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北文化的交融

隋统一前的南北交流　杨隋代周及其历史文化评价　隋的统一及隋唐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南北朝后期，南北双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南北使节往还日益频繁，充任使节的人往往是特别遴选出来的南北闻名的高门名士[1]。南北方经济上的互市交易也越来越多，沿淮、汉边境有“大市”“小市”，打破关禁的要求日益迫切。尽管全国尚未实现统一，但北人不再因民族压迫而南流，各地对统一文化的认同感也日趋增强。例如，北朝自魏孝文帝改制以后，崇尚中原文化[2]，虽然后来东、西魏分裂，但“文化之正统仍在山东，遥与江左南朝并为衣冠礼乐之所萃”；而据有关中的西魏权臣宇文泰则“别采取一系统之汉族文化，以笼络其部下之汉族，而是种汉化又须有异于高氏（北齐）治下洛阳邺都及萧氏（南朝）治下建康江陵承袭之汉魏晋之二系统”，“此新途径即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化发源之地，不复以山东江左为汉化之中心”[3]，史家陈寅恪称之为“关中本位政策”[4]。宇文泰以此种政策“融合其所割据关陇区域内之鲜卑六镇民族，及其他胡汉土著之人为一不可分离之集团”[5]，陈寅恪先生名之为“关陇集团”。北周、隋、唐三代皇室均出此同一集团。唐代文化之所以超迈往古而繁荣昌盛，就因为它并不仅继承了前此数百年的中原文化遗产，而且融合了周边众多民族的文化，甚至还吸纳了许多外来文明的成果。当然，迄至隋唐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仍然是中原文化，其主体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文化。无论关陇、山东还是江左，汉化都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主流[6]，汉文化是中国统一文化的基础。

隋文帝杨坚著籍弘农杨氏，协助他修治国政的主要谋臣有苏威、高颎。苏威系出武功苏氏，为关陇汉人世家；高颎自言渤海蓨人，为入关的山东武人[7]。他们都属于“关陇集团”内与北镇武将合作的汉人豪族。所以，杨隋代周，实际上是建立以关陇汉人豪族为本位的新政权。隋朝建立以后，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有：强化中央政权，在中央设立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并逐步形成了后来为唐朝所继承和发展的三省六部制；改革地方行政，如开皇三年（583）下诏改州郡县三级为州县两级，将州府与军府合一，由刺史统领，废罢境内五百余郡，改变了地方“民少官多，十羊九牧”[8]的情况；改革选举制度，开皇三年废除州县长官自辟僚佐制度，改归中央吏部铨授[9]，后来随着世族门阀政治势力的衰落，便彻底废除了传统的察举辟召之制，形成了科举铨选制度[10]。隋初较为重要的改制还有制定修改隋律，为后世及东亚各国所取法；颁布均田和租调新令，放宽成丁年龄并减轻劳役，进行“大索貌阅”即检括户口，颁发“输籍定样”即课户标准，“当社共立义仓”，更铸“五铢”新钱等等。这些措施使隋朝在短短九年中恢复了人力，积累了财力，增强了国力，于开皇九年（589）出兵消灭蜗居江左的陈朝，完成了重新统一中国的事业。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采取措施网罗天下人才，中原文化发达的盛况，自两汉魏晋以来无与伦比[11]。所以《隋书·文学传》序说：“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隩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尽管隋承久乱，创制未属底定[12]，且兼政急祚促，但文化整合的趋势已经相当明晰了。

武德元年（618）李渊受禅代隋称帝，定都长安，建立唐朝。唐代高度的文明增强了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全国各族各地区间政治联系与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发展，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迈往古。贞观二年（628），由隋末动乱引起的政治分裂终于结束，第二年冬天唐军即向凭陵中原的北突厥汗国发起进攻，并于次年将其可汗俘虏，领地纳入唐朝治下。时为太上皇的李渊曾因此兴奋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13]贞观初，唐分天下为十道，曰：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至十三年定簿，凡州府358，县1551。明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鲁番），又增二州六县[14]。贞观二十年，唐朝出兵漠北（蒙古高原），在九姓铁勒诸族的配合下消灭了逞强北方的薛延陀汗国，次年在其故地设立羁縻性质的六府七州。唐太宗因而得意地告喻臣下：“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15]。

李唐皇室源出宇文泰所纠集之胡汉文武混合之关陇集团，其创业及初期君主“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16]，于华、夷之际了无芥蒂自不待言。然而唐代正处于中国古代社会由前期向后期实现转型的过渡时期，南北朝以来多民族的文化相互交融，世家大族衰颓没落，一般地主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势力空前发展[17]。因此，适应统治人群发生的变化，重建皇权与官僚政治结合的国家权威，便成为实现统一后政权建设的主要任务[18]。显然，宇文氏当日之狭隘局面已不适应唐代大帝国之情势。这种状况到武后掌权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武氏本身为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复欲纠集人群以攫取政权，遂“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干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于是，皇权与官僚阶级结合的政治体制适应全新的大一统格局和社会发展而得以重新建立起来[19]，王朝的统治人群由“关陇集团”蜕变成为“奉长安文化为中心、仰东南财赋以存立之政治集团”，与此相应的是各项制度不断的、全面的变革更新，唐代中国进入了繁荣昌盛的新时代（图1-1）。

图1-1　唐代形势图

盛唐开元、天宝之际，州县数殆同贞观，然羁縻州郡，不止此数。开元二十一年（733），又因十道分山南、江南为东、西道，增置黔中道及京畿（长安）、都畿（洛阳），为十五道采访使。复于边地置十道节度、经略使：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岭南五府。盛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朝鲜平壤），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至安北府（治今蒙古哈拉和林）[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