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学术史与基本理论
口述史
口述史口述史读本近些年来，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使用口述证据，或访问一些人，了解他们的某种记忆；或对一些尚未有文字的社会进行调查，了解它们的口头传述和民间记忆。口述资料对社会史和非洲殖民前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资料能够产生一种触摸过去的令人兴奋的“现实”感受，但它也像其他种类的历史资料一样充满了缺陷和疑难。就口述资料而言，历史学家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他们自己又在资料形成过程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口述证据和口头传述
历史学家对文化意义不断增加的兴趣产生了一种新的研究纲领，值得更广泛地予以讨论。这就是解释口述证据的方法论的发展。长期为专业历史学家忽视的口述资料，目前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被加以利用，而对于按传统方法培养起来的研究者而言，每种方式都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挑战。第一种和更为人们熟悉的类型是口述回忆——由历史学家借助访问而获得的第一手回忆，通常被称为口述史。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口述方法在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被越来越多地使用，尤其因为它有助于说明最近的社会历史状况。第二种是口头传述，即对过去的人和事件的叙述和描绘，它们通过口述经几代人流传至今。尽管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实际已经绝迹，但口头传述在某些国家仍然具有生命力，即在那些读写文化仍未取代口述文化居主导地位的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它被非洲的史学家们越来越自信地加以研究。口述史和口头传述最初被评价为直接了解过去的手段。今天，它们被越来越多地视为表现非精英群体是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建构和修正其文化内涵的证据。
一
仅是在最近，专业历史学家才获得了一些收集口述资料的经验。甚至在今天，历史专业的主流仍然对它持怀疑态度，通常不愿意就口述研究的实际价值和缺陷展开讨论。阿瑟·马维克（Arthur Marwick）在他的《历史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History，1970）中较全面地辑录了原始资料的类型，但却没有提到口述资料。（注：在该书第三版中的一段话对这一疏忽有所纠正：The Nature of History，Macmillan，1989，pp.215-16.）直到最近的1995年，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仍评论道：“历史学不研究文字产生前的社会。”（注：John Vincent，An Intelligent Person’s Guide to History，Duckworth，1995，p.3.）然而，两类口述资料提供了大量证据，它们目前被那些回溯过去的学者利用，就像最早使用这种资料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注：希罗多德（前485—前425），希腊历史学家，有时被称为历史学之父。他有关希腊与波斯战争的历史著述被视为第一部真正的历史学著作，该著作是建立在对许多资料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其中许多资料都是通过访问而收集到的直接描述。希罗多德还将其广泛游历中收集到的许多有关地方和地理的细节资料纳入到他的记述中。）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注：修昔底德（前460—前400），希腊历史学家和军事指挥官。他参加了在雅典和斯巴达间进行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用他的经历和对其他老军人的访问作为基础撰写了他的战争史著作。不同寻常地，修昔底德思考了战争发生的长期原因、而不是简单地提供一系列史诗般的场景。）——那样。研究中世纪的编年史家和历史学家很少有不利用口述证据的；尽管自文艺复兴以来，书面资料的重要性在迅速增加，但以往利用口述资料的技能仍然作为档案资料研究的有益补充而保存下来。仅是伴随着19世纪现代学术历史学的出现，口述资料才完全中止使用。在兰克模式下塑造的新专业人员的能量被用于对书面档案资料的研究，他们宣称拥有的专业技能也是基于此，他们的研究生活大体局限于图书馆和档案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历史学家引用的书面资料本身从源头上看是口述性的。诸如12世纪马尔美斯堡的威廉（Williamof Malmesbury）（注：马尔美斯堡的威廉（1095—1143），英格兰修道士和历史学家。是盎格鲁—萨克森历史学家比德（673—735）之后英格兰历史编撰学中第一位重要学者。威廉撰写了一部英格兰史，从比德记述终止的地方继续记述，他的书分为平行的两卷：一卷记述英格兰国王的言行，另一卷记述了英格兰主教的事迹。）等中世纪编年史家就将口头传述及第一手证据包括在他们的著述中。在19世纪社会史研究使用的原始资料中，社会调查和官方调查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它们提供着足够多的可以为历史学家利用的证词；但在利用时，他们通常很少关注对证据的选择或证人被访问的背景。然而，历史学家也许可以通过访问增加口述证据量的认识，会持续受到置疑。其原因部分在于，历史学家不愿看到任何危害“同时代性”这个原则的事情发生，它是历史资料的主要要求，而口述资料有着无法回避的事后认识成分。但是，也许还有着一种更深层的反感，即不愿在历史研究习惯上有任何激进的变化，并且也无法把握新证据产生（不仅是解释）带来的影响：
同时，访问方法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研究工具。在20世纪20—30年代趋于成熟的人类学，研究者典型地接受了一种参与性观察者的角色。他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地亲身体验所研究社会成员的生活，以理解当地人的经验；他们会同招待他们的主人进行频繁的对话并收集生活史方面的资料。在研究当代西方社会时，社会学家本人倾向于少与研究主题发生关联，以免影响研究的客观公正性，但对被研究者做深度访问却是一项重要的资料来源，再结合通常进行的问卷式社会调查提供的信息。社会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访问技巧被证明是对历史学家有帮助的，尽管将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历史学家需要形成自身独特的方法来研究记录下来的口述资料。
