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起源与动因
在既有的关于工业革命起源的讨论中，沃勒斯坦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为什么世界经济体在1730—1840年间在某些国家而不是在别的国家的疆界范围内，集中了最有利润的经济活动，并且由此积累了更多的资本？他引用了布里亚沃尼的简单说明——在英国，劳动的范围扩大了；生产手段多样化和简单化的过程每天都在推进；人口随着死亡率的下降而增加；对地球上财富的开发力度加大，财富更加充裕；人们生产得更多也消费得更多；他们更加富裕；所有这些变化促成了工业革命。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似乎不满意所有既有的解说，他认为“为了解释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欧洲和美国，而没有发生在亚洲甚至非洲，就需要一种更好的世界经济理论”。他自己其实早有答案：英国借助保护主义和其他对国内棉纺织业的刺激，通过实行国内市场的“进口替代”而开始了工业化。然后英国推行面向世界市场的“出口拉动”。〔6〕《全球通史》也提出了“工业革命为什么在英国开始”的问题。答案是：曾经在经济上居于首位的意大利因航线转移而落后了；西班牙败给了西北部国家；荷兰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和水力；中东欧各国没有受到商业革命的影响，因而没有发展出工业化必需的专门技术、贸易市场和资本储备。剩下的法国和英国在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时在商业方面仍然不相上下，法国甚至稍微领先。但是法国人口为英国的3倍，两次战争（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失败而使外贸失利；英国采煤业和炼铁工业领先于法国；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多，英国宫廷支出和军费都较法国低，征税也较少，政府财政状况比较好，银行业也比法国发展得更早、更有效；此外，企业家中的人才令人印象深刻地集中在英国，劳动力供应也占优势（圈地造成充裕的流动劳动力），等等。至于为什么工业革命在它实际开始的那个时间开始，答案是海外扩张带来的商业革命：英国进出口贸易在1698—1775年间增长500%—600%，其中对殖民地的贸易从15%增加到33%，这使伯明翰成为重要的铁器制造工业中心。商业革命也提供了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大量资本（以利润形式源源不断流向英国）。
如果上述基本上都是描述而不是分析，《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则对产业革命中的技术革命发生的原因做了如下解释：
1973年，道格拉斯·诺斯和罗伯特·托马斯出版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立即引起重大反响。在这本书中，他们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个影响极大的理论：西方所以产生了工业资本主义而迅速兴起，是因为它形成了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安排，其中最重要的是所有权的确立。此后，诺斯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出版了《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等专著。以他为代表的思潮被称为“新经济史”或“新制度主义”。1993年，诺斯因其在经济史和经济理论上的贡献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诺斯的书是针对西方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后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有感而发的。简单概括其理论，就是实现制度创新亦即确立私有权，才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从而有利于经济自由发展。但诺斯的解说也不是无懈可击。首先，在诺斯这里，导致制度创新这一西方社会兴起原因的主要原因被归结为人口增长。〔8〕其次，罗斯托曾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质疑。他说：到1700年，西欧经历了商业革命，具有诺斯和托马斯在减少交易费用的概念下所说的所有各种表现，但低地国家首先起飞（亦即发生“工业革命”——引者注）的是比利时而不是荷兰。“荷兰共和国在18世纪及以后的经济命运表明，广泛的商业扩张和对财产权的高度尊敬，或两者一起都不是工业革命必然的和充分的条件。”
诺斯认为工业革命由组织变革和技术变革构成。中国经济史学家李伯重比较英国工业革命和明清中国江南经济，也认为：英国的工业革命体现的是一场经济变革，包括经济组织变革、技术变革和工业结构变革。他特别强调工业结构变革——在英国工业革命中，比纺织业起了更大作用的是重工业。没有煤铁革命，工业革命不可想象。工业化正是从有机经济向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的转变。荷兰和法国不具备矿物能源条件，所以难以出现工业革命。〔9〕这一观点或许比过往的解释更能说明工业革命的性质即发现和运用大量无生命能源以代替原来的生物能源，也更接近历史真实。比较同时期英国与荷兰可以知道，英格兰有煤而荷兰没有，这使得两国渐行渐远。但作者又提出，由于中国江南可以获得来自江北的煤和铁，如同英国18世纪末之前仍依靠“海煤”和进口铁，所以，明清中国的江南地区也有可能走向工业化。这样一来，对东西方历史的比较有可能又回到了作者反思过的那一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其“基本出发点是世界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都必然遵循一条共同的道路”。也有批评者指出，这是以“煤铁革命”这一“单一终极因素”来解释工业革命的起因。
从历史发展多因素、多线性的观点来看，实际历史进程应当是多种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西欧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搭乘历史的快车率先奔向现代工业文明，机车底下不能只有一个而必须有多个轮子。最前面的两个，其一叫做“资本主义”，其二可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紧跟的还得有海外扩张、世界市场、技术进步等等。马克思、梅因、布洛赫、布伦纳、安德森、巴林顿·摩尔等人都看到，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特点是以契约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种在世界历史上非常独特的社会结构，内部充满变数，形成通往早期资本主义的过渡阶段。
英国的情况相比欧洲大陆或许更特别一些。1066年以后，征服者威廉和他的继承者在英国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王权，但没有超出等级封建制度的界限。王权仍然受教权、贵族权力以及城市市民力量的制约。1215年的大宪章不仅承认教会选举自由，保障贵族和骑士的继承权，还承认伦敦等城市已享有的自由。14—15世纪英国经过“百年战争”、大规模黑死病的侵袭和几次农民起义，封建制度开始从根上瓦解：劳役制从逐渐松弛到基本废除，多数农民取得人身自由，拥有固定份地的自由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成为“惊人的多数”。封建阶级也开始分化或转化。“新贵族”或者“乡绅”逐渐使用雇佣劳动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和商人、城市富裕市民一起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旧贵族自相残杀的“玫瑰战争”结束以后，取得政权的都铎王朝依靠新贵族和城市建立和巩固绝对主义王权。继续惩治不驯服的旧贵族和打击普世性教权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开始推动英国走向通往现代民族国家的道路。
16—17世纪欧洲有两个扩张，其一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史无前例的远洋扩张，其二是俄罗斯向东（西伯利亚）向南的旧式陆地扩张。西欧的海外扩张带给美洲廉价的非洲人奴隶劳动者，带来美洲和亚洲的咖啡、瓷器、土豆、玉米等各种消费品和棉花等工业原料，并从美洲掠得大量贵金属。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货币和国际贸易的大量增加，造船、纺织等工业部门和金融业也有显著发展。财富的积累和集聚使新兴的资产阶级形成并迅速壮大，国内消费市场也迅速扩大。这些都为一场突变式的社会变革准备了条件。这是一个逐渐累积力量并加快速度的过程，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社会流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了后人称之为“工业革命”的那段历史。在大变革来临之际的西欧国际格局中，西班牙正面临暴发式强盛后的危机，法国战乱不断，荷兰先天不足，意大利为奥地利和西班牙占据，德意志更是四分五裂、还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唯有英国乘风而上，成为“大19世纪”里工业化中世界的新霸主——尽管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的大视野来看，这仍然不过是在一个短暂时期的暂时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