东南大学公布了一份由顾实起草，国文系通过、提出的《国立东南大学国学院整理国学计划书》，这是一份规模宏大的整理国故计划。内中提出“以科学理董国故诚为今日之大利，而弊亦即可立见。盖今日学子之大患，正在徒诵数册讲义，报章，杂志及奉某学术书为神圣，而未尝根本课读古书。即课读古书矣，亦以著有科学系统之色彩。狃于成见，信口开河。譬如戴西洋有色眼镜，视中国所有，无一不可变为西式，是其弊也”。进而提出“以国故理董国故”来弥补其不足。[78]而“以国故整理国故”之法有三：疏证、校理、纂修。他们提出了一大批应该疏证的书目。胡适在总结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时，亦曾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79]。此方法为顾颉刚所崇信，在古史研究中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疑古”之风顿开，其流弊亦逐渐显露。鉴于此，傅斯年特别提出“反对疏通”。历史研究中对未知的历史常常存在许多因材料不够而产生的盲点，对此，有各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傅斯年择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原则，这就要求破除清代汉学和“整理国故”中疏证的陋习。20年代末胡适也醒悟到这一点。胡适从主张疑古，到放弃疑古，到主张对史料不足时悬而不断，实际上也是反对疏证，这在他就老子的年代问题，与梁启超、钱穆、冯友兰、顾颉刚等人辩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80]傅斯年第一次公开“反对疏证”，实则为落实其以实证的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原则。
（三）“我们不做或者反对所谓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这是针对他的同事顾颉刚而发。史语所筹备时有筹备员三人：傅斯年、顾颉刚、杨振声。三人都是北大的同学。但在围绕办所方向时，傅与顾意见歧异。“傅氏在欧洲七年，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而顾“以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叠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81]。两人在办所方针上产生分歧，这一段文字正是傅斯年重申自己的主张。不过，从史语所后来发展的状况看，实际上也吸收了顾颉刚的意见，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第一期》和史语所注重对青年学者的吸收、培养，反映出傅斯年对这一意见的某些修正。
在《旨趣》结尾，傅斯年响亮地喊出了三句口号：
这是傅斯年蕴积多年的心声，从这三句口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傅斯年办所的宗旨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将这一领域的话语权力重新从西方汉学家那里夺回来。正因为如此，当他否定了国学、国故、国粹这类名词时，当他否定了借历史研究表现伦理判断和道德情感的传统做法时，他却张扬了另一种民族主义倾向，这就是以科学为本位的民族主义。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文化民族主义。故看似处于两极中的思想，即一极是反对“国粹”“国故”的说法，一极是张扬鲜明的民族主义思想，在这里得到了新的高度统一。这构成傅斯年富有特色的学术思想。
《旨趣》一文将中国历史学研究作为一门具有科学意义的学科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准。在古代中国，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或为“私坊”，是一种相对“孤立的制作”；或为“官修”，反映的是朝廷的意志。20世纪以后，各种民间的、大学的学术机构应运而生，如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但它们的研究规模往往受到经费、图书设备、人力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学术资源得不到理想的整合。《旨趣》认识到“集众的工作渐渐的成一切工作的样式了”，只有在“集众”的研究环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补其所不能，互相引会，互相订正”，才能形成“有规模的研究”，才“不会流成‘官书’的无聊”。这是寻求历史学研究真正科学化管理的开始。
《旨趣》虽在字面上只提到“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以示与清代朴学的继承关系，但就其所表述的内容而言，处处显示了域外学术（特别是德国学术）的影响。历史语言“同列合称”，这是“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82]。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强调其“史料学”的性质，强调它对客观性的探求，强调它与自然科学的相通一面，这明显有着兰克学派的影响。[83]德国史学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梁启超、黄节、陶成章、刘师培被其影响，[84]傅斯年的民族主义倾向，虽有“国粹”学派的遗传，但德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影响应是其主要来源。赴欧留学以前，傅斯年不仅“绝不主张国家主义”，且对“五四运动单是爱国运动”一说“不赞一词”。[85]
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指南，《旨趣》一文并没有讨论时人感兴趣的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在当时的语境中，标榜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成为学界清流的时尚。胡适此时正与国民党当局展开人权论战，批评国民党的政策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背道而驰。陈寅恪也借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力挺王国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要求“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表现了对现实政治约束（即三民主义意识形态和党化教育）的强烈不满；[86]而在王国维弃世时，他视王氏为“文化神州”，为中华文化“所化之人”，极力推崇他“一死从容殉大伦”那一面，[87]突出了他与王国维共同的中国文化情怀。傅斯年在史语所几乎绝口不谈政治，据李济回忆：“他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懂政治，他也从来不跟我们谈政治。”[88]他在《旨趣》中强调的主要是历史学科学化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因此这篇《旨趣》即可视为他治所工作之方针，也实为向西方汉学挑战的宣言书。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研究机关，傅斯年明确将史语所定位为一个纯粹的学术机关，而不希望其他因素浸染其间，故史语所在他领导的二十余年间，只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所里同人除了专注于学术，基本上没有参与其他政治活动。
