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受命研究日本
经典名句
《富岳三十六景·常州牛堀》
在美国与之拼死交战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为陌生的。他们的行为与思维习惯极为独特，过去与强敌作战时，我们没有必要考虑这样的因素。与1905年的沙皇俄国一样，日本人全副武装、训练有素，不属于西方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西方国家接受的、战争里的人性常规显然并不存在。如此，太平洋战争之艰苦卓绝就远不止涉及连绵不绝的抢占滩头、夺取岛屿，也不止是难以克服的后勤补给问题了。于是，了解敌人的本性就成了大问题。我们必须要理解他们的行为，然后才能对付他们。
困难之大，难以尽述。自日本闭锁的国门被打开以来的75年间，外人对日本人的描绘用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但是又”，人们对其他任何民族进行描绘时，都不曾用这样的语汇。严肃的观察家论述其他民族时也许会说，某某民族彬彬有礼、前无古人，但他不太可能补上一句：“但是又趾高气扬、盛气凌人。”如果他说某某民族顽固僵化、无与伦比，也不会补充说：“但是又欣然适应极端的革新。”如果他说某某民族恭顺服从，就不会说这个民族很不容易服从自上而下的控制。如果他说某某民族忠心耿耿、宽宏大量，就不会说，“但是又背信弃义、心怀恶意”。如果他说某某民族无所畏惧，就不会说他们畏首畏尾。当他说某某民族很在意他人的意见时，就不会说他们真诚的良心令人吃惊。当他议论某民族的军队里机器人似的纪律时，他就不会说他们桀骜不驯、长有反骨。当他说这个民族专心致志、热衷西学时，他就不会再放大他们热情的保守主义。他用一本书论述这个民族普遍的审美狂热、对演员和艺术家的尊敬，描绘他们如何醉心于栽培菊花的艺术；如果是这样，通常他就不会再写另一本书来描绘他们对刀术的崇拜，以及武士至上的威望。
菊花与战刀
然而，这一切矛盾都是论述日本的任何著作不可或缺的经纬，而且是千真万确的矛盾。战刀和菊花是这幅画的一体两面。日本人极富攻击性又不冒犯人，既穷兵黩武又有审美情趣，既骄横又和蔼，既僵化又善变，既恭顺服从又不听人摆布，既忠心耿耿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怯懦，既谨守传统又顺应新潮。他们非常担心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当别人没有觉察到他们的过失时，他们又因愧疚而惴惴不安。他们的士兵既俯首贴耳、绝对服从，又桀骜不驯、长有反骨。
战时的美国需要了解日本，这是迫在眉睫、极端重要的任务。上述矛盾以及其他许多显著的矛盾，我们都不能弃之不顾。我们面对的危机接踵而至。日本人将要做什么？如果不入侵其本土，日本会投降吗？我们该不该轰炸天皇的皇宫？我们对日本战俘有何期望？在对日军和日本本土的宣传中，我们应该说什么才能挽救美国士兵的生命，才能削弱他们战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决心？日本通们的各种建言也见仁见智、尖锐对立。和平来临时，为了让他们规规矩矩，我们需要对他们实行长期的军事管制吗？我们的军队不得不清剿日本山区要塞里死拼到底的日本兵吗？日本会不会发生法国革命、俄国革命那种革命，然后才能实现国际和平呢？谁会领导那样的革命呢？另一种选择是不是灭绝日本人呢？不同的判断会产生天壤之别的后果。
1944年6月，我受命研究日本。对我的要求是，用我所能调动的一切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研究，详细描绘日本人是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初夏，我们对日本的大反攻初露端倪、异常猛烈。许多美国人还在说，对日作战还要打3年，或者10年，甚至更久。日本人还在说要打100年。他们说，美国人只取得了局部地区的小胜，新几内亚和所罗门业已失手，但这些岛屿离日本列岛数千英里。日本官方的公报拒不承认海上的惨败，民众仍然自认为在打胜仗。
但那年6月，战局开始变化。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最高统帅部在两年半的时间里以欧洲战场优先的方针有了回报。对德作战的胜利已然在望。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已经在塞班岛登陆，预示日本终将战败。自此，我们的士兵常常与日军短兵相接。在新几内亚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缅甸的阿图、塔拉瓦和比亚克的战役中，我们深知，我们所面对的是令人生畏的敌人。
