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O.基欧汉学术思想述评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历程中可谓大师辈出、群星璀璨，罗伯特·O.基欧汉（Robert Owen Keohane）无疑是当今如日中天的一位经典理论大师。如果我们不能将基欧汉视为国际关系理论奠基者的话，其作为继往开来者的地位却是毋庸置疑的。在其学术生涯中，基欧汉一直身处国际关系理论论战的核心，他提出了关于世界政治的松散模式，并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研究，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概念，逐步将其世界政治理论体系化，建构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仅是架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学术桥梁，也时刻保持着开放的形态，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基欧汉关于复合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等议题的研究成为带动国际关系理论整体创新的核心动力。概言之，作为诠释和发展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基欧汉的学术高度值得我们潜心研究，其学术经历尤其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以从中寻求学术发展的启示。
基欧汉的学术经历
罗伯特·O.基欧汉，1941年10月3日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母均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父亲罗伯特·E.基欧汉先后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和夏默学院（Shimer College），“尽管未能成为知名学者，其思想却远远超出我后来认识的许多学术领袖”[299]；母亲玛丽·P.基欧汉是一位荷兰加尔文教牧师的女儿，从事中学教学和教师培训工作，一生致力于社会正义、公民权利与和平，晚年则成为活跃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父母对他的影响不仅在于学术道路的选择，更在于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剖析。
1957年，基欧汉进入父亲执教的夏默学院学习政治学。源于全家对哈佛的仰慕，1961年秋季，基欧汉成为哈佛大学政府系的研究生，师从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300]接受父亲一生未能完成博士论文的教训，他成为“极其急切”的学生，拼命捕获知识。1965年，他用了四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关于联合国大会政治——以联合国大会的制度框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联合国范畴内的国家间关系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并获得哈佛大学政府系1966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
毕业之时，他接到了三个学校的邀请，哈佛大学、威斯康星大学、斯沃斯莫尔学院（Swarthmore College）。由于不喜欢哈佛大学当时的学术氛围和担心仍被哈佛教授视为学生而不是同事，基欧汉选择了斯沃斯莫尔学院。基欧汉不无幽默地指出，他选择到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原因是，更将自己视为与父亲一样的教书匠，而不是研究型学者。1965年，基欧汉开始执教于斯沃斯莫尔学院，与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执牛耳者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成为同事。
在哈佛读书期间，基欧汉就对处于国际关系理论主导地位的政治现实主义持批评态度，将博士论文选题确定为研究联合国大会政治的初衷也是要弄清楚联合国大会的制度环境是否对国家间关系有巨大影响；是制度架构像权力、利益一样具有重要意义，还是权力和利益代表一切。基欧汉指出，自己对现实主义的质疑始于1964年，此前后曾用了一年的时间拜会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寻求联合国大会政治影响力的根源，对这一问题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尽管基欧汉当时尚未用明确的语言和社会科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疑惑，但这一直是基欧汉几十年学术研究的主题。或许，基欧汉当时选择离开哈佛大学，是因为担心政府系浓重的政治现实主义气氛压抑其学术思想的开发。
1968年至1969年，基欧汉成为位于华盛顿的对外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问题研究员，重点研究美国的一些小盟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并曾在国务院副国务卿办公室工作过六周，这是基欧汉在政府工作的惟一经历。1968年，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等青年才俊被邀请担任《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成为其学术生涯的转折点，他从此进入了国际关系理论学术团体，并立志成为专注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基欧汉与奈年龄相差5岁，“但学术旨趣却极为相同”。[301]两人的合作始于1969年。1972年，在奈的帮助下，基欧汉成为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研究员，两人的合作因同毕业于哈佛大学变得更为紧密。两人联合主编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于当年出版，该书强调了跨国关系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性，成为两人牛刀小试之作。[302]自此，基欧汉与奈声名鹊起。
1973年，斯坦福大学邀请基欧汉指导一个新的本科生国际关系项目，并为其夫人南纳尔·基欧汉（Nannerl Overholser Keohane）提供了一个教授政治学理论的教职，基欧汉全家搬到斯坦福，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就此起步。期间，基欧汉曾担任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系主任，并被聘为正教授。由于长期担任《国际组织》杂志的编辑工作（1968—1977年、1982—1988年、1992—1997年、1998年至今担任编委，其中1974—1980年担任主编，1986—1987年担任编委会主席），基欧汉对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有了比一般学者更为敏锐和深刻的把握。基欧汉对政治经济学的兴趣始于1970年开设多国公司课程，1973年开始与奈合作撰写《权力与相互依赖》，由此阅读了大量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著作。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出版使得基欧汉和奈声名大噪。[303]该书提出的“复合相互依赖”当时被视为堪与现实主义比肩的理论范式，两人由此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新一轮论战的主角，带动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深入发展。
