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
一、口述史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口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现象，它是时代的产物。进入20世纪后，由于各门学科的知识量急剧增加，在有限的时间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因而人们研究的对象逐步趋于狭窄。概括起来可以说，现代学科出现了大量分化、高度综合、纵横延伸和互相渗透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下，形成了许多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历史学领域出现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科技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大的分支。同时，从这些分支内部又逐渐延伸出大大小小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比如社会史又可以分为家庭史、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城市史、社区史、性别史等等。
口述史学基本理论与当代美国口述史学口述史读本口述史学的再度兴起正是顺应了这股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副研究员杨雁斌从事国外口述史学研究多年，他对整个口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口述史学的发展主要归结于两点。其一，从纵向来看，口述史学是现代历史科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历史科学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现代历史科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其二，从横向来看，口述史学是一门典型的综合性学科，它的建立和发展显然顺应了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潮流。（注：1999年8月15日与杨雁斌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所做的关于“中国口述史学调查”的访谈。）
当然，口述史学的发展有很多具体的原因。
第一，新史学运动的蓬勃发展。20世纪初，传统史学的发展遭受到种种挑战。在方法论上，随着西方各种社会科学的发展，传统史学所依靠的直觉方法日益暴露出弊端，甚至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经常出现错误。在内容上，传统史学将自己局限在民族国家的政治史的范围，对于社会的其他层面很少论及。
在20世纪初，甚至整个20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在方法和理论方面仍然与19世纪末传统的历史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传统主要来自德意志历史科学派——以兰克和魏茨（Weitz）为代表的兰克学派。因而，所谓的新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建立在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历史学的批判和继承之上的。
在方法论方面，传统史学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和态度考据史料，注重对原始的档案资料的研究。法国著名的历史杂志——《史学评论》在其1876年创刊词中说：“本刊只接受以‘原始资料为根据’的稿件，作者应采取‘严格的科学表述方法，每个论断都必须有证据、有史料出处和引语’。”（注：转引自罗凤礼（主编）：《现代西方史学思潮评析》，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5页。）同时，对于史料的理解和分析建立在史学家的直觉之上，而排除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德国史学家蒙森认为：“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不依靠什么理论，而依靠直觉。”（注：同上书，第6页。）对于上述传统史学在方法论上的特点，巴勒克拉夫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收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页。）
在内容上，随着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历史学的眼界不断开拓，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历史不再是少数政治家的活动，历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1911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滨逊发表了题为《新史学》的著作，在书中他大力提倡新史学，反对传统史学。从此声势浩大的新史学运动便迅速兴起，传统的政治中心让位于社会研究；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精英论宣告破产，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便活跃起来。针对传统史学研究范围的局限性，鲁滨逊主张应尽量扩大史学研究的范围，他指出：“人类的活动不仅是当兵、做臣民或做君主；国家也绝不是人类唯一关心的事情。”“自古至今，人类的活动包括海上探险、开拓商业、建筑城市、设立大学、建筑宏伟的大礼拜庭、著书、绘画，并且还包括了许多东西”，而所有“这些人类活动”都应包括在历史里面。（注：詹姆斯·鲁滨逊：《新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48页。）正是在这股新史学运动的冲击下，一部分西方激进的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于是劳工史、美国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家庭史、人口史、城市史、心态史，乃至性别史等都迅速发展起来。
保罗·汤普森做了大胆的尝试，他从英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中精选了500个曾经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作为他的调查对象，并利用他的调查结果写了《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以后英国史学家杰里·怀特用口述资料对伦敦东区一个贫民街区以及霍洛维大街作真实的描述，写成《坎贝尔的铺位宿舍》一书。（注：杨豫、胡成：《历史学的思想和方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7页。）
在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Studs Terkel）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正开创了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民化”局面。20世纪60年代末期是美国历史上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学生运动、越南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骚乱遍布全美，“美国到底怎么了”，“美国还能叱咤风云吗”，“美国人的梦怎么了”，带着这些问题，特克尔走上街头，深入人群，记录社会思潮，访谈对象有美国小姐、影星、歌手、政界和媒界人士、老板、工人、学生、教师、黑人、教徒、移民等美国各界三教九流的人物，不过更多是来自普通人民的心声。从他们的口中，可以了解到美国作为当代全球首富的优势、活力、弊病以及其根植于美国肌体上的危机；同时也能够更真切地体会到美国普通民众的可敬、可爱和可悯之处。他利用口述资料总共完成了四部口述历史著作：《街道分界线——来自一个美国城市的报道》、《艰难时代——经济大危机口述史》、《工作》和《美国梦寻》。（注：斯特兹·特克尔：《美国梦寻：100个美国人的100个美国梦》，海南出版社，1999年。）这些著作都属当时的畅销书，甚至到今天仍有很多读者。也因为他所开创的这一新颖的“口述实录体”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使他赢得了普利策文学奖。
上述研究充分表明，要充分展示历史，仅靠保存的史料是不够的，而口述史学的运用正弥补了这方面的欠缺。因而，口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是顺应历史学的发展潮流的。之所以说口述史学顺应了这股新史学发展的潮流，是与口述史学本身的特性分不开的。口述史学与传统的历史学最大的不同是它的跨学科性和民主性。由于它的跨学科性，使得历史学研究的手段不再那么陈腐和老套，它广泛地采用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概念和理论，从而使历史学显得生动活泼和富有生命力。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它预示了历史焦点的转移，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民的历史。