因此到1944年6月，回答有关日本帝国的许多问题就至关重要了。无论军事问题还是外交问题，无论高层提出的政策问题还是到日本人后方撒传单的问题，每一种洞见都意义重大。在举国动员的对日作战中，我们必须要知道许多答案，不仅要知道东京当权者的目的和动机，不仅要理解日本漫长的历史，不仅要知道经济的和军事的统计数据，而且要知道日本政府指望日本人民做什么。我们必须要了解日本人思想感情的习惯，了解其思想感情的模式。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意见背后约束的力量。我们必须要尽可能搁置美国人行为举止的前提，以免轻率断言，在给定情况下，我们的行为举止如何，他们的行为举止也就应该如何如何。
我的任务有困难。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战争期间你容易谴责敌方，予以全盘否定；更加困难的是尝试用敌方的眼睛察看其生活。但我必须迎难而上。问题在于日本人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位置时会如何行动。我必须要将日本人的战时行动作为理解他们的资产，而不是将其视为负担。我不得不察看他们作战的方式，暂时不将其当作军事问题，而是视之为文化问题。战时也好，和平时期也好，日本人的行为都有其特质。他们的作战方式表露了他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呢？他们的领袖如何鼓舞士气，如何安抚困惑的民众，如何利用战场上的士兵，这一切都会显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可资利用的优势。我必须穷究战争的种种细节，以便看清日本人的行为特征是如何一步步显露出来的。
然而，两国正在交战，这是我遭遇到的严重的不利条件。这意味着，我不得不放弃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我不能去日本，不能到日本人家里借宿，无法观察他们日常生活里的紧张和压力，无法亲眼分辨哪些是关键问题，哪些是枝节问题。我不能观察面对复杂问题的决策过程。我不能观察他们的孩子的成长过程。我只有一种田野调查的书可供参考，即人类学家对日本村庄的研究，这就是人类学家约翰·恩布里价值连城的《须惠村》（Suye Mura），但我们在1944年面对的许多问题这本书尚未提出来。
尽管困难重重，但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我可以采纳一些技法和假设。至少我不必放弃人类学家倚重的面对面研究。许多旅居美国的日本人是在日本长大的，我可以询问他们亲身经验的具体事实，发现他们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用他们描绘的经验来填补我们知识的缺口。作为人类学家，我相信这些知识是理解任何一种文化必不可少的条件。其他一些社会科学家研究日本时倚重的是，利用图书馆，分析过去的事件或统计数据，跟踪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我相信，他们追寻的许多答案嵌入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和价值中，如果倚重实际上生活于其中的人去探索那种文化，我们就能发现更令人满意的答案。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读文献，我感谢曾经在日本生活的西方人留下的著述。有关日本的文献浩如烟海，优秀的西方学者对日本的观察著述汗牛充栋。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我的有利条件略胜一筹。到亚马逊河源头或新几内亚高地去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不得不研究无文字的部落。这些部落没有书面语，不能把自我流露的信息诉诸笔端、留在纸上；而西方人留下的评述既稀缺又肤浅。没有人知道这些部落的历史，所以人类学家不能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只能靠田野调查去发现：这些部落人的经济生活如何运行，他们对社会满意的程度，其最重要的宗教生活是什么。在日本研究方面，我是许多学者的后继者。对日本人生活细节的许多描写深藏于古籍中。欧美人士以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他们的经历，日本人留下了异乎寻常的自我展示的文字。和许多东方民族不一样，他们有强烈的冲动去自我表露。他们既记录琐碎的生活细节，又阐述自己全球扩张的规划。他们的坦承令人吃惊。当然，他们不展示全景，任何民族都不会。日本人写日本时，常略去许多非常关键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像我们呼吸的空气，让人视而不见、习而不察。同理，美国人写美国时，常常也会忽略自己熟悉的东西。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喜欢展露自己。
