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以上是笔者在黄老学‘一’的思想史整体视野之下对《凡物流形》‘一’的思想构造展开的探讨。在这篇只有八百多字的佚文中（注：据原整理者的说明，这篇佚文的甲本完整，略有残损的缺字可据乙本补充，全篇文字包括合文和重文（不计缺文）共计846字。参阅“上博七”。如果把多余一支简（第27支简）中的24字去掉，全篇则有822字。），我们看到了《凡物流形》把宇宙、自然和社会贯通起来的‘一’这一中心概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本构造和形态，也看到了这一构造如何既处在黄老学‘一’的思想史脉络和义理之中又如何表现出自身的特色和个性的。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一般都尝试用最高的概念（预设）和根本的原理去解释世界及其现象。黄老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它的基本思想形态是用‘一’（或者‘道’、‘太一’）这一最高的概念和原理去解释和把握世界。由于‘一’原本具有数字之始的意义，当黄老学把它作为世界‘惟一’的本原的时候，类似于始数之‘一’对于其他“所有的数”的关系，“本原之一”同“世界之多”或“万物之多”的关系，就变成了形式上直观、实质上又极其抽象的绝对的‘一’同无限的‘多’相对的“一多关系”。“一多关系”既是黄老学把握整个世界的方式，又是把握世界的产物。
笔者曾以‘一’这一概念为主要根据判断《凡物流形》这篇佚文为黄老学文献。通过以上四个方面对《凡物流形》‘一’的思想构造的层层探讨，我们就在更具体的意义上求证了为什么用‘一’就能判断《凡物流形》是黄老学文献。无疑，《凡物流形》既没有提到老子，也没有依托黄帝。如果以言必称‘黄老’作为判断黄老学形式上的标准，那么《凡物流形》同这一标准显然是不合的。但如果我们把思想的实质作为判断黄老学的根本标准，那么《凡物流形》同这一标准则是高度吻合的。黄老学的实质意义是以老子道家哲学为基础，主要融合法家思想，又吸取了儒家、名家和阴阳家思想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形态，正如《论六家要旨》说的“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那样。
但非常困难的问题是，如果把黄老学看成是《老子》之后道家思想演变的一个重要分支（不同列子、杨朱、庄子这一系的道家分支），那么在这一分支的谱系中，《凡物流形》大致处在一个什么时空位置中。黄老学从战国开始兴起、发展，并在汉初又获得了政治上指导思想的资格。如果从公元前390年左右的战国中期开始算起到公元前140年的汉武帝元年止，这一过程也经历了两百多年。上博简缺乏考古报告，马承源氏根据文字（楚国文字）特征，根据竹简样品的测量，根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用超灵敏小型回旋加速器质谱仪的测定（竹简距今时间为2257±65年），（注：参阅朱渊清氏的《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见朱渊清、廖名春氏编的《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推断上博简是楚国迁郢（前278年）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注：参阅马承源氏主编的《前言：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和整理》，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据此推断，《凡物流形》年代的下限应不晚于公元前278年，但具体它是在此前的什么时期，就很难判断了。齐威王（前356—前320）和齐宣王（前319—前301年）时代（前后半个多世纪）是黄老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按照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的记载，“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的慎到、环渊、田骈、接子等，都是稷下先生。《庄子·天下篇》把彭蒙、田骈和慎到列为一派，说田骈学于彭蒙。《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还记载申不害是“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按照张岱年氏的《哲人生卒年简表》（注：参阅张岱年氏的《中国哲学大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他们的大约生卒年是：
特别是后四位，他们的活动期同齐威、齐宣时代是非常相近的。《凡物流形》的撰写和流传肯定有一个过程，如果进一步推断的话，它的产生时代或者就在齐威、齐宣时代，或者更早，但早到什么时候，就很难作出具体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