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口与耕地面积的增长

人口的增长　土地的充分利用与地力的维持　农田的开垦和农作物分布的变化　南方水田地区的耕作栽培技术　茶树栽培　农业技术知识的总结与普及：王祯《农书》及其他　经济作物生产中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中国古代的经济以农业生产为主，劳动力则是农业生产的最重要投入因素。因此，人口的增长与削减也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与否，甚至是决定经济繁荣的首要因素。历朝人口数量及其地域分布的变化，往往也反映了不同时间内不同地区农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高低。

隋初，户数在450万左右；文帝大索貌阅和析户，约得户三四十万。至开皇九年（589），一统天下，总户数达七百万。自开皇九年至炀帝大业二年（606）17年间，隋朝总户数又由七百万增加到九百万左右，增长约29％[1]。人口的增长，农业生产的恢复，令隋朝经济发展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通典·食货典》载：“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锡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唐初承隋末之乱，人口大幅减少。“大业初有八百余万户，末年离乱，至武德有二百余万户。”[2]《新唐书·食货志》一亦云：“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可知唐初的人口只有大业鼎盛时的三分之一强。然自太宗贞观朝至玄宗天宝十四载，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口又出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贞观十三年（639），户数3120151，口数13252894。到天宝十四载（755）户数已达8914709，口数为52919309[3]，户与口数之增长分别为186％和299％。如果我们再仔细区分太宗贞观十道及玄宗开元十五道户口分布的地区差异，便可发现：安史乱前，唐代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是北方的河南道，其次是河北道；而以人口密度计，最集中的地方是都畿道，其次是河北道，分别是每平方公里58.7人和56.76人。南北人口的比例为4∶6，此时中国北方的人口仍多于南方[4]。

但755—763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及其后出现的藩镇割据，结束了唐前期繁荣稳定的社会局面，对唐后期人口的增长和地域分布，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战乱，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口急剧下降并长期得不到恢复。南方却相对安定，经济继续发展进步。中原战乱使北方移民源源流入南方，不仅增加了人口数量，而且增强了开发的动力。至此，唐朝廷虽仍以长安、洛阳为政治文化中心，实际上却完全仰仗东南财赋而存立。以元和年间的户口数与天宝年间相比，就会发现在总数下降了68％的情况下，南方下降的幅度比北方要小得多，一些州还有大幅度的增加[5]。从此，南方逐渐成为中国人口的密集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中国经济的重心逐渐由北方转至南方，而且再未发生逆转。五代十国时期，南方一些割据政权拥兵自保，完全摆脱了对北方的财政负担，从而有了进一步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余力，经济地位更加巩固。南方人口超过北方的势态至此已经定型。到北宋初（980—989），南北户口之比大约为6∶4[6]。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户数已达20019050[7]。如以每户5口计算，则此时人口已超过了1亿，几乎是盛唐天宝十四载（755）人口的两倍。

农业要发展，除了人口——劳动力的投入外，土地的充分利用也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唐宋时期，南方的轮作复种制有了蓬勃的发展，不仅普及了一年二熟制，而且还出现了一年三熟制。樊绰《蛮书》成书于晚唐，其中记载当时在西南地区实行稻麦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南境“稻岁再熟”，说明当时已有了单种水稻的一年二熟制。陈旉《农书》作于南宋，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我国南方的轮作复种制，主要有：早稻和豆、麦、菜轮作复种的一年二熟制，麻、麦和菜的轮作复种一年二熟制，谷子、芝麻、大豆和小麦的轮作复种制。此外，当时南方还采取间套复种的办法，创造了水稻的一年三熟制。如周去非《岭外代答》中说：钦州“正、二月种者曰早禾，至四月、五月收；三月、四月种者曰晚早禾，至六月、七月收；五月、六月种者曰晚禾，至八月、九月收”，显然，这就是通过间套复种的办法，实现了水稻的一年三熟[8]。