我阅读文献的方式颇像达尔文重建物种起源理论时的读书方法，特别注意那些难以理解的东西。为了理解议会演说里杂然纷呈的思想，我需要知道什么呢？他们对情有可原的小问题猛烈抨击，对骇人听闻的暴行却轻易接受。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我一边读，一边不停地问：这一场景到底“错在哪里”？为了理解，我需要知道什么？
我还在看日本人创作和拍摄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以及表现当代东京生活和乡间生活的故事片。事后，我又与日本人一道重温这些片子，其中一些是他们过去在日本看过的；无论是哪一种情况，他们都以日本人的视角看其中的男女主人公和反面人物，与我的视角大不相同。当我云里雾里、不解其意时，他们却能一目了然。他们看情节和动机的方式有别于我，他们从影片的结构去看，当然是自有其理的。至于对小说的理解，我们的差异就更为悬殊，我感觉到的字面意思和他们所理解的意思迥然不同。一些日本人急忙为日本人的习俗辩护，另一些却仇恨日本的一切。至于我从哪一种日本人那里学得更多，真还难以说清。而日本人如何规范自己的生活，两种人所描绘的熟悉的画面，却相当一致，无论其态度是欣然接受或痛加排斥。
人类学家搜集材料、获取洞见时直接走向他们研究的民族和文化；就此而言，他所做的工作与旅居日本的精明的西方观察家无异。如果他能提供的洞见仅限于此，他就不可能在这些外国旅居者宝贵研究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然而，文化人类学家训练有素，他拥有一些特殊的资格；尽管文化领域已有大量的学者和观察家，他还是不妨一试，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是值得的。
人类学家了解亚太地区的许多文化。日本人的许多生活安排和生活习惯与太平洋海岛上的原始部落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些相似性见于马来西亚、新几内亚或波利尼西亚。遥想这些相似性是否显示古代的迁徙或接触，固然十分有趣，但这种文化相似性知识对我而言之所以有价值，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有历史关联。原因毋宁是：在这些比较朴素的文化里，我知道其社会制度和风俗习惯是如何运作的，我可以从其异同中找到解读日本生活的线索。我还对亚洲大陆的暹罗、缅甸和中国略知一二，因此，我可以对日本和其他民族进行比较，因为日本的很大一部分文化遗产与这些民族相关。通过对原始民族的研究，人类学家业已反复证明，这样的文化比较极其有用。一个部落的风俗习惯与相邻部落可能有70%的相同之处，但为了适应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它的风俗习惯经历了一些变化；其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与邻居是不相同的。在变化的过程中，这个部落可能会摒弃一些基本的风俗习惯，但无论被摒弃的部分比例多么小，该部落的未来发展道路总会有一个独特的方向。总体上，不同的民族有许多相同的特质；人类学家研究其差异，这种研究的应用价值，无与伦比。
人类学家还必须适应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最大差异，为此，他们必须要磨砺自己的研究方法。他们从经验中获知，不同文化的人面对的情景可能有天壤之别，他们对这些情景的理解也别若云泥。在北极村或热带沙漠里，人类学家面对全然陌生的亲属责任或经济交换，连狂放不羁的幻想也不可能凭空杜撰这样的文化特质。他们必须要对这些亲属关系和经济交换进行事无巨细的研究，而且还必须对其影响进行透彻的研究；他们还要仔细调查，每一代人如何从小就受这些习俗的制约，如何将其代代传承。
对文化差异及其制约和后果，人类学家表现出专业关怀；这样的关怀用于研究日本必大有斩获。对美国和日本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无人不察。我们有一句民谚说：无论我们干什么，日本人都反向而行。除非研究者满足于说，这样的差异不可思议，这样的民族难以理解，否则人们对这两个民族文化差异的信念是没有危险的。人类学家的经验充分证明，即使奇异的行为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理解。与其他社会科学家相比，专业的人类学家能更好地利用文化差异，将其视为资产，而不是负担。正是因为这些表面上奇异的现象，他特别注意制度及其民族的差异；差异越大，他就越是注意。研究一个部落的生活方式时，他不会将任何东西视为理所当然；他不会只挑选少数事实去考察，而是要审视一切。在研究西方民族时，缺乏比较文化训练的人总是忽略大块大块的行为领域。他们把许多东西视为理所当然，对日常生活习惯于不去探索，对日常事务中被普遍接受的判断总是忽略不计。这些平凡的事物被投射到民族的屏幕上以后，俨然会小事放大，关乎民族的未来，其重要性甚至胜过外交家签署的条约。
