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1936—　）

学术生平

阿芒•马特拉1936年1月8日生于比利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成长，曾经是教会学校的寄宿学生。本科毕业后，马特拉参加了英国一个僧俗团体，一年后返回比利时，在天主教鲁汶大学攻读法律和政治科学，尔后又到了法国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在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创建的人口研究所学习人口学。毕业后马特拉被任命为梵蒂冈人口政策专家并在1962年到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的天主教大学出任传播社会学教授，研究人口政策和妇女解放等问题，更成为智利社会党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国际事务顾问。在这里，他不仅邂逅了其夫人米歇尔•马特拉（Michèle Mattelart，她也是他多部著作的合作者），也遇到了旨在帮助拉丁美洲经济起飞的“进步联盟”中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和传播研究专家，其中一位就是提出了传播四功能说的查尔斯•赖特（Charles Wright）。一方面，马特拉对美国为实现智利现代化而输入的“扩散理论”和“说服策略”产生了质疑；另一方面，在进行人种志研究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媒体对智利农村发展的影响，开始反思美国的功能主义传播学。1967年智利学生运动的爆发，使马特拉决定向媒介研究转向。这时他主要采用在法语学界流行的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进行媒介内容的分析研究。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动，面对美国文化产品大量涌入拉美国家，马特拉也开始采用话语分析与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传播国际化的研究。1971年，马特拉与阿里尔•多尔夫曼（Ariel Dorfman）出版了《如何解读唐老鸭》，美国对此书下达的禁令反让它成为70年代风靡拉丁美洲、印数过百万册的畅销书。可以说，马特拉在智利十年间的研究与实践活动，不仅使其自身的传播思想得以成熟，更是巩固了其在法语和西班牙语地区尤其是拉丁美洲传播学界的学术地位。1973年智利政变后，马特拉被皮诺切特军政府驱逐出境。回到法国的最初两年，马特拉和法国电影大师克利斯•马克（Chris Marker）、雅克林•梅皮耶（Jacqueline Meppiel）等人一起导演了一部关于智利政治与社会变革的电影《螺旋》。1975—1997年间，他相继任教于巴黎七大、雷恩大学二大，主要讲授传播理论。1997—2004年，他转到巴黎八大担任信息传播学教授。在法国教学期间，他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u）、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等人思想的影响下，转向了世界传播、传播历史与文化多元性研究。与此同时，马特拉也主持过多项国际机构如联合国委托的关于非洲、亚洲、欧洲和拉丁美洲传播政策方面的研究课题。2002年，马特拉筹建了法国媒介观察研究所并担任所长。其代表性著作有《如何解读唐老鸭》（合著，1971）、《大众媒介、意识形态和革命运动：智利，1970—1973》（1974）、《跨国公司和传播体系》（1976）、《传播与阶级斗争》（编著，1979，1984）、《思考媒介》（合著，1986）、《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1992）、《传播的起源》（1994）、《传播学简史》（合著，1995）、《传播的世界化》（1996）、《文化多元性与世界化》（2005）、《监视的全球化》（2007）等。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相比于本书中的其他传播学者，马特拉的思想深受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影响，而在历经政治浪潮的洗礼后，他也从早期的激进左派转变为推崇理性与共和的公共知识分子。综观马特拉的著作，撇开早期在60年代的智利所进行的短暂的媒介符号学研究，马特拉总体上以传播政治经济学路径进行传播研究。他对传播理论与方法的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以文化帝国主义为关键词进行传播阶级分析。原本就将自己定位为左派的马特拉来到局势动荡的拉丁美洲，很快就发现了处于世界体系边缘位置的拉美国家的尴尬处境：一方面，美国通过所谓“技术支援”和跨国公司渗透其自身的意识形态，企图维持自身在拉美的支配地位，所谓的人口政策、农业改革不过是美国社会科学尤其是打着“发展”旗号的创新扩散理论和现代化理论的试验之作。E.M.罗杰斯的《创新的扩散》和《农民中的现代化》，以及施拉姆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等著作已然被美国和联合国钦点为拉美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指导性读物，美国更是试图通过成立“拉丁美洲新闻高级研究中心”使拉美传播学在美国功能主义的土壤中发育起来。另一方面，抵抗运动依然存在，拉美的批判社会学家为此提出了“依附理论”，批判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意识到帝国主义意识形态通过传播机制进行扩张的马特拉与他的美国同事产生了意见分歧，并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批判文化帝国主义。马特拉指出，来自美国的发展意识形态创造了一个只从它自身出发的理想的社会模型，让不相同的社会现实和文化整齐划一，剥夺了每个第三世界国家自己的历史。而他之所以将矛头指向媒介，除了受自身政治参与经历的启发，也是由于他相信媒介在这场所谓的现代化运动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媒介是帮助传统的个体迈入“进步”之河的“帮助偷渡边境的人”。在他看来，美国输出的信息传播技术不仅不是通向民主的途径，更像是剥削的同谋。因为在新型的文化传播中也蕴藏着新的权力结构，这将最终导致自由理性的丧失和民主国家概念的消失。为此，从1971年的《如何解读唐老鸭》开始直至80年代初，学习人口学出身的马特拉转向了传播研究，将阶级斗争的观念贯穿其作品，论战对象包括国际政治秩序、经济全球化、广告、大众文化与话语霸权、科学技术、外交策略、发展传播学理论和功能主义传播学等。他试图通过这些论战，把表面产品和促使其得以生产的整体系统联系起来，揭露大众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