口述方法在专业历史学家的应用中取得的一些进展几乎完全归因于传统的书面资料在许多领域未能提供任何信息，而这些领域目前正在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对较近时期的政治史的研究就属于这类论题。尽管在维多利亚和爱德华时期，社会名人通常会经手大量的官方和私人信件，但与他们相对应的现代社会名人却更多地依赖电话交流，他们很少有空闲将信写得非常详细、冗长。在较近的时期，有一些重要的知名人物已经不再写私人信件、而是用话语去说，工党在20世纪30—40年代的一位领导成员赫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注：赫伯特·莫里森（1885—1965），工党政治家。他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促进伦敦发展的一位重要人物，尤其是在首都的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方面。他供职于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929年建立的工党政府，并担任丘吉尔战时联盟的内政大臣。他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战后工党政府中担任副首相，负责国有化纲领在下院的通过工作。他是布莱尔新工党政府的前部长和欧盟贸易代表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的祖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注：Bernard Donoughue and G.W.Jones，Herbert Morrison，Weidenfeld&Nicolson，1973.）为了能够获得撰写一部传记所需要的证据资料，历史学家必须从这些人物的那些仍然活着的朋友和同事那里收集相关的印象和回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在政治和其他行业居于次要地位的人物。英国政治和行政史口述档案馆于1980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建立，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收集这类资料。（注：Anthony Seldon and Joanna Pappworth，By Word of Mouth，Methuen，1983.）第二个涉及的领域，是也许可以称之为有关最近日常生活的社会史，尤其是工人阶级在家庭和工作场所生活的资料，在过去，这些很少成为同时代人观察或研究的对象。在英国，口述史运动是由社会史学家所主导的，他们对这些论题的兴趣大多由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信仰支撑，这明显地表现在他们的内部刊物《口述史》（Oral History）上。迫切需要扩大传统历史学家专业技能的第三个领域是研究文字出现前社会的历史学，这些社会很少或根本没有有关它们自身的书面资料，仅能通过具有读写能力的局外人的记述——通常是具有偏见的——才能在档案资料中予以了解。在非洲的例子中，不仅非洲人自身的日常经历无法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还原；而且大部分更正式的历史内容，诸如商业贸易的增加或政治制度的演化，也需要进行大量口述研究。在这三个大的领域中，后两个领域中的口述研究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并且对历史研究方法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
二
这段叙述收集自南威尔士的一个退休矿工，它是一个有关矿工社区史研究项目的组成部分，表现了某些可以向历史学家推荐的“口述史”的优点。它是某些人的传记片断，这些人绝不会梦想他们的回忆会以这种方式受到尊重。作为一种个体经历，那是普通的，然而同时也是特殊的，它提供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生动描绘，而这些在英国目前仅存在于年龄非常大的人的记忆中。有关爱德华时期的同时代书面资料——例如，社会调查者和慈善机构的报告——提供了有关穷人住房的丰富信息，但这些信息都是二手的转述，并根据专家的意见予以了加工，因此是一种来自外部的描述而不是亲身经历的产物。与在书面资料中被仔细整理的社会事实一道，人们能够通过口述史听到普通人的声音。
家庭的日常生活仅是口述史能够提供的纠正书面资料存在的偏见的一个方面。社会史渴望将社会历史视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富人的和有读写能力的人的历史。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看到的，社会史学家本能地求助的档案资料都是带有机构成见的，正是这些机构制作了这些资料。作为结果，劳工史表现出官方工会的，而不是普通工人的特征；住宅史强调的是为出售和出租而建筑的房屋与公厕的改良，而不是房客的生活质量；农业史关注于庄园的管理和农村经济，而不是农庄劳动力的工作状况。书面资料也主要是由成年男子制作的：妇女不属于能够经常写信的有闲阶级，她们写的东西也很少能保存下来；儿童的经历也很少在档案资料中被明确记录。一些在70年或80年前发挥显著作用的社会集团，游商、各类无组织的工资劳动者及贫穷的移民群体在传统的资料中几乎完全没有记载。
能够从这些群体中仍然活着的人那里收集的证据经常被误解是有关特定事件和序列的，例如一些年龄最大的人有关他们年轻时的记忆。其中最可靠的是那些对反复出现经历的总结，就像一种工作技能的实践或一个小孩融入到邻居和亲戚网中。日常生活和普通社会关系网是很普通的现象，因此，在当时被视为是想当然的；但目前它们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而口述调查提供了最便捷的认知手段，正如在《妇女的地位》（A Woman’Place，1984）中伊丽莎白·罗伯茨（Elizabeth Roberts）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半个世纪兰开夏工人阶级妇女的杰出研究。口述史还能够传达日常生活诸方面的本质联系，而其他类型的历史学家倾向于将它们作为孤立的社会事实加以了解。例如，通过对非常贫穷人群生活史的了解，打零工、周期性的饥馑、营养不良、酗酒、旷课旷职和家庭暴力等构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或后）成百上千万人口的整体社会背景，这些能够被生动地予以描绘。简言之，口述史努力赋予社会史人性的一面。
口述史学家如何寻找被调查者呢？社会学的抽样技术在这里发挥着一定作用。迄今为止，一项最具抱负的尝试试图将口述史的发现纳入到一般社会史研究中，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仔细建构了500位经历了爱德华七世时代（1901—1910）、至今仍然健在的人群的抽样，他们来自英国的所有阶级和地区；其中一些素材呈现在他的著作《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The Edwardian，1975）中。（注：保罗·汤普森在他的方法学著作中，对抽样调查的实施步骤有更详尽的描述，参见：The Voice of the Past：Oral History，2nd ed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24-31.）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以他为榜样。最近的口述史研究更多以地方史为对象，这有着实践层面的合理理由。