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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1917—1980）

学术生平

丹尼尔•勒纳1917年10月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在纽约大学获得英语文学学士、硕士学位。1942年6月参军，因为受伤后来又转到心理战部门（PWD）作为宣传工作人员效力。1946年退伍回到纽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曾和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两位著名的传播学先驱合作。1946—1952年中期，勒纳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工作期间，与拉斯韦尔合作领导了一个项目。该项目是由卡内基基金会资助的，旨在系统分析关键国家的精英决策过程以及世界重要报纸的特点。勒纳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合作，始于勒纳在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的访问。1950年到1951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局在埃及、土耳其、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朗等中东国家展开关于“美国之音”传播效果的大型受众调查。虽然当时勒纳只负责研究土耳其的数据，但是这次做研究的经历为他后来提出现代化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3年，勒纳任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1958年，他在福特基金会国际研究中心（CIS）任社会和国际传播学教授，并受其资助，出版了著名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该书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他关于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理论框架，被称为现代化理论的奠基之作。正是该书奠定了他发展传播学开创者的地位。后期勒纳主要的精力集中于发展传播学以及宣传学方面的研究管理工作，他还在欧洲、亚洲和中东多所大学访问、授课。1977年，他从麻省理工学院退休。17个月后，于1980年5月1日去世。卡茨曾评价勒纳为“国际传播的先知”，其代表性学术著作为《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发展中国家的传播与变迁》《世界史中的宣传与传播》。

主要理论（方法）贡献

勒纳对传播学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传播在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首次尝试建构传播与现代化关系的理论，并由此创立了发展传播的研究领域与主导理论。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浪潮席卷了整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出现了大量新兴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取得国家主权之后，面临的最紧迫的历史任务就是如何加速经济建设，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实现国家的社会现代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这一课题成为传播学应用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新领域。

勒纳的理论前提是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视为对立的两端，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从传统社会发展至现代社会。据此，勒纳认为，所谓的现代化，无非是一种运动，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过渡的过程。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播是重要的参与者，对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的促进与推动作用。勒纳根据拉斯韦尔的5W模式，区分了公众传播系统的两大类型：口头系统与媒介系统，即亲身传播与大众传播。他认为：人类的传播形态与社会形态及其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即越是传统的社会其公众传播越是趋向于口头系统，而越是现代的社会其公众传播越是趋向于媒介系统；发展趋势则是从传统社会的口头传播向现代社会的大众传播演变。由此勒纳断定，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变化的指针与动因。他提出了传播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论模式，以城镇化、教育普及、大众传播发展和人的社会参与四个要素的相互作用来解释现代化的过程。他认为这四种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对于所有向现代化过渡的国家都是适用的。其中，他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

在勒纳的视野中，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化具有多方面的意义。首先，大众媒体促进社会融合和资源整合，以帮助刺激消费需求和经济发展。因此，他认为大众媒体是现代化发展“奇妙的放大器”。其次，大众传播无所不在的触角可以延伸向穷乡僻壤，向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传递新事物、新形象与新信息，介绍新的思维方式，倡导新的生活方式。“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系，现代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再次，大众传媒累积性的传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对社会成员发挥着“移情”作用，促使人们逐步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积极、主动地投入社会变革，从而实现加速现代化进程的社会目标。勒纳认为，移情能力是社会变革和塑造现代化人格的原动力，而传播媒介则是培养和激发“移情能力”的最好工具。换言之，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调动社会和个体的移情能力，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

由于勒纳的理论充满了弹性的解释力，罗杰斯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一个理论可以超越这个理论，只能是模仿”。但对于勒纳的理论并非毫无争议。有赞同者认为勒纳的现代化理论为第三世界提供了一个普遍适用的、简单易行的发展路径和理论模型，一些发展中国家由此受到启发和鼓舞，以勒纳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思想，制定了自己的传播政策并由此促进了大众传播事业的较快发展。与此同时，他也饱受批评。有研究者指出，勒纳几乎没有注意大众媒体的内容，并假定它们有“现代”的性质。还有研究者批评勒纳把现代化路径定义为从传统到现代的一种线性的西方化模式。

在研究方法方面，勒纳的实践为国际传播以及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也被称为“比较社会学的定量研究”。为了使其观点得到有力的说明，勒纳采用了能够较好地综合代表整个社会系统的三个方面的参与指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其中，文化指标可具体为国民的识字率，政治指标可具体为全国大选的投票参与率，社会经济指标可具体为都市化率。同时，勒纳又采用日报发行量、广播听众数和电影院座位数三个指标来反映传播系统。统计结果显示，这三个指标具有高度相关性，可综合形成一个指标，代表传播系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指标的对比分析，勒纳证明了传播系统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显著相关性，从而提出了具有较强说服力的理论。

对传播学科建制的贡献

勒纳对于传播学建制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开辟了发展传播学这一重要的传播学研究主题。勒纳的思想在学术界和相关机构传播开来，使社会科学界开始思考传播在社会转变过程中的角色，也启发了施拉姆和罗杰斯等人，逐渐形成了传播学中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一般被解释为运用现代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以促进和强化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过程的学科。这一学科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受到广泛关注，1988年获得“国际传播协会”承认，发展传播与跨文化传播，成为该协会的专题研究小组之一。由于勒纳对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持乐观态度，强调传播是发展的中心、传播处于生存的中心位置，因而把发展中国家的大众媒体的发展推进到更富有实践性的新阶段。

二是勒纳特别强调了传播形态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传媒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这成为第一代发展传播学的主导研究范式，对发展传播学影响深远。第一代发展传播学研究范式认为，现代化转变的重点是个人层面的变化，个人思想、观点、意识形态的变化，可以引导社会整体发生变化。1962年，罗杰斯出版了《新技术的普及过程》，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模式。施拉姆于1964年出版的《传播媒介与国家发展：信息对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提出了六点行动计划：第一，大众媒体应该被用来塑造民族情感；第二，大众媒体应该发挥国家的喉舌的功能；第三，大众媒体应当担负教育的责任，让人们学习必要的技能；第四，大众媒体可以为扩大市场起到积极的作用；第五，大众媒体应该帮助人们适应各种社会变革；第六，大众媒体应该承担强化社会大众主权意识的任务，这是每个公民都应该有的意识。罗杰斯与施拉姆的观点无疑都继承了勒纳这样的思路，即大众媒体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扩展阅读

原著

Daniel Lerner, The Passing of Traditional Society: Modernizing the Middle East, Glencoe，IL: The Free Press, 1958.

Daniel Lerner，The Nazi Elit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Daniel Lerner, This Propaganda Poster, Axis and Allied Countries in WWⅡ ，New York：Chelsea House，1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