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的一种解读
《权力与相互依赖》由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合著，堪称洛阳纸贵之作。1977年，该书第一版出版，标志着美国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学派挑战（新）现实主义理论主导地位的开始，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兴起的理论基石；1989年，该书重版并增加了对批评的回应；2001年该书第三版出版，两位学者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赖概念相整合，指点国际局势，激扬文字，对21世纪初的世界政治进行严肃的理论分析，成为代表新自由制度主义发展的巅峰之作。自1977年以来，该书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引用频率最高的著作之一，其真知灼见力透纸背，被视为“不可替代之作”。[216]
20世纪60、70年代，国际关系出现大分化、大组合，一度有美国霸权衰落之说。对此，美国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政策建议，而《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被公认为最有解释力的理论之一。此后，以复合相互依赖理想模式为基石，基欧汉建立了新自由制度主义（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理论模式，使之成为与新现实主义比肩而立，甚至取代其主导地位的体系理论（systemic theory）。[217]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与实践变革的驱动力，基欧汉与奈殊途同归，共同致力于国际治理的探究，并提出全球主义治理的理论框架。[218]可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主题——特别是复合相互依赖模式——构成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
从逻辑线索上讲，《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三版）由理论框架、现实验证、批评回应与理论发展等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在理论框架部分，作者剖析相互依赖的概念，提出敏感性相互依赖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区分，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之间建立联系框架；在批评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提出国际机制概念及国际机制变迁的解释模式，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在现实验证部分，作者分别从海洋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美加关系、美澳关系等方面就国际机制变迁予以解释，验证自己的理论主张；剖析美国与复合相互依赖的关系，就美国外交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在批评回应部分，作者对《权力与相互依赖》的理论批评做出回应，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发展贯穿其中，强调自身理论的价值及其限制条件，指明未来理论的发展方向。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球化驶上快车道，美国“单极霸权”的战略图谋越来越突出。世纪之交，国际社会将走向何方？在理论发展部分，两位学者敏锐地抓住信息时代、全球主义两个概念，提出如何以国际机制（国际制度）为核心、对全球主义进行治理的新思路。
《权力与相互依赖》是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双剑合璧之作，既有理论上的深度建构，也有实践上的指导价值，“征战沙场，剑强于笔；长远观之，却是笔指导剑”恰是本书的点睛之笔。笔者拟从理论建构的角度剖析本书的学术价值，具体地说，从核心概念、核心命题、研究纲领三个方面剖析其理论价值，阐明本书理论主题是构建新自由制度主义基石的观点；结合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的阐述，阐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之“中间道路”的价值及其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核心概念的厘定
相互依赖、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构成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相互依赖、国际机制为其他概念的基础。
相互依赖古已有之，中国早有“唇亡齿寒”“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论；古希腊城邦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219]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220]20世纪中叶以来，复合相互依赖程度日趋加深，国际机制（国际制度）的作用逐渐突出，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基欧汉与奈指出：“20世纪70年代，相互依赖的说法不绝于耳；到了90年代，耳濡目染皆全球化也。”[221]
自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阐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以来，相互依赖成为学术界几乎最为流行的术语，关于相互依赖的探讨如火如荼，任何论述国际关系的理论探讨和新理论的出现莫不以此背景和探讨问题的现实渊源[222]，而复合相互依赖也成为论述国家间关系和超国家（supranational）关系的主体理论之一。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约翰·斯帕尼尔、丹尼斯·皮雷奇斯、斯坦利·霍夫曼等学者都曾论述过相互依赖[223]，其中尤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的理论建构为代表。