基欧汉从这一轮理论论战的挑战者成长为主角，其学术权威地位也逐步确立。1977—1978年，基欧汉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工作，专注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国际政策协调、通货膨胀的国际政治等研究。[304]1978年，基欧汉在明尼苏达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查理·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后者关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风险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启示等研究给了他很多启发。自此，基欧汉仔细研读乔治·埃克洛夫（George Akerlof）、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等经济学家的著作，并思考这些著作尤其是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国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其结果就是《国际机制的需求》一文的撰写与发表[305]，该文成为其理论专著《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一书的“分析核心”。基欧汉指出：“认识到可以借鉴关于公司的现代理论分析国际机制至为重要，将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等概念引入到国际制度分析之中，使我的学术生涯豁然开朗。”[306]1981年，基欧汉利用斯坦福大学一年的学术休假，专心于《霸权之后》一书的写作。同年，其夫人南纳尔·基欧汉被任命为维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的院长，基欧汉“由于非学术原因”接受了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的邀请，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执教生涯。期间，基欧汉于1983年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在布兰代斯大学，基欧汉获得了撰写著作的充裕时间，其最重要的著作《霸权之后》得以于1984年问世。[307]《霸权之后》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初步确立，堪称基欧汉学术权威地位的奠基之作。[308]
1985年，基欧汉在博士毕业二十年之后，回到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吸引他的就是哈佛大学“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条件和无与伦比的学术资源。挟《霸权之后》之威，基欧汉成为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范式间辩论”（interparadigm debate）的主角，并逐渐推动新自由制度主义确立了与新现实主义比肩的学术主导地位，而基欧汉本人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师地位也在此期间确立起来。1986年，基欧汉主编了《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一书，代表了新兴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包括新自由制度主义、批判理论、后现代理论）对新现实主义的强有力批评，开始冲击新现实主义的主导地位。出版《霸权之后》之后，基欧汉开始探究超越这一不成熟的国际合作理论并将之上升到体系理论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博弈理论的应用限度提出了质疑。1985—1987年，基欧汉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主持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项目，促使其将理解国际合作的重点转向国内政治，并将国内政治完全纳入其分析框架。1989年，基欧汉将自己近二十年的主要学术论文结集，以《国际制度与国家权力》为名出版。这部论文集基本代表了基欧汉20世纪80年代的学术思想变革，基欧汉致力于发展体系理论，以退为进，确立了高度简约、高度科学性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比肩的地位由此竖立。[309]这部著作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这两大主流范式从不可通约到理论趋同的发展历程，也成为众多方家批评基欧汉回归新现实主义的有利证据。同年，基欧汉与奈修订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对该书出版以来的批评进行回应，并指出该书存在的缺陷，进一步明确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议程。1988年，基欧汉当选为国际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主席，这是其学术权威地位得到广泛认可的重要标志。与此同时，基欧汉担任了哈佛大学政府系的系主任（1988—1992年），并成为著名的“斯坦菲尔德国际和平讲席”教授。
1989年之后的基欧汉迎来了学术生涯的辉煌。他主编了一系列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著作，出版了自己的第二部论文集，每一部著作都进一步巩固了他的学术权威地位。这些著作关涉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术主导地位的确立，还关涉新自由制度主义主动应战，参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激烈论战，成为开启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一把把钥匙。1996年，基欧汉的夫人南纳尔·基欧汉被任命为杜克大学校长，基欧汉再次因“非学术原因”而动迁，成为杜克大学“詹姆斯·杜克讲席”教授。1999年，基欧汉被一致推举为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至此，基欧汉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泰斗地位完全确立起来。1989之后基欧汉编辑、撰写的著作包括：1991年与斯坦利·霍夫曼合编的《新欧洲共同体：决策与制度变迁》、1993年与朱迪斯·戈德斯坦合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年与约瑟夫·奈及斯坦利·霍夫曼合编的《冷战之后：1989—1991年的欧洲国家战略与国际制度》、1993年与皮特·哈斯及麦克·利维合编的《地球制度：国际环境保护的有效性之源》、1994年与艾黎诺·奥斯特洛姆合编的《从地方性公用地到全球相互依赖》、1996年与麦克·利维合编的《环境援助制度的陷阱与承诺》、1996年与海伦·米尔纳合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9年与海尔格·哈弗特敦等合编的《不完善的联盟：跨越时空的安全制度》、1999年与皮特·卡曾斯坦及斯蒂芬·克拉斯纳合编的《世界政治研究的争鸣与探索》、1991年与朱迪斯·戈德斯坦等合编的《合法化与世界政治》、2003年与霍利泽格立芬合编的《人道主义干预的伦理、法律与政治困境》等。[310]除此之外，基欧汉与加里·金、悉尼·维伯合著的《社会科学设计：定性研究的科学推理》，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进行了深入探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者必读的方法论著作。[311]2001年，基欧汉与约瑟夫·奈修订出版《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2002年，基欧汉出版了第二部论文集《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制度、法律与治理》，这是基欧汉权威学术地位确立之后的著作，颇有“当权问政则静”的气势，不仅展示了他的学理高度，更体现了他晦学不倦的探索精神。[312]
基欧汉的学术思想