第二，口述史学的发展与这时期的科学技术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突破了传统口述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打字机、誊写机、电视、电影、影印品、CD-ROM和计算机等都为口述史学提供了更为可行的工具。在录音机出现之前，口述历史工作者只能利用笔录和回忆的方法，难免会歪曲受访者的叙述。同时转录也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一个小时的磁带大约需要三小时才能转录完成，当然誊写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口述历史工作者的工作负担。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他们开始寻求利用网络进行口述历史访谈，这样人们可以充分跨越空间的障碍。不过，也有很多口述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历史访谈必须是面对面（Face to Face）的访谈，而抛弃网络技术的运用。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仍然坚持上述的观点，采用什么手段都无关紧要，关键是它是否有利于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当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口述史学的重要性在口述史学界已达到共识。英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教授阿利斯泰尔·汤姆森在回顾口述史学50年发展的文章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通过一系列媒体的保存召唤人们对教科书、图像、表演的丰富和多维意义的理解；它们能强烈地吸引观众，通过相互作用促进人们积极参与创造。”（注：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Sep.1998，p.592.）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资料保存日益减少。因为交通运输的日益发展，政界和企业界的领导人不再只利用信件互通信息，而更多的是电话、传真、E-MAIL、互联网或网络会议等通讯工具直接进行交流，这样的话资料保存就会很有限。而且高级官员“害怕以后几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不愿意把他们的某些行动的真实原因写成文字”。（注：赫伯特·胡佛：《美国的口述史》，《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82年第11期。）因而，只有利用采访将口述资料保存下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根据。美国国家总统图书馆的建立便是一例，由联邦政府倡办的口述历史计划对历届总统的内阁成员进行专访，收集总统平时没有公开的许多信件、批文和纪念品，将它们收入总统图书馆。到目前为止，通过口述资料建立的总统图书馆有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总统图书馆。这些图书馆所收藏的资料根据当事人的要求，学术研究者可以共享。
口述史学在20世纪之所以再度兴起，在每个国家和地区除了上述的共同原因之外，都有其特定的因素。当然，口述史学从沉寂走向辉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种方法继承着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家族的历史，而历史是它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没有它，不管现在如何辉煌和耀眼，但总是显得有点苍白和无力。因而，尽管传统史学家视之为“异端”，可是它的存在和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二、口述史学的特点
口述史学的出现改变了史学研究的焦点，改变了历史编撰的形式，改变了历史学家传统的研究方式，改变了历史学枯燥的面貌，改变了历史学眼界的保守格局。可以说口述史学在方法、理论以及概念等层次给历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当然，口述史学对历史学的贡献是与口述史学本身的特点分不开的，换句话说，也正是由于口述史学的以下特点，才令它格外地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青睐。（注：这里论述的口述史学特点，同时也包括口述历史本身的某些特点，出于书写考虑，所以定名为“口述史学的特点”。）
1.民主性 在研究对象上，口述史学一反过去“政治史”和“精英史”的传统，把历史焦点转向普通人民群众，口述史学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人民化”（或者称“大众化”）趋势。具体地说，就是口述史学暗示了历史研究焦点的转移。军事史学家超出将军而面向其他军阶和普通士兵；社会史学家从官僚和政治家而转向贫民；政治史家从政治界精英的竞选而转向关注选民的内心感受；经济史家的对象不再是雇主，而兼顾普通工人的心声……
而且，在历史的撰述上，它突破了历史学家为人民群众写历史方式的弊端——研究对象确实发生了变化，可是研究主体却仍然是历史学家。而真正的来自人民的历史应该是历史学家与人民共写历史，很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应该以民主、参与的方式与人民一道“共创”自己的历史。而口述历史正好满足了这个要求，因为口述历史能以一种新的精神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它能使我们根据那些身临其境者的语言来重新撰写历史，它将活力和创造力注入历史著作——记录、撰写和阅读。口述历史按其性质来说，都同样是历史：是一种来自社会并要求回到社会中去的历史。
当然，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表现是不一样的。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明显的“人民化”趋向，因为一开始，口述史学只是应用于著名人士的访谈。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英雄史观”的束缚。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建立的宗旨就是如此：“创立一个组织，系统地收集和记录口头传统和60年内参加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著名美国人士的回忆。”（注：Allan Nevins，“Oral History：How and Why It Was Born”，in 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29.）随着民主意识和女权运动的兴起，以及美国自身地位的动摇，给美国人民的心理造成了极大的创伤。因而，很多激进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便极力要求重视下层人民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
而在英国，由于口述史学方法主要应用于当代的社会史研究，比如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条件等等。主持口述史学的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学家，像上述提到的保罗·汤普森和阿利斯泰尔·汤姆森都是英国相当有名的社会学家。因而，口述史学的民主性在英国就表现得非常明显，甚至走得有点偏激。20世纪70年代，伦敦东区的下层民众发起了一个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这个组织来源于一个与工人教育协会有联系的群体。这个组织的成员全部来自伦敦东区哈克尼及附近地区，年龄从十几岁到七十岁不等，职业也非常混杂。但是，这个组织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群体，他们通过相互记载生活经历，以廉价的小册子形式出版，有的也得到了当地图书馆的资助。之所以说他们做得有点偏激，是因为这个组织拒绝学究式的历史学家参与他们的口述历史活动。一方面是出于感情上的不相容，因为在他们看来学究式的历史学家记录的并不是他们的历史；另一方面，他们担心历史学家会将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歪曲得面目全非。哈克尼人民自传组织还通过搜集照片以及一些工艺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展示给当地的人民，这样的历史是来自于人民，又回到人民当中的历史。因而，“人民的自传，一方面旨在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叙述来建构哈克尼地区生活和工作的组合历史（composite history）；另一方面，给人民以回忆和解释过去的信心，使他们能够用自己的话为历史的撰写尽一份力量，简而言之，是为他们自己撰写”。（注：Paul Thompson，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pp.17-18.）
2.合作性 受访者和访谈者之间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是口述史学的显著特点。也就是说历史不再是作为主体的研究者的“专利”，口述历史不再是访谈者单方的产物，它是受访者和访问者共同合作的“公共产品”。受访者既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客体又是口述史学研究的主体。
