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找一个根据
将“鲁郭茅巴老曹”树立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心作家的做法，最早可能出自1951年9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一书，但直到1979年唐弢、严家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学者们对现代文学史的辛苦布局才被落实并传布开去。按照一般常识，作家之正宗地位总是说明他与一定的历史有密切的联系，也许还是多方面因素合作促成的结果。处在20世纪中国文学政治化的大过程中，其中的头绪就显得驳乱复杂。不过，“鲁迅之死”应是诸多线索中的一个值得梳理的起点，是我们讨论问题的第一个落脚处。
1936年10月19日，曾以小说参加五四文学革命，后经厦门和广州逃亡到上海并在该城寓居十年的作家鲁迅病逝。他与苏联作家高尔基和老师章太炎死在同一年。躲在家中不敢出门的左翼作家冯雪峰打电话向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求助，宋委托沈钧儒律师事务所在虹桥公墓买了一块墓地。鲁的遗体当日下午3时移至万国殡仪馆，21日下午入殓。一个人的生老病死本是极普通的事，鲁迅生前也从未视自己为伟大。这些表面虽似末端细节的人生故事，不想却被不少人的想象力放大，在以后半个多世纪里经常与一些大事勾织连结。其因果关系，直至许多年后才渐看明白。
这些类似古代悼文的文字，略带夸张地记录下了作家们眼中的鲁迅之死：“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1]“这消息像闷雷似的，当头打了下来，呆坐在那里不言不动。”[2]“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3]“旁边花圈上一条白绸带写着‘先生精神不死。’然而我心上的缺口却是永不能够被填补的了。”[4]
报人曹聚仁的回忆，又把这一切拉回到日常化的情景中。他说，我们赶去吊唁时，看见他安详地躺在卧室靠左的一张床上，身上是一条粉红色的棉质夹被，脸上蒙着洁白的纱巾。他的口眼紧闭，头发里夹着几根白丝，面容虽消瘦了些，却并不怎么难看。我一眼看去，一张半旧半新的书桌，上面杂乱地放着书籍、原稿、两支金不换毛笔，旁边有一只有盖的瓷茶盅。房中显得比较凌乱，桌子尽头是他在文章里经常提到的藤躺椅。壁上挂着些木刻和油画。海婴是鲁迅唯一的儿子，那时才七岁，这天真的孩子，还不懂得人生的忧患，在那里跑来蹦去的。这庸常生活的气息与普通人家的举丧没有什么不同。
他还用近于诙谐的笔触写道：有人建议国民政府把绍兴县改为鲁迅县，但没有下文。为了鲁迅县的搁浅，连改绩溪县为胡适县也作罢论。倒是那位官方发言人王平陵，在他的家乡溧阳县，首先有了平陵路了。为了纪念鲁迅，中共在延安设立了鲁迅艺术学院，训练了抗战时期的革命青年。中共是懂得政治宣传的。他们中间值得纪念的并非无人，而独纪念了鲁迅，这种聪明做法超过了当局。
曹氏临末还不忘添上一笔。他知道鲁迅和郭沫若之间是不怎么和谐，他们生前从未见过面。鲁迅死后，郭沫若开始说他的好话（和《革命春秋》中所说的话大不相同），意思是：“考虑到在历史上的地位，和那简练有力，极尽了曲折变化之能事的文体，我感觉着鲁迅有点像‘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但鲁迅的革命精神，他对于民族的荣誉贡献和今后的影响，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郭也是当代的能文之人，这些话，却使我们看不明白，既非违心之论，必是敷衍了事的纪念文字。曹聚仁知道鲁迅平生是最讨厌韩愈的，两人风格相去甚远。[5]
如果从“文人圈子”的角度读这些文字，没有人觉得奇怪。即使有一些文学修辞的成分也是能够理解的。第一，鲁迅毕竟是五四一代离世的重要作家。第二，追述者都是与鲁迅亲近的人，这种“剧烈”反应在情理之中。第三，与五四时代相比，上海时期的鲁迅已经有了某种象征的意味，尽管各方面的看法莫衷一是。
在历史长河中看，1930年代当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洋务运动之后的第二次“现代化”进程正在全国城乡上下全面铺开（茅盾的小说《子夜》《春蚕》描述的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矛盾及各阶层利益冲突），日本人借助“9•18事件”开始对中国虎视眈眈，国内各种矛盾也在持续激化。这个民族的历史时运并非丝毫未见。各种历史可能性会随时发生。不管鲁迅的拥戴者有意还是无意，他们的举动都与这个“大历史”做了联系。透过鲁迅之死，人们还可以将眼光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之外发生的这些“社会故事”上稍作停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在国民党政权的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下，中国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1931年底，中共临时中央成员被迫分批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10月，在取得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年后，历经坎坷的红军抵达陕北，但又陷入国民党中央军和张学良东北军的重重合围之中。1931年2月，革命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此后几年，应修人、洪灵菲、潘谟华等相继遇害。1933年，丁玲被绑架，传言“已由某机关判处无期徒刑”。[6]上述情形，使得远在延安的毛泽东有充分理由不把“文学”与“政治”看作两个没有联系的因素：“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而且前者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7]实际情形也与这著名的“后设”大致相符，国民党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了左翼文化存在的合法性，这就使一向反感、抵制思想文化专制的鲁迅，在无形之中与中国反主流文化思想的斗士结成了盟友。有事实表明，鲁迅与被捕杀的共产党员作家中的一些人曾过往甚密。柔石被捕时口袋里还藏着鲁迅在北新书局印书的合同。鲁迅这时有些紧张，也在情理之中。他不得不烧掉一些朋友的书信，匆忙离开自己的寓所。他在友人内山完造的帮助下，隐匿在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在副楼楼梯底下一间小屋里，儿子海婴和女佣使用一张大床，鲁迅和许广平在靠门口的小床上暂住。这里的过道上摆着火盆，鲁迅常常坐在火盆边的椅子上取暖。这样的情形，当然十分危险而狼狈。他未必以为自己是在从事“革命”事业，但他这样做却能够使人们在“革命”的范畴中来思考鲁迅的历史命名问题。另有消息传出，刚刚得知鲁迅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名单[8]，延安等地还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1938年3月1日出版的《七月》杂志上。如果警省的鲁迅还活着，对这种文学之外的宣传不知该做何感想。显然，“鲁迅之死”已超出上海滩一个孤立文学事件的范围，而变成了大历史的一个部分。与此同时，这个事件也提出了如何评价鲁迅——即对鲁迅做历史命名的要求，它不光是文学史的命名，同时也包括对政治文化的命名，虽然它比最终的文学史命名早发生了将近20年的时间。
我这样说，不是有意把研究对象串连到大历史的线索当中来构建这本书的逻辑基础，而是意在表明，所谓文学史命名与这些大大小小的线索并非毫无牵涉。当然，“鲁郭茅巴老曹”的经典化除此主要线索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别的次要线索，我将会对它们另作讨论。我想借此声明，鲁迅在“当代”的经典化除大历史层面外，还存在着若干大大小小的层面，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本书中全部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