其二，提出“传播世界”概念，矛头指向商业逻辑，借助启蒙的共和思想，倡导文化多元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管制放松以及私有化的迅速铺展，经济自由主义席卷全球。回到法国的马特拉适逢法国五月风暴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日渐式微，左派锋芒消退，学术界的焦点再也不是反资本主义或反帝国主义，而是新自由主义。带有拉美红色印记的马特拉要想在法国立足，就不得不压下他的阶级分析热情，重新定位自己的学术立场。这时他在法国年鉴学派的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经济世界”思想中找到了新的灵感，认为同样存在一个有着等级体系的“传播世界”，媒介和文化辐射也有中心和边缘地区之分。而且他强调要区分全球化（Globalisation）与世界化（Mondialisation）这两个概念，认为前者代表着一种商业自由、整合经济的意识形态，是需要质疑甚至抵抗的，后者则是拉丁语系语言中一个局限于地理维度的概念，承认等级体系与差异性的存在。为了摆脱全球化意识形态，始终坚信人的理性的马特拉向欧洲传统的共和思想求助，他在《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中指出，“大众媒介是公共物品，要减少其商业逻辑。要把公共辩论建立在大众媒介之上，因为存在着不同的声音。我们应当生产由公共服务引导的媒介，要有立法存在，这涉及行业伦理”。而实现文化多元性则是马特拉提出的解决这一难题、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可能方案。在这一点上，他从米歇尔•德•塞托的复数文化思想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不过，也正是其“传播世界”的概念与“文化多元性”的主张自证了马特拉思想的“欧洲中心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E．M.罗杰斯在《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中将马特拉简单划归为欧洲批判学派，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等学者又将之归类为政治经济学传统中突出阶级斗争的流派，他们都忽视了马特拉传播思想的变化与多元性。在很大程度上，马特拉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主要体现为他一方面推动着有别于美国主流范式的传播学在非英语世界的发展，另一方面则反思当下的传播学科发展。