在一项严格的地方史研究中，对所有那些愿意和能够接受调查的年长者都进行详细的调查；对个体受访者的可信度不应予以过多的信任，证据必须彼此对照；通常在生活史研究中居于突出地位的纯粹地方性的调查，能够在其他资料的帮助下予以说明。但同样重要的是，口述史一开始就是由业余的地方史研究者实践的。英国业余地方史研究传统（追溯到16世纪）强调地形学（注：地形学是对一个地方自然特征的研究。）考察与研究乡绅（注：乡绅（squire），描述一类贵族成员的一般用语，指一个特定村落中的主要地主。该词通常是指那些影响力仅限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与贵族（nobles andaristocrates）形成对照，后者指更广泛占有土地的人。）、教士和——较少见的——商人社会。口述史承诺提供一种能为普通人理解的对地方和社区的认识，同时揭示社会史的更一般性特征。这类非常细致的研究已经在历史工作坊运动（History Workshop Movement）的支持下展开。拉斐尔·萨缪尔重建了海丁顿采石区（Headington Quarry）于20世纪20年代被汽车工业的扩张卷入之前的经济和社会情境；如果没有他收集的丰富口述证据，萨缪尔会发现很难超越当时报纸有关“乡村莽汉”的陈词滥调式的报道，去认知那些支撑村民独立精神的各种行当和社会网络。（注：Raphael Samuel ed.，Village Life and Labour，Routledge&Kegan Paul，1975.）在地方城市史研究领域中，也许最好的口述研究是由杰瑞·怀特（Jerry White）对伦敦进行的两次口述研究，怀特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业余史学家：一次是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声名狼藉的霍洛威街（Holloway Street）的研究，另一次是对19和20世纪之交伦敦东部一个公寓区的研究。（注：Jerry White，The Worst Street in North London：Campbell Bunk，Islington，Between the Wars，Routledge&Kegan Paul，1986；and Rothschild Buildings：Life in an East End Tenement Block，1998-1920，Routledge&Kegan Paul，1980.）
图1 在霍洛威街收集的有关坎贝尔路的口述证据表明，它与“伦敦最差街道”的名声并不相符（Topfoto/Topham/Picturepoint）
支撑目前口述史实践的是两种非常有吸引力的假设。第一和最明显的是，个人回忆被视为重建过去的最有效手段，它提供了被实际经历的人类生活的可信证据。保罗·汤普森（Paul Thompson）生动地将他有关口述史方法和成就的书命名为《过去的声音》（The Voice of the Past，1978），尽管在文本中有各种保留和限制，但历史学家和其研究对象直接进行接触的观念是汤普森观点的中心，这甚至更明显地表现于他的口述史实践《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中。因此，从某种层面上看，口述史只不过是执行由专业历史学家自19世纪早期以来制订的纲领的一种新手段，他们的纲领是“如实地揭示历史”和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过去人们的经验。
但许多口述史学家并不满足于专业历史学家规定的程式。他们将口述史视为一种民主的选择，它将挑战学术精英对历史研究的垄断。不仅要给普通人在历史学中留有位置，而且还要使他们在具有重要政治影响力的历史知识的生产上发挥作用。在伦敦东部，哈克尼郡人民自传就是由一个当地居民群体写作的，他们记录下彼此的生活史，并出版手抄本的小册子，后者通过一个当地书店出售。尽管有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参与其中，但却没有学术历史学家的参与；如果有后者参与，人们对认识过去自己的信心也许就会受到损害。这就是说，社区应该通过口述研究揭示自身的历史、形成它的社会认同，而不是受惠于传统历史知识的假设。该群体的协调者肯·沃尔伯利（Ken Worpole）回忆该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始时的情景：“从工人阶级口头回忆中产生一种能够共同分享的历史似乎是一项积极和重要的事业，它能够与各种其他新形式的‘社区’政治相整合；他将这种和其他类似项目视为复原一种确定阶级意识的本质性工作。”（注：Ken Worpole，“A Ghostly Pavement：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ocal Working-class History”，in Raphael Samuel 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Routledge&Kegan Paul，1981，p.28.）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种族意识，当英国的黑人要从他们最近移民、定居和受歧视的经历中获得什么教益的话，英国黑人史研究很可能会沿着这些方向发展。（注：参见：Oral History，VIII，1980，no.1。该文报道了1979年会议中关于黑人历史和口述历史的议程讨论，当时参加会议的既有专业的历史学家，也有黑人激进分子。）
三
不过，所有这些界定——将口述史视为“重建”和视为“民主性”的知识——都面临一些重大的困难。口述方法产生的各种问题也许最明显地表现在由专业历史学家进行的研究项目中。假定口述证据都是代表过去经历的纯精华内容，那是天真的，因为在访问中，每一方都会受另一方的影响。正是历史学家选择了受访者并指定了他感兴趣的领域；即使他或她不问问题、仅仅是倾听，一个外人的存在也会影响受访者回忆和谈论过去的氛围。最终的结果既会受历史学家相对于受访者而言的社会地位影响，也会受他或她掌握的用来分析过去并能很好地与受访者交流的术语影响。换句话说，历史学家必须承认他们在创造新证据中的作用。
但当历史学家从现场消失时，困难也远未消除。因为，甚至受访者也不是在直接触及过去。不管是多么的准确和生动，他或她的记忆都渗透着随后的经验。他们也许会受从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是媒体）获得的信息影响；他们也许会受怀旧之情（那时的时代是美好的）的左右，或为对儿童时期贫困的不满所扭曲，这种不满会影响他们随后的生活。对任何人而言，倾听感受和看法——例如对父母的情感或对工会官员的不信任——通常会深信口述证据的可靠性，然而它们也许只是稍后经历的情感表述，而不是所涉及的那个时期的。正如汤普森著作的一位批评者提出的：
图2 历史学家已经掌握了从证人那里获得有关过去的口述证据所需要的各种技术。但应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必然会受后见之明的影响的口述证据呢？（Topfoto/James Marshall/Image orks）
然而，即使假设口述证据是可信的和纯粹有关过去的，但它作为一种对过去的表述仍然是不充分的。因为，历史存在不仅仅是个体经历的总和。指出我们的生活大体是在不能充分认知的情势下度过的，并不是对个体的蔑视。我们如何看待周围的世界也许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一种可行的基础，也许没有能够提供，但这种认识绝不会与作为整体的存在相对应。历史学家发挥的一项功能就是向着更充分地理解过去的存在迈进。接触比当时任何人所能获得的都更为广泛的证据并结合历史思维的训练，能够使历史学家把握那些在个体生活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更深层次的结构和进程。个人回忆的生动性是口述证据的力量所在，也因而是它的主要局限性所在，历史学家需要谨防陷入被访问者的思想范畴之中。并不是说这些范畴必然是错误的，而是说它们相比要求的具有更大的局限性。用菲利普·阿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的话来表述就是：
