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渊两次出洋初考
郑和远航是我国和亚洲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郑和不可不注意明以前我国的海上活动。汪大渊是元代著名航海家，可谓郑和的前驱之一，著有《岛夷志》。《岛夷志》书中所述，系汪大渊出海访问的记录。
汪大渊在其《〈岛夷志〉薮后序》说，他“至正己丑”（1349）经过泉南时，适逢吴鉴奉命续修《清源郡志》，因汪大渊知外夷事，故应邀著《岛夷志》附于《清源续志》之后。后来汪大渊又在南昌刊行是书，“以广其传”。入明后，书名被改为《岛夷志略》。
汪大渊自述其书中所记“山川、风俗、风景、物产之诡异，与夫可怪、可愕、可鄙、可笑之事，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元代张翥在为其书所写序言中表示：“非亲见不书，则信乎其可徵也。”（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1981年，第1页。张翥，元末文人，曾任职翰林院。《元史》卷186有传。）故而吴鉴在另一篇序中说，“以君传者，其言必信”。（注：同上书，第5页。）汪大渊本人的自述和吴鉴、张翥两位元人的赞辞对后人有很深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将《岛夷志略》与各史外国传和古代其他海外志书相比，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自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之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徵者比”。
西方学者多肯定《岛夷志略》的价值，但柔克义对汪大渊是否真正到过其书中所提到的个别地方，如马鲁涧、麻呵斯离持怀疑态度。（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马鲁涧，柔克义比定为麻里兀，即今土库曼斯坦马里（Merv），不确，当为蔑刺合（Maragha），今伊郎哈马丹；麻呵斯离，柔克义勘定为今伊拉克摩苏尔（Mosul）。）查《岛夷志略》“暹”条云：“至正己丑夏五月，降于罗斛。”（注：同上书，第154页。）至正己丑即1349年，此年冬汪大渊已在泉州写书。据其生年推算，此年他并未出洋，故有关暹国降罗斛事，亦得之传闻，而非亲见。
关于其海外经历，汪大渊在《〈岛夷志〉后序》说，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注：同上书，第385页。）张翥至正十年（1350）在《岛夷志略序》中对汪大渊的海外经历有重要补充，他说“江西汪君焕章，当冠年，尝两附舶东西洋”。（注：同上书，第1页。）焕章为汪大渊字。古时男子年20而冠，“冠年”指20岁。换言之汪大渊曾两度搭便船出东西洋。
汪大渊在《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提到，他于“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卸帆于山下”。是年应即汪大渊的“冠年”，由此倒推汪大渊当生于1310年或1311年。
汪大渊并未详述他的两次航海经历。《四库总目提要》卷71《史部地理类四》认为汪大渊出海在“至正中”。《四库简明目录》卷7《史部地理类》因袭此议，清丁丙《善本室藏书志》卷12亦持此说。至正（1341—1368）为顺帝年号，“至正中”当指14世纪50年代中叶。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第9章附合此议，区别仅在于把“至正中”改为“至正间”。这些看法与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条“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的日期显然不符，足见四库馆臣、丁丙和冯承钧均未细读《岛夷志略》。
柔克义是最早注意到汪大渊的出洋时间问题的西方学者。他根据上引《岛夷志略》中“大佛山”的记载，认为汪大渊二次出海中的一次在1330年。（注：《通报》，1913年，第475页及以下。）此说显然较上引诸说胜出一筹。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在柔克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测，汪大渊的第一次出洋事在1329年至1331年间，或1330年至1331年间；第二次航海事在1343年至1345年间。（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396—399页，附录13《伯希和记〈岛夷志略〉》，见第399页。）
苏继庼是我国现代对《岛夷志略》作过详细研究的杰出学者。他对汪大渊两次出海的时间的推测与伯希和大致相近，第一次出洋在“公元1330年（元顺帝至顺元）”，归国在“公元1334年（元顺帝元统二）”夏秋间。（注：至顺为元文宗年号，非顺帝年号，这里苏继庼有误。）其第二次出洋在顺帝至元三年（1337），而归国在顺帝五年（1339）。（注：苏继庼校释：《〈岛夷志略〉校释》，第10页。）
综上所述，《岛夷志略》“大佛山”（位于今斯里兰卡）条中“至顺庚午冬十月十有二日”（1330年11月22日）是一条极为重要资料。此条当出自汪大渊的海外笔记。至顺庚午即至顺元年（1330）。此年五月份以前仍沿用天历年号，称天历三年。足见汪大渊此次出洋必在五月改元之后，故在海外才可能使用刚改元的至顺年号。伯希和有关他首次出海在1329年之议未考虑此点，似嫌不足。对比元代至元十八年（1281）元使臣杨庭璧出使南亚，于正月启程，至三月因风阻停于今斯里兰卡，旅途花费三个月。如汪大渊亦以同样方式直航“大佛山”，则自福建启程约在1330年8月底。但8月正值夏秋相交之际，北风尚未起，福建海舶此时不可能出航南海，故并不能以此简单倒推。
汪人渊自述他“少时尝附舶以浮于海”；张翥则补充说汪大渊“两附舶东西洋”均在“冠年”，足见其两次出洋均在青年时代。由是观之伯希和与苏继庼有关他第二次出海时间的上述推断，似有疑问。
如上所述，前人对汪大渊出海外活动的研究集中在他出洋的时间上。本文拟集中讨论他出海的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