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苍茫大海间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故事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对这幕故事的开端和结局，不单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即使连它的研究者也无法预知。这正是现代文学本身充满了想象性和解释性的一个地方。
我修改这部分章节时，正在澳门大学担任客座教授。那半年，生活在与香港隔海相望的澳门，使我有机会展望两岸四地（中国的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历史的旋流和迁徙，也得以用从容宽松的历史心态去重温和整理这个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特殊故事。这个孤悬海外的岛屿城市，将与广阔纵深的中原腹地发生什么样的历史关联，是我感兴趣的问题所在。
我所知道的是，如果1926年的南迁意味着现代中国作家的第一次迁移，第二次迁移发生在1937年，那么在1949年前后则是第三次迁移的开始。这次迁移，将会深深刻画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归宿及命运。据《胡适传论》作者介绍，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在做胡适的工作，条件是只要他不离开，将允诺北平解放后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但胡博士毅然登上国民党派来的专机，临行前抛下了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38]几乎同时，陈寅恪也乘国民党的专机南飞，不过他不像胡适去美国，而是留在北京与美国之间的广州。1948年12月13日，另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作家兼学者梁实秋，乘火车离开北平，选择台湾作为他最后的栖息地。[39]在此前后，中共地下党加大了把大批民主人士和著名作家转移到解放区的力度，他们似乎与国民党展开了一场虽然激烈、却没有裁判的竞赛。而就在这场势均力敌的大决赛中，郭沫若、茅盾、曹禺等人再次成为引人瞩目的主角。
1948年末某夜，香港码头风急浪高，气氛有点异常。因为此夜，郭沫若将化名丁汝常，秘密与一批民主人士乘中华轮离港北上。但行程果然像正史叙述的那么风平浪顺吗？读者诸君大概就像在大海中盲目翻转的舟子，只能顺从于史料的铺陈暗示。郭氏表示：“决心摒除一切的矜骄，虔诚地学习、服务，贡献出自己最后的一珠血，以迎接人民的新春。”[40]12月1日，轮船抵达丹东石城岛。这是郭35年前留学日本时的途径之地，睹物怀旧，不免感慨万端且想象丰富，一时兴起，居然与人结伴到西郊的五龙背温泉大洗了一番。五天后，改乘火车安抵东北解放区首府沈阳，受到官方优厚的接待。在中共东北中央局主持、各界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上，郭沫若放声朗诵了刚完成的诗作，其中有“我来仿佛归故乡，此日中行亦似狂”的句子，表示要“以毛泽东主席的意见为意见”，“决心为实现人民的公意，争取真正的和平”。[41]此间，淮海战役告捷、国民党军队主帅杜聿明被擒、天津解放、蒋介石下野等消息从各个渠道纷杂传来。1949年刚翻开新的一页，又传来北平守军放下武器接受收编的新闻，郭沫若当即与李济深、谭平山、茅盾、许广平等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并告知行踪：“同人等已先后进入解放区，迭奉捷音，不胜振奋。窃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毛、朱那边也急驰电文，内云：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进展顺利，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关系甚大，表示欢迎诸公前来解放区。[42]从1925至1949年的24年间，郭沫若的生活道路可谓一波三折，其凶险复杂恐怕自己也没料到，它给世人的“在途中”的印象却难以磨灭：1926年他以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随大军北征，一路上，对中国这场新式革命不遗余力地热情鼓吹；一年后，忽又写下像骆宾王声讨武则天的檄文那样大胆激烈的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令欣赏他文才的蒋氏颇为光火，所以他不得不逃到日本隐居起来；1937年，他返国与蒋介石“握手言和”，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之职，几年后又与蒋闹翻，创作出讽世之作《屈原》，令共产党人大为快慰而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然而，读者自当体谅，以中国现代史的复杂残酷，郭沫若以文人之躯参与政治斗争也会险象环生，有传主自己都力所不逮的传奇性。在中国现代作家的眼里，他是精明能干且适应各种政治风云的政治家；而在各种政治家心目中，他仍然是虽热衷政治但实际是局外人的一介书生。这注定了他在政治与文学夹板中的处境，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他走进新社会之后的“开局”和“结局”。需要附带提一笔，郭沫若迈进新时代的历史瞬间是以正剧形式展开的，他享受的礼遇超过了同时代的很多文人。1949年2月底，他与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等35人到达北平，中共数名高官前来迎接，计有林彪、罗荣桓、董必武、聂荣臻、薄一波、叶剑英和彭真等。半个多月后，又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并随同检阅了十万解放军将士。只见西苑机场上礼炮隆隆，尘土翻滚，万马嘶鸣，情形自然是非常壮观。[43]
