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洋
马八儿，在伊斯兰化以前称为“注辇”（Cola）。注辇是10—14世纪北印洋印度洋的海上强国。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注辇王遣使娑里三文、副使蒲加心（Abu Qasim）历四年航行抵达中国，向宋廷进贡珍珠、碧颇黎等物，宋廷给以大量回赐。（注：《宋会要辑稿》，蕃夷七，第7849页；此次出使亦见于《宋史》卷489《注辇传》。）据《宋会要辑稿》页7849夹引《山堂考索》记载，注辇王此次之所以遣使入宋，是因为有商舶自宋抵其国，告以宋帝向上天祈福的活动。注辇王表示，近十年来海上波澜不兴，其国故老传说此必因中国圣人之故，所以遣使。次年注辇再遣使入贡，宋鸿胪寺臣绘其风俗衣冠为图以献。同时规定，注辇、大食和三佛齐等国贡使随员只限20员。（注：《宋会要辑稿》，第7849页。）明道二年（1033）注辇使臣抵宋进贡。（注：同上书，第7851—7852页。）熙宁十年（1077），注辇王再遣向宋进献，宋廷也给以回赐。（注：《宋会要辑稿》，第7856页，此次使亦见于《宋史》卷489《注辇传》。）有关注辇的汉文史料散见于诸书，限于篇幅，这里从略。
辨明宋元时代的“西洋国”与马八儿的关系后，继续寻找有关这一时代“西洋”的史料可能成为进一步研究的切入点。“西洋”这个地理的名称因明代郑和的远航而广为人知，学者们在探究中国航海史时，多将“西洋”这个概念上推至元代。
我们在追寻“西洋”这个名称的起源时，发现《西山杂志》记载，泉州蒲氏家族成员蒲有良五代时“之占城，司西洋转运使”、宋末其族人蒲甲又“司占城西洋之转运使”。（注：蔡永蒹：《西山杂志》卷一，蒲厝条，抄本；此据庄为矶：《泉州宋船为蒲家私船考》，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347页。）故而“西洋”的地理概念似应起源于五代。
古代中国犹太人最集中的居住地在开封。那里的犹太社团在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完全消亡。幸而有四通碑文留传下来，先后镌刻于明弘治二年（1489）、明正德七年（1512）和清康熙初年（1663、1697）。这四通碑文是研究犹太教入华史的宝贵原始资料，也是中外学术著作论述这个课题的主要凭借之一。
明弘治二年（1489）碑碑文在提到开封的犹太人的来历时说，他们“出自天竺”，因“进贡西洋布于宋”，宋帝下诣曰“归我中夏，遵守祖风，留遗汴梁”。宋代既有“西洋布”，则当然有“西洋”的概念。足见“西洋”的概念为宋人所沿用。
明正德七年（1512）碑文说，“一赐乐业（注：即以色列（Israel）的宋代音译。）教始祖阿耽（注：即《圣经》所载人类始祖“亚当”（Adam）的宋代音译。），本出天竺西域”。康熙二年（1663）碑文也说，他的宗教“起于天竺”。（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的若干历史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见第五章、第六章。）陈垣先生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说，弘治、正德两碑的拓本中都缺“天竺”字样，像是访碑者以为错误而把它凿去了的。今查意大利传教士骆保禄（Gozano Gianpaolo）在18世纪最初20年在开封抄禄明正德七年碑文影印件，当时“天竺”两字尚存。可见这些犹太人所进贡的“西洋布”应出自“天竺”，即印度，而“西洋”亦应在印度求之。潘光旦先生曾论证了开封犹太人的主体的祖先离开中东本土之后，约在印度的孟买一带定居约一千一百年，然后循海道东来中国。（注：同上书，第318页。）换而言之，他将“西洋”置于印度今孟买。
除了“西洋”之外，宋元时代还有“小西洋”的地理概念。这一点笔者已在《“东洋”与“西洋”的由来》中详论，兹不重复。
从现在文献资料看，宋元时代的“西洋”与五代时的“西洋”名称虽同，但地理含义有很大变代。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提到，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有三脉，其中一脉“至西洋遐昆仑”。（注：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本书第1—19页。）“东洋”与“西洋”起初并非地理概念。南海从北向南分布南海诸岛，包括许多潜伏于水下的暗沙，对海舶的安全构成极大的威胁。中国舟师出海时，为避开南海诸岛，并便于导航，往往先渡东海至流求（今台湾），由此向南经吕宋列岛，再向南，此为东洋航线；或沿东亚大陆南行，此为“西洋航线”。蒲氏祖先“占城西洋转运使”和汪大渊所云“至西洋遐昆仑”中的“西洋”应首先从这一层意义上去理解。
