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汪大渊的“东洋”之行
《岛夷志略》描述了99个国家和地区。上述地名可以依照与《大德南海志》“东洋”和“西洋”各处地名的比定，分别划入“东洋”和“西洋”两大组。如我们试将《岛夷志略》中的99个地名顺序编号，并将其中属于“东洋”的地名按先后顺序排列，可得下列结果：
（1）澎湖——元代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曾派水军6000征服其地。（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
（2）琉球——今台湾。
（3）三屿——位于今吕宋岛（Luzon）。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出征琉球（今台湾）时，军中有三屿人陈辉。（注：同上。）可见宋元时吕宋已有汉人。
（4）麻逸——《大德南海志》作麻叶，今菲律宾民都洛岛（Mindoro）。
（14）麻里鲁——《大德南海志》作麻里芦，今菲律宾马尼拉（Manila）。
（27）尖山——今巴拉望群岛（Palawan）。
（28）八节那间——即《大德南海志》中之不者啰干，今北爪哇之北加浪岸（Pekalongan）。
（31）渤泥——今文莱（Brunei）及沙捞越（Serawak）、沙巴（Sabah）。
（34）爪哇。
（35）重伽罗——《大德南海志》作重伽芦，今地在东爪哇Jangala，即今东爪哇首府苏腊巴亚（Surabaya，当地华人称泗水）。
（37）文诞——《大德南海志》作盘檀，今班达（Banda）群岛，位于今东经130度，南纬五度左右。
（38）苏禄——今菲律宾苏禄（Sulu）群岛。
（40）苏门旁——今印尼马都拉（Madura）岛南部港市三邦（Sampang）。
（43）毗舍耶——诸家皆认为为吕宋群岛中的美沙鄢（Visayan）人的音译。苏继庼置之于今班乃群岛东南岸之哑陈（Otan）。
（45）蒲奔——今加里曼丹岛南部。
（46）假里马达——即《大德南海志》中之呼芦漫头，《诸蕃志》中之呼卢曼头，今加里曼丹岛西南近海中之卡里马塔（Karimata）群岛。
（47）文老古——即《大德南海志》中之文鲁古，今印尼马鲁古（Maluku）群岛。
（48）古里地闷——即《大德南海志》之地漫，《诸蕃志》译作底门，今帝汶岛（Timor）。汪大渊说，过去泉州之吴宅曾发舶梢众百有余人，到那里贸易。在彼处因染病死亡达十之八九。至元二十八年元军兴师出征琉球（台湾）时，曾有“书生吴志斗上言”，自称“生长福建，熟知海道利病”。（注：《元史》卷210，《瑠球传》记载。）这位熟知航海的吴志斗可能与上述吴氏家族有关。汪大渊称此岛有12个码头，可见他曾乘舟绕行帝汶岛。帝汶南距澳洲大陆不远，故汪大渊可能听说过澳洲的情况。
（58）勾栏山——此名亦见于《元史·史弼传》，《元史·爪哇传》作拘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之格兰岛（Gelam），位于今卡里马塔群岛东南。
（88）万年港——即明代所称之毛文蜡、毛花腊，今文莱港。
我们可将上述《岛夷志略》中的东洋地名分为3组：
第一组。《岛夷志略》中最先提到的4个地名均属“东洋”：（1）澎湖、（2）琉球、（3）三屿和（4）麻逸。其排列顺序透露出汪大渊此次系从福建沿海（例如泉州）启程，其至“东洋”的基本航线为：横渡台湾海峡经澎湖至台湾，再向南航，经吕宋至民都洛。
第二组。在（4）麻逸以后，汪大渊在其书中从（14）麻里鲁到（38）苏禄，先后提到了8个属于东洋的地方，其排列先后顺序大致勾勒出汪大渊从吕宋继续赴“东洋”其他地方并返回中国的大致航路：（14）麻里鲁、（27）尖山、（28）八节那间、（31）渤泥、（34）爪哇、（35）重伽罗、（37）文诞和（38）苏禄。即从马尼拉湾向南航行，沿巴拉望群岛而下，沿加里曼岛北岸的沙巴、文莱和沙捞越向西南航，越爪哇海至爪哇，再东行经巴厘海和班达海，至班达群岛（文诞），由此北航经苏禄归回。上述8个地名中，只有“八节那间”与“渤泥”的排列顺序与航向颠倒。此航线吕宋以南部分大致与《南海志》爪哇国所管大东洋相同。而其后一部分大致同于《南海志》中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
在《东西洋考》的《舟师考》一节中有东洋针路，《顺风相送》中的“福建往琉球”、“泉州往勃泥即文莱”、“吕宋往文莱”及“文莱回吕宋”等的针路。《指南正法》中亦有“福州往琉球针”、“琉球回福州针”等，这些针路均为舟师世代航海的经验积累。汪大渊前往东洋时，应当即循类似针路而行。
第三组。（40）苏门旁之后至书末，汪大渊又叙述了8个东洋地名，从航线的观点看，其排列顺序较为零乱：即（40）苏门旁、（43）毗舍耶、（45）蒲奔、（46）假里马达、（47）文老古、（48）古里地闷、（58）勾栏山及（88）万年港。这些部分可视为汪大渊对自己上述东洋之行记载的补充。
其中（88）万年港、（46）假里马达和（58）勾栏山等3个地名补充了汪大渊自文莱赴爪哇的航程细节。而（40）苏门旁、文老古和古里地闷等地名的出现，透露出汪大渊在历经爪哇的八节那间、重伽罗之后，取道今马都拉岛（Madura）南部继续东行，驶出《大德南海志》中爪哇国所管的大东洋区域，进入单重布罗国所管大东洋水域。其具体航线大致为：历巴厘（Bali）岛、龙目岛（Lumbok）、松巴哇岛（Sumbawa），经松巴（Sumbd）海峡、萨武海（Sawu），抵达位于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Timor，古里地闷），迫近澳洲大陆北岸。由此北经班达海中的班达（Banda）岛，经马鲁古海归国。
近一个世纪后郑和前往爪哇时，并未取上述东洋航路，而是与史弼、高兴所率元军征爪哇时一样，取道占城。
以上所论多涉及宋元时福建泉州对外交往史事。此次会议所在地太仓浏河港在元代对外贸易亦已繁盛。明人王彝写有《泉州两义士传》，收于《王常宗集》续补遗内。该传提到元末泉州的两位海商孙天富、陈宝生曾下番至高句丽、爪哇、罗斛等国，在海外很有名声。俩人中至少陈宝生为海商世胄。顺帝朝末年，此二人已移居太仓。可见元代泉州海商与太仓有密切联系。王彝还提到过—位泉州海商朱道山，说他在元代“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后来朱道山“首率群商”降附朱元璋，“入贡于朝”，受到明太祖的优遇。消息传到海外，番商纷纷驱舟“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注：《四库珍本三集》。参见陈高华：《元代泉州舶商》，载《元史研究论稿》，中华书局，1991年，第429—431页。）龙河当即郑和时代南京宝船厂所在之龙江。足见明初海外交通乃承袭元时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