基欧汉的学术生涯缘起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发展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批判，成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建构，辉煌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尤其是其构建的国际制度理论）与新现实主义之比肩主导地位的确立。基欧汉的学术发展历程以挑战现实主义为开端，以新自由制度主义获得比肩地位为中点，以积极迎接建构主义范式挑战为当前形态。可以说，基欧汉确立了一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高度，堪与其理论成就比肩者寥若晨星。
基欧汉的学术生涯始于对现实主义范式的质疑，这也是他将博士论文选题定为研究联合国大会的制度框架是否影响联合国内各国关系的初衷。在解释国家行为时，国际制度是否重要，或国家行为仅仅是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导致的？这是基欧汉的博士论文要解答的问题，也是其几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重心。[313]源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基欧汉将最初的关注重点确定为跨国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研究。约瑟夫·奈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使得两人一见如故，奠定了数十年学术合作的基础。1971年合作编辑了《国际组织》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专辑，1972年该专辑结集出版，成为当前跨国主义研究的源头之作。编辑这本书的背景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社会之间的经济联系迅速增加、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强，而且世界政治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包括经济问题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欧佩克的兴起、美日贸易关系的紧张、尼克松单方面宣布放弃布雷顿森林协定等。在这本著作的前言中，两人提出了批评现实主义同时又与现代主义拉开距离的一个颇为松散的世界政治范式[314]，强调多国公司、跨国性社会运动、国际组织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成为建构世界政治理论的起点。
1973年，基欧汉和奈意识到，解释世界政治的关键问题可能在于研究政治权力与经济相互依赖的关系，关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就是《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撰写和出版。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出版，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基欧汉和奈针对现实主义理想模式的核心判断（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工具，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最为重要），构建了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分析模式：各个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国家之间关系的议题包括许多无明确或无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在自己所处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其他政府使用军事力量。基欧汉和奈断言，上述三个特征比现实主义接近于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更有助于表现当前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性。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的界定，基欧汉和奈既表明了自己对此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继承性，又体现了自己的独创性和挑战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本意，肇示着建构新的研究纲领的努力。
《权力与相互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转向，标志着建构国际制度理论的开始，是连接跨国主义、相互依赖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桥梁。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奈从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尝试后退，转向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纲领。[315]他们放弃了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其相互依赖和跨国模式的任务，而这些曾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他们意在发展一种处于国际体系层次的世界政治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开始自动地向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看齐。他们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动机并非完全是为了寻求一条通往世界永久和平的有效途径，而是想用这个概念批评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权力理论，进行科学的修补，以在更大程度上靠近客观现实。应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明确地挑战了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行为者的许多前提假设：军事安全在外交事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事务性领域中权力资源的替换性。[316]他们认识到，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关系的调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现实主义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分析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模式，特别是详尽批驳了作为纯粹现实主义模式的总体结构主义，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建构的国际组织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国家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时，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更为有效。这一结论为国际制度理论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从基欧汉近四十年的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制度如何运作。[317]《权力与相互依赖》可谓其学术成就的第一块理论基石，而《霸权之后》则代表着这一努力的辉煌成果，这是作者力图将结构现实主义与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融会贯通的产物，即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确立。