传统的史学研究，由于其对象大都是“不能说话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因而在研究过程中，它们只是扮演“法官”角色的研究者们审判的“被告”，而这个被告在法庭上没有任何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所以，不同的“法官”由于其使用的审判规则不一样，尽管这个规则非常的科学和准确，从而造成对于相同问题的研究，其结果却大相径庭。档案和文献资料只是充当他们假设结论的“证词”，只要符合假设，这些资料才派上用场，反之，它们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废纸。
口述史学便一改往日的旧貌，受访者有充分的自由为自己辩护，作为访谈者来说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对待受访者。尽管访谈者有权利根据自己的想法任意设置问题，但是受访者有权利回避回答和故意隐瞒事实，更何况访谈者在出版口述史学之前，需要取得受访者的认可。因而，为了更好地记录口述历史，双方应该以积极的心态和诚恳的态度来对待，为将来的历史研究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
其实，口述史学的这个“合作性”特点，在口述历史学界也曾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一些口述历史学家认为有些研究者为了出版或者其他的既得利益，势必会过多地渗透个人的主观偏见，因而他们主张在访谈中，访谈者应该处于“中立的”地位。阿兰·内文斯就认为：“访问者应该中立、客观地收集他人的回忆，这种观点太极端以至于早期的哥伦比亚口述历史抄本中完全没有提问，许多自称采用口述历史的书都将访问者删去了。”（注：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8.）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坚决主张访谈者在访谈中应当处于“主动的”地位，尽管受访者是“主角”。不过，他们照样担心太主动的访谈者也很容易用自己的文化观念和政治立场影响整个访谈。因为访谈者在设置问题的时候，已经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看法，那么受访者再来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必然是在访谈者的“首次诠释”基础上进行的叙述。
可是，口述历史访谈的实践证明，受访者如果没有访谈者的适当引导可能会脱离整个访谈的主题，这样记录的口述历史可能仅仅是受访者的一部零散的“叙述史”，甚至可能是一场唠叨而已。因而，很多口述历史学家便极力主张访谈是双方共同的合作关系，双方都肩负着主动权。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在他的口述历史专著——《共享主权》中解释了这一过程，此书的标题很好地诠释了一个观点即采访中双方参与者都对这一创作负责，共享主权。（注：Michael Frisch，A Shared Authority：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0.）
甚至，有些口述历史学家不喜欢“受访者”这种提法，他们认为“受访者”有消极的意味，而主张使用一些更加主动的术语，比如“信息提供者”（informant）、“叙述者”（narrator）和“口述作家”（oral author）。事实上，这些词语的意义相同，只是命名不同。使用这些词汇主要是为了“使口述历史学家更清楚地意识到访谈者与受访者不平等的关系将影响访谈的进行”。（注：Charles Morissey，“Oral History and the Problems of Nomenclature”，The Oral History Review 12，Fall 1984，pp.13-28.）
不管怎样，受访者和访谈者两者都参与口述历史的记录，任何一方的作用都不可忽视，只是双方所肩负的责任有所区别。正如唐纳德·里奇所说的，“我们必须谨记口述历史是访谈者与受访者双方共同努力的产物（joint product）”。（注：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10.）
3.动态性 口述历史的获得来源于受访者和访谈者双方的对话，而这种对话时间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相脱离的，也就是说口述历史具有明显的事后再认识的因素。事后再认识的背景是纷繁复杂的，它可能受到个人经历、社会环境、受访者与口述历史对象的特殊关系等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很多时候对于历史描述的客观性和正确性是致命的打击。也正是如此，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把口述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动态性，作为攻击口述史学合理性的主要证据。正如保罗·汤普森的著作《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的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归根结底，他那些‘爱德华时代的人’活下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而现在又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经历了这些岁月，一些往事在记忆中消失了，或至少关于这些往事的回忆也会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其实，他们童年时期的往事有多少是他们的长者对他们提起的呢？在那以后他们可能读了哪些自传或小说，使他们加深一些印象而冲淡另一些印象呢？哪些电影或电视节目对他们的意识发生了影响呢？……战后十年间工党的兴起在多大程度上激起了人们对阶级地位与冲突的反省呢？”（注：约翰·托什：《口述的历史》，《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第85页。）
那么，口述历史的这种动态性到底有多大的价值，是口述历史的特性还是口述历史的缺点呢？这个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因为不同的人看这个问题会得出不同的回答。传统的主张历史客观主义的历史学家认为，口述历史的这种动态性违背了历史学的真谛——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而当代的口述历史学家则认为，这种动态性恰是口述历史的真正价值和特性所在。因为，他们认为口述历史不仅要尽量客观地描述历史，而且还要从历史当事人或者目击者的口中得出对历史更深层次的认识，那就是在历史的背后——人们是怎样想的，人们是如何看待他们的过去的，人们又想从他们的过去之中得到些什么？这是传统的历史学研究绝对不能达到的，因为它们的对象是不能出声的文献资料。只有受访者与访谈者的历史性会晤（historical conversation）才使人们有机会更深刻地认识历史。
意大利著名口述历史学家、罗马大学美国文学教授阿利桑乔·波特利在研究20世纪40—50年代意大利的一位普通工人柳奇的死亡的过程中发现：对柳奇的死，官方的记录、不同阶层人士的口述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时代的口述都是不一样的，有的受访者竟然把他放在一个自己设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叙述，总之，得到的答案是各有区别。（注：Alessandro Portelli，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li and other stories：Form and Meaing of Oral Histor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1.有关波特利的口述史学研究历程，请参阅：Betsy Brinson，“Crossing Cultures：An Interview with Alessandro Portelli”，The Oral History Review 28，Winter/Spring 2001，pp.87-113。他的另外一本口述史学专著为：The Battle of Valle Giulia：Oral History and The Art of Dialogue，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7。）本来一个简单的死亡时间问题，却因为不同人的口述而得到如此众多的回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整个20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处在一个充满变幻和改革的时代，不同阶层人们的思想、社会地位、个人身份、财产状况以及社会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他们便把这些变化所隐含的思想以及内心感受全部反映在柳奇的死亡时间这个问题上。所以说，至于柳奇是什么时候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口述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特定的意义。就像波特利在《柳奇之死和其他故事：口述历史的形式和意义》的序言中写到的：“我不是试图在重建一种‘纯粹的’工人阶级文化；而更重视它们的变化。”（注：Alessandro Portelli，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li and other stories：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p.xiii.）