相互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学术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基欧汉和奈指出，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的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首先，相互依赖有赖于强制力或者要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联系。罗伯特·吉尔平指出，相互依赖指的是“相互的但又不平等的依附关系”。[224]这就是所谓的“非对称相互依赖”或相互依赖的非对称性。[225]政治经济旧秩序维持着旧殖民地对发达国家依赖的现实证明了这一点。相互依赖是普遍存在的，但非对称性的特征潜伏着产生一个国家依附于另一个国家的可能性。其次，相互依赖的含义并不局限于互利（mutual benefit）的情形，并不是以互利为特征的。相互依赖关系的代价和收益的核心是如何分配收益，如何可能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不管是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是行为体的本质特征。最后，相互依赖并不一定导致合作，遑论促进和平。[226]自由主义者认为相互依赖是和平的源泉，随着相互依赖网络的扩大，各国的合作关系不难培育出来。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看来，相互依赖是冲突和不安全的原因。[227]吉尔平认为：“经济相互依赖存在社会集团以及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实力关系……相互依赖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作为这一情况的对策，各个国家均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而增加他国对自己的依赖性。”[228]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精辟地指出，“破坏相互依赖的关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意思也就说尽了”，“相互依赖也会加快战争的到来”，“把世界视为一个单位并称之为相互依赖，在逻辑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蒙昧主义的”。[229]相互依赖引发了国际合作的愿望，但只能使各行为体的关系加深，是否能够达成合作与和平还要考虑诸因素的博弈结果。而且，相互依赖的加深并非没有限度，盛极而衰是天然法则。
基欧汉和奈在相互依赖概念上的重大贡献在于，首先，源于对国家之间财富和权力不平衡分配的强调，他们集中关注相互依赖的非对称程度，强调权力在相互依赖中的作用[230]，并籍此提出分析相互依赖的两个变量：敏感性和脆弱性。敏感性测量的是一个行为体环境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他行为体，这表示，个体行为体面对的结果是被集体控制的；脆弱性测量的是行为体终止一种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当这两个因素都处于高度不平衡的状态时，就出现依赖现象（而非相互依赖）。敏感性似乎更接近相互依赖的实质意义，但脆弱性却是决定国家怎样采取回应行动的关键因素。相互依赖是一个程度问题，取决于一个情景中互动的动力密度。[231]他们指出，敏感性指的是某政策框架内做出反应的程度——一国变化导致另一国家发生有代价变化的速度多快？所付出的代价多大？而脆弱性相互依赖的衡量标准只能是，在一段时间内，行为体为有效适应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调整应付的代价。其次，他们针对现实主义理想模式的核心判断（国家是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行为体，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是行使权力的最有效工具，世界政治中的问题有等级之分，军事安全最为重要），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或曰理想模式：各个社会的多渠道联系；国家之间关系的议题包括许多无明确或无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在自己所处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其他政府使用军事力量。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断言，上述三个特征比现实主义接近于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方面的全球性问题，更有助于表现当前国家之间关系的特性。通过对复合相互依赖的界定，基欧汉和奈既表明了自己对此前国际关系研究的继承性，又体现了自己的独创性，肇示着建构新的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me）的努力。
国际机制的概念与相互依赖紧密相关。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里程上，国际机制理论与相互依赖理论是齐头并进的，国际机制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的复合相互依赖模式发展而来，80年代成为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争论的焦点。[232]有的学者指出，“国家对相互依赖挑战的主要而非排他性的综合反映是国际机制的创立”。[233]
相互依赖导致某些规则和制度安排，这种规则和制度被称为国际机制（更广泛意义上被称为国际制度）。基欧汉和奈指出，相互依赖关系发生在调节行为体行为并控制其行为结果的规则、规范和程序的网络中，或受到该网络的影响，并将对相互依赖关系产生影响一系列控制性安排称为国际机制。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ss）指出，机制是“在相互依赖的背景下为控制冲突而实施的人为安排”。[234]肯尼思·沃尔兹则认为，“由于各国的紧密依赖，任何一国如不遵循成功的惯例，就会陷入不利境地。这样，各国之间的相同点便增加了。这种相同点是系统作用的结果。人们正是把这种相同点归因于各国对所谓国家行为规则的接受”。[235]“在公认的观点看来，相互依赖的增长已经使地球缩小，并且创造了对世界事务进行集中管理的可能性”[236]。而所谓“管理”的最集中的体现和基本特征就是国际机制的创立。相互依赖是国家之间相互影响且双方都为此付出成本的一种状态。由于双方都付出了成本，相互之间的依赖程度有所加深，双方的自主权也受到某些原则、规则或惯例的约束。从成本—效益分析中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的安排既是必需的也是可能的。这就为国际机制的产生与发展创造了活动空间和推动力。国家间相互依赖的出现就伴随着国际机制的产生。国际规范的出现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时代，那时各城邦之间已经存在实质性的相互依赖关系。[237]随着国家之间交往的加深，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也加深了，从而导致国际规范和规则的不断发展。笔者因此得出一个可供讨论的观点：从人类发展的漫漫历程来看，相互依赖与国际机制存在着正比关系；所谓“全球化”是相互依赖规模最大化的结果，也是国际机制的规模和作用最大化的契机。