这些局限性特别适用于口述史中的民主或民粹倾向。在“人民传记”类项目背后隐含的思想是，一种明确表述的和可信的历史意识将能使普通工人更多地把握他们的生活。但要这样做，他们需要认知实际塑造他们所处世界的各种力量，其中大多数力量并非是他们所能认知的，或并非是直接表现于他们经历之中的。集体口述史的问题就在于，它有可能强化大多数人对变迁思考的肤浅形式，这些变迁是他们所经历的；而不是提供给他们更深刻的洞见，作为采取更有效政治行动的基础。杰瑞·怀特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这一点：
那么，口述史在历史学家的实践中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这里提出的问题并未涉及口述史存在的合理性问题。它提出的只是口述证据像所有文字资料一样需要进行批判性评估，它在运用时必须结合所有其他能获得的资料；换句话说，在第四章描述的历史方法原则也适用于这里。记录或转抄的口述证据、诸如西娅·汤普森（Thea Thompson）的《爱德华七世时代人的童年》（Edwardian Childhoods，1981）或由哈克尼人民传记出版的《工人们的生活》（Working Lives，1972、1976）并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历史编撰使用的原始资料。像一些其他种类的原始资料一样，它们通常会附加一些感情色彩和表现力以增加可读性，但并不能替代历史解释的研究。
应用口述资料对历史学家的技能要求实际是非常高的。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们》中，保罗·汤普森通过引入口述证据并结合较传统的资料，似乎已经完成了所需要做的；但对受访者的大部分引述是以一种印象式的方式表述的，作为对该书讨论的各种命题的例证性支持。（注：见Robert Gray的书评，Social History，V，1977，pp.695-7。）要全面把握一种口述证据的意义，必须对照所有有关该地方的，以及受访人群的资料来对口述资料予以评估，否则的话，过多的细节是没有价值的。有时，口述研究本身会发掘出一些掌握在私人手中的新档案资料——家庭账目或老照片——它们会增加支持性证据的数量。正是对当地背景的把握，使得拉斐尔·萨缪尔和杰瑞·怀特的口述研究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怀特用下列话语描述他有关伦敦东区公寓住户生活的书《罗斯奇尔德大楼》（Rothschild Buildings，1980）：
掌握所有相关资料对口述史研究同样重要。研究地方史的史学家使用的更传统的资料——商业档案、报纸、普查统计表、慈善机构的报告等——提供了了解有关受访者生活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的基本知识，也许会揭示历史过程的某些东西，它们对当地可观察到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一种业余集体研究项目的内在局限性意味着，要具有政治上的有效性就要求研究主体的参与，如果不是专业历史学家，至少也应是那些熟悉主流社会史研究方法和结论的人参与其中。（注：以这种方法进行的小规模但很有前景的案例，可参见：Tottenham History Workshop，How Things Were：Growing Up in Tottenham 1980-1920，1982。）
但在一种重要意义上对口述证据准确性的忧虑是偏离主题的。最近的一项研究指出，口述研究的重要性与其说是作为一种对历史真实（注：“历史真实”源自戏剧真实（cinéma vérité）一词，戏剧真实是一种由法国导演开创的电影类型，它尝试揭示朴素的和未经加工的“真实”，而不是像传统戏剧那样有仔细创作的人物形象。）（histoire vérité）的表述或一种对共同体政治的表现，不如说是作为表明社会记忆是如何被建构的珍贵证据。从这种观点看，正是对如实回忆原则的偏离赋予口述史以重要的意义。在第一章，我们已经看到社会记忆是如何被政治要求所塑造，由此它们经常会与历史学家所确证的对事件的认识产生分歧。口述史能够揭示分歧产生的过程，这样做有助于理解普通人的政治文化和历史意识。就他或她的证词而言，言说者的主观性也许是最重要的内容。个体对过去的认识包括了对直接经验的选择，以及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某种认识。历史传记有时揭示出这两种因素是如何在领袖和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彼此影响的，但我们对它们在普通人的历史意识中的地位知之甚少。然而，社会集团了解和解释其自身经验的方式是一种具有自身合理性的历史因素，处于政治文化的核心地位。
从这种观点看，心态从“爱德华七世时代”（注：爱德华七世时代与国王爱德华七世统治时期（1901—1910）相关联。）向“乔治王时代”（注：乔治王时代与国王乔治五世统治时期（1910—1936）相关联。该术语更常用来指四个乔治中的第一个乔治的统治时期（1714—1830）；它很少用来指乔治五世，因此这种用法通常与乔治王时代的画家和作家联系使用。）、再向“伊丽莎白时代”（注：伊丽莎白时代尽管通常用来指第一位女王伊丽莎白，但这里是指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52年她统治开始时一个“新的伊丽莎白时代”的说法一度成为时尚，但该术语并没有流行很长时间。）的转化是有其自身合理性的研究对象，而并非仅仅是在与过去直接接触时的障碍。最近，有关大众记忆的研究证明了源自这一方法的洞见。在澳大利亚，澳新军团（Anzacs）（注：澳新军团是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士兵组成的军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新军团的部队参与了盟军在土耳其加里波利进行的灾难性登陆战，该部队遭受的重大伤亡使部队成员对战役的英国策划者充满了仇恨。）参加1915年的加里波利战役（注：协约国军队1915年在加里波利镇进行了两栖登陆，该地点位于土耳其西部狭窄的达达尼尔海峡边上，此次作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军队损失最惨重的一次战役。该作战计划是由英国海军部部长温斯顿·丘吉尔提议的，它在构思上非常大胆，但却未得到细致周密的计划和执行，结果导致非常惨重的伤亡。军队未能从登陆海滩向前推进，最后必须撤出。）被视为对形成澳大利亚的国家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被官方加以宣传。阿利斯戴尔·汤姆森（Alistair Thomson）的口述研究揭示出：“那些在战斗中经历过创伤和无能为力感的人是如何压制其个体记忆，以与有关他们在前线忠诚、勇敢和友爱的公认描述相匹配的，直至今天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仍然接受这种描述。”（注：Alistair Thomson，Anzac Memories：Living with the Lege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在阿里桑德罗·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的研究《柳吉·特拉斯图里之死》（The Death of Luigi Trastulli）中，社会记忆因政治而调整的情况就更为明显。