在笔者看来，口述历史的动态性还是值得重视的，即使它可能影响历史的客观性，甚或根本上扭曲历史的真实面貌。不过，历史不是个人经历和个别历史事件的简单总和，停留于对个别史实真实性的考证上是毫无意义的。所谓历史学就应该站在历史视野的最高处，以宽广的胸怀、历史动态发展的理念来看待和研究历史。
4.跨学科性 随着现代科学知识的分化和整合，跨学科研究已经成为当代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跨越传统本位学科的界限，引进和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加以探讨。不同学科的交叉有很多方式，从本质上来讲，主要指：“学科术语概念的跨越、学科理论板块的跨越、学科科学方法的跨越和学科结构功能的跨越。”（注：陈燮君：《学科学导论》，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第156页。）
20世纪尤其是二战后，历史学研究也呈现一个突出的发展趋势，即日益广泛地采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学研究的范围和焦点，而且对历史学的编撰方式也带来了革命性的冲击。正如法国学者科林·卢卡斯所说：“同社会科学挂钩引起了法国史学的两大变化”，“最明显的变化是研究课题的多样性”；“最重大的变化是……对历史编撰法所产生的影响。”（注：科林·卢卡斯：《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比如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地理学、民族学、语言学、人种学、生物学、医学、数学等等。历史学与上述这些学科的交叉，使历史学的发展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也就是在历史学的内部产生了一系列的分支学科：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史学、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计量史、口述史学等等。一般来说，像心理史学、经济史、社会史、计量史的研究，它们的跨学科研究还是比较单一的，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借助于两个学科领域的交叉，包括对方的方法、理论、学科结构以及学科术语。可是，口述史学的诞生却将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推向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交叉的范围更大，交叉的层次更深。
口述史学研究的跨学科性，在某种程度上，包涵了全部的社会科学。口述历史访谈需要新闻学的采访技巧；受访者的选择需要社会学的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口述历史的转录和编辑需要语言学的表达方式；口述历史的解释需要哲学的诠释学理论和心理学理论；口述历史的收藏需要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编目和保存知识；口述历史的传播需要掌握现代各种媒体的操作方法……也正是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使很多研究者包括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人种学家、民俗学家、图书馆管理员、档案馆管理员、广播电台和电视节目制作人都非常重视对口述历史的研究和应用。
口述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在借助于其他学科的基础上，极大地深化了对历史学的研究。同时，它也推动了其他学科的不断发展。在英国和美国，政府机构和各种行业团体都将口述史学应用到民用建筑、心理学、量子物理学、医学、园艺学、生态学、社会关系、艺术教育、民族学、航空、林业、灾难学等各个领域。
不过，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非常明显的是，造成了历史学的不断碎化。在经济史研究中，历史成为经济研究的史料和凭证，经济史学家往往是一个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经济学家；而心理史学研究，历史的描述成为心理史学家验证其心理学理论的一种证据……那么历史学研究是否应该脱离其他学科回到传统的本位学科研究之上呢？如此的历史学是否会再度变成19世纪末的实证主义史学呢？可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不仅是当代史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更是当代科学不断整合分化的内在要求。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中尖锐地指出：如果历史学不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便要冒一场失去自己地位的风险，既不成为一门科学，也不成为一种艺术，只能成为一门‘业余爱好’而苟延残喘下去。这样的历史学无疑还会受到尊重，而且非常流行，但被剥夺了真正的意义，失去了在人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能力”。（注：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69页。）
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应该只坚守历史学的堡垒裹足不前，而应当以宽广的胸怀站在其他学科的肩膀上以历史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因为历史学关注的是对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终极关怀。而口述史学的跨学科性正好顺应了历史学的这个目标，它为这个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极好的工具。
上述的民主性、合作性、动态性和跨学科性是口述历史的主要特点，笔者之所以详细阐述这几个特点，是因为它们对于历史学研究思维的转化是非常有帮助的。当然，生动性也是口述历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来源于口述历史的叙述性。（注：杨雁斌：《历史之音——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质片论》，《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不管受访者想怎样客观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可是却因为受访者在口述历史访谈中的主角地位，使得这种叙述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口述历史的生动性为历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提供了很好的方向，因为传统历史的枯燥乏味，已经使历史读物的对象越走越窄，甚至走向了死胡同。反映在研究过程中，口述历史还呈现一个明显的操作性。
三、口述史学面临的挑战
现代口述史学在短短的五十多年内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可谓是一场口述史学运动（oral history movement）。但整个口述史学界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
口述史学发展的最大问题在于：“记忆如何运作，记忆是否可靠，受访者是否反映大多数群众的心声。”（注：1999年5月27日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系教授迈克尔·格登先生给笔者的E-mail回信。格登先生是笔者从事口述史学研究的启蒙老师之一。）确实，口述史学由于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包含着想象。记忆的缺陷成为部分史学家反对口述史学的根据，他们认为，提供口述史料的人在回顾往事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后来经历的影响。比如口述者与访谈者的个人偏见，怀旧的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健康的妨碍都使回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对口述史学有一段讽刺性的叙述：“口述历史正在步入想象、个人记忆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注：Patrick O’Farrell，“Oral History：Facts and Ficition”，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Journal，No.5，1982-1983，pp.3-9.）美国历史学芭芭拉·塔奇曼对口述史学的批评更为尖锐。她认为：“虽然口述历史或许会向学者们提供一些‘宝贵的线索’，但是总的来说都是保存了‘一大堆废物’。”（注：Barbara Tuchman，“Distinguishing the Significant from the Insignificant”，in 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Altamira Press，Second Edition，1996，pp.94-98.）