随着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相互依赖程度的日益深化，国际机制在国际政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国际机制这一概念无论在理论著作还是大众传媒中都得到越来越频繁的运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机制逐渐成为诸多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论述对象和研究重点。1981年，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提出了迄今最为权威的国际机制定义：“在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里行为体愿望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principles）、规范（norms）、规则（rules）和决策程序（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所谓原则，是指对事实、因果关系和诚实的信仰；所谓规范，是指以权利和义务方式确立的行为标准；所谓规则，是指对行动的专门规定和禁止；所谓决策程序，是指流行的决定和执行集体选择政策的习惯。”[238]基欧汉对该定义提出批评，认为原则、规则、规范之间的区别不甚清楚，有损概念的科学性，他将国际机制定义为，“有关国际关系特定问题领域的、政府同意建立的有明确规则的制度”。[239]进而，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是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的体系：正式的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和国际非政府组织（INGOs）、国际机制和国际惯例（conventions）。其中，“国际机制”即克拉斯纳定义中明示的机制，而“国际惯例”即克拉斯纳定义中默示的机制。[240]基欧汉将国际机制的概念扩展到国际制度，将素来与国际机制难以区分的国际组织包容在国际制度概念中，从而建立了比较严谨的国际制度体系，奠定了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基础。[241]
全球化是相互依赖规模最大化的过程，不仅指系统内和单元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更侧重从整个系统的角度肯定系统的各种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对所有系统单位的整合作用。[242]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髦用语。基欧汉和奈指出，他们关于相互依赖的定义——“这种说法意在表明，人们普遍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当然，这种模糊的说法也意味着，人们对变化的理解还是肤浅的”——同样适用于全球化。全球化与相互依赖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从某些方面说，全球化只是替代相互依赖来描述经济开放和一体化深入的时髦词语，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指出的，全球化与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像联邦快递（Federal Express）对于不同国家邮局之间的信件交换。[243]基欧汉和奈以全球主义的概念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全球主义是相互依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是它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全球主义古已有之，是“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跨国或国际相互联系的、空间广阔的网络”，全球化就是全球主义增加的过程。全球主义的加强——相互依赖网络的深化——不仅是程度的变化，还意味着不同的相互依赖关系在更多的环节上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因此，某一个地方发生的事件，也许会对其他地区造成重大影响。[244]新自由制度主义看到了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的现实，它没有告诉我们全球化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但却准确指出了相互依赖与全球化进程的结果：国际关系中建立在实力基础上的等级制度模糊化；问题的层次性更加明显，而且彼此关联增强了；依靠军事力量解决的问题少了，作用也降低了。与此相联系，国际机制的网络拓展了，其作用突出了。他们强调，相互依赖的复杂性对现实主义地理解全球化和全球主义至为关键，尤其是，相互依赖并非仅仅是经济的，也存在战略的、环境的和观念的相互依赖；而同样作为多维现象的全球主义也包括经济全球主义、军事全球主义、环境全球主义、社会和文化全球主义等诸多层面。
在定义全球主义的时候，他们不仅继续强调敏感性和脆弱性，而且提出了关联性的概念，并强调其重要意义。籍此，他们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意义。他们指出，随着相互依赖网络的加深，贸易、金融、环境和安全等问题越来越难以分割，各有为其服务的国际制度。世界体系越来越像一个政体，正式、非正式的进程与制度指导并制约集体行为，治理的问题由此而生。从全球的角度讲，治理问题即全球社会的各种制度与进程如何有效地、合法地编织起来，发挥作用。[245]
以上分析表明，相互依赖、国际机制是构成其他新自由制度主义概念的基础，而这些概念又都是以美国为核心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本身就是相互依赖的杰作，而当今的国际机制（国际制度）、全球化（全球主义）、国际治理都是美国有意为之的产物。
二、核心命题的探讨
《权力与相互依赖》的核心命题有如下三个：建构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探究全球主义的治理。从基欧汉四十年学术生涯及其研究成果来看，其学术抱负就在于回答在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制度如何运作。[246]《权力与相互依赖》可谓其学术成就的第一块理论基石。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和奈以对相互依赖的探讨为逻辑起点，探讨国际机制变迁，从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对全球化（全球主义）及其治理的探讨，进一步发展了新自由制度主义。
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变得如此紧密，以致所有国家都受到了严格制约。国家不断地、更多地卷入彼此的事务，它们变得越来越依赖于自己边界之外的事务。[247]基欧汉和奈强调非对称相互依赖是一种权力资源，从而将权力与相互依赖连接起来。相互依赖并不意味着行为者的利益处于和谐状态或权力关系不重要，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指出，相互依赖实际上是一种混合动机博弈，冲突、和谐均有充分表现，而权力是相互依赖的内在因素。[248]在相互依赖关系中，相比行为者是独立或自主的情况下，权力体现得更明显。[249]相互依赖掩盖了美国特殊的地位，所以必须把相互依赖拆开，指明某些国家相对依附、另一些国家相对独立的特殊情况。[250]为了避免该概念使用随便而导致的思想限制，他们重新定义和解释相互依赖，其定义相对宽泛，将武力、经济等战略问题也纳入其中，视之为包含以行为体之间有代价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境。[251]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将之作为分析多元跨国问题情境的理想模式。他们强调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使美国在全球相互依赖中的特殊地位凸显了出来。
