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学者王瑶
我们的叙述到王瑶这里出现了转折，它开始由政治人物转向学术人物。这也是作家经典化的一个紧要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经由文学史家之手“现代作家”是如何“被经典化”的详细的过程。因为政治人物是无法完成对一些作家的经典化指认的，政治话语只有落实到学术层面并被隐蔽地转换成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文学史话语，经典化的生成才有可能实现。
王瑶，字昭琛，1904年生，山西省平遥人。1934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热衷社会活动，因参与救亡学运而被捕和辍学；1942年复学，1946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据友人回忆，王瑶1940年代参加民盟，“‘一二•一运动’后，我们在昆明北郊山地里，曾在一次民盟小组会上碰头，共同学习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虽不记得王瑶学长在会上说些什么，但我相信，他对毛主席这篇光辉的著作，一定深有体会和受益”。[43]《中古文学史论》是王瑶的成名作，但奠定其学术地位的是1951年9月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他这时的身份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年轻教授。
这份“个人履历”尽管简单，但它散发着值得辨析的历史气息：一是王瑶的求学与治学道路；二是他对政治所怀有的特殊兴趣。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同龄人都有过这种“复合”式经历，他的人生道路其实并不特殊。不过，如果不是受特殊环境刺激，王瑶也许只止步于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的生涯，不会以文学史参与当代的政治生活。但是，一旦有这种历史机遇，他之成为现代文学领域推动“鲁郭茅巴老曹”经典化的第一人，也就成为了现实的必然。
以下的史实和描述，能够支持我们对王瑶的某种历史直觉：1949至1951年，来自国统区的作家的创作普遍出现滑坡，但解放区作家的新文艺创作却分外活跃。[44]其实不光文学界，来自国统区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也显示出与一派光明的社会风气不太协调的沉闷。在莫名慌乱之中，很多大牌教授和学者都不知道怎么“调整”自己。这就给了三十多岁的年轻教授王瑶一个出道的机会。在清华强大的文科教授阵容里（这时的清华文科力量远远强于北大），论资历、声望都轮不上王瑶，然而他意识到，刚转行教的中国新文学课，可能与新时代的意识形态比较容易发生密切的联系。何善周后来回忆说：“昭琛经常来研究室打个转，我们交谈几句，便转到图书馆的地下室或书库去了。地下室里积存着‘五四’以来的报纸和杂志。他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翻遍了图书馆所有的现代文学资料。昭琛早年在清华就参加了左翼文艺运动，对1930年代的文艺思潮和斗争是熟悉的，而且他异于常人的是记忆力特强，在翻查资料时并不需要抄录下来，只在原处作个记号，写作过程中用什么才借什么”，“终于在不数月内收集了一部现代文学史所需要的全部原始资料”，而且“文思敏捷，文笔犀利，1949年暑假以后他便在清华中文系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新课，年终便基本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上卷，1952年初又完成了下卷。从搜集资料到完稿，这部首创的近60万字的巨著，才用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45]这段话事实上向读者透露：王瑶身居书斋，但他仍然热爱社会活动，并且像过去那样关心时局。[46]他有参加过左翼文艺运动的基础，是朱自清的亲传弟子，但与老师一辈的为人处世毕竟不同。人们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炮声还未在天安门广场轰响，“1949年暑假以后”他便已在清华园开出“中国新文学史”这门课，并做了颇有眼光的历史命名——《中国新文学史稿》。他1955年成为声望很高的《文艺报》编委会编委，此后在该报和《人民文学》等杂志上经常露面。[47]
当然，我们对问题的判断不能仅仅依赖这些事实，那样将无法建立研究对象与历史之间的真正联系。所以，为了把问题营造得更加结实，我们得对这部文学史加以细读，猜测著述原委，推敲话语逻辑，看看文学经典是如何落实到现实层面的，对经典作品的读解方式又发生了什么显著变化。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了学术研究的传统习惯，搭起了现代文学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桥梁，借此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路向和基础。