记忆的不可靠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注：关于口述历史记忆问题，请参阅：Alice Hoffman，“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in Oral History”，in 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p.87-93；William Culter III，“Accuracy in Oral History Interviewing”，in David K.Dunaway and Willa K.Baum eds.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pp.99-106.）首先，受访者失去对过去的记忆。因为口述历史访谈一般是在事件发生若干年后才进行，有的时间跨度达70—80年。因而，口述史料追溯的时间越远，流传的时间越久，失真也就越大。其次，由于怀旧主义和个人感情色彩故意扭曲记忆。比如，当提到采访者的不幸经历时，他们或者拒绝回答，或者把过去描绘得很好。因为他们不愿意回到过去的“阴影”之中；出于个人感情的考虑，还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国家、民族、亲戚朋友等的声誉。例如，1982年出版的琳娜·里德·班克斯的口述历史著作——《撕裂的国家：以色列独立战争口述史》。由于这次战争涉及以色列和阿拉伯人，因而他们的回答总是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辩护，甚至连作者也毫不犹豫地说：“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以色列同情者，对我来说，要做到客观和公正是绝对不可能的。”（注：转引自彭卫和孟庆顺：《历史学的视野：当代史学方法概述》，第284页。）第三，口述者的回忆受到现实生活经历的影响，在回忆时可能明显地反映出口述者的个人心理的变化。正如很多历史学家在评价保罗·汤普森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时，都认为活下来的生活在“爱德华时代的人”，后来变成了“乔治时代的人”，现在又变成了“伊丽莎白时代的人”。
当然，对于这些历史学家的挑战，口述历史学家予以坚决的反驳，他们认为：“不可靠的回忆作为口述历史的来源，那不是一个问题。”（注：Alistair Thomson，“Fifty Years on：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on Oral History”，p.584.）早期的口述历史学家制定了评估口述历史记忆可靠性的标准，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见与不可信。而且，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借鉴了检验史料可靠性的原则和方法。这时期，对于口述史料的印证基本上采用了与其他资料相互佐证的方法。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本斯在采访二战中的美国士兵时，发现很多士兵提供的信息都是假的，而且非常荒唐。在撰写时，他便利用了同时期的其他资料如敌方文献记录，进行相互佐证。（注：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p.6-7.）
当代口述历史学家开始把“记忆的不可靠性”看做口述史学的特性，认为这不是口述史学的缺憾而是长处。意大利口述历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认为错误的记忆对于个人及团体来说都是理解事件意义的关键，因为他们在记忆中生活。他还说：“真正重要的是回忆不是被动地收集事实，而是创造事实意义的主动过程。”（注：Alessandro Portelli，“What Makes Oral History Different”，in Alessandro Portelli，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li and Other Stories：Form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pp.45-58.）显然波特利承认受访者的个体意识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也正因此反映了受访者那个时代的文化和思想观念。当代口述历史学家似乎都倾向于此观点，他们认为口述历史不仅是“重现”历史的手段，但同时也要注重对历史意义的分析。美国口述历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断言：“如果回忆被作为历史分析的目标来看待，口述史学将是发掘、探索和评价历史回忆过程性质的强有力工具——人们怎样理解过去，他们怎样将个人经历和社会背景相连，过去怎样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人们怎样用过去解释他们现在的生活和周围世界。”（注：Michael Frisch，A Shared Authority：Essays on the Craft and Meaning of Oral History and Public History，p.188.）
简单地说，其实这就是一个客观性问题，也就是受访者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过去的历史。尽管，笔者坚信口述历史的可靠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过去的历史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文献历史学家认为文字史料是最可靠的，但是请问：“这些文字史料是谁写的？”如果是人写的，那其中肯定渗透着作者的个人感情，也是无法达到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们已经接受信件、日记和自传等作为合法的文献资料，尽管他们的作者有可能出错或有偏见。笔者认为，部分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口述历史太“主观”了，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真正理解所谓的“客观”，或者把它作为一个双层概念来看待。就拿作为口述资料的回忆来说，它是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的。因为被调查的当事人或知情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其叙述的历史事件至少具有一定的真实性。而且，口述历史学家在访谈和取证时是以访谈者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任意地提出新的凭证，因为口述史学家在整理采访资料后还得经过被调查人的同意才能予以保留和公开。
更何况，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自己过去的经历告诉自己的后代。比如经历过大灾难的人，起初他们不愿意将自己的感受告诉别人，甚至自己的孩子。因为当他们回首这段往事，留给他们的只是痛苦和悲哀。可是当他们逐渐变老的时候，他们希望有人能够共享他们的经历：“我沉默的太久了，但我即将离去，因而现在我必须告诉我的孩子们。”（注：Rhoda G.Lewin ed.，Witness to the Holocaust：An Oral History，Twayne Publishers，1990.）而且医学上已经证明这一点。老医学家罗伯特·巴特勒认为，所有的人，当他们变老和认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他们会经历一个生平回顾的心智过程。（注：Robert Butler，“The Life Review：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Psychiatry，No.1，Vol.26，1963，pp.65-76.）不论别人在乎与否，老人将重温自己的一生，要么是仔细地独自回顾，要么邀请他们的家人或邻居来倾听。在回顾过程中，老人将告诉他们一些不为人知的经历并展示其生命中的其他方面。所有这些因素的出现将大大有利于口述史学的发展，也使得口述史学有着坚实的群众基础。
资金不足是口述史学发展的一个现实难题，因为口述史学是一种代价高昂的研究方法。出去采访要花钱，购买录音工具要花钱，译解磁带录音要花钱，出版资料也要花钱。随着口述史学研究中新技术的应用，摄影机、电脑和打字机等都成为必需品。怪不得口述历史工作者感叹：“对于任何渴望开展口述历史项目的研究者来说，最重大的问题是资金。”（注：Romon I.Harris，Joseph H.Cash，Herbet T.Hoover and Stephen R.Ward，The Practice of Oral History：A Handbook，Microfilming Corporation of America，1975，p.5.）
虽然口述史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到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资助，但毕竟口述史学不能直接创造财富，其投入是一个非常缓慢的产出过程。所以获得资助仅是个别大的研究项目和研究机构，而绝大多数口述项目在财政上是非常紧张的。但笔者认为，做好一个口述历史项目最重要的并非是资金问题，资金少，那我们就按资金少来设计这个项目，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钟少华先生，在从事“留日人士访谈”口述历史项目的时候，共总才有2000元人民币，而且是朋友资助的。但是他计划的非常好，该节俭的就节俭，最后他的这个项目还是成功了，而且于1997年将口述资料整理出版。（注：《进取集——钟少华文存》。）