尽管如此，《旨趣》留待人们思考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一是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毕竟有一定的人文性，既然如此，文化依恋、民族情感、历史教化一类的因素就不可能排除，也不应完全排除。二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历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如只是强调历史学方法的自然科学化、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相通的一面，则很难概括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也很难深度地反映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的社会活动性的历史规律的这一学科特性。这两大缺陷为其他分支的活动预留了空间，当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在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时，在他的旁边也活跃着两股力量：一股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的兴起，他们主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也是近代社会科学方法之一种）研究社会历史；另一股是以章太炎、钱穆、柳诒徵等为代表的旧派群体，他们与传统史学继续保持密切的联系，反对将中国历史研究西（汉）学化，主张以同情的理解态度来认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大支流填补了胡适、傅斯年为代表的正统派之不足。尽管如此，历史学研究毕竟因为傅斯年的大声疾呼和身体力行，终于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接轨、对话的科学化道路。《旨趣》一文虽未像梁启超那样明白标榜“新史学”，也未与时俱进喊出与政治革命相类似的“史学革命”的口号，但它毕竟从一个角度将中国史学真正引上了一条新的科学化道路。
20世纪上半期，中国历史学围绕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两条路子之争。一条具有普遍主义的倾向，即强调史学研究的普遍性、普适性和客观性意义，它从梁启超提倡的“新史学”肇始，梁启超受到进化论的影响，将历史界说为“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视探讨历史进化规律为历史研究的宗旨。王国维继之，明确“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将学术的可比性放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至于“学”之分类可分为科学、史学、文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89]。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客观化的史学观。他本人的史学实践更是强调证据、注重材料的实证史学。另一条是以章太炎为灵魂的“国粹”派开创的路子，他们注重国家与学术的关系，注重史学阐明义理是非的功用，把史学研究与国家命运和引导社会风气联系在一起，对中国历史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科学可比性认识不足。傅斯年的《旨趣》一文，是普遍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强化，它不仅强调了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证性的（自然）科学方法，而且张扬了史学的非国别性和西方东方学（汉学）的学术正统意义。现代历史学研究只有在世界的视域里才能找到其自身的新的起点和立足点，《旨趣》一文实际上也就是引导中国学者找到介入全球化的一条路径，并对中国历史语言学发展的这一方向作了制度化的规定。
傅斯年的史学思想皆滥觞于此。结合他同期写作的《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其指向近代科学的意向更为明显。
他提出的史语所的主要具体工作为“甲、助成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企业。乙、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之人。丙、择应举之合众工作次第举行之。丁、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戊、使本所为国内外治此两类科学者公有之刊布机关。己、发达历史语言两科之目录学及文籍检字学。”[91]这是一份在科学管理上更具现代性、更具操作性的研究计划了。
此后，傅斯年在《考古学的新方法》《史学方法导论》[92]《＜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文中所表达的意见大都是《旨趣》一文的发挥和细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他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法整理”，并对“疑古”与“信古”表示了新的态度，研究古史“完全怀疑，固然是不对的；完全相信，也是不对的。我们只要怀疑的有理，怀疑的有据，尽可以怀疑。相信的有理有据，也尽可以相信的。”可见他已跳出了单纯“信古”“疑古”的俗套圈子。他向中国学界介绍了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Anderson）“完全用近代西洋考古方法去研究”的路子和史语所进行的殷墟发掘工作。[93]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他受到德国兰克学派伯伦汉（Ernst Bernheim）《史学方法论》一书的影响，明确指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他将史料分为八对关系，并对之进行了比较。一是“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二是“官家的记载对民间的记载”，三是“本国的记载对外国的记载”，四是“近人的记载对远人的记载”，五是“不经意的记载对经意的记载”，六是“本事对旁涉”，七是“直说与隐喻”，八是“口说的史料对著文的史料”，[94]形成了一个史料学比较方法系统，这比前此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在广度和深度上自然又大大拓展了。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述及史料与史学的关系，并提到德国兰克、莫母森这些主张客观史学的大家的名字。
再次表明自己不可更改的“史学即史料学”的观点。[96]
以《旨趣》为约规的史语所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有人谓史语所为一学派，这样的归纳有门户壁垒之嫌。不过，史语所自成一格的特征是明显的，所里同人表达了对《旨趣》一文的高度认同。在处理史料上，他们本着“有一分材料出一分货”的要求，其研究注重挖掘新史料，利用新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研究成果，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实证性。在研究技法上，他们往往是小题大做，做绣花针的功夫，从不做那些大而不当的研究，这就保证了学术研究的严密性。在研究态度上，他们既不像某些旧文人士子，把历史研究看作是维护“仁义礼智”的伦理判断，也不像某些新派学人把历史研究变成一种政治宣传活动，历史判断从属于其政治抉择，他们所取的只是一种纯然的客观的学术态度。在研究风气上，他们提倡一种严格、细致的科学精神，史语所集刊、专刊所发表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精心制作、严格编审的。[97]傅斯年本人亦为这种精神的典范，他本人在德国留学，对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体会甚深，李济说他的品德中有“高度的责任心”“极端的认真”，[98]即是德国人这种不苟且的精神的体现，史语所同人受这种风气的熏陶，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在傅斯年领导史语所的23年间，史语所同人大规模地发掘安阳殷墟、整理明清档案、开展方言调查，产生了像陈寅恪、赵元任、董作宾、李济、李方桂等一批国际知名学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研究成就。“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集刊》和《分刊》，得到国际学术界很高的重视，这研究所的本身也取得了国际学术界很高的地位。这自然是经由许多学者协力造成的，可是孟真领导的力量是不可磨灭的。”[99]傅斯年本人虽没有留下煌煌巨制，但史语所本身就是他精心雕塑的一部学术精品，这样说并不为过。1951年董作宾先生在总结史语所前此的学术成就时说：“现在结算一下史语所二十三年的总成绩，可以说有赢余也有外欠。这笔账看去似乎是许多人的，事实上，是应该全记在孟真先生的名下。”[100]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