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传播研究的星空
书写一本与传播研究有关的手册（handbook），就意味着两件事情同时悄然发生：其一是以我们的眼光去划定传播研究领域的边界；其二是表达我们的学科认同和专业立场。我们不能也不打算否认这一点。
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们不干脆用更为直白的方式来规定传播研究的边界，比如书写一本体系化的传播学教材。自1949年以来，施拉姆、他的许多弟子以及更多的弟子的弟子一直都在做这件事，而且他们也确实用自己的方式直接地圈定了他们所认为的传播学的边界。然而，我们并不认为这些教材完成了他们的使命。相反，他们关闭了传播学的边界，将传播学的理论探索变成了一种规范性的理论教条。施拉姆晚年曾经强调：“我们有时忘记了传播研究是一个领域，而不是一门学科。”1然而，这一真理性的判断与他一生所做的主要工作正好是矛盾的。写一本关于这一学科的教材来规训该学科未来的知识生产者，这是一件多么困难和多么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事，然而在传播学这个领域中，似乎这是件人人都能干的事情。思忖良久，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把这本手册写成一本教材。
如果我们认定传播研究只是个领域，一个十字路口，那么要划定传播学的边界，采用的方法就绝不可能是圈地，而是开放和探索，是对原有边界的挑战。在我们看来，如果想看到传播研究的边界，那么最省力的办法就是呈现出传播研究大家们的思想边界。这就是我们的方法，为传播研究画一张星空图。不过这个方法并不完美，除了它所固有的模糊性以外，它面对的最主要的问题是谁是传播研究的大家，标准是什么。然而它有着无可比拟的优点，因为它保持了一种开放和探索的姿态，因此可以不断地被补充。
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一文中，施拉姆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霍夫兰钦定为传播学的四大奠基人。他认为，这四个人的贡献为传播研究开辟了疆土，从而使得传播研究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基础的学科领域。然而，这种辉格史的写作方法，既没有看到传播研究领域已经存在了近一个世纪的各位思想先驱，也没有看到他同时代的各种伟大传播思想，这些思想有许多来自其他学科。与施拉姆故步自封、罢黜百家的传播学科观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传播研究是一座多元思想交相辉映的学术富矿。2所以，本手册的宗旨以质疑施拉姆的标准作为起点并呈现我们认为对交流哲学有所创见的学者，这些学者起码对一至多种传播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作出过积极的、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但它因此就是不完善的，是内涵模糊的，是挂一漏万的，是需要不断补充和拓展的。我们要声明的是，这本手册是目前我们关于传播思想边界的看法，需要被补充和批评，而且本书必然是一个开放性的文本，会随着对传播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完善。
怎么呈现是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戴元光老师主编的新作《影响传播学发展的西方学人》是一种厚重的方式。然而，厚重的论述常常会损伤相对的全面与信息的清晰度，这并不是手册的呈现方式。为了更为清晰和相对全面，我们采用了更为简单的呈现方式。在本书的正文中，当代经典传播学者（19世纪的思想先驱不在我们的描绘范围之内）将以词条的方式被详细描绘，每一词条都会向读者介绍这位学者的学术生平、对传播理论和方法的贡献以及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有部分学者在这方面确实没有什么贡献，就不存在这部分内容），同时还有扩展阅读部分（多以英文原著为主）。这样既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词条中所叙述的人物大致有一些什么样的成长经历、传播思想以及处于什么样的学术语境，也可以以此作为一个起点，引导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扩展阅读。3
当然，这种叙事方法带来的问题也不少，比如说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点与面的分离。因为任何描绘星空的人不能只描绘星星，而不去描绘星星背后的夜空。补偿的办法就是这篇导论以及书后的那张谱系图，尽管这些补偿是远远不够的。在导论中我们不仅要提及在词条中没有涉及的一些19世纪的思想先驱，而且要将学者之间的系谱关系和理论所属范式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尽管我们无意再去讨论20世纪之前的伟大思想家和传播思想，但如果在导论中居然不对这些先在的研究做一些回顾，那么我们就是在以历史书写的方式消灭历史。
传播思想的先驱们
批判传统的奠基者——从黑格尔到卢卡奇
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建构过程中一个与传统学派相对立的理论范式在施拉姆之后的传播研究中获得了日益重要的地位。汉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把对批判思想的忽视理解为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他看来：“传播学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4暂不论汉诺•哈特的看法是否有失偏颇，但他至少对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做出了侧面的肯定。