特拉斯图里是一位钢铁工人，他在1949年意大利特尔尼城的一次示威中被警察射杀。这一事件引发工人如此大的震怒，以至需要很快地拼凑出恰当的理由和背景对它做出解释。尽管特拉斯图里是在抗议意大利加入北约（注：北约，即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一个由美国领导的、创立于1949年的西方国家组成的军事联盟，它的目标是要遏止和对抗来自苏联和它的盟国的威胁，后者在接下来的一年中组成了它们自己的联盟体系——华沙条约组织。北约的支持者与那些在冷战期间同情苏联的人或怀疑越来越依赖于军事联盟和原子武器是否有效的人之间存在着争议。）的示威中被杀死的，但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记忆却将该事件重新定位于一次稍后发生的示威，后者是反对大规模解雇工人的示威，而这对于大多数参与者来说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特拉斯图里也被描绘成靠着工厂的围墙而被警察开枪击倒的，在这样一种形象中强调了他作为烈士的地位。正如波特利所解释的：
口述史提供了对那种“理解”的一种独到见解。它反映一种在现在和过去、个体记忆和公共传统，以及在“历史”和“神话”间的积极关系。简言之，口述史是社会记忆的原材料。
四
口述史正在扩大工业社会（不仅包括英国）中社会史研究的范围，与此同时，类似的复原性研究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第三世界的其他地区）展开。然而，尽管口述类型的资料意味着上述两种研究会面临一些共同的技术和解释问题，但很少有跨越南北分界的学术交流，这主要是因为启动两种研究的背景和它们研究的主题非常不同。（注：口述历史与口述传统的结合被认为是卓有成效的，尽管如此，也有人认为其主要的贡献多是在英语世界。见：B.Bernardi，C.Poni and A.Triulzi eds.，Fonti Orali：Antropologia e Storia，Franco Angeli，1978。）事实上，就西方理解意义上的“口述史”研究而言，非洲像所有其他地方一样适合做这种研究。被殖民者的记忆是对文字资料的一种重要订正，而书面资料更多地反映了地方行政官员（注：地方行政官员，即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政府官员。地方行政官员通常是年轻的、大学毕业或退伍不久的人，他们被任命负责巨大区域的行政和司法管理工作，在那里他们也许是方圆百里唯一的欧洲人。他们被要求做细致的档案记录，这些记录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他们通常生活在有露台的大房子里。）或传教团体（注：传教士在开发和塑造英国殖民帝国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传教区通常在一块围地中修建，它通常有一个小教堂，附带有一所学校或医院。教士的记录是研究殖民地区史的另一种重要资料，尽管它们提供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西方观点。）的观点。在非洲的许多地方，殖民时期结束至今尚如此短暂，以致直到近期的一些年前，有关白人强加统治的第一手证据仍然能够被广泛获得。有关非洲殖民统治的几项研究非常有效地运用了口述资料。（注：John Iliffe ed.，Modern Tanzanians，East African Publishing House，1973，其中包括很多生活史的记录。口述证据被巧妙地编织成为：Charles Perrings，Black Mineworkers in Central Africa，Heinemann，1979。）但对历史学家而言，最大的挑战是编撰涵盖更广泛的过去的非洲史——以证明现代非洲像其他社会一样是长期历史进程的结果，它的根深植于过去。由于在仅仅50年前人们还几乎完全忽略非洲史的研究，所以，这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开发出一种适用于口头传述的学术方法，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在20世纪60年代，呼吁进行非洲史研究的第一份宣言提倡对殖民前的历史进行多学科的研究，它志存高远：语言学（注：语言学指研究语言特性的学问。）、人类植物学（注：人类植物学指通过考察对植物的利用和对植物的影响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学问。）、古气候学（注：古气候学指研究史前时代气候的学问。）和流行病学（注：流行病学指对流行疾病成因进行统计研究的学问。）等学科的知识都将予以借鉴，更有为人们熟悉的考古学，以至非洲史研究似乎正在变成打通社会科学的学问。（注：Wyatt MacGaffey，“African History，Anthropology，and the Rationality of Natives”，History in Africa，V，1978，p.103.）但这些颇为深奥的（esoteric）（注：指仅对那些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开放的学问；因此，在通常用法中是指高度专业化的。）学科，整体上仍然是各自相关专家的专属领域，它们中大部分与环境的变迁相关联，需要考察几千年而不是几个世纪或几代人的变化，后两者是大多数历史研究涉及的时间段。在非洲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字资料保持着它们在历史研究中的中心地位。这部分是因为档案资料范围比人们最初设想的要更广泛。欧洲的商行和传教团体自15世纪以来就开始与非洲有接触，到19世纪已经深入内陆地区，人们发现他们保存下来广泛的文字记录。在西非荒漠草原的伊斯兰人居住区、苏丹西部和东非海岸，识字区域一直延伸到黑非洲地区。在一些个案中，地方编年史记录可以追溯到16世纪，甚至在一些国家，诸如索科托哈里发帝国（Sokoto Caliphate）（注：哈里发帝国指哈里发的统治区域，哈里发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继承人。），还保存有主要的行政档案。但在非洲的伊斯兰地区，人们对识字的重视程度很低，在这种档案资料不易保存的背景下，人们对保存资料的兴趣相应地也很低。同时，欧洲人制作的资料尽管更丰富，但本质上它表述的是局外人对非洲文化的看法：它们也许记录了一个王国的外部关系或一些重要事件，诸如一次起义或一个统治者的死亡，但仅凭这些对理解非洲社会的结构和演进是非常不充分的。识字的外来者根本就没有接触过非洲的许多地区，直到19世纪末，第一批殖民行政官到来时情况才发生改变。因此，历史学家发现他们不得不借用其他主要类型的口述资料——口头传述——来进行研究。
