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值得注意的楞严寺刻本

有关郑和对锡兰用兵之事，明代多数史料记载十分简略，惟嘉兴刊本《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条记载特详。此本郑鹤声、郑一钧父子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时曾经使用，称为“明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注：见郑鹤声、郑一钧编：《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增编本，中册，海洋出版社，2005年，北京，第931页。）此书的原刊本与增编本的正文之前未有文献介绍，书末亦均未附有文献目录，不便读者查核。经查，郑氏父子《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中所用者，即1955年由中国古籍刊行社据“中国佛教协会所藏明嘉兴藏本”影印刊行的版本。此本在季羡林教授组织校注的《大唐西域记》中，称为“径山本”，或“嘉兴藏本”。（注：玄奘、辩机原著，季羡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44页。）

该社在出版前言中特别指出：“书中卷十一第七叶后面第九行‘僧伽罗国’起，至同卷第九叶前面第六行‘作无量功德’止，这一段是明藏新加的，疑是注文插入，请读者注意。”郑氏父子正是发现这段“明藏新加”的内容与郑和有关，摘入其书。查该刊本只有在卷12末的附言中说明了刊行时间：“嘉兴府楞严寺经坊余赀刻此《大唐西域记》十一、十二卷，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丙戍年季春般若堂议。”故全书木版并非一次刻成。其卷1至卷10的刻版时间，今已无从查考。可知者为其最后两卷，即卷11与卷12刻于丙戍年。大概正是这个缘故，前人均只称其为“嘉兴藏本”。《大唐西域记》是一部唐代史料，因为嘉兴楞严寺明刻第11、12两卷混入有关郑和的资料，而成为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史料。本文以“《大唐西域记》明嘉兴府楞严寺刊本”称之，就是因为这一点。

至于书后述刊刻之“丙戍”年是哪一年的问题，查明代有4个丙戍年，分别为永乐四年（1406）；成化二年（1466）；嘉靖五年（1526）；与万历十四年（1586）。

其中永乐四年（1406），郑和尚在首次出海途中，不可能叙述明与锡兰山永乐三年（1405）至永乐九年（1411）事件的原委。故可排除。值得注意在是，书末附记提到“计字二万四百八十，该银十两二钱四分”的文字，表明刻工耗资以银计算，这说明刊刻此书时，已经是以白银作为流通手段的时代。

万明教授对于明代白银流通的问题，作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查《大明会典》中只有“钞法”、“钱法”，并无“银法”，可见明朝的法定货币首先是铜钱，继之是宝钞，而白银则禁止流通。朱元璋尚为吴王时，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已开始铸造大中通宝钱，分大小五等。（注：《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四月壬戊。）洪武元年（1368）三月，明太祖命户部与行省铸造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注：《明太祖实录》卷31，洪武元年三月辛未。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勘，1962年影印本。下引实录均出此本，不另注。）洪武八年（1375）起，明朝开始按元代钞法，发行“大明通行宝钞”作为法定货币。关于改行纸币的原因，《明太祖实录》说实行铜钱有三不便，一是需要大量的铜，且“鼓铸甚劳”；二是民间盗铸铜钱；三是铜钱重，不利于远距离交易。（注：《明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大明宝钞通行之初，铜钱仍并行使用。“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的规定，说明金银当是禁止进入流通领域，但“每钞一贯，准铜钱一千，银一两”（注：同上。）的比价，又说明白银的价值仍然是被社会承认的。此时的白银，不能用于交易，只能从国家换取宝钞，且有违法者治罪、告发者给赏的法律规定。（注：《明会典》卷31《钞法》，万有文库本。以上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39页。）

但是，到了明后期，白银通行于全社会，占据了货币流通领域的主导地位。迄今为止，对于这样一个价值尺度依据的巨大变化，不少人以《明史》中正统初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朝野率皆用银”的记载为根，认为是行用白银朝廷法令推行的结果。但万明教授通过对明初至成化年间徽州地区土地买卖交易中427件契约使用通货情况的分析，发现白银的货币化是自民间开始，到成（化）、弘（治）以后才为官方认可、自上而下地展开。其中，最重要的展开方式是赋役折银。以成化、弘治为界，白银从官方非法货币向事实上的合法货币过渡。到了嘉靖年间，这一货币化过程基本完成。（注：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新视角》，载《河北学刊》，第24卷第3期，2004年5月，第145页。）

这说明，第二个丙戍年，即成化二年（1466）亦可排除。由此可知，“楞严寺”本当载明中期以后，或刻于嘉靖五年（1526），或载万历十四年（15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