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 1921—　）

学术生平

埃德加•莫兰1921年7月8日出生于巴黎，他的父辈是西班牙籍的犹太人。1931年，莫兰的母亲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此事给年幼的莫兰带来了巨大的思想震动。年幼的莫兰对阅读、电影等兴趣浓厚。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第一次把莫兰和国际共产主义联系在了一起。1940年，纳粹德国侵入法国，莫兰逃到图卢兹，同时进入图卢兹大学读书。从1940年7月到1942年7月，莫兰阅读了大量历史、文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方面的书籍。在思想上，莫兰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对于斯大林主义抱有怀疑，但依然寄希望于苏联的胜利能够带来世界的和平与解放，同时克服斯大林主义自身的问题。1941年底，他正式加入法国共产党，参与抵抗纳粹的运动。二战胜利后，莫兰与法共的分歧却愈加严重。最初的分歧是从文化开始的，随后渐渐扩展到政治层面。在1950年到1951年，莫兰的人生中出现了两个重大事件。第一个事件是在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Georges Philippe Friedmann）的举荐下，莫兰得以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工作。然而此时，莫兰与法共的缘分也终于走到了尽头。1951年春，由于在被视为与党对立的报刊《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莫兰被法共开除出党。这一事件使得莫兰遭受重大打击，此后莫兰终生没有再加入任何政治党派。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的第一年，莫兰完成了《人与死亡》一书。对于死亡这一主题的研究，开启了莫兰“整体人类学”的思路和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这一思路影响了莫兰日后的研究兴趣。随后，莫兰开展了电影社会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方向是由弗里德曼和莫兰共同决定的。1956年和1957年，莫兰相继出版了《电影或想象的人》和《电影明星》两本著作，对于电影社会学的研究打开了莫兰涉足大众传播领域的大门。1962年，经由乔治•弗里德曼牵头，“大众传播研究中心”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EHESS）成立，这个中心几经易名，今天成为埃德加•莫兰中心（Centre Edgar Morin），弗里德曼、莫兰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成为这个中心的支柱。这一中心还聚集了诸多人才，如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克里斯蒂安•梅茨（Christian Metz）、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中心成立之后，创办了《传播》（Communications）杂志，莫兰成为杂志的副主编。在担任这个中心的副主任期间，莫兰把自己的研究从电影转移到大众文化上来，莫兰是法国第一个阐释“文化工业”概念的人。

从1961年至1962年，莫兰出版了《时代精神》（卷一）。他把大众文化放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学、人类学视野中。在他看来，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传媒及其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显示器。此时的莫兰已经在法国学界名声大振。1962年9月，由于积劳成疾，莫兰在美国参加世界社会学大会时病倒。经过一年有余的疗养，复出后莫兰加紧了变革社会学的工作。1968年，莫兰取代了列斐伏尔在楠泰尔大学（University of Nanterre）的教席，并且被卷入5月的学生运动。1969年至1970年，莫兰利用学术假期到美国加州的萨尔克生物所进修一年。之后，莫兰的兴趣渐渐转向“复杂性理论”。1972年9月，莫兰在提交给主题为“人的统一性”的国际会议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复杂性范式”的概念。从1977年到2004年，莫兰相继出版了其关于“复杂性理论”的巨著：《方法》六卷本。如阿方索•蒙托里（Alfonso Montuori）所言：“《方法》是莫兰的巅峰之作，这对那些致力于扩展对人类本性追问的研究者来说是一个具有洞察力和解释力的不竭宝库。”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莫兰的思想具有一种黑格尔式的总体性，对他来说，大众文化和传媒都不是孤立的研究领域，尤其是大众文化，莫兰将其界定为“现代的神话”。莫兰将大众文化放置于时代的整体人类学中观察，并视其为对时代精神的一个观察点，他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批判或是赞扬，而更像是建构一种向消费社会过渡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对莫兰来说，他对大众文化的考察是基于整体人类学的。莫兰认为，智人的出现是遗传、实践、环境、社会及文化等多重作用相互结合的结果。在莫兰看来，对于人的单纯的自然主义或是文化主义的理解都是远远不够的，人的存在和发展样态的多样性要求对人的研究采用一种复杂性理论，这种理论融合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所以在《时代精神》一书中，莫兰将对大众文化的考察当作窥探社会和人的根本问题的一个视点，这个视点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延伸到对社会和人类整体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是莫兰对于大众文化的态度和立场。很显然，莫兰的媒介和大众文化理论是有别于传统知识分子的，莫兰自己也敏锐地意识到战后弥漫在法国知识分子之中的对大众文化的敌视情绪。这种敌视源自他们对自身文化身份的焦虑，而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对时代变革的拒绝。“因此，莫兰试图摧毁知识分子的这种洋洋得意的自信，这种自信使他们相信自己占有一种高级的自律艺术。”这使得莫兰的大众文化研究有一种人类学似的审慎，他不轻易给予大众文化一个单纯否定和肯定的态度，而是将其视作可以表明时代精神的“共同的想象领域”。