当我们追溯批判理论的源头时，马克思和卢卡奇是不可不提的人物，然而当把他们视为新哲学的开创者加以书写的时候，我们不能忽视那个为新哲学提供了最多思想养料的先驱——黑格尔。黑格尔把他的全部哲学看做是一个抽象的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扬弃并复归自身的逻辑过程。黑格尔的哲学建立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全体系，他把人类历史、精神的自我生成和演进统统纳入了他的体系，而统摄这个体系的便是那个神秘的“绝对精神”。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客观唯心主义的预设，而把自己的哲学建立在对黑格尔的扬弃之上，他从黑格尔的哲学中发现了“绝对精神运动”的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并加以重新阐释，构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厦。在马克思那里，黑格尔为他提供了辩证法和历史性的概念，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5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正是建立在对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之上的作品。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都是服务于“绝对观念”的自我运动的，而传播或沟通问题既是精神辩证运动过程中的主体问题，也是客体问题。“黑格尔要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主体与客体纠缠，自我与他者纠缠，意义是公开的，而不是心理的。”6而在马克思那里，交往形式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概念7，它是建立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找到了一个唯物主义或客观现实的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8。
然而，马克思的批判却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意识的主体向度，他把无产阶级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当做不需要论证的历史过程。这一点被匈牙利的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敏感地发现，他重新唤醒了马克思主义中被遮蔽的主体环节，把历史重新建立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卢卡奇对马克思的理解对后来的批判理论至关重要。卢卡奇认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全面、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之于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出一门全新的科学的基础的方法的本质。”9这在某种意义上退回到了黑格尔的立场，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卢卡奇借助韦伯的合理化观念和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物化”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这条道路被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所继承，在他们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人的异化的批判深化为对整个启蒙理性和科学技术的拒斥，批判传统开启了后世传播学许多重要的批判母题，比如文化工业、媒介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传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正是这个传统的思想奠基者。
实证主义传统的开创者——孔德
孔德的思想与英国经验主义相类似，他们都排斥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观念，即认为不存在超越经验的天赋观念。这种思想来源于昌盛于19世纪的自然科学。孔德在当时欧洲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法国学到了实证和科学的精神，他同时也受到启蒙的感召，认为要建立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新的“社会科学”：“孔德旨在创建一种自然主义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种社会科学既可以解释人类的历史发展，又可以预见其未来的进程。除了要建立一种能够解释人类运动规律的科学之外，孔德还企图阐明在具体历史时期影响社会稳定的条件。他的学说的两大支柱是社会动力学和社会静力学，即关于社会进步和社会秩序、社会变化和社会稳定。”10
孔德的思想催生了新的以经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欧洲，孔德的思想被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接受，“他们明确地把这样的科学的世界观规定为两个基本点：‘第一，它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只有来自经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建立在直接所予的基础之上的。第二，科学的世界概念是以一定的方法即逻辑分析的运用为标志的。’”11迪尔凯姆在孔德思想的指引下，在《自杀论》中率先采用了量化研究的经验方法，并奠定了实证社会科学的基础。而在美国，实证主义成为早期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之源。学者们综合了实证和实践的概念，皮尔士就把认识看做一个在实践中探究的过程。孔德的影响使得逻辑实证主义和美国的实用主义之间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1882年，逻辑实证主义先驱马赫曾在布拉格会晤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自此以后，两人彼此倾慕，相互砥砺。而当20世纪3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这个20世纪最重要的实证主义工具制造者——从欧洲逃亡到美国以后，实用主义与实证主义在传播研究上的合流便水到渠成。
