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旧时代的造反者
1.败落的仕宦之家
梁漱溟初名焕鼎，字寿铭，后改字漱溟，溟有时亦写作冥。光绪清十九年九月初九即公元1893年10月18日重阳节，出生于北京西城安福胡同一个官宦人家的庭院中。
此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前一年，中国处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简直是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一刀切断，将前后俨然划分为两大时期。在甲午战争前，虽不能说中国在各个方面一直领世界之先，也不能说中国真的强大到了“万国来朝”的“中央大国”的地位，不过大体上说，中国毕竟是亚洲一个独立发展的大国，毕竟有权决定自己的发展道路与选择模式。然而，“甲午”一战却导致中国3000年历史的根本转向，30年的发展像泡沫一样破灭。其实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并没有少和外敌交手，也并不是每次交手都有胜算，真实的情况或许相反，半个世纪的多次外战与内战，真正的胜利大概只有平定持续十几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和10年前虽胜而犹败的中法战争。
至于战争后果，甲午战争使中国举国之力建造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严重挫伤了中国人的自信心；割让台湾、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以及巨额战争赔款，使中国人丧失了自尊心。然而这都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甲午战争不是败给西方某一大国，而是恰恰败给了东邻蕞尔岛国。这个刺激对于向来自尊自大的中华帝国，对于向来以老大自居的中国人，显然太为强烈，因而战败在国内知识分子层面引起的反弹也就出其不意的激烈，以至于谭嗣同有“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悲怆、苍凉的诗句去表现人们的不安、悲伤、失望和愤怒。由此，一波未息，而另一波又起。救国、维新、排满、共和，接着又是民族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短短的100年间，中国之船在惊涛骇浪的大海中艰难支撑，飘摇前行。
梁漱溟的一生刚好与这一切相始终。
如果从小家庭的背景看，梁家原是广西桂林人。只是从梁漱溟的曾祖父梁宝书离开桂林后，梁家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北京出生和成长，至梁漱溟为第三代，无论是语言，还是生活习惯，从梁漱溟这一代开始，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与梁家的情况相仿佛，梁漱溟的外祖父张家原为云南大理人，但是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张家也就再没有回去过，梁漱溟的母亲便是生长在北方的。0000在中国这个广袤的国度里，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还是习俗上都有相当的不同，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说，这种不同便是区域文化上的差异。梁家这种南方人与北方人相互结合的情况，使南北文化传统在这个家庭中互相补充和交融，兼有南北两种气息，富于一种中间性：由南方人看梁家，则每将他们视为北方人；而由北方人看他们，又以为他们来自南方。这种独特的家庭背景铸就了梁漱溟独特的文化品格与政治性格。
从种族血统上说，梁家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朝五百余年的发展演变，不仅别人不晓得他们是蒙古人的后裔，即使梁家的人不由谱系上查明也大都不太知道了。几百年来与汉人通婚后的梁家，融合着蒙汉两个不同民族的血缘，从而使其性格好像也具有一种中间性。
据梁氏旧谱记载，梁氏祖先可考者，其一世为元朝皇室也先帖木儿。也先帖木儿又译作额森特穆尔，为元世祖忽必烈第五子和克齐之子，至元十七年即公元1280年袭封云南王，后改封营王，故或以为梁氏一系即为营王后人。也先帖木儿及其子以宗室先后受封为右翊万户，在元朝也算是为数不多炙手可热的贵近重臣。
