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代化进程十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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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一元多线史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原理,〔6〕同时强调多种历史因素的相互作用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反对各种形式的认为所有社会都必须走一条路的单线发展史观。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立足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实践,在批判地继承20世纪30年代国人有关研究的基础上,吸取了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等研究现当代世界和各国发展问题的众多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同时也认真地总结和借鉴了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但比之把“现代化”主要视为社会进化“目标”的西方诸现代化理论,我们把“现代化”更多地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现代化”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具体说来,两种现代化理论之间的差别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化是以西方为中心的单向“传播”过程,还是多因素作用下的多线性发展进程?

西方学者将“现代化”经典性地定义为“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从17世纪以后向欧洲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18世纪至20世纪向世界其他地区的传播过程”。〔7〕这种单线演进过程的具体化,可以当年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为代表。在他出版于1960年的《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被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大众高消费”这样五个阶段(1971年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又增加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成了六个阶段),每个社会都在这一循序渐进的增长线上排队,或前或后,总能找到其位置。从而,“五阶段依次演进”被当做世界发展与现代化的普世性法则,用来与被强加在马克思头上的“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公式相对立。就连标榜“价值中立”的结构功能理论背后,其实也有深刻的单线演进的“自由发展主义”意识形态信念和道德文化目标。

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则立足于对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自主发展道路的探讨,注重对现代化的不同道路、不同模式的比较研究;在现代化的目标和进程之间、传统与现代性和不同文化之间、世界现代化的共性与各国现代化进程的个性之间,侧重对具体历史进程的比较研究,对个性、特殊性的动态研究和对不同社会内在发展动因的研究;认为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多因素的观点来看,历史运动从来不是单向而是多方向的,起码是双向的。无论是在近现代欧美,还是在亚非拉,各种各样的抗拒跟“传播”和“学习”缠绕在一起。学习成为反抗殖民—帝国主义的途径。“传播”来的新思想成为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的武器。最后的结果是“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了你”。非西方文明各地区接受了民主、科学、理性、自由、平等、法制等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理念,同时也使“现代性”反复被“重写”,演化出多种样式(patterns of modernity,multi-modernities),而不是照单全收“西欧和北美产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所以,单向“传播”论和西式的单线发展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是找不到例证的。

二、对“现代化动力”的不同认识

受结构功能主义影响的现代化理论片面强调科学革命、技术进步、知识增殖在现代社会变革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布莱克也有一个“经典性”的现代化定义,强调的正是“知识激增”带来“功能变化”:“如果必须给‘现代化’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这样说,它是历史形成的各种体制对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一个适应过程,这些功能因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控制环境的知识空前激增而处于迅速变化之中。”

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充分肯定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伟大推动力量,同时强调“历史的合力”,告诫人们不能陷入技术史观和唯生产力史观,而要看到:相同的科学技术条件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三、对现代化目标的不同认识

强调现代化作为进程并不意味着否定现代化的目标。现代化当然是有目标的。西方学者总结的社会富裕、社会公平、社会稳定、民主制度、国家自主等等,都可列入各国现代化模式或者道路均需追求的目标。战后早期西方现代化理论认为这些目标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所有好事情会一起来”,这种“和谐论”的现代化论因为不符合现代化进程的事实,早已受到“冲突论”的挑战,后者强调协调诸目标之间的矛盾,强调安排实现诸目标的次序。“冲突论”的提出者亨廷顿因此而被称为早期“经典”现代化理论的“终结者”。当然,作为冷战甚至冷战中的热战的积极支持者的保守主义政治学家,亨廷顿并没有、也不会想到要消除“经典”现代化论的冷战意识形态色彩,只不过是让它变得更实战些罢了。

在目标问题上带有根本性的区别在于:“现代化”是终极目标还是人类终将超越的历史阶段?从冷战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论到后冷战时期的“历史终结”论,一致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历史最后将终结于“现代世界”。对此,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提出了比较温和的批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世界看做是‘历史的终结’,是一个福祉历程的产物,——这一点一般说来是过分乐观了。”

罗荣渠先生的批判则要尖锐得多:

……必须指出,以往两个世纪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发展过程。现代化绝非人类进程的最高阶段,而是一个大飞跃的阶段,但这个阶段终将被超越。如果以为只要按现行的即使不很高的增长率稳定增长,再过几个世纪全人类就将进入极乐世界或至福千年(millennium),那就是被西方流行过的想入非非的现代化理论自我催眠了。自由派理论忽视或掩饰了现代发展带来的各种负效应,因此是非历史的假想。事实上,从历史趋势来看,这些负效应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全球扩散而减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长,这是不论哪种类型的现代化都还不能解决的新问题。〔8〕