《中国新文学史稿》被学术界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开拓性著作。它的突出标志恐怕是最先运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的外部发展和内在规律，并对其作出符合这一理论的整体性概括。在这一点上，他确实很坚决地走到了清华文科的“老先生”们的前面。[48]这部著作的“绪论”用相当肯定的语气说：“中国新文学的历史”，“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十年来在文学领域上的斗争和表现，用艺术的武器来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教育了广大的人民；因此它必然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和政治斗争密切结合着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底有力的一翼”。根据这一新的认识，他认为“从开始起，中国新文学就是一贯地反帝反封建的”，“从理论上讲，新文学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它的领导思想当然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这种结论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从未出现过，它用语的直接和大胆，恐怕连当时活着的左翼文学批评家们看到后都会感到惊讶。但这种结论式话语的出现和对文学史叙述的强力渗透，说明当代学者的治史环境和个人历史处境已然发生根本变化。作者采用流行话语来营构文学史框架，效果在于将政治化思维内化为一种文学史的思维，无论从个人还是学科来讲都意味着，文学史家与大历史坐标的关系已开始出现剧烈的调整。
另一触目的现象是《中国新文学史稿》的“分期”问题。由于按照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框架和视野来重新定义中国现代文学史，那么它对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就必然会服从于中国革命史的划分方法，即第一时期“1919—1927”、第二时期“1927—1937”、第三时期“1937—1942”、第四时期“1942—1949”。不过，如果“重返”当年文学史料，人们会发现各个“文学期”之间的交替并没有像叙述者所言有如此清楚的界限和职能分工，和那么多的“规律”，不同流派和集团之间的人事关系，也许远比这种叙述要模糊和错综复杂，那些浪漫随意的文人的大脑里从未产生过这么明确的“当代史”意识。例如，鲁迅激烈批判“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文章，是与这些人交情不浅的《现代》杂志主动约去的。鲁迅与其中一些人还曾有过密切来往，下馆子喝酒是经常的节目，“阶级仇视说”不知从何而来。再例如，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叙述，只是左翼文学批评家的一厢情愿，这种宏论在当时文学界没有多大市场。由此去看，这就是作者根据现实环境而提出的一种先验性的预设，不见得都是从对史实材料的认真阅读中得出，虽然如何善周所说王瑶在写史前曾在资料上下很大的功夫。然而，这种“我注六经”的研究方式与“分期”说的同时诞生，意味着文学史材料将主动脱离它原来语境，它们之一起进入为先验性历史预设服务的程序，早在预料之中。至此，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与《新民主主义论》历史叙事的接轨，并入政治轨道，从而完成了对原来那种众声喧哗的现代文学史格局的整顿。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由此而来，无论经历多少历史变故，这一基础都没人敢去撼动。凭此可知王著对他弟子和许多后学者们的影响至深至远。
由于确立了上述历史观，“鲁郭茅巴老曹”的专章叙述模式尽管还未正式出炉，但对这些作家的评价已开始渗透了“新民主主义论”的眼光。在绪论中，作者根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论述，认定鲁迅是“新文学的方向”，并在第三、五和第六等三章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鲁迅，从他的创作开始起，就是以战斗姿态出现的；他一面揭发着社会丑恶的一面，一面也表现了他的改革愿望和战斗热情。在这二者的统一上，不只是他作品的艺术水平高出了当时的作家，就在思想性的强度上也远远地走在了当时的前面。当作文化革命的旗帜，三十年来多少进步的作家都是追踪着他的足迹前进的。”这就把对一个作家思想是否正确的看法，带入到确定他作品是否具有意义的认识系统之中。这种方法也被运用到对郭沫若创作成就的评价当中。作者认为，郭沫若的“诗里面有对社会的诅咒（如‘凤凰涅槃’），也有强烈的反抗精神的歌颂（如‘胜利的死’和‘匪徒颂’），都喊出了那时的时代精神”。借着这种看法，王瑶认为到了《瓶》和《前茅》时期，主题虽然还是浪漫主义的，但绝没有感伤颓废的色彩，已经是革命的了。按照新民主主义论对知识分子的新的定义，王瑶还认为，茅盾前期小说“写的主人公多是男女青年知识分子，穿了恋爱的外衣写出了大革命时期的青年心理和革命失败后的迷惘，人物和故事结构都写得很费心思，特别是女子心理的描绘”，“我们也得承认作者那时目睹革命失败，心境是不大愉快的，因而书中过多地布满了悲观色彩和幽怨的情调”。也就是说，他认为作家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情绪”的揭示，并不是很成功的。而他之所以认定作者的长篇小说《子夜》是“‘呐喊’以后最成功的创作”，是“这一时期创作中的重大收获”，根本原因就在茅盾“未尝敢忘记文学的社会的意义”。换句话说，一种“社会”优于“文学”、“内容”优于“艺术”的思维方式，正在影响着王瑶文学史书写的认知模式。人们注意到，对老舍、巴金、曹禺这些“民主主义作家”，王瑶的研究结论也明显取法于“思想”是否“正确”这一政治思想准则，尽管他对作家创作个性的掘发，对作品的细读功夫令人惊叹。但由于前者的“限定”，我们不能不说他在书稿中所完成的明显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叙事。换言之，由于前者被作为唯一的判断尺度，后者的叙事空间已经十分窄促，面貌已被扭曲，它的文学史价值因此而有了被怀疑的理由。