在相互依赖尤其是经济相互依赖普遍存在的情形下，世界政治的特征是什么？基欧汉和奈表明自己的目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理想模式，提出新研究纲领的构想。作者概述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设：国家之间存在着现实的或潜在的冲突，国家随时都有可能动用武力；每一个国家都力图保卫自己的疆土和利益免受现实威胁或臆想的威胁。国家之间的政治一体化微不足道，而且只有符合最强大国家利益的时候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跨国行为体或者不存在，或者在政治上无足轻重，国家生存端视其能否明智地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国际政治体系的稳定端视政治家能否成功地调整其利益追求，建立行之有效的势力均衡。作者指出，同时批驳这些假设，我们可以设想出一个完全相反的理想模式：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各问题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等级区分，而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这就是复合相互依赖的本质特征，具体地说，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包含如下核心内容：其一，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它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安排；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包括面对面的交流或通过电讯联系）；跨国组织（如多国银行或多国公司）等，这些渠道可以概括为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其二，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等级之分的问题，它意味着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其三，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明确或含蓄地否认以上三个假设的准确性，所以他们的模式是以否定国家是单一性的、理性的国际行为体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本假定为特征的。[252]作者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三个基本条件非常符合某些全球经济和生态相互依赖的状况，也接近于勾勒出国家之间全部关系的特征；他们并不认为复合相互依赖完全忠实地反映了世界的政治现实，恰恰相反的是，复合相互依赖与现实主义的观点一样，都是理想模式。大多数世界政治的实际情况往往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不过，复合相互依赖正越来越反映出世界许多地区的现实，而且，与简单的仅仅关注权力和安全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反映的世界政治的模糊面貌相比，它对现实的反映更为准确。[253]在某些情况下，现实主义的假设准确或基本准确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状；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复合相互依赖更好地解释了世界政治的现实。
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主要特征导致不同的政治过程，而这些政治过程将权力资源转化为控制结果的权力。在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应强调国家应该追求目标的多样性。由于问题之间缺乏明确的等级之分，各个问题的目标追求应该不同，而且问题之间的联系也不甚密切。每一个官僚机构将追求自身目标的达成；如果一个问题影响多个机构，这些机构会在此问题上达成妥协，但它们难以保持政策的持久不变。而且，跨国行为体将把不同的目标引入各类问题中。
国际机制为什么演变、如何演变？这是《权力与相互依赖》探讨的第二个核心命题。
世界政治中的规则和程序从来不像井然有序的国内政治制度那样完整或具有自主性，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因时而异、因问题领域而异。由于国际机制对数国或多个国家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往往影响巨大，研究国际机制的变迁可以更好地理解权力与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国际机制的变迁，基欧汉和奈指出，就某些国家和许多国家在某个问题上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来说，某些国际机制经常还是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机制影响国家的能力和利益，基欧汉称之为“机制依赖能力”。随着国际复合相互依赖的增加和各国政策的变化，政治学家开始重新定义国际制度，国际制度在国际机制的基础上予以拓展，并包含着国际机制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国际机制研究的重心从描述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现象转向深入分析国家合作的条件。主权国家间的合作是如何发生的？国际制度又怎样影响了它？[254]相互依赖作为分析问题的实质性背景，一直是国际机制变迁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之一。相互依赖也影响着国际机制的作用。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国际机制有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国际机制不能超越国家权威和国际政治的现实，其作用依赖于特定环境综合因素的评估。在相互依赖关系中，各方的依赖程度不一，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存在着非对称性。因此，相互依赖对各方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是不一样的。相互依赖的这一特点影响着国际机制的脆弱性。相互依赖意味着参与各方要付出代价，国际机制可以为这些代价提供某种适度的保证，各国在可承受成本的范围内也会接受相应的制度安排。但是，无政府状态和国家利益的核算是具有根本意义的。机制依赖于共享利益，但是集体行动往往导致短视行为，导致共同利益难以发现和维系。[255]如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指出的，猎手也许选择个人追捕兔子而不是合作追逐麋鹿。[256]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国家利益的考虑直接导致了国际机制作用的限度。肯尼思·沃尔兹指出，“相互依赖的增长无疑会导致管理集体事务必要性的增加，但它不会创造能够进行这种管理的管理者”。[257]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国际机制的脆弱性以及其他国际政治的现实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仍然充当着国际事务的管理者。我们不否认，从理论上讲，即使最强大的国家（如当前的美国）也越来越依赖国际机制[258]，但国际政治的现实表明，国际机制仍不过是权力链上新的一环，其作用是赋予国家权力，而不是束缚它们的手脚。[259]