元代明确提到西洋的地望的有两种资料。一种是上述刘敏中所写之《不阿里神道碑铭》，此神道碑中的“西洋”国，是位于今印度东南岸海的马八儿国（Ma’abar）的汉名。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在“古里佛”条中说，古里佛是“西洋诸番之马头也”。这里的“西洋”指的是印度南部地区。因此元代的“西洋”究竟指何处，须视具体情况而论。
《岛夷志略》多处提到“西洋”。此名亦见于周致中的《异域志》。今录之如下，以资比较：
《岛夷志略》“昆仑”条提到“舶泛西洋者，必掠之，顺风七书夜可渡”。（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218页。）这里是说从中国前往南印度，必经昆仑（今越南南方之昆仑岛）。同书“龙牙门”条在描述龙牙门（今新加坡）时提到，“舶往西洋，本番置之不问。回船之际，至吉利门”时，舶人须严加防备当地海盗。（注：同上书，第214页。“吉利门”此处指今新加坡附近之卡里蒙群岛（puan Kerimun）。）此处之西洋亦应指印度南部。这段史料说是经由新加坡海峡航向印度南部的商舶在回程时必须提防海盗。
“北溜”条提到“舶往西洋，过僧伽剌傍，潮流迅急，更值风逆，辄漂此国”。（注：同上书，第264页。“北溜”为今马尔代夫群岛之主岛马累（Male）之元代译音。）这里的西洋很可能是指马八儿的俱蓝地区。从《元史·马八儿传》看，至元十八年（1281）杨庭璧出使俱蓝时，就取道锡兰，因风阻而北行至马八儿。根据汪大渊此处的记载，过锡兰后，如潮流迅急，加之信风不顺，海舶可能一直漂到马尔代夫群岛。
汪大渊《岛夷志略》“万里石塘”条提到自泉州海外之岱屿门“挂四帆，乘风破浪，海上若飞。至西洋或百日之外”。（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318页。）这里的西洋当指印度南部。从元代杨庭璧出使马八儿的经历看，从泉州启航，若逢顺风，的确三月以内可达马八儿。
“大八丹”条称其“国居中西洋之后”，“田平丰稔”、“地产绵布”。（注：同上书，第280页。）关于大八丹的地望，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不清楚，美国学者柔克义（W.W.Rockhill）认为大八丹为印度西南马拉巴尔（Malabar）的Dudhattan的译音。苏继庼则认为14世纪中叶摩洛哥航海家至马拉巴尔，提到两个地名，一个是Dahfattan，另一个是Budhattan。他认为大八丹是Dahfattan的译音。至于大八丹“国居西洋之后”一句，苏氏认为“本书‘西洋’一名，其义广狭不一。广义之‘西洋’殆指西南海域；狭义之‘西洋’则指大食海区域”。苏氏限于时代，不明白“西洋”与马八儿及与南印度的关系。五代至宋时，逐渐出现以中国地理坐标中心的海外地名，“西洋”的出现的便是一例。理解这一点，就可明白“国居西洋之后”，是说从中国出发航海，先至“西洋”，再至大八丹。如是，则大八丹应位于“西洋”以西不远处海滨。上文已经提到，元代有时“西洋”是马八儿的汉名，其地位于今印度的泰米尔那度州。大八丹亦应位于该州某地。
20世纪80年代，印度泰米尔那度大学考古学教授苏拔拉雅鲁（Y.Subbarayalu）于斯里兰卡满泰半岛相对的印度南端海滨的一个名曰帕里雅八丹（Pariyapattinam）的小村中发现了一些13—14世纪的中国龙泉青瓷碎片和一些14世纪景德镇的青花瓷片。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辛岛昇认为，这个名曰帕里雅八丹的小村就是大八丹。因为pariya在泰米尔语中意为“大”，而pattinnam则意为“港市”。
“大乌爹”条说其“界西洋之中峰”，并说其国“煮海为盐”，“地产布匹、猫儿眼睛、鸦鹘石、翠羽”。货币如“西洋诸番国，铸为大小金钱使用，与中国铜钱异”。（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339页。）此大乌爹国，柔克义认为在非洲，沈增植与藤田丰八皆认为在印度。苏继庼认为在孟加拉湾西北印度之奥里萨（Orissa），此说恐不确。大乌爹地界“西洋之中峰”，当与马八儿和俱蓝相去不远。从其地出产猫睛石、鸦鹘石看，亦应在南印度。至于所谓“西洋诸番国”，当指马八儿、俱蓝附近各国。