其实，很值得讨论的还是王瑶个人在1940—1950年代之间的“转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一个知识者的转变，一部文学史的写作，看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简单事情。要知道，“新生活”与“清华传统”在衔接的过程中必然有一个属于“桥梁性”的东西。这种“桥梁性”的东西，既可以看作“当代文学”的“起源”，也可以看作是已被“当代化”了的“现代文学研究”的“起源”。我们知道，王瑶是朱自清的学生，清华不只是一所著名的大学，而且有自己深厚和自律的学术传统。对一个求学者来说，母校的传统不仅会影响他的最初，也会影响他的一生。在1940年代，清华教授闻一多、朱自清身上浓厚的书生意气是颇被世人赞赏的：“闻一多自己是一个文豪，一个大知识分子，他嗜文化而爱学问。抗战初期他曾毅然辞谢教育部友人的为官之邀而甘于清贫淡泊的书斋生涯，在联大他经常是足不出户地苦读，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斋主人’”，[49]“他短暂的47年生涯中，除了求学和后期投身民主运动，绝大部分光阴和精力都倾注在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岗位上”[50]。“1942年的冬天格外地冷，朱自清没有钱去买棉袍，却别出心裁地在附近的‘街子’上买了一件赶马人披的毡披风。这毡披风倒是实惠，居家可作褥子，出门就是衣服；不过一个大教授穿着赶马人的行头总显得有点怪模怪样，惹得熟人们笑谈，朱自清自己却不以为意，自得其乐。他每周二下午步行18里路程去联大授课，周五下午再步行回来，也算远足了。在穷困而孤单的生活中朱先生心情平静淡然，不急不躁，显出一种少见的大家风范”，“他以一种柔顺而又积极的姿态过度着这文化人的艰难时世”。[51]这种“清华风骨”或说“清华传统”，不可能不使王瑶受到极深的熏染。闻、朱在艰难世事中的精神自守，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1940年代的又一次复活。青年王瑶，何尝不也是如此呢？很长一个时期里，他都是按照老师们的风范来规划自己的人生的，他对学术事业的虔诚，几乎到了圣徒般的地步。清华研究所时期的王瑶“住在堂屋的大厅里。大厅无窗无门，阴暗潮湿；东西两头老鼠打洞，浮土成堆”，环境极为恶劣。即使如此，“他一天伏案可十五六个小时，躺在床上睡觉的时间并不多，每至夜深下楼，倒身便睡”，且“能在这风吹鼠闹的厅堂里‘安之若素’”。[52]有人甚至惊叹说，1946年上半年，“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各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53]。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是这么复杂，以至使我们很难从中抽出一条线索，来思考王瑶是怎样把清华传统接续到政治文化上的这个困难的问题。显然我更感兴趣的是，作为从1940年代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走出来的一员，王瑶是怎样完成了文学叙事向政治叙事的转换？而这种转换对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又具有怎样一种深长的意义？我们应该把思考的起点建立在哪里？
我意识到，1940年代在知识界盛行的“人民性意识”就是王瑶从“清华传统”走向“新生活”的一个“桥梁性”的东西。这就必须提到一个“1940年代”。一部题为《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的著作，以“后设”的笔调这样写道：“在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最重要的有这样几件事：一、国民党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广大沦陷区内迅速地丧失民心；二、中国民众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三、全面内战的爆发。”[54]如果觉得这种“后设”视角会影响我们对历史的感觉，那么，当时正在重庆的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和安娜•雅各布的记述相信有更多“客观”的色彩：“胜利降临了，战争结束了。但是，陈腐的政府、累积的苦难、由来已久的恐惧，所有这些都依然如故。与以往相比，中国不仅没有进行任何改革，而且国内和平变得更加遥远了。”[55]什么叫作“1940年代”？我们以为这就是“国家”面临全面危机，而“人民自救”成为一种普遍“历史共识”的一个年代。当然，这种“共识”后来被证明是非常虚幻和无法落实的，但正是由此产生的“人民性”的文化意识形态，对王瑶这代人从“学院传统”转向“新生活”的思想逻辑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在我看来，《中国新文学史稿》通篇都贯穿着这种“1940年代”意识和“人民性”的视角。如在第三章中，他认为鲁迅《呐喊》《彷徨》的意义在于，它们“不但使读者增高了文学革命的信心，而且更重要的，使革命的知识分子扩大了他们的视野，注视到在农村生活的老中国的儿女。这里有麻木状态的负着生活重担的农民闰土，也有浮浪的农村无产者阿Q。这正是那时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生活，他们负着几千年因袭的重担，麻木无知地活着，而鲁迅，正是抱着‘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力图唤起这些昏睡的人的。因之，即使在那个启蒙时期，他的思想和作品必然也是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这是对“人民性”的重新认知，想必已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种典型的“人民性”的眼光，也被用于对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创作的观察当中。