即使在今天，实证主义的传统依然把持着传播研究的主流话语，在这一系谱上形成的效果研究、受众研究造就了一批专家式的传播学者，并且形成了一个建制性的学科，推行专业性的高等教育。就这一点而言，孔德及逻辑实证主义对美国传播学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弥散的影响——达尔文主义和精神分析
在追溯传播学的源头之时，有两个思想因素是最难被归类和解释的，几乎在每个传播思想的流派中都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这就是达尔文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
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社会学家斯宾塞的思想统称的产物，两者的观点其实略有不同。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斯宾塞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斯宾塞所倡导的达尔文主义意味着一种对“进化”近乎偏执的信念，“在如何看待进化的问题上，斯宾塞和达尔文有着根本的区别。在斯宾塞看来，进化意味着进步……人类获得完美只是个时间问题。他进一步认为，进化原理不但适用于个体，而且适用于社会。斯宾塞将适者生存的观念用于社会，这就被称作社会达尔文主义”12。
达尔文的进化论挑战了19世纪正统的思维方式，他所提倡的历史进化观念给了马克思重要启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推崇达尔文的著作，并认为他们自己的历史科学最终是建立于达尔文的观念之上，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将社会历史划分成了一系列进化‘阶段’”13。虽然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并没有成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主线，但毫无疑问，社会进化中连续性和方向性的因素被多数批判理论保留了下来。与马克思类似，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也是达尔文和斯宾塞的重要追随者，“齐美尔虽然并不完全信奉进化发展学说，然而他早期的许多想法却与斯宾塞的思想非常接近，他相信人类从原始的群体生活逐渐演变到现代社会的个人自主发展”14。齐美尔从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团体、社会团体与社会团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社会的建构作用，而这些社会互动又反过来形塑个人。齐美尔坚持研究社会互动形式，虽然后期的齐美尔并不完全认同进化论的观点，然而进化论是研究齐美尔时不可忽视的一环，而这也是承继了齐美尔思想遗产的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探讨传播问题时，始终对个人互动对社会的形塑作用保持乐观的原因。从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这一脉伸展出的伊尼斯及其后的媒介环境学，似乎也无法完全摆脱进化论史观的影响。
同样地，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适者生存的强调和对个体自我完善能力的笃信同新兴的资本主义美国是相容的。在这个强调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国度，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美国早期实用主义者杜威或帕森斯的身上都不难看到，尽管帕克和库利反对简单的优胜劣汰说，但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社会必然通过各种方式进化为完备的社会形态做出了论证，而进化论也自然成为整个美国传播研究的乐观主义来源。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传播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上，也体现在传播研究的另一个支持性学科心理学上。进化论第一次把人类看做一般生物进化的一个特殊阶段，这就意味着对于人类和意识的研究将不必须带有先验的色彩，而可以把心理活动放在生物本能和行为的层面进行经验性考察，正如波林所说：“进化论对于心理学的发展影响巨大。这个学说不仅向物种特创说中‘创世纪’的权威发起挑战，以为人的身体得之于动物祖先的遗传，而且提出动物和人之间是否有连续性的问题。”15在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进化论对美国心理学研究的影响，“达尔文的思想最终催生了一种美国特有的心理学——强调个别差异及其测量、强调思想和行为的适应价值、强调研究动物行为的心理学”16。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后来的传播效果和受众研究提供了科学主义的研究范式。有趣的是，这一研究范式的开创者华生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哲学系。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对立面——人文主义心理学阵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是一面旗帜。当华生主义在各个心理学实验室高歌猛进之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则在各种思潮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是非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基石，却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影响到了实证研究。由于强调公众是一群非理性和集体无意识的乌合之众，弗洛伊德受到了开创美国实证主义传播学的李普曼和拉斯韦尔等学者的高度推崇。这种理论被用来说明民众不能成为民主的真正主体，只有用精确测量作为武器的社会科学专家才能保障民主。尽管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效果研究者短暂放弃了弗洛伊德的理论而得出了有限效果论的结论，但此后兴起的一些后实证主义强效果理论都在强调弗洛伊德理论的重要性，比如格伯纳的培养理论、纽曼的“沉默的螺旋”等，催眠、移情、从众等精神分析的概念被用来解释传播的长期效果。