[318]自此，基欧汉开始接受结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首先，他承认自己曾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后来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所以将注意力回转到国家上来；[319]其次，他接受国家作为单一、理性和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的现实主义命题；[320]最后，承认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在此基础上，基欧汉探究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机制如何形成与变迁，以图认识和理解这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基欧汉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但在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上，他却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际机制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致共同收益；国际制度很少参与协议的集中实施，但确实增加了互惠机会，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机制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321]在该书中，基欧汉强调国际进程的重要性，将国际机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国际机制的创设及其功能的理论。
此后，基欧汉主要的理论关注点是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其分析层次仍是研究纲领，但研究目标却已经定位为体系理论范式了。这个时候，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仍然处于群雄逐鹿的阶段，但楚汉之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现端倪。从80年代中期的国际机制研究到90年代比较完整的国际制度理论框架的建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成为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抗衡、在学理方面展开辩论的政治哲学思潮。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的供应派理论，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讨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和条件。在方法论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对新现实主义的证伪着手，提出了以国际系统的进程为重要原因解释国家之国际行为的理论。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看，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接收了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假定，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具有理性的人所创造和建立的制度对于人们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决策和行动的重大影响力，强调政治进程及其可变性，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合作，淡化冲突、淡化权力结构，这些观点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322]在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肩主导地位的确立过程中，冷战结束，两极格局崩溃，全球化进程日趋加速，相互依赖加深。此前，基欧汉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世界政治和美国问题；此后，他转向关注制度因素如何影响欧洲的转型，探讨主权、合法化、人道主义干预等的含义，研究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在世界政治层次上，基欧汉致力于国际治理的探究，并提出全球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323]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大约可以把握基欧汉的学术发展脉络。他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从研究纲领的层次着手，走的是“中间道路”。基欧汉与立志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创立独立研究纲领的学者共同起步；而后，他退回到传统主义的核心假定，接受现实主义对国际行为体性质及其社会环境的假定，接受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动机的假定，承认国家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国家行为目的是自我利益（基欧汉称之为“系统分析的普遍模式”[324]）；他承认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关键行为体”，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影响了国际合作；他选择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对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层次的理论，即国际制度理论。可以说，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325]基欧汉自己也承认，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总结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机制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核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不仅对某一派理论做出贡献，国际制度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对权力和知识为基础的机制理论也贡献良多。[326]1988年基欧汉发表《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一文，代表着新自由制度主义比肩权威地位的确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之间的范式趋同，也代表着基欧汉对建构主义（文中用了“反思主义”一词）兴起的敏锐把握。[327]1993年基欧汉与朱迪斯·戈德斯坦合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显然也体现了基欧汉对建构主义理论观点的初步借鉴。对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术权威地位的建构主义，基欧汉以开放的心态做出了积极的回应。[328]
以上分析表明，基欧汉的学术研究是体系层次的，目的也在于建构堪与新现实主义比肩的体系理论。[329]应该说，基欧汉的学术抱负得到了实现。基欧汉以建设性的挑战者身份出现在国际关系理论论争的核心，以国际制度体系理论确立学术泰斗的地位、以权威学者的身份领导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趋势，并以积极的姿态回应建构主义的学术挑战，继续保持着学术前沿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看，基欧汉堪称诠释和建构世界政治理论的经典大师。