当然，作为口述史学工作者，必须主动地向政府和社会企事业团体寻求合作，以获得资助。他们可能会遇到非常棘手的问题，有些单位要求口述史学工作者按照他们的想法，甚至与事实相违背从事研究，才愿意提供资助。特别是他们不知道口述历史的意义和如何工作，不知道口述史学工作者如何选择潜在的受访对象……可是，他们却自我主张提供受访者的名单——其中仅仅只有一些高级管理人员而没有普通工作人员，这样显然是口述史学工作者所不能接受的。其实，这里也给口述史学工作者提出一个警告：千万不要昧着良心从事研究。因为不管有多少钱，也不能还历史的原貌。
保密问题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知道新闻记者采访的录音一般都没有保存，也没有发给受访者一份法律授权书，因为新闻记者只是做一些简单和快捷的报道。（注：有关新闻与口述历史关系问题，请参阅，张玉法：《新闻与口述历史》，“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中部办公室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口述历史进阶研习营——学员手册》，2000年，第139—146页。）而口述史学工作者则不一样，如果研究者没有获得受访者的同意和授权，直接将采访记录公开，那么受访者有权起诉侵权者。因为这里涉及一个保密问题，如果获得的口述资料，牵涉到采访对象对他所了解的官方人士的私人坦率的看法，或者他对政府所持的否定观点，这样就必须考虑谈话者的安全。因此，作为口述历史学家必须有严谨的治学态度。
当然，口述史学的发展还有访谈技巧、口述记录的转录和口述资料的保存等诸多实际操作性问题。这些不仅仅是问题，更是对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考验。问题虽然存在，但口述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它将是历史学领域中最有前途的分支学科之一。
四、当代美国口述史学
现代口述史学在当代国外的发展呈现一个明显的辐射走向，它发端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兴起于加拿大和英国，20世纪80—90年代逐步流行于世界各地。（注：关于当代国外口述史学，David K.Dunaway和Willa K.Baum主编的Oral History：An Interdisciplinary Anthology（1996）就有专章介绍（其中包括美国、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拉丁美洲）。Ronald J.Grele，“Dueouons for Oral History in the United State，”pp.62-84；Eugemia Meyer，“Oral History in Mecinco and the Caribbean”，pp.343-350；Paul Thompson，“The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in Britain”，pp.351-362；Karin Hartewig，“Oral History in Germany”，pp.363-379；Daniele Vokman，“Oral History in France”，pp.380-390；Alessandro Portelli，“Oral History in Italy”，pp.391-416；Dora Schwarzstein，“Oral History in Latin America”，pp.417-424.）
美国历史学的发展向来以“新颖和前卫”著称。二战以后，许多新兴的历史学分支学科都首先在美国诞生。口述史学便是代表之一。目前，它拥有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口述历史协会，和官方刊物——《口述历史评论》，地方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或小组遍布全国各地。而且，在美国的中小学和大学课堂上都设置口述历史课程，培养了一大批历史学和相关领域的口述历史学家。直接地说，在美国它不是作为一门历史学的分支学科被研究的，反而它成为人皆用之的方法，因为它已经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学、文学、民族学、灾难学、人类学、新闻学、种族学、艺术和医学等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综观美国口述史学五十多年的发展，可以明显地看出其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
缓慢发展 从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的建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发展比较缓慢，但是口述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却意味深长，引起了许多历史学家的注视。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方面是财政上的困难，对口述历史项目的支持不够。阿兰·内文斯的学术继承人路易斯·斯塔尔教授曾回忆道：“1952年以前，研究室没有扩大搜集口传资料的范围，口传资料作为样本被保留，用打字机编制出目录卡片。1957年开始增加出版刊物（复印原始口传资料）。”（注：转引自侯成德：《美国口碑史料学30年》，第12页。）另一个原因是采访手段的落后。开始，出于财政考虑，内文斯的研究工作只是局限对他自己居住的地区进行访谈。又没有录音机等先进的采访设备，他只能带着秘书，由秘书把访谈内容记在笔记本上，然后赶回去，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再交给受访者修改。
除了内文斯的研究工作以外，在这个领域影响比较深远的还有，1951年欧文·鲍姆巴德开始就亨利·福特的生平和他的企业成就进行了研究，他搜集了四百多次的采访资料。1953—1958年，威廉·欧文斯主持和录制了有关得克萨斯石油工业发展情况的回忆。（注：具体内容请参阅，赫伯特·胡佛：《美国的口述史》，第21—25页。）对美国口述史学未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口述历史项目是美国总统口述历史项目，即在每任总统卸任后，就对总统的内阁成员、高级参谋以及亲属进行采访，访谈资料整理完毕后，相应地设立总统图书馆。这个项目也是美国唯一的一个受到联邦政府长期资助的口述历史项目，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影响和被社会的普遍接受。到目前为止，已经建立了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和布什总统图书馆。（注：杨祥银：《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口述历史收藏》，《图书馆杂志》2000年第8期。）
这个阶段之所以意味深长，不仅因为当时有很多历史学家进行口述历史的搜集工作，更重要的是长期被历史学家所歧视的“口述凭证”，已经作为历史研究资料被引用，有些历史著作甚至全部根据口述历史资料。在这方面，卓有成效的是哈里·威廉姆斯的研究工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在休伊·朗的研究工作中表态说：“我越来越深信口述史的正确性。口述史不仅是编撰近代史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使我们能特别详细地研究历史。”（注：赫伯特·胡佛：《美国的口述史》，第22页。Harry T.Williams，Huey Long，Alfred A.Knopf，1969。笔者注：目前在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图书馆设有哈里·威廉姆斯口述历史中心。）
在这个过程中，推动美国口述史发展功不可没的是，美国一些著名大学参加了口述历史的研究工作。继哥伦比亚大学之后，195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成立了口述历史档案馆——地方口述历史办公室。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在1958年建立了口述历史项目。
同时，美国口述历史学界也开始注意到口述史学发展的正规化问题，面对着传统史学家的极力反对，他们组建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协会，并定期召开年会。1966年9月，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阿罗黑德湖举行了美国口述史学第一次大会。1967年11月，在纽约召开的第二次大会上，正式成立美国口述历史协会，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除此之外，最初成立的机构还有新英格兰口述历史协会、贝勒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得克萨斯口述历史协会等。至1967年，全美相继建立了九十余所研究口述史学的专门机构。（注：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前的美国口述史学发展状况，请参阅Louis Starr，“Oral History”，pp.39-61。另外，关于美国口述史学，请参阅齐小新《口述历史在美国刍议》，《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口述史学所取得的成绩，笔者想借用路易斯·斯塔尔的一句话：“‘口述历史’一词已成为语言的一员，尽管报纸对之贬低。口述历史，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它已确确实实地存在，成为一个众所周知的事物。”（注：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4.）这说明口述历史已经登上了“大雅之堂”，而在历史学家和人民心中的传统观念——“档案馆的资料是最可靠的”这个观念已经逐步被抛弃。