口头传述可以被界定为一种知识体系，通过口头转述方式在几代人中传递，是一个特定社会诸成员的集体财富。在世界的某些地区，由于在二三代前就已经实现了近乎普及的识字率，那里的口头传述实际已经消失。这种口头传述在英国保存下来了为数不多的几种形式，包括一些学校儿童念的韵诗和猜的谜语——由于他们还太年轻，无法完全融入主流的读写文化之中。（注：参见Iona and Peter Opie，The Lore and Language of Schoolchildre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但在许多非洲社会，种族认同、社会地位、对政治职位和土地权利的要求，仍然要借助于口头传述加以确认。在西方社会，权威是由文字档案予以正式规定的；但在口述社会，权威却来自活着的人们的记忆。历史学家绝非是记录非洲口头传述的第一批实践者。自殖民时期以来，它就吸引了民族志学者（注：民族志学者指研究独具特色的社会和其他共同体文化的学者。）的兴趣，而这也适用于那些有读写能力的非洲社会。最近，社会人类学家研究了口头传述，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今天非洲社会的社会价值观。但仅是到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出于认识历史的目的才开始对口头传述做仔细的评估，并为它的收集和解释拟定程序。从一开始，他们的研究就带有紧迫性：随着读写能力的扩展和年轻男性越来越多地离开乡村前往城市或工业区，口述传播的链条明显地接近中断；除非能实地予以记录，否则，这种口传就会随着年长者的死亡而消失（识字率和劳动力的迁徙对妇女产生的影响较小，但在非洲社会，口头传述的传承几乎一直是男性的特权）。
这是一项非常令人心动的事业。历史学家收集详细而系统的口述知识，通过家谱的推算，能够向前追溯四五个世纪，包括一些有名有姓的个体和他们的业绩——这些是传统历史编撰的素材。他们对口头传述可靠性的信赖，由于以下的发现而大大加强，即在一些更具中心地位和组织更复杂的酋长领地，口头传述是由受过训练的专门人员来进行的。带有生动插图的文本有助于将口述知识留在记忆里；在一些情况下，物质遗留物，诸如帝王陵墓或王权标示等，被用作帮助记忆的手段，以确保较早时期统治者的统治能以正确的序列被记录下来。这种对口头传述可靠性的信任在1961年达到高潮，这一年让·万西纳（Jan Vansina）的方法论论文《口头传述》（Oral Tradition）出版。（注：1961年以法语出版。英语版为Oral Tradition，Routledge&Kegan Paul，1965；万西纳已经做了一个全面的修订，即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James Currey，1985。）凭借着在卢旺达的田野研究和在扎伊尔库巴人中的实地调查，万西纳认为，评估一种正式口头传述需要的方法原则上与评估书面资料要求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他认为，研究非洲史学者的状况类似于研究中世纪史的学者，后者面对的是一种原始文本的几种有讹误的版本（见第82页）。通过对档案形式、各种版本和传播链条的仔细分析，历史学家在所有个案中都能获得最初的“原始”版本。同样，对相邻酋长领地口头传述的比较，能够揭示出明显的一致性，考古学的独立证据能够对口述真相提供进一步的确证。结果是，在对殖民前的乌干达（布干达王国（注：布干达王国指东非的一个王国，在1894年被英国政府征服，随后并入英国的乌干达殖民地。布干达人在乌干达内被给予特殊的地位。）和它的邻国）讲班图语的诸王国的研究中，了解了长达约四个世纪的连续政治史。（注：M.S.M.Kiwanuka，A History of Buganda，Longman，1971；and S.Karugire，A History of the Kingdom of Nkore in Western Uganda to 1896，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尽管口头传述很难被视为以“口述史”形式出现的与过去的直接接触，但它被称颂为一种真正当地性的资料——没有被殖民主义玷污的、来自非洲过去的声音。
五
不幸的是，对口头传述较长时间的研究经验和对口述社会特征的认知揭示出，这种盲目信赖的立场并非如此的合理。一些早先表述的对利用口述史重构历史的保留意见，也适用于口头传述——尤其是专业历史学家作为证词的材料的记录者会造成新的和潜在的扭曲后果。但还有专属于口头传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反复的讲述，通过反复讲述，一些口传内容才得以流传到现在；还源自它发挥的社会功能，反复讲述相比个人记忆构成更严重的问题。
不管对一种口传的叙述是在多大程度上由一种准确复述的愿望支配而流传至今，它通常都必然带有表演的成分。像各处的讲故事人一样，表演者会留意听众的氛围和人们对他所讲事物的接受程度。对情节的每次复述都有可能在内容上不同于前次，因为内容会根据社会预期做细微的调整。口头传述不是由于讲故事的人才保留下来，尽管他们能够不费力地记住一些史诗性的事迹和许多故事，他们具有的某种神奇能力是有读写能力的人都无法把握的。口头传述之所以能够传承下来，是因为它把握了所涉及的文化意义。最后，口头传述被珍视并不是由于它自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其他更重要的事物需要依赖它去传承。
一般而言，口头传述执行两项社会功能。第一，它们也许是灌输价值观和信念的手段，这些价值观和信念是该文化的组成部分，例如，在人类和动物之间恰当的关系或亲属应尽的义务。第二，它们也许被用于确证当前实行的特定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土地分配、一个强权世系对首领地位的要求或与相邻民族的关系模式等。有关起源和伟大迁徙的口头传述通常属于第一类范畴，而那些讲述特定集团和个人事迹的口头传述则属于第二类，但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划分：许多口头传述既包括有关宇宙起源的内容，又包括政治规章的内容。当一种口头传述已经流传四代或五代时，它履行的社会功能有可能大大修改讲述的内容，它可能会取消一些似乎不再具有适用性的细节内容，同时详细阐述一些带有修辞性或象征性的内容。这种过程能够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变化会对口头传述的主体内容产生影响。将某些统治者从记录中删除或改动家谱以“解释”不同世系间的现存关系，这些也许都是政治上的需要。（注：在本段和上一段中，我很大程度上参考了Joseph Miller，“Listening for the African Past”，该文介绍了J.C.Miller ed.，The African Past Speaks，Dawson，1980。）有时，这些调整甚至是蓄意而为。在库巴人中，一个朝代的口头传述仅当其内容被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委员会秘密审查后才能被传述；正如委员会的一位成员所说的：“过一会，那个传说的真相就会发生改变。之前是真实的，之后就会变为虚假的。”（注：Jan Vansina，The Children of Woot，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78，p.19.）更常见地，使口头传述适应当前现实需要的过程是渐进的和潜移默化的。戴维·亨尼格（David Henige）总结了这种立场：
殖民主义的经历导致了进一步的扭曲。在许多情况下，欧洲人的统治改变了相邻社会间的力量对比，导致它们政治结构的重塑以适应管理的需要——这无疑会对口头传述产生可预见的后果。在英帝国统治区，精明的非洲当地统治者很快就认识到，他们的新主人是多么地尊重口头传述。于是制造出帝王谱系和有利的口头传述，以证明他们权威的古老性，由此提出对特殊待遇的要求。进一步地，由基督教传教团体创办的新式学校也为口述流传注入新的因素。在提高识字率成为最新取得的成就并与统治集团相关联的社会，文字书写能力就与巨大的荣誉相联系。在非洲，最早出版的口头传述的文字版，不管质量如何都拥有权威地位，而其他版本的口头传述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地位；最早的版本通常成为口头传述的标准形式。结果造成一种持久的扭曲，就像在布干达王国发生的那样，非洲的主要统治精英宣扬一种官方版的口头传述以支撑自身的政治地位，于是，问题就更加严重。（注：Michael Twaddle，“On Ganda Historiography”，History in Africa，I，1974.）口头传述远非是一种原始的“可靠”资料，而像欧洲文化的大多数特征一样，已经受到殖民经历和随之而来的社会变迁的深刻影响。