罗先生在别处也反复强调“以现代工业生产方式为标志的整个历史时代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现代化……只是一个大转变与大飞跃的阶段”。

我国现代化理论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先生(1927—1996)的代表性著作

四、理论基础不同

以新进化论为基础、结构功能分析为工具的西方现代化理论,注重分析横向结构的静态模型,而不关心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是怎样的。帕森斯是新进化论的代表、结构功能主义的大师,也是西方现代化研究的理论奠基者,他的将“传统”与“现代性”对举的五对“模式变项”(pattern variables),就是这种静态的结构分析的典型。但帕森斯并不认为这里有什么缺陷。他强调:“对结构的分析应该超过对社会进化过程和社会变迁的分析。人们不需要因构造进化理论而去分析社会变迁的主要过程。事实上,这些都已经在生物学中得到了阐述,而生物学对结构和形态的研究包括解剖学在内都是进化论的基础。”意思是说:包括现代化在内的社会进化是无须论证的天然法则。在这种结构功能主义的现代化研究中,“传统”和“现代性”都是超历史的概念。“发展指数”可以做跨时空的比较。一项规划既然可以用于孟加拉,对厄瓜多尔也就一定适用。典型的研究方法就是“做模型”(modeling)。案例研究(case study)的目的,就是揭示适合任何其他国家的一般原则。以此种方法论为基础的“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的观念,到20世纪60年代末已经受到历史社会学家的质疑。90年代的左翼学者则进一步予以批评,认为帕森斯抽象而严密的概念体系,是以高度简单化、图式化的方式揭示“现代性”和“现代社会”的理论形态。

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承续西方左翼学者,批评这种非历史的理论框架对抗突变论和革命转变论;从理论结构上说,是按西方社会发展的模式构筑而成的现代世界的发展图式,一种主观的构想,经不起实践的检验。“把传统社会描绘成‘静止的’、‘没有变化的’社会,这是按近代西方社会的急剧变动的标准看问题,事实上传统社会绝非静止不变的社会。”“殖民地社会可能是既非‘传统’、又非‘现代’,而是两者的混合杂交体。这是两分法的框架难以容纳的。又如,对工业社会的‘同一性’也被夸大了。”〔9〕

当代欧洲:现代生活的传统文化氛围仍然十分浓厚

以一元多线史观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也不同于“五种生产方式序列”指引下的历史研究范式。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受苏联史学体系影响,为“五种生产方式序列”的公式所指引。在一种单线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支配下,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成为整齐划一的五种生产方式有次序的一个产生一个、一个接替一个的演进过程。由于“接替”或称“过渡”只能通过阶级斗争甚至暴力革命而没有其他的实现途径,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了贯穿此单线演进的人类文明史的唯一主线。遵守不遵守“五种生产方式”演进的公式、讲不讲阶级斗争,成了衡量史学论著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性的第一标准。受这种五阶段依次演进公式影响的历史研究,既有可能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普遍经验”之履,成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俘虏,也有可能因强调资本主义形态以及“现代性”的“内生”性而陷入某种形式的“中国中心论”,或者以欧洲以外其他某个地区为中心的“非欧洲中心主义”。

很多人误认为“五种生产方式”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统一性或“常规道路”,认为“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的公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规律,却忘了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有关社会经济形态的思想时指出的“两件事实”:“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对有关事实’的细心研究。”〔10〕一元多线史观对五种生产方式单线演进公式的否定,是现代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罗荣渠先生曾指出:五种生产方式序列亦即单线发展论的症结是认为每种社会经济形态只有一种生产方式,每种生产力在历史过程中只同一种生产关系相结合,而生产关系适应于生产力水平又是一次性完成的,等等。这种机械的单线解释可能与马克思的“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的论述有关。对世界各国历史的研究已经证明,不能把这一对欧洲历史的具体总结当做关于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手推磨”所产生的并不都是封建主的社会。马克思本人就主张对“封建主义”概念的应用要有限制。“蒸汽磨”所产生的也不一定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现代世界体系内,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先后与东欧的“再版农奴制”和美洲的奴隶制共生共存。20世纪后半叶,在许多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的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以及许多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曾经长期共存。即使到了全球资本主义时代,世界上仍有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它们都是由多种动因造成的。这些都是“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所不能容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