元亡之时，蒙元宗室重臣大都随顺帝逃回漠北，然也先帖木儿一系不知何故滞留河南汝阳，无意北归。明朝初年，留居中原的元宗室后裔纷纷更名改姓，一从汉人。也先帖木儿一系五世成公便以所居之地汝阳旧属战国时魏都大梁之故，遂取“孟子见梁惠王”一语改姓梁。六世梁铭在明代“勇敢善战”以典兵建功封保定伯，七世梁袝先是参与镇压邓茂七起义，又以平叛贵州苗族起义建功立业，晋爵为保定侯，子孙世袭。成化初卒，赠蠡国公，谥襄靖。梁铭之弟梁鉴起始从河南汝阳迁居江宁，此后梁氏家族代代繁衍，族姓大蕃。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
到了清朝乾嘉年间，梁氏第十八代兆鹏为广东永安县令，兆鹏三子梁始自江宁迁居广西桂林。因清代科举考试中举人、进士的录取名额根据各省人口的多少按比例分配，于是梁家始有广西桂林人之说，此即旧时名宦之家的“桂籍”，与现在的“高考移民”功能相似而作用相反。此后其子宝书、其孙承光、其曾孙梁济等皆以桂林籍得中顺天乡试，换言之，他们虽然是凭自己的本事金榜题名，不过他们占用的指标都是广西桂林的，所以至梁漱溟一辈虽从未在桂林生活过，且科举考试已成历史陈迹，仍依然沿用桂林籍贯，时而以广西桂林人的身份参与各种政治、学术活动，此乃习惯使然。
梁之子宝书为梁漱溟的曾祖父，于1840年中进士，历任直隶定兴、正定、清苑等知县，以官定兴最久。梁宝书为官清廉，实惠在民，颇有政绩，史书称有清二百余年，仅得循吏二人，宝书即其中之一。后授遵化直隶州知州，居官三年，以事忤上司，被夺职，旋予平反，然无意复出，居家享天伦之乐，诰授朝议大夫。
梁宝书之长子承光，少负才气，1849年18岁应顺天府乡试中举人，任内阁中书，委署侍读。梁承光性格磊落豪放，交游甚广，喜谈兵，好骑马，厩中常有数骑。承光娶妻刘氏，是直隶通永道贵州毕节刘延熙之女，通书史，能学问，性刚毅，气象严正有威，惜毕生未育。承光后续娶侧室陈氏，没有多少文化，但为梁家传宗接代贡献极大，生有一男，即梁漱溟的尊人梁济。
梁济字巨川，又字孟匡，1859年11月4日（十月十日）生于潘家河沿京邸。据说生母陈氏怀胎七月而生，所以梁济禀赋素弱。当是时，承光供职内阁，宝书罢官家居。宝书以望六之年得孙，深以为喜。再加上两母所抚唯一子，溺爱自是难免。
1862年，梁承光截取同知赴山西候补，梁济遂随嫡母刘氏、祖父宝书移居良乡依外家。两年后，6岁的梁济开蒙读书，由祖父亲授《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传统经典，所用课本皆由嫡母刘氏亲手抄写大楷字，裱褙缝订。
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克复金陵，太平天国的主力基本失败，长江流域渐趋平静。然而，与太平天国有密切关联的捻军则移师北方，在山东、河南一带活动频繁，影响方盛。与此同时，西北陕甘地区回族也乘机起事，北方大半个中国实际上并没有随着太平天国的失败而趋于安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清朝大吏以梁承光知兵专折奏补永宁知州。随后不久，梁承光乃迎宝书、梁济及刘氏一行入晋，居于官署。
山西永宁（今离石）近河洛，西与陕西交界，为陕晋咽喉，军事地位极为重要。
由于清军对捻军的不断围剿，遂使捻军不断转移，到处流窜。1866年9月，张总愚移兵陕汝，逼近永宁。承光昕夕筹防，殚精竭虑，至极勤瘁。10月，带兵出防黄河渡口，每日乘马顶风冒雪，巡视河岸，督兵役打捞冰块，不使河面冻结，以防捻军偷渡，昼夜不休，健康状况大为受损，遂于腊月以病还署。岁杪，病骤重，竟致不起。翌年正月初三卒于任所，年仅36岁，大吏请以军营积劳病故例议恤。梁承光英年早逝，甚为可惜，他不仅是当时知兵的开明官僚，而且甚有文名，后有《淡集斋诗钞》行世，清廷大臣孙家鼐、陆润庠为之作序。
一个人对于国家或许不太重要，至少没有到离开他国家就无法运转的程度。但是一个人，不论职务大小，收入多寡，一般说来对于他的家庭实在是太重要了。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常因一人而兴，也往往因一人而衰。梁承光以京官外放，已经具备一些人事网络，且具有一定的能力，应该会有不错的前程，可惜卒于任所，由此也导致梁家的败落。
梁承光卒时，梁济九岁，而梁济的祖父梁宝书则年将七十，梁家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梁家在永宁简单地处理了梁承光的后事，遂由两位太太花了不少的钱携灵柩北上，厝柩于北京良乡城外关帝庙。然后隐姓埋名，入京避债，借寓兵部侍郎陆仁恺家。陆仁恺为梁宝书的长女婿，亦即梁承光的姐夫、梁济的姑夫，此时虽有职务，但家中徒添如此多的人口，经济困难便不期而至。梁家数口借住西厢下房三间，拥挤瑟缩，屏营困苦，每日除侍祖父两饭外不花一文。如是者三四年，刘氏乃出箧底银二百金，又酌将袍褂皮衣典卖，合并银款密交一家亲成所开缎局生息，以资日用。