当非洲裔美国作家阿列克斯·哈利（Alex Haley）1966年到冈比亚寻找他作为僮奴的祖先昆塔·金特（Kunta Kinte）时，口头传述适应听众要求的敏感性和文字书写被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垄断的事实，都被明显地证实。尽管在该地区流行的口头传述并未包括任何有关19世纪以前真实人物的信息，但哈利却适时地找到一位老人，后者叙述了有关男童在18世纪中期被国王的士兵抓作奴隶的口头传述。哈利并未隐瞒他的故事和他所期望的东西，因此，似乎无可置疑的是，这个“口头传述”是为他编造的。几年后，作为对哈利的畅销书《根》（Roots，1976）进行宣传的结果，许多研究口头传述的专家能够叙述有关昆塔·金特的故事，而且更为生动有趣。（注：Donald R.Wright，“Uprooting Kunta Kinte：on the Perils of Relying on Encyclopaedic Informants”，History in Africa，VIII，1981.）
运用口头传述来重构历史面临着一些重大问题。它们大多是一些意在垂训后人的叙述，因此在资料的可信等级上较低；它们通常还会被修正，以更清晰地表达其内含的意义，这有时会改变它的内涵。不像原始的书面资料，口头传述传达的并不是原始的话语和印象，历史学家凭借它也许能够重建过去的心态世界。事实上，由于不断附加的扭曲会使人们遗忘较早期的各种版本，就比如最新历史专著的出版标志着所有以前有关该论题的研究论著都将过时一样，将口头传述视为是次要的资料更有意义。
所有口头传述随时间变化而进行重塑的程度是如此之大，以致它传达的基本事实都会受到质疑。在乌干达北部的朗谷族（Lango people）人中，对口头传述的大多数叙述总是开始于这样一句话“我们朗谷人来自奥图克”——后者是该国东北部的一个丘陵地区。这也许意味着50万人都是来自奥图克移民的后裔；也许这是一种精炼的陈述，指族群大体沿着东北方向逐渐移动；或可能意指朗谷社会居统治地位的集团来自东北部，后来能够将奥图克口传作为朗谷人认同的标志而强加给其他所有人；它也可能根本没有什么历史内涵，只是反映一种历史观，例如东北部代表了牲畜饲养——它是朗谷人生计的最主要手段——与南方（捕鱼）和西方（谷物种植）形成鲜明对照。（注：John Tosh，Clan Leaders and Colonial Chiefs in Lango，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pp.13，24-34.）要解释这样一种口头传述的意义，就要求研究者非常专注于对该族群文化的研究。将它置于时间序列之中也许更为困难，因为，对谱系排列进行随意的扩展或压缩是口头传述的特征。（注：David Henige，The Chronology of Oral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4.亦见其著：Oral Historiography，Longman，1982，pp.97-102。）在所有这些缺陷中，也许最令人沮丧的是口头传述为当前社会制度辩护，却很少会承认这些制度曾经发生过的演化这种倾向；而正是在这一领域，其他类型的证据，诸如考古学和由外来人记录的档案资料，很少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这些口述声称描述了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件，结果就使历史学家目前对提出有关口头传述的解释非常谨慎。他们了解接受表面叙述的危险，这些也许只不过是共同体当前的自我认识被强加于过去。确实，有些口传内容与一些水平较高的口述史解释者的关注是一致的。因为，如果普通人在重新解释他们个体生活经历时所做的微妙修改提供了对历史意识形成的洞见；那么，一个共同体不断演化的口头传述作为证据将会是异常丰富的，它能揭示出过去如何为了社会目标而被加工。这里的关注点与其说是作为历史证据的口头传述，不如说是努力理解过去形象被塑造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注：例如：Paul Irwin，Liptako Speaks，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81。）这对非洲集体心态的研究是非常有前景的。
尽管这种有关历史意识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不过它并未穷尽口头传述的学术用途。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历史资料，口头传述将由于至少三个方面的原因而会被继续使用。第一，假设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必然存在一种完全一致的关系是错误的。事实上，以口传形式对社会的描述更可能会滞后于现实，尤其是在迅速发生社会变革的时期——诸如非洲在过去几百年间所经历的。我们都是依据源于过去的经验模式来解释现实，口传社会也不例外。托马斯·斯皮尔（Thomas Spear）指出，在肯尼亚米吉肯达（Mijikenda）人的口头传述中，明确表达出的一些价值观和假设与1850年左右的背景相关，这是在他们的社会制度受到新财富的侵扰之前，而新财富是由年轻人在与海岸地区商队的贸易中赚得的；时间上的滞后提供了对其较早期政治文化的有价值的认识。（注：Thomas Spear，“Oral Traditions：Whose History？”History in Africa，VIII，1981.另见他的：Kenya’s Past：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ology in Africa，Longman，1981。）
第二，在流传过程中，一次次被修正的口头传述不大可能在每种特定的情况下都会改变其内容。有关遥远过去的传述也许已经被改造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观念，但它们也承载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对原文所要表达的意义是附带性的，却提供了对过去状况的一些暗示，诸如古代服装和武器的式样、第一批通过长途贸易来自海岸地区的异域产品。甚至那些意义似乎主要是神秘象征的传述，也可以产生某些有效的历史推断。相关的一个例子是由坦桑尼亚东北部的夏姆巴阿（Shambaa）人讲述的有关他们山地王国建立的传述。这被归因于一位被称为姆贝戈（Mbegha）的英雄领袖，他杀死了许多野猪，将猪肉无偿地发放并解决了许多重大的争端。史蒂文·费尔曼（Steven Feierman）承认，在某种层面上，这种传述是一种内容丰富的神话，对夏姆巴阿文化做出了许多象征性陈述（例如，将野生和家养对立起来、将肉类和淀粉对立起来）；而且，参照相邻民族的传述也证实，有关姆贝戈的传说涉及夏姆阿巴社会在18世纪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是由来自平原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到来引发的。（注：Steven Feierman，The Shambaa Kingdom：a History，Wisconsin University Press，1974，ch.2-3.）口头传述像书面资料一样也可能成为客观的证据。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人们的研究越接近现实，给口头传述的解释造成问题的许多特征也就会越不明显。有关民族起源的神话对田野研究者和理论学者都具有巨大吸引力，但口头传述对历史知识产生最大影响的领域却是有关19世纪非洲史的研究。所有口头传述不管最终会变得多么的程式化和抽象化，开始总是对在生活中经历的行为和事件的描述。从历史学家的视角看，例如有关目前年长者的祖父母的口头传述，最大优点在于抽象过程进行得还不太深刻：对原初的参与者意义重大的一些细节已经被抛弃，传述也许会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但有名有姓个体的英勇行为和他们的社会世界仍然明晰可见。在对口头传述如何演化的有价值的讨论中，约瑟夫·米勒（Joseph Miller）将这种资料称为“扩展型的个人回忆”，意指在直接证据与正确口头传述之间的中间范畴。（注：Miller，“Listening for the African Past”，p.10.）许多历史学家的经验表明，有关19世纪的许多肤浅的口头传述，恰好适合该专业训练的批判性考证技能的发挥。