人类学家必须完善研究平凡现象的方法，因为当他研究部落文化时，这些司空见惯的事情与他自己国家里对应的现象是迥然不同的。当他试图理解一个部落极端凶恶、另一个部落极端怯懦的表现时，当他试图厘清他们在特定条件下的行为方式和感知方式时，他必须注重观察，注意细节；在研究文明民族时，这些观察和细节是看不到的。他有理由相信，这些现象至关重要，他也知道如何挖掘这些细节。
在研究日本文化时，值得做这样的尝试。这是因为，只有在注意到一个民族生存中最司空见惯的现象时，你才能充分意识到人类学家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原始部落也好，最先进的民族也好，其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都是后天学会的。无论其行为或意见多么古怪，他思想感情的方式与他的生活经验都息息相关。越是对某一行为不解，我越是相信，日本人的生活中存在着这种古怪行为的制约因素。如果研究工作使我一步步深入到日常交往里琐碎的细节，那真是求之不得，再好不过。人们正是这样学习的。
作为人类学家，我也从一个前提出发：最孤立的行为断片也都有千丝万缕的系统联系。我认真对待数以百计的细部是如何构建整体模式的。任何人类社会都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某种设计。它认可应对和评估形势的某些方式。生活于其中的人把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当作宇宙的基础。无论困难多大，他们都要对这些应对办法进行整合。人们都接受了一套价值系统。如果他们在生活中圈定一块地盘，按照一套相反的价值系统去思想和行事，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惹火烧身：效率低下，混乱无序。他们总要使生活更有条理，趋于一致。他们为自己寻求共同的理据和共同的动机。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必不可少，否则整个系统就会土崩瓦解。
因此，经济行为、家庭布局、宗教仪式和政治目标都是啮合在一起的。一个领域的变化可能会比其他领域快，从而使其他领域承受巨大的压力，而压力的兴起是为了满足系统维持一致性的需求。在前文字的社会里，以力服人靠权力意志；权力意志不仅表现在经济交易中，而且表现在宗教活动中。文明国家有古老的经典，其教会必然掌握着千百年的历史；相反，无文字的部落却不知自己的历史。在文明社会里，由于经济和政治权力日益需要公众的认可，在那些与公众的认可相抵触的领域里，教会就放弃了自己的权力。语词依旧，词义已变。宗教教义、经济活动和政治并不是堤坝里隔绝的小水池，水会盛满而溢出。越过堤坝，不同的水体便混合在一起。这是永恒的真理。研究者深入到经济、性行为、宗教、育儿等领域，研究的范围越广，他就越是能跟踪他研究的社会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就能提出假设，广泛搜集各个生活领域的数据，他就会收获良多。他就能发现任何民族的需求，无论这些需求是用政治、经济还是道德的语词表达出来的，他都能将其视为思维习惯和方式的表现。因此，本书不是专讲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它要考察日本人生活方式里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它要按照这些观念的表现来描绘其本来面目，无论涉及哪个方面、哪个领域的活动。这是讲日本人何以成为日本人的书。
20世纪的障碍之一是，我们对一个重要问题的观念仍然极为朦胧和偏颇。我们仍然不知道，美国人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人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人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由于缺乏这样的知识，各民族彼此误解。当麻烦仅仅是毫厘之差的分歧时，我们却害怕其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由于其总体的经验和价值体系，一个民族心中想到的行为的路数与我们截然不同、大异其趣时，我们却奢谈共同的宗旨。我们不给自己机会去发现，他们的习惯和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给自己机会去研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不熟悉的行为路数未必就是坏的。