传统农业经济的增长也与土壤资源的优劣有关。拥有平坦广大的耕地及肥沃的土壤资源曾经是古代北方农业居于优势的条件之一。但唐宋时期南方在扩大土壤利用范围以解决山多平地少这一矛盾的同时，还逐步形成了重视培养地力的耕作方式，从而促进了土质的优化。这也成为生产重心向江南地区转移的重要原因之一[9]。早在隋代，人们便已经注意到要减少土壤中的盐碱成分以改良土质，提高产量。据《隋书》卷四六《元晖传》记载：“开皇初，拜都官尚书，兼领太仆。奏请决杜阳水灌三畤原，溉舄卤之地数千顷，民赖其利。”唐代，人们依然用引水灌田的方法，减少土壤中的碱卤成分；而在南方一些沿海州县，则用筑海堤的办法，防止海水侵蚀良田。

唐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农民已经懂得使用各种肥料，甚至开始用农药，以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在肥料种类方面，除了传统的豆类绿色肥种外，人粪、蚕沙等也已作为基肥与追肥使用。在江南，已开始圈养耕牛，从而可以得到大量厩肥。到了晚唐，苏州一带农民已经使用商人从长沙等地贩来的农药捕除害鸟，有效制止了为害甚大的“禽暴”之患[10]。而且，唐代江南农民更注意土地的综合利用，许多兴修的陂塘均可养鱼，甚至还可以种植蒲、苇、菱、芡等经济作物。例如在丹阳的练湖，“幅员四十里，菰蒲菱芡之多，龟鱼鳖蜃之生，厌饫江淮，膏润数州”[11]。农、渔等的综合开发，无疑提高了当地的生产力。

农田的大面积开垦，特别是江南地区水田的开发，对唐宋农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典》称隋开皇九年全国可耕地为1940万余顷，到了唐天宝中，按人口计算的应受田则为1430万余顷[12]。虽然文献所载统计标准并不一致，数字也未尽确切，但天宝时实际的耕地面积至少应在800至850万顷之间，比汉代大约增加了50万顷至90万顷，每户垦田数约70亩[13]。而在南方，大力兴修水利，围水造田。如德宗贞元年间杜佑“决雷陂以广灌溉，斥海濒弃地为田，积米至五十万斛，列营三十区，士马整饬，四邻畏之”[14]。而到了晚唐五代时，江南一带已经出现了圩田。沈括说：“江南大都皆山也，可耕之地皆下湿厌水濒江，规其地以堤而艺其中，谓之圩。……李氏据有江南，置官领之。”[15]宋代垦田的最高数额达到了7.2亿万亩。考虑到宋朝统辖范围的缩小，实际其垦田数不仅远远超过前代，甚至后来的元、明等朝也没能超过此数[16]。

耕地面积的扩大，特别是南方水田的开垦，也导致了农作物种植分布的变化。直到唐前期，粟仍然是我国的主要粮食作物，其次是麦。粟的主要产地为华北平原、黄土高原、河西走廊以及今四川东部等地区。麦的产地则多在北方黄河流域，南方江南东道等地也有种植。安史乱后，北方粟的产量有所下降，而麦子则南北仍有大面积的种植[17]。南方粮食作物本以水稻为主。唐玄宗时曾在河南大开水田，种植水稻，随后在北方，即今山东、河北、山西等地都成功地种植了水稻。从唐代中叶起，由于北人南迁、水稻品种的多样化以及耕作技术的进步等，水稻在全国粮食生产中开始占了首位，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重心的南移[18]。从前比较落后的扬、荆、益三州，此时已成为重要的农业生产地区：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益州号称“州之瑰宝”，和扬州地区并称为“扬一益二”，居全国首位。长江下游一带则成了“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19]的余粮区。到了宋代，“苏常熟，天下足”或“苏湖熟，天下足”已经是广泛流传的民谚[20]。经济作物方面，在棉花传入以前，全国无论南方北方，普遍种麻，家家户户种麻纺绩，麻被列为“五谷”之一。两宋时期，麻，尤其是桑蚕业，南方也较北方有了更大发展。宋以后，我国养蚕业也由北方移到了南方，而且由分散趋于集中，江南的太湖流域、四川成都平原和广东珠江三角洲逐渐形成了三大养蚕业基地。与此同时，南方的茶叶种植及制茶业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出现了一些集中的产茶区并向海外输出。川、浙、闽、粤的甘蔗种植与制糖业，更远非北方所能及[21]。