例如，在评论郭沫若的诗作《匪徒颂》时，他更看重作品“强烈的反抗精神”，那种“为大众请命”的自我牺牲的决绝态度；认为茅盾小说的价值主要在他“透视现实”的自觉上，茅盾在反省与审视大革命时期青年的人生追求时紧扣其现实内涵，既“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也指出了革命的前途”，而不是将青年的彷徨与现实社会剥离开来；在他看来，巴金作品在青年中之所以有广泛影响和号召力，不光是“作者文笔流畅，有很圆熟的技巧”，原因还在他“对提示青年正视现实走向革命，起了相当的好的作用”，况且“他是鼓励人牺牲自己去追求大众的幸福的”；从上述角度看，第九章第二节“《雷雨》及其他”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格外的注意。在这里，王瑶一反他赞赏和推崇曹禺的态度，对作者这部力作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挑剔和指责。他说：“‘雷雨’的题材本来是极富于现实意义的”，作品人物的悲剧命运本来是“社会制度的残酷”造成的，但作者却将其归咎于“宇宙里斗争的残忍与冷酷”，而采取一种“悲天悯人”的态度，这样就使得他对题材的把握“不能深入”，减弱了思想的力量；在《日出》结尾，“没有组织的工人社会运动而只有辛苦地为资本家盖洋楼的工人也就很难具象地代表光明”，作品的“爱憎的强度”也会受到削弱，这类问题在《原野》中也同样存在。在1940年代，“人民至上”是一个相当重大的时代命题，是非常流行的意识形态，它也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高度趋同的价值观和真理观。正是在这里，王瑶对曹禺对人物命运深层原因的抽象解释表现出不安，他甚至因原作对鲁大海等劳动人民的冷淡而感到懊恼。进一步观察，出现在知识界的“人民性”讨论显然正在被一种改朝换代的目的所利用，有历史眼光的人已经看出，这时候大谈所谓的“人民性”问题对当局的形象实际是非常不利的。1945年11月，就有作者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一文中指出：国民党声称不打内战的谎言是不能相信的，“中国人民被欺骗的已经够了，现在再不能被欺骗。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56]。这种社会批判情绪，与国统区学生运动的思想出发点有什么区别？与普通民众的愤慨是否已经并轨？凡有历史知识的人当会心知肚明。但腐败遍地、物价飞涨的时局已令教授们寝食不安，他们决定走出书斋“向圈子外喊去”。五四运动26周年时，闻一多发表了批评时局的文章《人民的世纪》，他大胆质问：“叫人民献出一切，缩紧腰带，拼了老命，捍卫了国家，自己却一无所得。”这离他心目中“人民的世纪”和“国家”的理想目标已经相隔万里：“只有土地和主权都属于人民时，才讲得上国家，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确的口号。”[57]就连一向性情敦厚的朱自清教授也忍不住在《新诗杂话》中批评说：“国家意念是抽象的”，“诗应该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因为只有诗才是“大众的力量的表现”。[58]尽管与政治人物“人民观”的深沉策略相比，教授们的清议未免迂阔和空洞，但确实标示着他们（包括这一群体的大多数人）从“书斋”走向“社会政治”的关键性转折，让人发现搭建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桥梁性”的东西有时候竟然会这么容易。某种程度上，它构成了王瑶写《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一个历史起点。它不外是1940年代故事的结束，1950年代故事的开始。在此背景中，可以觉察王瑶秘密加入民盟的思想动机，他这一阶段的文章，被认为是“最能显示作为革命者的王瑶先生的政治热情，政治敏感和政治判断力的”[59]。《新文学史稿》所内含的潜在性叙述结构，只有在这一时代框架中才可能被认识。
当然，一个学者的“学术转型”与“桥梁性”东西是否都有必然性联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它的复杂性也许还远未被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认识。不过，如果说帮助权威性历史叙述在文学史中建立起一个落脚点，并由此结为同盟的，王瑶却无疑享有第一人的声誉。季镇淮说，王瑶“解放后在教学改革中著成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叙述新文学源流和作家作品，网罗无遗，建立了庞大的系统，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有新文学史，始于王瑶”[60]。何善周说，当时大学的现代文学教材奇缺，“困难不少”，这“是我们的第一部重要参考书”。[61]钱谷融指出：“《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为全国高等学校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提供了必要的教材”，更重要的是“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可贵的贡献”。[62]这一“贡献”可以归结为：一、在现代文学史研究中，王瑶首次实验性地将政治性思维运用到文学史思维之中，证明这种文学史写作千真万确是一种真理性的追求。二、文学经典化的实现，其意义不在如何评价作家和作品，它还牵涉到如何确立文学研究的规范性，研究者应有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问题。三、新民主主义理论借助王瑶的研究，成功地运用到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它意味着现代文学史的课堂讲授内容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