基欧汉和奈提出了解释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基本模式，即经济进程模式、总体权力结构模式、问题结构解释模式、国际组织解释模式。概言之，一个模式以经济和技术变革为基础；两个模式是结构性的——其中一个使用总体权力结构预测结果，另一个依赖各问题领域内的权力分配；在“国际组织解释模式”中，关系、规范和制度的网络非常重要。此后，作者应用以上四种模式对国际海洋领域、国际货币领域、美加关系、美澳关系进行分析和验证。这四种模式的提出及其应用分析，体现了作者挑战现实主义主导地位的本意，也包含着国际制度理论的初步萌芽，因为机制变迁的国际组织模式就是作者建立新理论范式——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初步尝试。[260]
全球主义如何治理？这是《权力与相互依赖》探讨的第三个核心命题。
我们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革命时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带动全球化的扩张，使国际社会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加深。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一系列的全球问题，如人口爆炸、粮食短缺、生态安全等，需要国际社会协调行动，加强合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和经营活动日益跨国界，传统的一国范围内解决的规则不适应现实需要，建立与超越国界行为相适应的国际机制成为必然。技术进步和相互依赖的加强将导致现存的各种国际机制的逐渐过时、瓦解以及新型国际机制的产生、发展。相互依赖日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改变了原有的竞争方式。各国在竞争中相互依赖、在相互依赖中相互竞争，竞争对手实力的增长成为己方繁荣的条件。该状况将促使国际机制的更新和发展。而且，信息技术革命使相互依赖的基础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相互依赖的各方并非总是互利的，国际合作始终与倾轧现象、竞争过程及混乱状态等现象保持着辩证关系。[261]全球化带来了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过去僵硬的意识形态障碍已经不复存在或正在消逝，国际机制大为有效，大国一致与均势的共处成为切实可行的国际秩序选择。[262]但从现在的情况看，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虽然并不能使国际社会与康德设想的世界联邦制度及永久和平局面相一致，但对参与信息交流的各方来说，或多或少都是有利可图的。信息是一种新型的共享性资源，改变了相互依赖的基础。当前，协商建立相应的国际机制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关乎各国甚至整个人类的兴衰荣辱。它为国际机制的发展提出了广阔的空间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提出了全球治理的命题。
基欧汉坦言自己曾对全球化重视不够，并以在编著《国际化与国内政治》一书时采用国际化的概念而非全球化作为例证。随着全球化成为20世纪90年代的时髦用语，基欧汉和奈对全球化进行深入思考，从而将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应用发展到新的阶段。基欧汉和奈清醒地认识到：“在我们乃至我们子孙的有生之年，新的‘世界宪章’都不大可能被接受。世界的政治和文化多样性——及其绝对规模——使得这种前景分外渺茫。”然而，只要全球化继续深化下去，国家或其他行为体就会发现，它们的价值观越来越受到他者行为的影响。因此，它们将寻求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即管理全球化。他们为全球主义的治理开出了如下“药方”：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国家行为，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跨国和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以管理全球化。作者强调指出，社会空间是由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组成的三角形，社会的更多方面——但不是所有方面——开始接近于复合相互依赖的理想模式。
基欧汉和奈提出国际机制的“俱乐部模式”（Club Model）的概念，即某些国际机制由创始国设定一套标准而具有选择性特征，由于这些机制的运行与其他问题领域的国际机制没有密切联系，它们可以从系统中“分离出来”。其成员则可以确立规则，以主导与之相联系的问题领域。在俱乐部模式中，“缺乏对局外者的透明度”具有关键性意义。[263]三个方面的进展明显削弱了俱乐部体系：首先，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由富国部长主导的俱乐部，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对富国的领导作用表示怀疑，非常憎恨由富国而不是由他们自己制定的俱乐部规则；其次，全球化造成了各种非政府行为体——公司、商业联盟、劳工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的扩散，它们期望自己的声音为人所知[264]；最后，民主规则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并在国际层次上发挥作用。他们强调，在全球主义的治理中，应关注国际机制的民主赤字，加强国际机制的合法性。[265]
《权力与相互依赖》通过对以上三个核心命题的探讨，构筑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基石，并促进该理论范式的进一步发展。基欧汉曾指出，在经济相互依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际制度能够提供信息、减少交易成本，使得承诺更富可兑性，并且能够担负关键性的利益协调，从而有利于互惠合作，“从经济相互依赖到国际制度到国际治理，不啻是一大进步，国际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已经超越了相互依赖”[266]。
三、研究纲领的建构
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制度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和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新自由制度主义关于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成为带动学术创新的核心动力。[267]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探究，当以复合相互依赖为起点。相互依赖是国际关系理论诸范式所涉及的，但只有新自由制度主义将之作为体系理论的基石。[268]复合相互依赖有三个来源，即对现实主义的质疑、一体化理论发展、跨国关系研究。关于现实主义的批评自不待说，实际上，《权力与相互依赖》就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产物。关于一体化理论，基欧汉和奈指出，他们在20世纪50、60年代学习过地区一体化理论，卡尔·多伊奇（Karl Deutch）对多元安全共同体的研究和厄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对欧洲联合的研究为他们提供了诸多真知灼见。[269]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各社会之间的经济联系迅速增加、跨国公司的作用日益增强，他们开始关注跨国关系的研究，并于1971年合作编辑了《国际组织》的“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专辑（后结集成书）。他们非常关注跨国行为体的作用，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世界政治”的松散范式，从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批评。[270]此后，两人共同探索取代现实主义的理论构架。其成果就是《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版）。