完全依靠本民族对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习惯所做的论述，那是靠不住的。每一个民族都有人尝试描述自己，但那样的工作谈何容易。任何民族看生活的透镜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透镜。人很难意识到自己在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世界。任何国家都将自己的视角视为理所当然，每个民族都自有一套看生活的聚焦和透视技巧，都觉得自己看景物的那一套本领是上帝赋予的。至于眼镜，我们不能指望戴眼镜的人知道如何给自己验光配镜；同理，我们不能指望各民族分析自己看世界的观点。我们想知道如何配镜时，我们就培训眼科医生，希望他能给我们验光配镜。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认识到，为当代世界各民族“验光配镜”是社会科学家的任务。
这一任务要求我们，面对事实时既要心肠“硬”（tough-minded），又要相当宽宏大量。有时，善良的人会谴责忍心面对事实的态度。这种善良的人提倡“天下一家”；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说服世界各民族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东方和西方、黑人和白人、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一切差异都是表面现象，全人类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有时，这一观点被称为“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我不明白，为何提倡天下一家就不能说，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心肠“软”（soft-minded）的人只能将自己的善良主张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世界上的各民族似乎是用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但如果将这样的千篇一律当作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条件，那就无异于要求自己的妻子儿女出自同一个模子，那就是神经质。“硬”心肠满足于说，差异应该存在。他们尊重差异。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承认差异却又安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美国就是地地道道的美国，却不会威胁世界和平；同理，法国就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日本就是地地道道的日本。对任何研究者而言，用外力干预来阻止这种态度走向成熟的任何企图都是痴心妄想，因为他自己也不会相信，文化差异必定是悬在世界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也不必害怕，采取这种立场就会使整个世界僵死不变。鼓励文化上的差异，并不意味着使世界静止。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之后曾有过安妮女王时代，继后又出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但英格兰并未丧失其特性。不同的时代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的标准、不同的民族情绪，那正因为英国人就是英国人。
在希腊神话中，迪奥尼修斯国王请大臣达摩克利斯（Damocles）赴宴，命其就座，却在其头顶悬挂一柄寒光闪闪的利剑。千钧一发，利剑随时可能掉下伤人。
系统研究民族差异既需要“硬”心肠，也需要宽厚。比较宗教研究之所以兴盛，那是因为研究者既有坚定的信仰，又能非同寻常地宽宏大量。他们可能是虔诚的耶稣会士、博学的阿拉伯人士或非宗教人士，但他们不会是狂热分子。同理，如果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处处设防、事事捍卫，总觉得那是世人应对生活的唯一办法，那么，比较文化就不可能昌盛。这种人不可能理解，对其他生活方式的了解可以增强对自己文化的热爱。他们自我封闭，不去享受令人愉快、丰富人生的体验。由于事事设防，他们必然要求其他民族采纳自己应对生活的方式，主张舍此态度，别无其他。抱这种态度的美国人必然会敦促各民族接受自己喜欢的信条。然而，其他民族不可能应我们的要求采纳我们的生活方式，就像我们无法学会用12进制代替10进制进行计算；同理，我们难以像有些东非土著人那样学会“金鸡独立”，单腿站着休息。
如此，本书论述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是他们意料之中并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所论者包括：什么情况下日本人可以期待得到礼遇、什么情况下不能得到礼遇、何时感到羞耻、何时感到尴尬、对自己有何要求等。判断本书所论的理想权威就是街上的普通人，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是说，所谓任何人是特定环境里一定在场的人。但其意思的确是：任何人都能认识到在某种情况下事情就是这样的。本研究的目标是：描绘深深扎根的思想行为态度。即使这一目标难以企及，那也是我们的理想。