精神分析学说对于批判学派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在法兰克福学派发展的早期，弗洛伊德被看做一种重要的思想资源，以弗洛姆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学派成员将其思想作为研究工人权威主义人格的起点。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学派在美国的活动，甚至在人生的后半段，马尔库塞仍然在为完善弗洛伊德的理论而著书立说，将爱欲看做是人类自我救赎的终极手段。对此，罗杰斯的评价是：“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今天的批判的传播理论。批判学派对于偏见的颇有影响的研究在阿多诺等人（1950）的《权威人格》中有记载，它代表了一种以量化心理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格问题的精神分析理论。”17不过，罗杰斯完全没有看到的是，弗洛伊德真正吸引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是他的反启蒙思想，他的著名论断“人性是文明之敌”是如此深刻地影响到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以至于哈贝马斯在阿多诺六十大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启蒙辩证法》在那些最隐晦的段落中向没有压抑就没有文明的这种反启蒙立场做出了让步。”18
20世纪经典传播研究的两大路径
欧洲思想：从批判理论到文化研究
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欧美国家的知识生态。长期作为西方思想策源地的西欧渐渐倾颓，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好多年才恢复思想的活力，而在托克维尔眼里没有什么文化的新大陆反而成为西方思想的中心。在战后的十多年中，欧洲传播研究领域曾一度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些重要的欧洲思想家如勒温、拉扎斯菲尔德在战争中逃往美国，在那里建立起了实证主义的传播学思想体系；而另一些批判传统的学者虽然也逃往美国，但他们的思想并不为新大陆所接受，最后还是在战后的欧洲尤其是新左派运动时期的欧洲开花结果。
卢卡奇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这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莫过于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以成立于1923年的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为阵地，以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为代表，在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产生了一批重要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对传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一学派基本上可以被看做是黑格尔和弗洛伊德两种理论传统在当代的延续。
1933年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学者们为了躲避纳粹，相继流亡美国。在那里，弗洛姆、阿多诺等人参与了一系列有关传播和权威人格的重要研究，这些研究与马尔库塞对发达工业社会对人的爱欲的压抑的分析一起构成了批判理论在微观维度上的研究话语，即对媒介宰制下人的心理脆弱性的批判。这之后，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合作，于1947年发表了《启蒙辩证法》。这部著作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宏观新视野，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整个启蒙理性，在思想上拒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整个观念体系。在这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马尔库塞延续了这一批判主题，把发达工业社会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描绘为“遗失了否定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这一批判主题为传播研究打开了一个非经验性的新视域，也是后来传播学研究中二元对立框架的思想源起，正如罗杰斯所说，“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对于大众传播在社会中的作用的看法极其不同。批判学者认为，大众传播被现存的制度用来控制社会，而经验主义学者认为媒体能够帮助改进社会中的社会问题”19。由于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期间坚持以德文写作，其理论不仅不为美国学者所了解，即使是英国与法国的批判学者，也都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才看到这些文献。对于许多欧美学者来说，他们是先看到了马尔库塞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以后，才看到了《启蒙辩证法》，因此几乎可以这么说，是新左派运动让人们重新发掘了法兰克福学派。