《权力与相互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转向，标志着建构国际制度理论的开始，是连接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相互依赖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桥梁。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中，基欧汉与奈从建立一个新范式的尝试后退（retreat），转向建立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即为了补遗（supplementarity），而放弃了互补（complementarity）的理念。[271]他们放弃了将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纳入其相互依赖和跨国模式的任务，而这些曾是他们孜孜以求的。他们意在发展一种处于国际体系层次的世界政治理论，这意味着他们开始自动地向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看齐。作者明确地指出，自己的动机并非完全是为了寻求一条通往世界永久和平的有效途径，而是想用这个概念批评在国际政治学研究中的传统权力理论，进行科学的修补，以在更大程度上靠近客观现实。
应该说，《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一次全面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说。基欧汉和奈明确地挑战了现实主义把国家作为行为体的许多前提假设：军事安全在外交事务中的相对重要性、军事力量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事务性领域中权力资源的替换性。[272]他们认识到，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国家间关系的调控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而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现实主义以国家和权力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他们第一次系统性地提出了国际机制的概念，并分析了国际机制变迁的四种模式，特别是详尽批驳了作为纯粹现实主义模式的总体结构主义，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建构的国际组织模式；他们的研究表明，当国家处于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在解释国际机制的变迁时，问题领域模式和国际组织模式更为有效。这一结论为国际制度理论的建构埋下了伏笔。
进入20世纪80年代，基欧汉开始接受结构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并在此基础上探究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国际机制如何形成与变迁，以图认识和理解这个复合相互依赖的世界。在这个时候，其主要的理论关注点是国际机制或国际制度，其分析层次仍是研究纲领，但研究目标却已经定位为体系理论范式了。这个时候，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仍然处于群雄逐鹿的阶段，但“楚汉之争”——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现端倪。
新现实主义并不完全排除其他国际行为体，也承认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它更强调从理论建设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研究单位越是单一、越是集中，就越容易发现规律性、实质性的理论模式。虽然其他国际行为体也起到了作用，但是基本研究单位应该是最具意义的一个——民族国家。新现实主义的第二个假说是单一国家说。单一国家说认为国家是一个一元社会整体，能够独立地确立国家的利益，制定并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新现实主义的第三个假说是理性国家说。理性国家说认为国家行为体在某一给定环境中，能够确立国家目标，考虑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和可能导致的结果，然后选择能够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目标的政策方案。[273]
从以上三个方面着眼，基欧汉确实接受了新现实主义最根本的假定。首先，基欧汉承认，自己曾强调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意义，但后来认识到非国家行为体仍然是从属于国家的，所以将注意力回转到国家上来。[274]其次，一般自由主义学派都认为把国家作为单一、理性和国际社会中主要行为体是妥当的，但新自由制度主义恰恰吸收了现实主义的这个命题。正是因为国家的单一性和理性，它才需要国际秩序，才需要合理的解决冲突，才能够考虑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275]有人据此认为，基欧汉一度是新现实主义研究纲领的参与者，尽管他批判沃尔兹的理论学说。[276]
实际上，基欧汉在建构自己的体系理论时，首先收进了复合相互依赖的基本假定，但为了理论体系的建构，他也摒弃了某些观点，这可谓一种立场的倒退，但是这种倒退并未造成灾难，而是造就了理论的高峰。基欧汉的出发点很清楚，即致力于发展高度简约、呈现高度科学的体系理论，因此他采取的是退两步、进一步的战略——从建构理论范式和全面否定现实主义基本假说的立场后退，着重建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他从肯定多元国际行为体的立场后退，放弃对军事力量重要与否的探讨，其研究方法也统一到个体主义上来。[277]基欧汉将现实主义纳入其理论框架，但用新的假定加以补充，亦即对新现实主义进行扬弃。[278]基欧汉指出，从认识论和本体论上讲，现实主义的复杂形式——包括经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共同点甚多。但是，现实主义抛弃了太多的因素，不仅仅是制度，而且还有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和观念的作用等。现实主义长于结构，却短于进程。