在这样的研究中，你很快就到达这样一个临界点：更多人更多的证言并不能提供更多有效的素材。比如，谁对谁鞠躬、何时鞠躬，这不需要日本全国的统计数据。公认的、约定俗成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以提供的，经过几次确认以后，你就不必再到100万日本人那里去搜集相同的信息了。
研究者试图揭示日本人的生活方式赖以作为基础的预设，其任务之难远不止于统计数据方面的有效验证。他肩负的重任是提出报告，这些公认的习惯和判断如何成为日本人观察生活的透镜。他必须要说清楚，其预设如何影响其焦点和透视，如何影响其对生活的看法。他必须要让美国人看懂他的论述，而美国人看生活的焦点与日本人是迥然不同的。在整个分析任务中，权威的法庭未必就是“田中先生”，而是日本的“任何人”。因为“田中先生”并不明说他的预设；他无疑会觉得，为美国人所做的解释太累赘。
美国人的社会研究常常忽视文化赖以为基础的前提，不将其视为预谋的目标。大多数研究都想当然地认为，前提是不言自明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关注的是东鳞西爪的意见和行为，倚重的老一套手法是统计数据。他们统计分析的对象是感性材料、问卷答案、访谈的问题，他们试图从中推导出某些因素的独立性或相互依存性。在公共舆论领域，美国人完善了很有价值的技法：在全国人口中科学抽样，进行民意测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多少人支持或反对竞选公职的候选人，多少人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政策。支持者和反对者可以按城市或乡村、高收入或低收入、共和党或民主党分类。在实行普选的国家里，法律的起草和制定都依靠民众的代表，这样的民意测验有实用价值。
美国研究者可以在美国人中搞民意测验，他们懂得发现的结果；但民意测验有一个前提，一望而知、谁也不提的前提：研究者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并视之为理所当然。民意测验的结果告诉我们的仅仅比我们业已知道的略多一点而已。了解另一个国家则是另一回事。对其人民的习惯和预设进行系统的定性研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是前提，这样随后的民意测验才能发挥积极作用。凭借精心的抽样，民意测验能发现多少人拥护政府，多少人反对政府。然而，除非我们知道民众的国家观念，否则民意测验又能告诉我们什么呢？只有知道他们的国家观念，我们才知道不同的派别争论的是什么，我们才能弄懂街头上、议会里的争论。与政党的理论相比，人民有关政府的预设更具有普遍而持久的意义。在美国，对共和党和民主党而言，政府几乎就是“必要之恶”，它限制个人自由。此外，除非是在战争期间，在政府工作未必能赶得上在私营企业里的同等岗位所享有的地位。美国人的国家观和日本人的国家观相去甚远，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版本也很不相同。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日本人的国家观是什么样的版本。他们的观点体现在很多方面，表现在民俗、对成功人士的评论、有关国家历史的神话以及有关全国性假日的辞令中。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间接的表现去进行研究。但那需要系统的研究。
我们可以调查选举中赞成票和反对票的比例，可以尽力注意细节。同理，我们可以研究任何民族对生活的基本预设，以及他们普遍赞同的解决办法。日本这个国家的基本预设很值得探索。一旦我发现我这个西方人的预设与他们对生活的看法不吻合，一旦弄懂他们所用的范畴和符号，西方人习惯上视为日本人行为里的许多矛盾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明白，为何日本人把自己猛烈摇摆的行为视为总体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这个系统是始终如一的。我将在此尝试证明为何如此。我在他们中间开展工作时，他们用我感到陌生的语汇，流露出奇特的思想。我逐渐明白，这些语汇和思想含义深刻，蕴含悠久的情感。我的西方善恶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本人的文化体系独一无二，既不是佛教，也不是儒教，强也好，弱也好，长也好，短也好，它就是日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