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还有另外一种优势，即从该时期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述的多样性。对更遥远的时代而言，仅可能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述往往与居统治地位的世系相联系，或是在未产生统治者的社会中与有关迁徙和战争的部落史诗相关联。但在瓜分非洲之前的那个时期，存在有关较小社会集团的历史记忆，这些集团包括宗族、世系或少数首领。这类资料不仅允许历史学家应用资料比较考证原则，将一种口头传述与另一种口头传述相对照；而且它还能避免口头传述的一种明显倾向，即从统治精英的视角自上而下地描述非洲社会。产生对立利益和对抗性权力中心的某种紧张关系，能够从19世纪保存下来的多样口述资料中加以重构，正如戴维·科恩（David Cohen）有关巴纳夫（Banafu）的微观研究很好地证明的那样。（注：David W.Cohen，Womunafu's Bunafu：A Study of Authority in a Nineteenth-Century African Communit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简言之，相比主流的王室口头传述所能允许的研究范围而言，历史学家目前能够尝试更广泛的社会分析。
在非洲，19世纪是一个发生重大社会变迁的时期，这种变迁主要归因于长距离贸易、伊斯兰教的重新扩展以及在非洲南部和东部由祖鲁王国短暂兴起造成的动荡。随着对这一时期口头传述的复原性研究，历史学家能够大大扩展对这些命题的认识，并对非洲人在19世纪末面对殖民入侵的背景产生很好的理解。
六
历史学家应用口述证据，首先是尝试恢复人类经验的特殊性在历史话语中的核心地位。口述方法的现代发展受益于社会学和人类学，但它被用来支持的研究事业对上述两种探求普适性结论和理论导向的学科而言是陌生的。事实上，口述史和口头传述的研究实践更多地与历史研究的重构而不是解释相联系。像其他学术创新者一样，口述史学家过去倾向于提出一些有关他们技能的夸示性判断。他们坚持认为，他们在恢复人类经验“遗失”的内容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甚至也许是独一无二的能力。口述史和口头传述都被视为表现了那样一些人的声音，他们在历史研究的传统资料中被否认有发言权——在一种情况下是指那些工业化社会的底层等级，在另一种情况下是指非欧洲人——他们是殖民统治的受害方。在这两个领域中，口述资料做出的关键性贡献不容置疑。不过，无法得到支持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历史学家通过倾听“过去的声音”，就能够以可靠的直观性来重构历史的那些被忽略的内容。“口述史”一词——有时通常包括口头传述和个人回忆——尤其不幸，它会使人想起类似于外交史或经济史那样的一种新专业。但口述史不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而是一种新的方法——一种能够使新资料发挥作用的手段，它需要与那些保存下来的书面资料和素材一同加以评估。
但是，相比目前它们从该专业或更广泛的公众那里获得的关注而言，口述资料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它们是口传的资料，分享与书面资料共有的许多优势和缺陷——丰富的细节和意义理解上的细微差别，以及文化偏见和政治考虑造成的扭曲。因而，历史学家的传统考证技能尤其适合对口述资料做出考证。它们提供了有关大众历史意识形成的独特洞见，而应该成为对所有历史学家都具有持久吸引力的领域。
随着口述史变得越来越流行，历史学家在如何着手收集记忆方面变得更为精细。专门研究20世纪史的博物馆和档案馆（例如帝国战争博物馆）通常会投资于收集口述记忆的采访活动，这当然是在潜在的被采访者仍然活着时。以电视为媒介的历史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利用口述史的形式进行采访，他们通常会采访那些在20世纪的重大事件中扮演领导角色的人物。这样重要的直接证据可能是极其珍贵的，但它需要谨慎地予以对待：被采访者会尝试使他们对事件的看法被记录在案。
口述史研究会出版了一些指南来指导该领域的新手。口述史研究者需要牢记的是，被采访者也许年龄已经非常大而且身体虚弱，不能在较长时间里接受采访。很少有被采访者能够立即进行详细的回忆，特别是对那些他们多年来未思考过的事件。历史学家要仔细了解直奔研究主题的价值，有时可以提供那个时期的器物或音乐来帮助进行回忆。记忆本身需要谨慎予以对待。它可能是非常清晰的，甚至在一段非常长的时期后仍然如此；另一方面，记忆也可能是在作假，似乎是可确证的细节回忆却能够被其他证据证伪。（注：突出的例证见Andrew Roberts，A History of the Bemba，Longman，1973；及Jan Vansina，The Tio Kingdo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在19世纪来到非洲将它殖民化的欧洲人，倾向于对土著人的文化和历史采取一种轻蔑态度。这部分源自种族和文化优越感，部分源自欧洲人在理解不具读写能力的社会时遇到的内在困难。几乎是必然的是，当历史学家开始编撰殖民史时这种不平衡被持久化：记叙据信通常是从第一批欧洲人到来时才开始的，甚至大部分反殖民记述也有意地忽略了该大陆殖民前的历史，将它留给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去研究。最近，在对将殖民地区的殖民前历史纳入历史记录的态度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部分是因为其他学科提供了认知土著文化的线索和方法，部分是因为新一代的土著研究者能够将他们对土著文化的认同意识同对历史学的全面理解相结合。
【延伸阅读】
1.Stephen Caunce，Oral History and the Local Historian，Longman，1994.
2.Jan Vansina，Oral Tradition as History，James Currey，1985.
3.Joseph C.Miller ed.，The African Past Speaks，Dawson，1980.
4.David Henige，Oral Historiography，London&New York：Longman，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