鉴于此，他借鉴理性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框架，强调国际进程（process）的重要性，将国际机制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建构起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理论框架。基欧汉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假设，但在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进程的影响上，他却得出了与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结论：国际制度赋予国家进行合作的能力，以降低交易成本，获致共同收益；国际制度很少参与协议的集中实施，但确实增加了互惠机会，使一国政府信守诺言，并督促他国也这样做；既然遵从国际制度已有的规范使他国的行为可以预见，强国也从遵守规则中获益。[279]其后，他转向研究西方旧制度如何影响国家的战略、进而塑造冷战后的欧洲，创立了在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双肩之上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纲领，促成新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分庭抗礼的局面。
我们据此断定，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对新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从80年代中期的国际机制研究到90年代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的建立，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成为西方国际关系学中颇具影响力的理论流派，成为能够与新现实主义在理论方面抗衡、在学理方面展开辩论的政治哲学思潮。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国际制度的供应派理论，强调了国际制度对于国家行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讨论了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合作的可能和条件。在方法论方面，新自由制度主义从对于新现实主义的证伪着手，提出了以国际系统的进程为重要原因解释国家的国际行为的理论。从政治思潮的角度来看，虽然新自由制度主义接收了一些现实主义理论假定，但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具有理性的人所创造和建立的制度对于人们在相互依赖的社会中决策和行动的重大影响力，强调政治进程及其可变性，强调无政府状态下的秩序与合作，淡化冲突、淡化权力结构，这些观点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280]
基欧汉与立志在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创立独立研究纲领的学者共同起步；而后，他退回到传统主义的核心假定，并籍此提出了功能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此后，他在新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共同基础之上，提出了独立的研究纲领——新自由制度主义。[281]他接受了现实主义的基本假定，但并没有完全放弃自由主义对多元行为体的强调。特别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基欧汉再次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包括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多国公司等——的重要性。以此为现实基点，基欧汉和奈提出了全球主义的概念，探究全球主义治理的可行途径，从而促进了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282]
从以上分析，我们大约可以把握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脉络。基欧汉和奈以创建体系理论范式的雄心作为出发点，但其途径却是从研究纲领的层次着手，走的是“中间道路”。我们有必要在此重温基欧汉和奈撰写的《〈权力与相互依赖〉中译本序言》：《权力与相互依赖》并不认为世界政治“一切都是崭新的”，我们并不寻求否认现实主义所有论点的正确性，或提出全新的“自由主义”理论来替代现实主义。我们的目标是，寻求建立一种看待世界政治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制度化国际合作的模式，同时保留现实主义关于世界政治中权力和利益作用的核心洞见。
四、研究纲领的启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中间道路”
以上关于《权力与相互依赖》研究纲领的分析，特别是关于“中间道路”的探讨，对我们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甚有启示意义。
国际关系理论有三大理论范式，即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283]玛格丽特·赫尔曼（Margaret Herman）指出，国际关系研究就像巴别塔（Tower of the Babel），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和谐声音，使得国际关系研究领域成为控股管理公司，而不是一致的知识研究界。她呼吁加强各种理论范式的沟通和相互认识，为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对话提供基础。[284]诚如赫尔曼所言，国际关系诸理论范式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在同一个问题上的认识各不相同，得出的结论和解决途径也迥异。但是，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divergence）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convergence）[285]，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论争的历程显示，任何一种理论流派的发展都是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流派的批判、借鉴和超越的基础上，原本论战激烈的理论流派之间有所趋同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历史久远。进入20世纪70年代，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对当时国际关系理论对现实的解释乏力不满，先后走上理论体系科学化的道路。肯尼思·沃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摈弃了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中人性等难以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状态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益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并把国际关系研究集中在体系结构这个因素上面，从而把现实主义推进到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或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阶段。