据《周恩来年谱》记载，周恩来1948年11月5日替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电，曾要求分局和钱之光在“十二月内”务必万无一失地将李济深、郭沫若、马叙伦、彭泽民、李章达、马寅初、孙起孟、茅盾、张炯伯、陈嘉庚等几十名重要人士转移至解放区，并对沿线的安全措施做了周密布置。[44]茅盾在众多“重要人士”中列名第八，可见他的特殊“分量”。查国华所编《茅盾年谱》证实，茅盾启程日期应在1948年底，稍晚于郭沫若，同行者有二十余人之多。为迷惑国民党方面，掩护真实行踪，行前大家还装模作样地在《华商报》“元旦签名团拜，全部签名刊于当日的《华商报》”[45]。茅盾回忆：“我们于1948年除夕秘密上船，在北行的船上迎来了新的一年。元旦那天，李济深在我的手册上写了这样的一段话：‘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李任公这段话道出了我们共同的心意。”[46]从香港登船到大连，茅盾时年53岁。在中国人的生命观念中，茅公此时已步入老年阶段，到了五十知天命的年纪。虽不能如小说《家》中的高老太爷严肃端坐于高堂，接受儿孙辈每天礼拜问安，也不至于像这样辛苦奔波。这个年纪的中国男人按理讲是不应该这么情绪外露的，何况茅盾素来性静，一向以稳重见于世人。但中国经验里还有“老夫聊作少年狂”一说，意思是说若情况特殊，老年做少年状浪漫或夸张一下也是无伤大雅、入情入理的。有趣的是，茅公这一阶段的文章十分罕见地频繁出现了极具这些心理特征的字眼，例如“春天”“新中国”“新时代”等等。他作于1948年末的短篇小说《春天》，为读者描述了一个“未来的故事”：全国解放后，某农场场长、原国民党起义将军郑洞国忽然“青春焕发”，决心在人生的“春天”里全身心地投入“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当中。故事架构戏剧而离奇，恍若加入若干三言二拍的成分，与茅盾过去的小说明显不同。所以，日本评论界评价它是一篇“幻想小说”，茅盾则不以为然，坚信它是“我的‘预言’”。[47]在《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一文中，他又抒情地写道：“新中国诞生了，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这也是亚洲民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喜事！”“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中国人民为了新中国的诞生，曾经牺牲了无数宝贵的生命。”他甚至放言说：“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48]当然，我们也了解，建立在“进化论”思想基础上的时间观，即直线向前的时间观，不仅是茅盾本人的观念，同时也构筑了整个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模式。作家虽偶有游戏心理，但在时间长河中仍有其相对不变的思想观念的内在逻辑性。这种观念，不仅深刻支配着他们的思想追求，同样也影响着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从这个意义上看，确如茅盾所说，它不是“幻想”，而是“预言”中的“现实”。茅盾和他同时代人，都是为了“预言”而生活和奋斗的，他们后来的人生悲欢也源于此处。在这一角度上看茅盾的香港—大连—北平之行，我们大概可以望见现代中国一部分作家人生历程中的必由之路，在某种意义上，它更是昭示了自晚清以来中国许多思想先驱者们难以摆脱的历史归宿。为便于问题进一步展开，我们把茅盾之后的行程和活动记叙如下：1949年1月7日，轮船抵达大连，张闻天亲往迎接；2月1日，出席东北各界欢迎大会，发表题为《打到海南岛》的讲话；当月26日，应邀出席北平欢迎到达解放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大会；3月22日，与郭沫若、曹禺、柳亚子、郑振铎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一篇文章中，他对自己的要求已经是：“我们个人的生活也应当努力‘除旧布新’，‘跟上时代’，为此，必须注意克服阻碍知识分子进步的两个缺点：一、‘优越感’；二、‘幻想太高’。”[49]二者表面看似“矛盾”，如果放在更长远的时空视野中，它却是一种高度智慧的“整合”。
从香港经山东烟台转道解放区的曹禺，秘密兴奋的心理中不免夹杂着狼狈。许多年后，事主对当时情形仍记忆犹新：“在香港通过地下党员的安排，我们坐了一条北欧的船回国。我们这批人里头有老一辈的叶圣陶、马寅初，不过十来个人，还有新闻界的赵超构。我们上船的那天晚上，换了六七家旅馆，躲避国民党特务。我们都穿唐装，英国海关问是谁，带路的地下党员就说都是做买卖的，塞了二百元港币给他，就‘好、好、好’。”[50]狼狈中又有点“特殊待遇”，当轮船驶出香港，便有国民党的炮舰在后尾随，轮船只得假装改道驶往韩国，最后再经韩国去烟台。自15岁起，曹禺就登台扮演角色，他演戏、导戏然后又写戏，与现代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在生活中遇上这种“戏剧性”，在他还是头一遭——虽然此行颇具某种浪漫骑士的意味。1949年3月5日，运气不佳但最终有惊无险的华中轮靠近烟台港，前来迎接的是当地解放军某部贾参谋长。次日，中共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特地从青州远道来迎，并到曹禺等人住处寒暄。晚间，召开欢迎大会，之后还有京剧演出。