对法兰克福学派的重新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独特的传播研究。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了迥异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母题，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和对传播媒介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个批判传统来自于欧洲的理性主义，这一点被后来的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所部分继承和发扬。以伯明翰学派作为起点的文化研究综合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多元思想养料，除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文化研究还汲取了沿自索绪尔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思想、英国新批评理论、话语理论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和霸权理论。文化研究关注在各种文化形式和文本中意义是如何通过表征系统运作并发挥作用的。20与文化研究不同，同时在英国和北美兴起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对只针对文本的表征分析，而强调回归对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关注，“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兹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他认为欧洲批判研究的盲点是没有注意到电视的经济逻辑”21。他们把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化为对文化产业的批判，提出了诸如文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等问题，把马克思主义与传播研究进行了有益的结合。
但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都退回一步，它们或是把对传播的批判建立在文本之上，或是建立在政治经济制度之上，这极大地削弱了它们对传播与社会现实的阐释力。
时至今日，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影响日渐全球化，并反过来影响到了美国的传播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学术思潮。可惜的是，它的发源地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已在2003年被校方关闭，人去楼空。
美国路径：多元研究视野与其合流
谁也不会想到，当20世纪初来自欧洲的思想与新大陆上发达资本主义的新锐发生交汇后，会绽放出异样璀璨的花朵。这个花朵在德国纳粹的间接帮助下，又在30年代吸收了大量来自欧陆的养料，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时至今日，美国依然凭借压倒性的国家实力，把持着世界学术界的话语权，在传播研究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追溯美国社会科学思想的源头，实用主义和芝加哥学派是绕不开的环节。实用主义综合了实证主义、达尔文主义和黑格尔主义等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成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对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直到今天还清晰可辨。实用主义以皮尔士、詹姆斯、杜威三人为代表。美国早期的实用主义深受实证主义和欧陆理性主义的双重影响，其中詹姆斯的思想又为后来的机能主义心理学奠定了基础。实用主义的哲学经由杜威，获得了最为广泛的关注。杜威把实用主义与美国的民主理念相结合，提出了有机民主论，这个观念深受达尔文的影响，“我们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与此相关，我们和世界不是割裂的，而是有机统一的，我们在世界之中，世界也在我们之中”22。这样一个双向互动的有机观念不仅影响了杜威对于民主的判断，还直接赋予杜威的传播思想双重的话语建构意义。杜威认为：“社会不仅通过沟通、传递持续存在，而且简直可以说是生活在沟通和传递中，在共同、共同体、沟通这几个语词之间不仅存在字面上的联系，人们因享有共同的东西而生活于共同体，而沟通是使他们享有共同的东西的途径。”23这种传播观对后来的芝加哥学派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方面，杜威关于沟通是建构共同体途径的观念被米德所吸收，并被发展成为符号互动论。符号互动论的代表学者米德就认为“自我”的建构是在借由符号实现的社会互动中完成的。另一方面，杜威关于传播是传递信息的观念又被帕克继承，成为传播控制观的思想源泉。24
与杜威相比，政论家李普曼对传播的观点显得更为悲观。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李普曼把公众看做媒介的靶子，认为他们被由片面舆论塑造的拟态环境所引导。他不相信“所有人都能清清楚楚地看明白整个无形的环境，从而在全部政府事务上自发形成明确的公众舆论”。所以，他反对杜威这样的民主主义者，认为政府需要“坚持将所有有关政治的行为记录在案并客观衡量其结果，从而稳步加强对我们的实际控制”25。他的静态的公众观以及社会控制的观念直接影响了拉斯韦尔，正如黄旦所言：“翻阅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的宣传技巧》，让人最为吃惊的是，在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的身上，几乎看不到杜威、库利、帕克们的一丁点影子，整个儿仿佛就是李普曼《公众舆论》主要观点的具体展开甚或解释。显露政治权力在宣传中的运用，展示‘民主全能的思想似乎越来越荒谬’，‘科学的、以大众说服为基础的政治比19世纪以公众为中心的政治更加现实’。拉斯韦尔的这一思路，俨然就是李普曼路数的翻版。难怪有人把李普曼与拉斯韦尔放在一起，将其共同作为早期传播研究与政治议题一脉的代表人物。”26然而，仅仅把拉斯韦尔的思想看做李普曼思想的延续未免偏颇，拉斯韦尔事实上也受到了芝加哥学派、行为主义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多重影响，学术兴趣极为广泛、学术视野极为开阔的他关于宣传是一种“通过操纵有意义的符号控制集体的态度”的定义就带有符号互动论和行为主义的影子。