[286]其间，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则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用相互依赖理论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结合起来，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出现奠定了理论整合的基础。[287]新现实主义的理论科学化努力确定了80年代的核心研究议程。随后，基欧汉接受现实主义对国际行为体性质及其社会环境的假定；接受了现实主义对国家行为动机的假定，承认国家是理性的自我主义者，国家行为目的是自我利益（基欧汉称之为“系统分析的普遍模式”）[288]；承认国家是国际政治的“关键行为体”，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影响了国际合作；他选择了个体主义的方法论，承认国际体系中权力和财富的分配对国家行为有重要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层次的理论，即国际制度理论。可以说，基欧汉的理论融合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289]基欧汉自己也承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他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就是同样多地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借鉴过来的。总结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发展轨迹，我们可以看到，新自由制度主义是在挑战新现实主义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接受了新现实主义的合理内核，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独立的国际机制理论体系，其后又借鉴核吸纳其他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特别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最新成果，及时保持着学术前沿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基欧汉不仅对某一派理论做出贡献，国际制度理论与新自由主义理论密切相关，他对权力和知识为基础的机制理论也贡献良多。[290]面对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挑战，新现实主义积极迎战，并适时提出了新的理论观点，最为突出的就是罗伯特·吉尔平和斯蒂芬·克拉斯纳。吉尔平提出了霸权与大国政策协调（policy coordination）并存的理论，并强调多边管理与政策协调的价值，其中对国际机制的认识突破受到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影响；斯蒂芬·克拉斯纳是坚定的新现实主义者，但在《结构冲突：第三世界对抗全球自由主义》这本经典著作中，他对现实主义的修正及其理论剖析吸收了许多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认识。[291]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间从激烈论战到理论通约，被学术界称为“新新合成”（Neo-Neo Synthesis）。[29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理论流派被基欧汉统称为“反思主义”（reflective theories），包括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女性理论、后现代理论（post-modernism）、历史社会学派（historical sociology）等。[293]这些理论流派着重于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但对理论体系的建构着墨不足。这种状况因亚历山大·温特的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发表而改变。温特对理性主义进行的是建设性批判，他接受了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自觉不自觉地向结构主义的分析体系靠拢，它甚至自称是“结构现实主义者”。他明确宣告自己建立的是介于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力图使国际关系理论成为一种既考虑国际政治的社会建构，又坚持科学实在论的理论体系。[294]尽管温特的努力引起极大的争议，但其研究成果将建构主义推进到体系理论层次，使之成为大家都认可的理论范式。费丽莫指出，建构主义与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性的关系。[295]基欧汉也指出，亚历山大·温特等建构主义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为自由制度主义者所接受。[296]
图1-2 建构主义、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
检视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的论争历程，笔者呼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者要用一种开放的、建设性的心态看待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在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中注意吸取其他理论流派的精华，从而为建构更有解释力的国际关系理论作出贡献。基欧汉曾指出：“我们应该打破人为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营垒的学术边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张，都应该与这种无意义的朦胧进行斗争。”[297]即使新现实主义最坚定的捍卫者约瑟夫·格里埃科也承认，现实主义没有提供通过制度化安排进行合作的解释，需要发展一种国际机制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两种方法都有助于我们探求对国际合作政治学的解释。[298]实际上，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有其发展脉络可寻。其发展脉络就存在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看到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之间差别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的趋同，认识到各理论范式新的发展都是借鉴其他理论范式和观点或受到其他理论范式的影响或启示，理论范式的相互启示和融合将成为未来理论的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