大突破 进入20世纪60年代的后期，口述历史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即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总的特点是在继续重视著名人士访谈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口述历史运动的“人民化”倾向。从第一阶段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口述历史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一些著名人士和著名企业的历史。它根本没有将口述历史研究的“民主性”表现出来。口述历史之所以经久不衰和引人注目，就是因为“它给了我们一个机会，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并使历史密切与现实相联系”。（注：沈固朝：《与人民共写历史——西方口述史的发展及对我们的启发》，第103页。）
随着全球性的“新史学”浪潮的推动，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对象都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传统的政治中心让位于社会研究：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极大的挑战，精英论宣告破产，长期以来没有受到重视的黑人史、印第安人史、移民史、劳工史、妇女史的研究活动活跃起来。一部分西方激进历史学家号召彻底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所谓精英历史观，而要求重视下层平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并撰写有关他们的历史。美国口述历史工作者开始扩大他们的研究范围，研究了美国黑人区和穷乡僻壤，以便“重新创造那些过去一直被人们所遗忘的历史”。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些人自己的声音的媒介，历史将会承认黑人、奇卡诺人、女人和工人的生活和他们对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注：赫伯特·胡佛：《美国的口述史》，第23页。）
这个阶段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真正开创了美国口述历史研究的“人民化”局面。（注：具体内容，请参阅本文第一节“口述史学兴起和发展的原因”，这里不再赘述。）
当然，这个阶段还有一些从事专题研究的口述历史项目，都局限在种族和社区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总之，美国口述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971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已拥有一千四百余名会员，这些会员来自社会的各个行业，有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教育家、公民权利团体、医疗团体和宗教团体等。从1973年开始，作为官方刊物的《口述历史评论》和《口述历史参考文献》也相继出版。
这时期的研究机构也从20世纪60年代的90多个迅速增加到1978年的500个，比如康涅狄格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爱达荷口述历史学会、蒙大拿口述历史学会与宾夕法尼亚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等等。
发表的论文数也逐年上升，1971年一年的数量就相当于整个50年代的两倍。（注：Louis Starr，Oral History，p.47.）这些文章把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集中于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领域，当然也涉及口述史自身发展的方法和理论问题。代表作品有：查尔斯·莫里斯的《关于口述史学采访》、威拉·鲍姆的《转录和编辑口述历史》、戴维斯·库洛姆的《口述历史：从录音带到打字机》、哈里斯·雷蒙的《口述历史的实践：一本指南》和布鲁斯·斯蒂文的《城市史的建立：通过口述历史的历史学》等等。
同时，口述史学的发展影响着正规的教学。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开始应用，这一领域的始作俑者是美国拉邦—盖普那库奇中学的社会研究教师埃利奥特·威金顿，他为了提高学生对历史的兴趣，便派学生们深入到周围的村庄，向老前辈采访过去的历史，最后编成《狐火》一书。他还把口述史学作为中等学校的正式历史课程。没过多久，“狐火”技术被证实，在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和主动性上成效卓著；于是全国各地衍生出很多的以口述历史访谈为基础的计划。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大专院校也开设了口述历史学课程，不仅在历史系，而且在社会学系、人类学系和美国研究等专业也非常普遍。
纵深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口述史学研究的范围更为普及，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史、政治史、企业史、部落史、文化史、科学史、妇女史、体育史、艺术史、儿童生活史、军事史和建筑史。（注：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请参阅《美国历史杂志》1987年以来的夏季版中的“口述史学”专栏。）
这个时期，在美国口述史学更加受到历史学界的重视。1994年夏天，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口述史学国际大会，吸引了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四百多名学者。这个研究会每年都有两千五百多名学者从事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和采访，他们采访的对象集中于美国政治、文化、大众艺术、社会活动、社会福利和商业等领域。到目前为止，收藏了七千多份磁带传记（taped memoirs）和七十多万页抄本（transcripts）。自从研究室成立以来，三位主任都曾经是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主席，可见口述史在美国的发展，已赢得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认同。而且，《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开辟专栏，从1987年开始对口述史学的发展做系统的介绍，推动了口述史学的研究和普及。1997年，美国历史学家协会的官方刊物《历史杂志》（Magazine of History）在春季版上对口述史学做了整刊介绍。
到目前为止，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美的口述历史研究机构和项目近千个，这些机构和项目的主办者有图书馆、大学、地方历史学会、档案馆、博物馆和地方人文社会科学理事会以及一些私人基金会，比如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1983年，在全国人文科学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召开了“关于口述史学和妇女史的国际大会”，与会者就口述史学和妇女史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和争论。
这个时期，口述历史教学的普及程度也是惊人的，几乎每个大学都根据自己的特色开设相应的口述历史教学课程。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长滨分校、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杜克大学，路易斯安纳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康涅狄克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和新墨西哥大学等都设有口述史学研究项目和研究中心，它们保存和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历史资料。（注：笔者曾经与上述大学口述史学课程的相关负责人做过交流，有关这些大学口述史学课程的具体内容，可以访问它们的网站。）尽管如此，在美国设置口述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大学并不是很多，而在大学专业设置中一般是从属于公共历史学的。为了推动口述历史教学的正规化发展，还成立了口述历史教育家协会。
这个时期的口述史学理论著作也是最多的，比较经典的有：威拉·鲍姆和戴维·杜纳威的《口述历史：跨学科文集》、迈克尔·弗里斯科的《共享主权：有关口述史学和公众历史学技艺和意义的论文》和唐纳德·里奇的《口述史》。