芝加哥学派也好，李普曼等专家型学者也罢，他们的共同努力不断向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注入实证和经验的气质。当然，在经验传播学领域，哥伦比亚学派率先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学派的领路人拉扎斯菲尔德堪称传播实证研究的集大成者。在拉扎斯菲尔德的领导下，哥伦比亚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传播研究的中心。拉扎斯菲尔德有着在维也纳大学求学的背景。在维也纳，他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在继承了实证主义的思想特质之后，大大推进了传播学的定量研究，其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最早将完整的定量分析技术引入大众传播研究。27除此之外，拉扎斯菲尔德在哥伦比亚大学创立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树立了在大学里以研究中心的方式从事大规模研究的规范。28
在拉扎斯菲尔德的研究生涯中，他和许多著名的学者有过合作。这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和默顿持久的友谊。默顿是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帕森斯的学生，帕森斯的思想深受达尔文主义和韦伯的影响，尽管他对达尔文主义的态度总是处在变化之中，然而他始终认为社会系统是处在一定的进化过程中的。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感兴趣的是通过对欧洲一群思想家的分析，“勾勒出单一一套系统性的社会理论论证的发展”29。默顿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老师的思想立场，却反对一个无所不包的统一社会理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介于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工作假设与尽一切系统化努力而发展出来的用以解释所能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之间的理论”30。默顿的观念与拉扎斯菲尔德的思想的结合使得应用社会研究局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他们在效果研究、人际传播等领域的贡献至今仍被津津乐道。
除了社会学与传播研究的结合，理性主义取向的心理学在美国也成功地参与了早期传播研究的话语建构，这其中给予传播研究最多灵感的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吸收了现象学和整体论的思想，强调从心理显现之物的整体的角度去考察心理活动。受到这些早期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勒温和卡尔•霍夫兰为今天的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勒温的群体动力学研究从群体互动的角度考察个体行为，发现了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现象；而霍夫兰基于实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的说服研究说明了在美国士兵中引起态度变化的诸多因素。
直到这时，美国的传播研究还是由分散在各个学科的学者从事的一项研究。施拉姆的出现为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尽管对于施拉姆的学科规划，学者们至今仍然充满异议，但不可否认，施拉姆对传播研究的界定使得传播研究有了较为清晰的学科边界。施拉姆第一个把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勒温和霍夫兰的研究工作整合在一起，把他们认定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在此基础上，施拉姆积极推进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对于传播学的接受，并于1947年仿效拉扎斯菲尔德的应用社会研究局在衣阿华大学建立了传播研究所，大大推进了传播学学科的创立过程，使这个学科有了足够多的人才储备以推进知识的再生产。然而，施拉姆对于传播研究的界定也给后来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不少历史负资产，他对诸多不符合经验主义范式的传播思想都视若无睹，这间接导致传播学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面临合法性危机。然而正如罗杰斯恰如其分的评价：“如果他（施拉姆）对于这个领域的贡献能够以某种方式被取消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传播学这样一个领域了。”31
今天的传播学：多元话语竞争的平台
在传播学拥有了自身的学科建制之后，主流的美国传播学获得了越来越强大的话语权，但这种主流的声音由于屏蔽了其他的声音而渐渐故步自封，被认为是一种封闭的美国精神的体现。然而，研究领域的发展从来都不可能彻底停止，话语霸权的建立与被打破成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传播研究领域最热闹的文化现象。
20世纪60年代以后，施拉姆的传播学建制渐渐成为一种统治性的学科意识形态。维护这种经院哲学的不仅有施拉姆背后的各种权力，还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他培养出的衣钵弟子。然而，一旦主导性话语显现，不同话语的斗争便不可避免：哪里有话语霸权，哪里就会生成反抗性的话语。新左派运动提供了多元话语登上历史舞台的最佳契机。在这场席卷欧美的社会运动中，社会的权力转移和权力结构重组导致了一场传播研究的话语革命。当时针指向20世纪末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及其形成的社会力量，再次冲击着社会的权力结构与话语结构。社会权力力量对比的变化，时刻重构着传播理论的格局。