首先，马特拉促进了拉美国家和法国的传播学科发展。在拉美学界，谈传播学几乎都离不开马特拉。对于其成就，墨西哥学者哈维尔•马德里（Javier Esteinou Madrid）在《阿芒•马特拉思想在墨西哥传播学界的影响》中评价道：“他提出的新颖的概念工具激发着拉美学界的传播意识；他提出的问题和政治思考催生了传播学认识的革命……因此在几十年中，几代的传播学工作者采用了马特拉分析墨西哥和拉美传播过程的方法来理解、工作和修正。”而在法国，直到20世纪70年代传播学科才正式建立，此前的传播研究几乎集中于60年代由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Friedmann）倡议建立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CMAS），而且法国虽然与德国毗邻，但马特拉惊讶于它竟然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后一个引进和评介霍克海默‘文化工业’概念的国家”。马特拉的传播研究与实践改善了这一局面，尽管他不是第一位阐述文化工业概念的学者，但是他对此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与发展，进一步使法国传播学界将目光投向法兰克福学派。而且马特拉也意识到法国学术界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忽视，在2003年著有《文化研究导论》，为法国的研究者量身打造了一部文化研究指南。此外，他早在1982年与伊夫•斯图泽（Yves Stourdzé）为法国研究科技部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Jean-Pierre Chevènement）撰写了一份有关文化工业状况的报告，即《技术、文化和传播》，不仅描述与分析了法国的传播研究发展状况，也为传播学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与研究政策。

其次，马特拉基于福柯的考古—系谱学，重新考察了传播学史。换言之，福柯的系谱学对偶然性、特殊性与隐性认知结构的关注在马特拉的思想中得到了延续。贝尔纳•米耶热在《传播思想》中指出：“《思考媒介》标志着这样一个明确的演变，即转向考虑以‘新范式’（尤其是从米歇尔•福柯那里借用来的）来思考媒介关系。此后，各种主题，如主题重建、记忆的作用、市民社会在民主的日常建构中的作用、地方的重要性、宏观主体国家的衰落、电视带来的快感……以一种试图具有系谱性的视角显示出来。”这一影响在《传播理论史》《传播的起源》《信息社会的历史》《乌托邦的历史》《监视的全球化》等思想史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一反学界的普遍认识，追溯传播的起源至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而且在这段历史中，马特拉并没有垂直勾勒出一条连续的发展脉络，而更多地采用横断面式的研究阐述各个时期的学科条件，尤其突出了知识与权力如何构建出特定的传播话语。在马特拉的传播系谱中，主要有四个维度：流动性、普遍联系、可测量的个体、地缘政治或地缘经济。由于马特拉的思想史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主流的视角，如今其传播学史著作也成了反思学科诞生与发展的重要参照之一。

扩展阅读

原著

〔法〕阿芒•马特拉、〔法〕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阿芒•马特拉：《世界传播与文化霸权——思想与战略的历史》，陈卫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的世界化》，朱振明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Armand Mattelart & Ariel Dorfman, How to Read Donald Duck：Imperialist Ideology in the Disney Comic，trans.by David Kunzle，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1991.

Armand Mattelart, Mass Media, Idéologies et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Chili 1970—1973）, Paris: Anthropos，1974.

Armand Mattelart, Multinationales et Système de Communication, Paris: Anthropos，1976.

Armand Mattelart，Communication and Class Struggle，v1，International General，1979.

Armand Mattelart，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e Control of Culture，Harvester Press，1979.

Armand Mattelart & Yves Stourdzé，Technologie, Culture et Communication：Rapport au Ministre de la Recherche et de L'industri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1982.

Armand Mattelart & Michèle Mattelart，Penser les Médias，Paris: La Découverte，1986.

Armand Mattelart, L'invention de la Communication，Ouatrième，Paris: La Découverte，1994.

Armand Mattelart & Arik Neveu, Introduction aux Cultural Studies，Paris: La Découverte，2003.

Armand Mattelart，Diversité Culturelle et Mondialisation，Paris: La Découverte, 2005.

Armand Mattelart, La Globalisation de la Surveillance，Paris: La Découverte, 2007.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法〕贝尔纳•米耶热：《传播思想》，陈蕴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朱振明：《传播世界观的思想者——阿芒•马特拉传播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黄佩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