基欧汉的学术研究不仅给他带来了盛誉，也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来源于外部（如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也来源于新自由主义内部。正如戴维·朗（David Long）指出的，基欧汉试图在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架设桥梁，然而他未能取悦前者，又使得后者大为光火。[330]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不够。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在新自由制度主义者看来，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已经变得足够强大了，足以应对全球化了的国际经济挑战，就算现存的国际制度有所不足，新国际制度的也会被创造出来，或者像过去那样被改造成功。……要达到他们的理想还存在重大障碍。各国对于限制主权行为的不断抵触、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活动领域的有限性以及遵从（compliance）的严重问题意味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单独治理好全球经济。”[331]当然，瑕不掩瑜，基欧汉的学术思想及其著述启迪了几代学者关于世界政治图景的认识，我们相信，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进一步深化，这种启迪作用将继续并将呈现增强的趋势。
基欧汉的学术启示
基欧汉的学术思想及其著述是国际关系研究的瑰宝，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以寻求学术启示。基欧汉的学术成就来源其一首先是于他对国际关系理论主题以及现实问题之间关联的敏锐把握，从而力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议程的主角。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的变革是造就基欧汉学术地位的现实基础，而现实主义理论对国际关系现实变化解释的乏力给了基欧汉学术研究的理论动力。所谓“时势造英雄”，国际关系现实的变革和既有理论解释能力的乏力促使基欧汉走上了理论挑战和新理论建构之路。正是对相互依赖的国际现实、美国不完全衰落、冷战后国际关系转型等现实问题的深入剖析，促成基欧汉提出了跨国主义模式、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功能性国际机制论模式、全球主义治理框架等，造就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跨国主义、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全球治理这些概念都不是基欧汉首先提出的，但他却敏锐把握到这些概念的理论价值，并以之作为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础概念，从而逐步成为国际关系论研究议程的确定者。这种敏锐的问题把握能力和理论抽象能力是基欧汉学术成就的核心推动力。
其二，基欧汉的成就源于他对其他学科知识的学习能力。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不仅局限于国际关系研究本身，而应将知识触角延伸到各个相关和看似不相关的领域。知识创新多源于学科边缘或边缘学科，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基欧汉的研究表明，同时跟踪国际关系学之外的其他学术领域的动向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工作”[332]。如前所述，基欧汉对金德尔博格关于交易成本、不确定性、风险的研究的兴趣，以及对科斯、威廉姆森等经济学家著述的研读，使他认识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性。他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制度、交易成本、不确定性等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从而提出了功能性国际机制理论。基欧汉还通过对国际法的研究，强调了国际法与国际制度研究之间的关联，他因此开始和进一步研究合法化对国际制度的作用。[333]将新制度经济学、国际法成果与国际制度研究结合起来，为基欧汉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开阔的视野。
其三，基欧汉的学术成就与其对研究主题的一贯追求和海纳百川的学术吸纳能力是分不开的。在解释国家行为时，国际制度是否重要，或国家行为仅仅是权力和利益分配所导致的？这是基欧汉的博士论文要解答的问题，也是其几十年学术生涯的研究重心。在分析这一主题的过程中，基欧汉体现出了学者的真诚勇气，敢于承认自己理论建树过程中的不成熟，勇于接受新的理论认识，以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研究主题。他指出，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的内在限制应该使得我们谦卑。我们的理论不能对过去提供全部解释，显然我们也不能预测未来。向前看，我们对要解释的事物所知甚少，向后看，我们却又所知太多——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相关的，难以排除其因果联系。过去的事情似乎过于确定了，而未来的事情却总是扑朔迷离。鉴于此，我们研究世界政治的目的不在于承担科学研究的义务，而是意识到人类福祉、命运和脆弱的全球生态的未来取决于人类成功应对经济相互依赖、核武器和世界环境的能力。我们也许无法完全理解世界政治，但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及我们子孙的命运系于之。[334]同时，基欧汉又坚持将研究主题定位为促进国际合作，他强调：“并非所有合作都值得褒扬，政府常常为发动战争、盘剥他者、隐瞒自己掠夺他者的影响而合作，但我相信，国际合作——尽管目前并不充分——是21世纪生活、自由、追求幸福的必要条件。为这一课题而迷惑是值得的。”[335]
其四，基欧汉的学术成就与他的学术合作精神和保持长期合作的能力密切相关。基欧汉与约瑟夫·奈的长期密切合作，共同推动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并始终保持学术前沿地位，这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的合作楷模。基欧汉与约瑟夫·奈曾这样描述两人的长期合作关系：“在撕掉彼此章节的时候，我们排除了自负。虽然合作中难免遇到挫折，但合作带来了迅速回应、挖掘思想的学术乐趣。对我们而言，合作既是知识激励之源，也是友谊加深的纽带，这是言语难以表达的，而且怎么强调都不为过。”[336]此外，基欧汉积极参与和组织学术研讨会议，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知名学者有着良好的合作，他与其他学者联合编辑的十数本著作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座座丰碑，记载着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历程，反映着不同阶段学术发展的最高成就，也促成并巩固了基欧汉的学术地位。
其五，教书育人是基欧汉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起点，而数十年的教授生涯给他带来了桃李满天下的美誉，教学相长这一中国传统古训在基欧汉的学术生涯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基欧汉笑谈回到哈佛大学执教是因为哈佛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的优势，而且，确有众多国际关系研究成名学者和新锐出自其门下：法利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利莎·马丁（Lisa L.Martin）、海伦·米尔纳（Helen V.Milner）、约翰·欧文（John Owen）、贝思·西蒙思（Beth Simmons）、朱迪斯·提克纳（Judith Ann Tickner）等。这些学生也成为基欧汉的密切合作者，有的学生还与基欧汉联合主编了知名著作。学生的声名鹊起成为基欧学术权威地位的另一种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