在新左派运动前后，新的传播思想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继续得以深化，思想的交流与碰撞变得更加频繁，新的理论与概念层出不穷，欧美传播思想名家也因此成批出现。在欧洲，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和“交往行为理论”在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的衣钵之后，踏上了重建当代社会交往及传播系统的征途。洛文塔尔在沉寂多年后于20世纪80年代初抛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部以批判主义传播研究为核心内容的论文集，引起了欧美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就此引发了对传播学科发展的一轮又一轮的深入探讨。32而以吉特林、凯瑞、詹明信和凯尔纳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研究，继承了英国文化研究的方法，转而从更为乐观的角度审视大众文化对民主和自由的贡献。另一个批判传统——传播政治经济学则在“文化帝国主义”“媒介经济与社会民主”等议题领域展开了对传播的批判研究。这两派在20世纪90年代曾经发生过关于“如何对待文化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基础的关系”的论辩。尽管存在着诸多分歧，但不少学者认为，今天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存在整合和相互弥补的趋势和可能。33事实上，今天的批判理论愈来愈像一个话语建构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女权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政治经济学、话语理论竞相辉映，它们秉持着对这个时代的传播现象或审慎或乐观的态度，对各种文化现象、传播现象、媒介现象展开了多角度的批判分析。相比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代学者，他们大都否定了对文明的“大拒绝”之路，转而探讨一种借由媒介获得解放的可能。这种趋势使得他们的姿态不再像前辈那样激进，这也为批判理论可能的整合埋下了伏笔。当然由于批判理论的转向和发展，其与后实证主义的关系也不再那么势如水火，尽管它们之间的兼容仍然遥遥无期。当代的批判理论确实在美国也有相当的影响，至少再没有学者可以对其置之不理，嗤之以鼻。
20世纪50年代，经验主义和定量方法结合的经典范式遭遇了理论匮乏的危机。在传统效果研究走向绝路的时候，卡茨等学者适时地提出，“大部分的传播研究皆致力于调查这样的问题——‘媒介对人们做了些什么’，而如果将研究的问题换成‘人们用媒介做了什么’，整个传播研究的面貌就会改观。”34在此基础上，卡茨提出了“使用与满足”假说，把受众提到了与媒介平行的研究位置。这一效果研究的转向，的确给实证主义带来了新的活力。在这一努力的启发下，新的关于宏观效果的“议程设置”理论、关注受众与媒介互动的心理行为的“沉默的螺旋”理论相继出现，这些理论假说为今天的实证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可能。一大批传播学科班出身的博士如“议程设置”理论的提出者麦库姆斯和肖、“涵化理论”的提出者格伯纳、“知沟理论”的提出者蒂奇纳和“沉默的螺旋”理论的提出者伊丽莎白-纽曼等就此登上历史舞台，跻身名家之列。卡茨认为，“平衡媒介力量和受众力量的倾向内在于传播研究的传统中，这一倾向导致了某种程度上被歪曲的有限效果论。这些又反过来导致使用—满足研究和创新扩散理论的勃兴”35。事实上，后期的实证主义在对传播效果和受众的研究中，一直并存着强弱两种效果的研究取向，它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颇具价值的理论创新，因而为传播学在美国的进一步繁荣奠定了基础。
而传播技术本身也正在成为一种社会权力，因此一种自反性的研究在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传统的基础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便是声名日隆的媒介环境学。在芝加哥学派早期学者如库利那里，对传播技术的乐观极为彻底，他认为：“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越来越根据人类较高尚的情操而结合在一起，像智慧与同情，不是根据权威、阶级、琐务。现代传播媒介意味着自由、前途、无限可能。”36这种技术乐观主义被帕克继承，他把传媒技术的发展看做推动社会变迁的强力，这一思想被他的一个加拿大学生伊尼斯所继承并发展为后来的传播技术主义范式。尽管伊尼斯本人是个相当不错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但他对媒介技术的敏锐感知使其超越了他的时代。媒介技术的议题经由马歇尔•麦克卢汉、约书亚•梅罗维茨、尼尔•波兹曼甚至是风华正茂的保罗•莱文森之手，在多伦多学派与纽约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逐渐成熟，自成体系。这些反思传播技术形塑人类观念的思想在今天的传播研究领域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随着新媒体社会力量的出现，媒介环境学在早年所做出的一些预言部分得到实现，因而在传播研究的话语竞争中取得了独特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世界范围内传播研究的主流声音仍然是后实证主义的范式，但批判的传统和技术主义的范式始终扮演着传播研究领域中重要异见分子的角色，它们的声音在被不断放大的同时，也在鞭策着实证主义范式的自我反思和完善。
在一个争夺话语的时代，混乱与希望同在。关闭学科边界的人，可能杜绝了他心中的混乱，但也就此失去了创造的希望；而打开学科的边界，则让我们学会在混乱中拥抱希望。闪耀在我们头顶的星空，将最大限度地拓展我们的视野。
是为导读。
李耘耕、胡翼青于南京大学费彝民新闻研究院
2013年6月30日
[1] 参见施拉姆对贝雷尔森的回应：Bernard Berelson,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1959，23：1—6。
[2] 具体参见胡翼青：《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和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从芝加哥学派到大众传播研究的确立》，《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期等文章。