在异常艰辛的生活环境中，梁济的教育责任主要落到两位母亲的身上。嫡母刘氏负责梁济的文化教育，生母陈氏主要负责照料全家人的生活起居。她们劬育教诲，以母做父，将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梁济的身上。
刘姓母亲课梁济公牍，训督勤励，希望梁济能够像他的父祖辈一样在科举的道路上走下去，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刘氏还时常告诫梁济做事不避迂拘，要有同情心和感恩意识，思唤起世道人心，去硗薄而就诚笃，甚至不惜以性命贡献于社会。这一点对梁济的人生影响最大，他后来的所有选择都与嫡母刘氏的教诲息息相关。
1869年，梁济一家移居西城高碑胡同。从此开始，10岁的梁济白天在愿学堂跟随表兄陆嘉会学习，晚则归家在刘氏亲督下温课。刘氏对他的要求非常严格，每天都必须将当天所学检查一遍，重背一番，孤灯相对，训责谆至。有过失，必严怒重责，不少姑息，或有人颇疑刘母太过严苛。
沉闷的日子日复一日地度过，梁家因气象未见转机，梁济祖父梁宝书年龄越来越大，益加迟暮，生活的压力对于梁家的孤儿寡母来说实在是难以逾越。嫡母刘氏毕竟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女性，为了接济家里的支出，遂于1875年在家中设帐课徒，前后招收约三十人，以此微薄的收入作为梁济在愿学堂的费用，剩余部分对于家用也不无小补。
又是三年，1878年春，梁济表兄陆嘉会病故，20岁的梁济遂继期后担任愿学堂义塾教师。时塾中分十斋，各有斋长，梁济长毓秀斋，月修五金。在教书之余，是年起，改从表兄刘传祁问举业，继续致力于科举考试。刘传祁为梁家比较疏远的表亲，然而他对梁家的不幸深表同情，不俟请求而自愿教授梁济诗文。更值得提及的是，刘传祁夫人韩浣云也算是知识女性，常与梁济嫡母刘氏谈诗酬答，问燠嘘寒，实为刘母最幸之遇。
在刘母的督察及陆嘉会、刘传祁两位表兄的先后指点下，梁济的知识有了很大长进，1885年秋应顺天乡试中举，时年27岁。然而在随后几次会试中，梁济的运气不佳，屡试不第，不得已，只能一边自学，一边工作，期待机会与机遇。他先是开馆授徒，后又入礼部右侍郎李文田幕，陪同李文田先后分赴顺天、直隶等地视学典试，识拔和推荐了不少青年才俊。
由于家道中衰，梁济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不难想象的是，如果他的父亲梁承光不是英年早逝，凭借其地位、能力、人脉，梁济所接受的教育肯定要更加系统，更加完整，一定会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踏入仕途，步步高升。这是梁济科举道路不顺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由于知识的熏陶，特别是“洋务时代”社会风气的深刻影响，梁济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既然已经发现奉行数百年的科举体制有着不少问题，所学非所用已经成为这个体制无法克服的顽疾，于是他带着一种矛盾的心情，既要听从母命在科举道路上跋涉，又无法真的将精力全部用在举业上，而是密切关注时务，为民忧戚，为国献策，试图像康有为那样在科举道路上继续奋斗的同时，也密切注意把握机会和机遇，争取特例便捷地进入仕途。
1884年，中国因属国越南问题而与法国开战。清廷迅即将主战的清流党领袖张之洞调任两广总督，清流党骨干张佩伦会办福建海防督师闽中，摆出不惜与法军决战的态势。然而，法军并没有按照清廷的思路行事，8月23日晨，封锁闽江口的法国军舰以突袭的方式攻击福州，在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就击沉中国11艘兵船，并将1866年以后由法国帮助建造的福州马尾船厂彻底摧毁，夸夸其谈、纸上谈兵的张佩伦却仓皇逃跑，不知去向。正在进行科举考试准备并将于第二年参加乡试的梁济被战争所吸引，细心揆度形势，反复辨别，抒写自己的见解达数十纸三千余言。
10年后，历史情形重演。1894年，在经历过1890年春闱会试不第的失败后，梁济放弃了各种各样的杂事，专心准备第二年的春闱会试。然而这一年的国际国内时局又一次深深吸引了梁济的注意力。当时，远东局势因中国另一属国朝鲜问题而一触即发，中日之间多年来的恩恩怨怨很可能因此而爆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刚刚出山不久的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依然期待重演10年前的故事，不希望动用军队解决问题，而寄希望于国际社会的干预以及中日之间的直接谈判。然而，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却也与10年前一样，各派政治势力虽分为“主战”和“主和”两大派，但他们的重心和兴奋点并不在对外战争，而在对内争斗。所以，以翁同龢、文廷式、志锐等人组成的所谓清流党为了内争，一再鼓吹与日本开战，甚至将这些舆论向民间社会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进行散布，以便在关键的时候由民间力量向政府施压。