“天堂”条（即今麦加）说，“云南有路可通，一年之上可至其地。西洋亦有路通”。（注：同上书，第352页。）云南自元初世祖命赛典赤为行省平章以来，许多穆斯林移居其地。穆斯林五大功课规定一生中在条件许可时，应赴麦加朝圣，故元代云南穆斯林赴“天堂”者不乏其人。曾朝过圣之穆斯林称“哈吉”。郑和之父名马哈吉，当去过麦加。从云南赴麦加应取道缅甸。所谓“西洋亦有路通”意为从马八儿、俱监亦可赴天方。
“甘埋里”条称其国“与佛朗相近，乘风张帆二月可至小俱喃”，又说“所有木香、琥珀之类，均产自佛朗国来，商贩于西洋互易”。（注：同上书，第364页。）甘埋里的地望，诸家所说不一。大体上指南印度洋科摩罗群岛与忽鲁谟斯两说。佛朗为阿拉伯语Franak，乃对欧洲和十字军的称呼，源于“法兰克”。其地既与佛朗相近，则上述两说皆有可疑处。此问题因与本课题偏离较远，留待以后讨论。“商贩于西洋互易”是说甘埋里商贩从欧洲或东地中海地区所贩商品，都运至马八儿、俱监一带交易。
《岛夷志略》“苏禄”条在介绍各种珍珠时说，有“出于西洋之第三港”，同段另一处又径称“第三港”。“第三港”条中，汪大渊又提到：“第三港古号马渊，今名新港，口岸分南北，民结屋而居。田土、气候、风俗、男女与八丹同。去此港八十余里，洋名大朗，蚌珠海内最富。”作者还详述了当地采取珍珠的过程。（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78、287页。）第三港的珍珠不但运销海外，也贩至印度南部其他港转口。在同书“沙里八丹”条中，汪大渊即提到，“地产八丹布”，“珍珠由第三港来”。
此“第三港”名称的来历，苏继庼认为“乃以其位于蒂鲁钦杜尔（Tiruchendur）与卡亚帕塔纳姆（Kayalpatanam）二港之北，顺次为第三，故有第三港之名”。清末民初沈曾植曾认为它的古名“马渊”与《海录》之“马英”有关，当位于印度西南之地。苏继庼认为当为铜叶河下游加一港外淤岸之新港“奔颜加一”（Punnei-Kayal）。苏氏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岛夷志略》“西洋第三港”条中有关采珠的记载，与《马可波罗游记》所述在马八儿附近采珠恰恰相吻，并认为自古锡兰以海珠为名产，当出于此附近。苏继庼进而考定，“印度半岛南端有铜叶河（Tamraparni）注入马纳尔湾中”，希腊人已称为“真珠大市场”。其下游有“加一”港口，为泰米尔语“水道”之义。此“第三港”与“新港”及《元史·马八儿传》中之“新村马头”皆为其地。至于距“第三港”八十里之“大朗洋”，苏氏认为当为铜叶河梵名Tambraparni的音译，其地即马纳尔湾之珠池。（注：同上书，第288—290页，见注释。）由此观之，“第三港”为马八儿重要港中，盛产珍珠。
《岛夷志略》“旧港”条提到当地土地肥美，或云“一季种榖，三年生金，言其榖变为金也”。后来“西洋人闻其田美，每乘舟取田内之骨，发归彼田为之脉而种榖”，因此“旧港之田不复生金”。（注：汪大渊：《岛夷志略》，苏继庼校注本《岛夷志略校释》，第187页。）泛舟至旧港取土的当为马八儿人或俱蓝人。
元末明初周致中曾著有《异域志》，书中提到一个“西洋国”，说“在西南海中，地产珊瑚、宝石等物”。同书在“虎六母思”（忽鲁谟斯）条中又说，“其国地西南海中。回纥之国。其地至热，出番布珍宝，与西洋国颇同。”（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81年，第23页。）同书“黑暗国”条述曰“地产犀牛，与回鹘同，即南海中回回也，未尝入中国，其俗皆与西洋同”。（注：同上书，第30页。）这里所提到的“西洋国”，校注者陆峻岭认为就是“古里”，即元代之俱蓝。此说乃本于《岛夷志略》。如前所述，元代的“西洋国”应当指不阿里的祖国马八儿（注：参见拙文《“东洋”与“西洋”的由来》，见本书第13页。）、俱蓝（古里）和南印度。
元以后“西洋”的概念继续为中国人袭用，但其意义与元代相较有了一些区别，其地理范围各书记载也不一致。《东西洋考》中的“西洋”，约相当于宋元时代的“小西洋”的概念。而宋元时代南印度的汉名“西洋”在郑和时代被称为“西洋锁里”。元代“西洋”兼指古里或印度南部其他地方的意义在明清两代继续使用。如巩珍《西洋番国志》在“古里国”条中说：“古里国，此西洋之大国也”。（注：向达校注本，中华书局，1981年，第27页。）此外“西洋”在明代又兼指印度和印度以西地域，这一点广为人知，此处不赘。
“西洋”的称呼一直沿用到清代。清康熙时水师将领陈伦炯把印度称为“小西洋”。（注：李长傅校注、陈代光整理：《〈海国闻见录〉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61—62页。）
《大清会典》多次提到康熙年中“西洋国”的入贡，并说“西洋国在西洋海中”。这里的“西洋国”仍然是指印度南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