[3]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由于本书具有一定的工具书色彩，所以在词条中我们并没有注明引语的出处。所有引语均来自于词条中的延伸阅读，由此带来的麻烦请各位读者见谅。
[4] 〔美〕汉诺•哈特：《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5]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1页。
[6] 〔美〕彼得斯：《交流的无奈》，何道宽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页。
[7] “交往形式”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概念，在其后期著作中，这个概念演变为“生产关系”。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
[9]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6页。
[10]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页。
[11] 江怡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页。
[12] 〔美〕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35页。
[13] 〔英〕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涂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14] 〔美〕刘易斯•A.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石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177页。
[15] 〔美〕E.G.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34页。
[16] 〔美〕B.R.赫根汉：《心理学史导论（第四版）》上册，郭本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43页。
[17]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18] 〔德〕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59页。
[19]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20] 参见〔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徐亮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21] 〔法〕阿芒•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0页。
[22] 江怡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
[23] 参见《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9卷）》，俞吾金、孔慧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24] 针对这一段思想史的详细论述可以参见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127页。
[25] 〔美〕李普曼：《公众舆论》，阎克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5页。
[26] 黄旦：《美国早期的传播思想及其流变》，《新闻与传播研究》2005年第12卷第1期。
[27] 拉扎斯菲尔德在1940年的“伊里调查”中采用了精心设计的方法和程序，是经验性研究的一个典范。不仅如此，该调查还提出了“政治既有倾向和作用”“选择性接触”“意见领袖与两级传播”，对后来的传播效果研究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在1940年和1948年对投票行为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研究，并出版了《人民的选择》和《投票》。他在那两个研究中所用的方法，被后来对投票行为的研究广泛采纳。
[28] 参见R.K.Merton编：《美国社会学传统》，陈耀祖译，台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11页。
[29] 〔德〕乌塔•格哈特：《帕森斯学术思想评传》，李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1页。
[30]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31] 〔美〕E.M.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420页。
[32] 单是这些学科的反思就导致欧美出现了一批因书写传播学术史而成名的学者，比如约翰•彼德斯、詹姆斯•凯瑞、E.M.罗杰斯、迈克尔•舒德森、阿芒•马特拉等。
[33] 参见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和秦贻：《批判的联合：文化研究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之关系演变》，《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等文章。
[34] 周葆华：《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87页。
[35] Elihu Katz,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since Lazarsfeld，”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1987, Volume 51，pp.25—45.
[36] 转引自胡翼青：《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