这让半生都与戏相伴，而从未与武将交往的曹禺感到陌生和新鲜。后来有人问他对新局面有何感想时，曹禺答曰：“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51]虽然访谈不能作为思想之佐证，但仍可以循此观望到其心态。这是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弘道意识”和由此延伸出来的国家至上主义观念，对曹禺这代作家的思想世界有着支配性的影响。作为五四精神的后继者，新与旧、前进与倒退、封建与反封建、专制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模式，根深蒂固地决定着他们的人格操守和人生选择。从这里看，曹禺的香港—烟台—解放区之行与其是现实政治性的，莫如说也是文化象征性的；说它包含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毋宁说也有寓言的意义。诚如杰姆逊断言：“所有第三世界的本文均带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们应该把这些本文当作民族寓言来阅读”，这是因为，“他们执着地希望回归到自己的民族环境之中。他们反复提到自己国家的名称，注意到‘我们’这一集合词：我们应该怎样做、我们不应该做些什么”。[52]值得注意的是，杰姆逊是从西方的他者视角讨论东方问题的，这一视角容易忽略掉对研究对象文化语境和历史传统的深切感受，而这恰恰是我们今天讨论曹禺思想选择的主要着眼点。由于这种中国式的观察，才使我们在讨论那一代人的思想遗产时生发出更深刻的意义，使得时代性的问题由此展开更纵深的视野。沿着这一思路，就不难理解，当曹禺一行由潍县改乘火车到济南，受到解放军高级将领许世友、姚仲明设宴招待，邓颖超亲自从北京赶来迎接时，他为何这么“感动”，并视之为“难忘的日子”了。一个人平生不过几十年，他怎么会老是要焦虑千年的忧愁呢？我们如果同时也从一个“普通人”的角度去贴近地理解这代作家的决定，也就把事情的讨论摆放在更合情合理的位置了。笔者由此看到，曹禺在一种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中否定了国民党的政治“道统”之后，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统”，从而建构了他自己精神追求上的完整性，并借此在过去与今天之间巩固了文化的信仰。而且，“他离开北京15年了，如今又回到她的怀抱，怎能不使他激动万分！”[53]北京是曹禺读书求学的地方，他在那里写出了成名之作《雷雨》，从而确立了人生追求的目标。北京不是简单的“旧地”和“第二故乡”，而是曹禺生命的出发地，也将是他生命的归宿。写到这里，笔者也不免随同事主发出了人生和历史无常的唏嘘。
恐怕，在民族的大乱与大治之际，中国一代代读书人是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延伸着前辈们所开创的独有的“南渡”和“北迁”的传统罢。随着女真族的入侵，北宋灭亡，大批慷慨激昂的中原志士仁人南渡长江。他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无力回天，只能委婉隐晦地表达压抑的愤恨与家国之思、黍离之悲，形成了悲哀沉痛的主调。[54]明代即亡，顾炎武、黄宗羲等便蓄发明志，一直潜踪息影，辗转于太湖沿岸，或晚年北游，决心“笃志经史”，有的还与义师合谋，挺而抗争。他们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况，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的呐喊。诚如有人评价的：“晚明的经世思潮，是一个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学术潮流，它具有日趋鲜明的救世色彩。因而一时学术界中人，无论所治何学，救世都成了一个共同的论题。”[55]1940年代末现代中国文人集团的大分化与重新组合的形态，虽然表现各异，结局不同，但情理上却多少与上述大背景有一些藕断丝连的联系。无论后人怎么评说，这代作家身上浓厚的救世色彩是无可非议也是不能简单否定的。“南渡”或“北游”都是一种寻找，是一种对人生价值的浮士德式的大胆探寻，其中包含的巨大的精神意义，值得今天的人们特别珍惜与讨论。我们注意到，晚年的胡适、郭沫若、茅盾和巴金有一种共同回到五四的思想倾向，他们先后回复最初的思想起点，而这一起点正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理据。据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胡适在“骨子里他同周作人一样厌恶古老中国的‘非人文学’”，认为“《红楼梦》、《水浒传》所刻画的中国社会都是极不人道的”，因此坚持标榜个性解放与个性自由的精神。[56]1973年前后，茅盾以旧诗词针砭现实，坦率地流露了对“文革”的不满。而他的诸如《读〈稼轩集〉》中“浮沉湖海词千首，老去牢骚岂偶然”的句子，[57]起源于传统知识分子的救世传统，在这里参照的正是五四时代的批判精神。巴金晚年以五卷本厚重的《随想录》而名世，他宣称：它“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而是一座鲜血淋漓的“‘文革’的‘博物馆’”[58]。笔者由此观察，他们虽经历了时代的乱离和个人的戏剧性剧变，却始终没有偏离那条“救世”和坚持“批判精神”的思想主线，对个性自由思想的暗中维护，恰恰说明他们还是五四中人，是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人。在此意义上，回到“北上”话题，我们不由得对当年的郭沫若、茅盾和曹禺生出了历史的理解和同情，我们不想再把他们摆在胡适等人的历史对立面上，因为那样，它所隐含的沉重和深远的话题，就会在文学史研究中变得轻浮和简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