当时朝中大臣真正懂得世界大势的有孙毓汶，他坚决支持李鸿章的主张，在战前力言战不可恃；在战中，当凤凰、九连城等相继失陷，日军侵及登莱，大局岌岌可危时，孙毓汶日召梨园府中演剧，力主停战议和；当日本政府和谈代表伊藤博文等在马关向李鸿章蛮横无理地提出巨款赔款，并要求割让大片领土时，军机大臣奉旨讨论应付办法，孙毓汶仍极力“主和”，并言“战”字不能再提。《马关条约》的签订，在国内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主战派”的鼓噪下，许多封疆大吏和朝内重臣以及御使台谏纷纷上疏，反对批准和约，主张整军再战，斥责“主和”非计。李鸿章、翁同龢的军机大臣也乘机主张暂缓批准条约，俄、法、德三国也劝告暂缓签约，独有孙毓汶力主早日批准。稍后，光绪帝甚至意欲废约再战，孙毓汶闻讯后力言“战万无把握，而和则确有把握”，并设法以天津海啸为借口逼迫光绪帝批准和约，辞色俱厉，各军机大臣不敢有异辞。于是光绪帝批准和约，达成和平。
毫无疑问，现在看来孙毓汶的判断、立场可能都更合乎实际，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是他的做派太大，又不愿将其观点向社会各阶层详细解释，于是引起士大夫的议论甚至攻击。
对于孙毓汶的观点，梁济深表赞同，以为孙毓汶的观点深得用兵精核朴实之旨，知兵不可轻用。于是正在准备参加春闱会试的梁济“拨冗”上书陈述时事，支持孙毓汶的意见。他强调，近日兵事蹉跌，由于承平之久，军队长时期不打仗，已经不太适应战争环境，所以，中国要想赢得战争，必须整军经武，必须精选将领，必须严格纪律，真能纠察督责，临阵不跑，而后可谓之兵。统领果能不徇私情，选能结士心之人，寄以营官，下而至于哨官，下而至于什长，皆加意遴选，非十分可信之人不敢派充。到临阵时十长不跑，九人必不敢跑，以上均可类推。是全营皆有稽查，如竹之有节，节节相制，上下气脉连贯，而后一兵得一兵之用。似此等真实之兵，苟得数万人已足敷调遣而摧强敌。若征调冒滥冗弱之兵，或招集游惰流离之众，虚张声势，懈散不齐，虽20万人也徒糜饷需，并无丝毫之益，且易于偾事而损威。
梁济在战争并未全面展开之际所做的冷静分析，显然为知兵者言。至中日正式开仗，清军一味望风溃退，平壤失守，战争有向中国本土转移的迹象，局势日趋严重，人心惶惶。论兵事则败事已成，论国势则尚未至于覆亡，然士大夫奔走相告，交头接耳，惊疑变色，纷纷流言，迂酸浅陋，胆小无识，全不知揆察情势，妄为测变，唯知全身家保妻子，竟早令其眷属逃难。在如此惊恐不宁的社会心态下，而梁济则与这班士大夫迥然相异，并对这班士人不屑一顾，愤而指责诸公过去既慨言战事，力主开战，何不以此险境练胆识，而视身家如此其重！
根据这些观察，梁济的思考向更深层递进，他认为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未能看破红尘，惊慌失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平日里专读滥书，识见迂腐，专享安舒，不悉艰难，故万万不能图大事。于是，梁济深刻批判中国传统旧文化，以为专读滥书是设科取士之病，所学全为无用。所以中国要自强，要自立，就必先将文士全行摈弃而后可，必先将中国传统文化彻底改造而后成。
梁济在甲午战争时期关于中国教育现状的思考显然是一种高度清醒的政治见解。当此科举取士成为国中青年唯一成长道路时，他能够坦言科举取士的弊病，应该说是相当令人敬佩的。此时虽然已有一些清醒之士看到了科举取士的弊病，极欲主张变科举，正人心，旋转乾坤，转移风气，但真正将变科举、兴学校由理论的酝酿转化为政治的实践，还是几年之后的事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济关于科举之弊的思考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应该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或许是因为梁济看到了科举体制的弊病而再难以激起对科举道路的热情，所以在甲午战争后第二年的春闱会试中，梁济再度名落孙山。不过从此之后，梁济也就断了科举之念，稍事蹉跎，便于1898年以四旬之龄踏入仕途，改官内阁中书，开始了自己的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