在《时代精神》一书中，莫兰将“大众文化”称作“第三种文化”，这种文化是相对于古典文化（宗教的或人文主义的）及国家（或民族）文化而言的。它起源于报刊、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被美国社会学发现并加以确认。然而，莫兰进一步指出，“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并非完全重合的两个概念。在他看来，“大众文化产生于大众传媒并曾存在于大众传媒之中”，然而，“大众文化的扩展现今已经超出了严格的大众传媒的领域而包含了广阔的消费的世界、休闲的世界，如同它还滋养了家庭内部的微观世界”，并且，“大众文化与国家，与政治的、教育的、宗教的文化分享大众传媒的统治权”。在莫兰的大众文化分析中，始终弥漫着辩证的折中主义，这也是他区别于所有其他“大众文化”研究者的一个鲜明特点。首先，他承认大众文化的标准化使得文化的“创造”趋向于变为“生产”，但他同时认为标准化却不必然导致非个性化，而是同时既抑制作品的个性又完善作品的个性，“标准化”与个性化的辩证法磨合出的大众文化是一种“中等水平”的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的消费特征使其需要面对普遍的受众，所以对于儿童来说，大众文化有成人化的趋向，而对于成人来说，它则有幼稚化的趋向。

1967年，莫兰出版了他对布列塔尼（Bretagne）一个乡村社区的研究成果。在这项研究中，他重点关注了青少年文化是如何介入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这个研究可以说是对《时代精神》的经验佐证。在这个偏远的乡村，大众文化的侵袭带来了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人们倾向于接受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生活方式，并且由于民间文化的消亡和大众文化的蔓延，这个偏远的乡村也被整合进现代的消费社会。但莫兰并不对此感到悲观，他认为这样一种文化洗礼的起点是青少年对纯粹快乐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开放和变动的，并且是一种对政治化、教育化的文化的反抗，也是对清教主义文化的拒绝。与《时代精神》相通的是，莫兰在这里再次确认了大众文化作为青少年文化的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众文化仅仅面向青少年受众，而是说“大众文化在它的儿童领域过早地引起儿童触及成年人的领域，而在成年人领域中，又使成年人去接触儿童领域……这种年龄上的同质化趋于固定在一个支配性音调上：青少年的音调”。

除了对大众文化本身的分析，莫兰还将大众文化置于社会历史的总体语境中，探究其在全球化时代扮演的角色。莫兰将这种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系统”扩散至全球的大众文化指认为“现代的神话”，这种神话是全球化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的想象领域，同时也展现了两种想象之间殖民与反殖民的辩证关系。“大众文化看起来在使美国的生活方式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在全球取胜的同时，又助推了暗中颠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美国人的优势的力量。”与法国20世纪60年代的“日常生活”哲学转向以及文化革命的浪潮相一致，莫兰将大众文化代表的想象领域界定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甚至是时代精神本身，这是一个不同于传统国家、政治、私人领域同时又渗透于这些领域之中，受技术驱动同时又改变技术，被标准化生产却又超越规范的新领域。而这个领域又直接连接着人类社会深层次变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为什么大众文化研究必须成为莫兰的“整体人类学”研究所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在莫兰之前，大众传播研究在法国并非一个明确的研究领域。1962年，莫兰和社会学家乔治•弗里德曼、罗兰•巴特共同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创立了 “大众传播研究中心”，莫兰担任这个研究中心的副主任。该研究中心是法国最早进行大众传播研究的机构之一。中心成立初期，洛克菲勒基金会曾经资助过中心的建设，拉扎斯菲尔德曾亲自参与指导莫兰等人建立研究队伍。这个研究中心最初的主旨是把美国式的大众传播研究移植到法国。正是在这个研究中心里，莫兰开始了对大众文化的研究。这一研究一方面是对其早期电影研究的扩展，另一方面，也是其“整体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1973年，这个中心扩展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中心，并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符号学、媒介研究等众多学科领域取得了多项颇有建树的研究成果。由于莫兰的影响和贡献，这个中心最终更名为埃德加•莫兰中心。直到今天，这个中心及其官方刊物《传播》杂志依然是法国大众传播研究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重镇。

莫兰是第一个将“文化工业”的议题引入法国，并且在法国的语境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工业”问题的人。莫兰对于“文化工业”并不像阿多诺等人持完全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在《时代精神》中，莫兰尝试用辩证的视角和符号学的方式发掘大众文化当中的美学价值和创造性的文化潜力。但有学者指出，在《时代精神》的结尾，莫兰对大众文化的判断再次回归法兰克福学派的立场，即将大众文化看做同质性的、标准化的，其目的在于通过造梦与神话的再造将消费者囊括进资本主义的体系。对于“文化工业”这一主题的关注甚至直接影响了莫兰在1968年五月风暴中的活动，彼时莫兰在《世界》杂志发表了两组论学生革命的系列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些文章也反映出莫兰对以1968年为标识的文化革命的态度。

扩展阅读

原著

〔法〕埃德加•莫兰：《时代精神》，陈一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法〕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导论》，陈一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法〕埃德加•莫兰：《电影或想象的人》，马胜利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Edgar Morin, The Stars, Minnesot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5.

相关思想史或评传

Myron Kofman, Edgar Morin: From Big Brother to Fraternity, London: Pluto Press, 1996.

Brian Rigby, Popular Culture in Modern France: A Study of Cultural Discourse, London & NY: Routledge，1991.

陈一壮：《埃德加•莫兰复杂性思想述评》，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法〕阿芒•马特拉、〔法〕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李耘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