综观美国口述史学50年的发展，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美国口述史学重视实践项目的开展，而忽视理论问题的建设（相对而言）。在短短的50年间，美国成立了一千多个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和机构，事实上这个数据还是保守的估算。这个发展速度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正是由于它们过分地重视口述历史项目的开展，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忽视了口述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当然，这与当时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氛围有很大关系，当时美国口述史学一直是作为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史料的方法。美国出版的口述历史读物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口述访谈为基础的普通历史读物；另一种是以口述历史项目为基础的个案研究，重点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提高口述历史访谈技能，很少涉及口述史学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尤其是口述历史和记忆，记忆和认同感等方面。口述史学要发展，它不能再简单地限于访谈技巧的探索，更需要引入跨学科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心理学、诠释学。令人欣慰的是，美国口述史学界似乎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2000年口述历史夏季研讨班的探讨主题就是“历史、记忆和创伤”。（注：这个研讨班每年都邀请国际最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相互探讨口述史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问题，其影响颇受国际口述历史学界的关注。这几年来，笔者一直通过该研究室主任获得这个研讨班的相关信息。）
第二，在研究目的上，口述史学摆脱了传统的历史学政治借鉴和垂训功能，而注重挖掘口述史学服务于现实社会一切潜力为目的，即口述史学把历史学纳入实用性、营利性的轨道，使历史真正地与市场接轨。口述历史学家把解决社会的现实问题和困难作为他们确定项目的首要标准。口述历史学家可以提供包括为家族、公司、慈善机构、各类政府和私人机构撰写历史或帮助制定政策的服务。美国著名口述历史学家查尔斯·莫里斯自1975年以来担任自由口述历史学家，其工作范围由政治界一直到生物医学界，他说：“令我惊诧的是，当我对外证实具有提供服务的能力后，就有很多的顾主前来邀请我以口述历史学家的身份提供帮助。”（注：Elisabeth L.Beattie，“The Advent of Independents：Oral Historians Who Stand Alone”，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26，Summer 1992，p.I.转引自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18。）主要体现在：（1）帮助制定政策：在联邦、州和地方各级政府，口述历史学家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实施以及实施的结果，通过对不同人士的访谈，评价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我想，美国总统图书馆的建立除为了纪念总统以外，更重要的是为将来的研究者提供历史研究的“有声”资料。有些公司也像政府一样，从历史的角度帮助公司进行政策分析、劳工关系研究、整理公司的档案资料、撰写公司历史等等。在华盛顿特区附近的马里兰州的洛克维尔城，菲利浦·康特伦创建的“历史联合会”就曾经为联邦政府和MCI等制作过口述历史。（注：具体内容请参阅：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p.18-20。）（2）文物、历史遗迹保护和管理：具体的操作办法是通过访谈，将仍然活在人们记忆中的资料保存下来，以重建昔日的物质文化。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收集历史建筑中的生活细节，通过采访那些曾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重现当时的家具及装饰。1969年通过的《国家史迹保护法案》将考古学、建筑学、民俗学和口述历史的观点应用在市政建设、资料保存和公共工程计划等发展之上。曾经协助文化资料管理小组的口述历史学家丹·尤他利指出：“口述历史可以把一些表面上不相关的物体——一个T形动力传送机、一堆零散的砖头、几个焊的金属筒等——联系起来组成一个灌溉系统。20世纪50年代，该系统被用来将河水抽上来浇灌一片焦干的棉田。”（注：Dan K.Utley，“From the Ground Up：Or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Archeology”，Sound Historian：Journal of the Texas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1，Fall 1993，pp.18-28.转引自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188。）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重现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模式，而且有助于文物和历史遗迹的保护和管理工作。（3）历史与大众传媒：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早与广播、电视、电影和印刷联系在一起，这些单位聘请口述历史学家参与节目制作、纪录片的创作及书籍的出版、印刷和发行等工作。（4）地方史、社区史和家庭史。（注：具体内容请参阅：Donald A.Ritchie，Doing Oral History，pp.185-195。）
第三，美国口述史学不仅在学术界，而且在整个社会都受到相当的重视。口述历史项目的主办机构，不仅有各类研究机构和中小学、大学，还包括医疗机构、林业机构、军方组织、政府部门、慈善机构等等。经费的来源相比其他国家更加充裕。除了全国和各州的人文社会科学基金会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私人基金，比如福特、洛克菲勒、斯密森等等。
最后，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已经走上了相当健全的轨道，不管是从组织机构，还是从日常运行上来看。作为全美口述史学的统一组织，口述历史协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口述历史协会自1967年第一届年会以来，到2001年已经召开了35届，官方的各种出版物也如期出版。同时，美国口述史学界也表现了空前的开放胸怀，口述历史协会不仅是美国口述史学界的统一组织，而且也是世界各地同行共同探讨口述史学的重要舞台，其会员也有一部分来自国外。
综上所述，美国口述史学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从历史学家的象牙塔步入学校的殿堂，进而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从这一点来说，无疑是非常成功的。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也有令人担忧的地方，除了口述史学共同面临的问题以外，最严重的问题是，口述史学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一种技术被应用，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却相对薄弱，甚至不如刚刚起步的意大利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美国著名史学思想家厄恩斯特·布雷塞奇在评价公共历史学时的一段话，正好印证了当前口述史学的这个趋向：“美国的历史学不需要成为一种社会技术或服务于公共目的过程中的一种行动工具。”（注：Ernst Breisach，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 and Modern，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3，p.395.转引自王渊明：《美国的公共历史学》，《史学理论》1989年第3期。）至于这种说法正确或恰当与否，那只能由历史来证明。
【延伸阅读】
1.Alistair Thomson，“Four Paradigm Transformations Oral History”，i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2007，Vol.34，Issue 1，pp.49-70.
2.Jerrold Hirsch，“Before Columbia：The FWP and American Oral History Research”，in The Oral History Review，2007，Vol.34，Issue 2，pp.1-16.
3.Ronald J.Grele，“Movement without Aim：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Problems in Oral History，”RobertPerks&Alistair Thomson eds.The Oral History Reader，London&New York：Routledge，1998，pp.3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