除了农作物分布的变化之外，在唐代，江南水田的耕作、栽培技术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据陆龟蒙《耒耜经》记载，唐后期江南使用的耕具有犁、耙、砺、碌碡等。犁田后，用耙碎土块，去杂草；再用砺碾平田面。加上从岭南引进的耖，形成了耕—耙—耖一整套的技术措施，水田整地的全部工序均可利用畜力完成。这些工具，是专门适用于江南水田耕作的。牛耕在南方也开始普及。一个地区是否可以使用牛耕，取决于各方面的因素。如，需要有适应南方水田的耕具，如犁、耙、挽具等；需要有适于牛耕的农田等。在唐代的江南，这些条件都已具备，所以有利于牛耕的普及使用[22]。而到了宋代，陆龟蒙提到的江东犁已经在南方普遍使用[23]。另外，宋代还制造了一些新的农具，如秧马。苏东坡《秧马歌》序：“昔游武昌，见农夫皆骑秧马，以榆枣为腹欲其滑，以楸桐为背欲其轻，腹如小舟，昂其首尾，背如覆瓦，以便两髀，雀跃于泥中，系束蒿其首以缚秧，日行千畦，较之伛偻而作者，劳佚相绝矣。”这种插秧工具显然节省了农民不少体力[24]。

在唐末韩鄂所撰的《四时纂要》一书中，记载了唐代江南水田中水稻的直播及移植等栽培技术。其书《春令卷之二》中说：“种水稻，此月（三月）为上时。先放水，十日后，碌轴打十遍。淘种子，经三宿，去浮者，漉裛；又三宿，芽生，种之。每亩下三斗。美田稀种，瘠田宜稠矣。”这里的每亩三斗，应是秧田下种量。此外在唐人诗中也有对水稻移植法的描述。如张籍《江村行》：“江南热旱天气毒，雨中移秧颜色新。”如前所述，水稻种植制度也发生了变化。稻麦复种制在唐代已经出现，南方有双季稻，宋代甚至通过间套复种的办法实现了水稻的一年三熟。

唐以前，史籍中尚无人工种茶的明确记载。到了唐代，不仅出现了人工种茶，而且栽培技术也有很大进步。这种变化，也是在江南一带首先发生的。陆羽的《茶经》对茶树的形状、生长习性及生长的条件都做了论述，并且还谈到了直播与移植两种种植方法。而在韩鄂的《四时纂要·春令卷之二》中记载了茶树的栽培技术：“二月中，于树下或北阴之地开坎，圆三尺，深一尺，熟，著粪和土。每坑种六七十颗子，盖土厚一寸强。任生草，不得耘，相去二尺种一方。旱即以米泔浇。此物畏日，桑下、竹阴地种之皆可。二年外，方可耘治。以小便、稀粪、蚕沙浇拥之。又不可太多，恐根嫩故也。”这种方法已经与近代种茶相差无几了。但中唐以前，江南人工种茶大概仍是以散植为多。到了晚唐，由于种茶技术的提高，茶园虽然仍多设于山区，但也有建立于平地丘陵之上的。据《四时纂要》记载，当时江南茶园株行距皆2尺，连坎距共5尺，每亩可种茶240株，专业性已比较明显。

到了宋代，江南茶树的种植更加广泛，栽培技术也有了进步。这表现在茶农可以比较科学地处理茶树生长和土、水、气候的关系，因地制宜培育优质茶树，采摘优质茶叶。如福建的北苑茶是宋代名盛一时的贡茶。茶农经过长期的实践观察，把握茶树生长与水、土、肥的关系，取得栽培优质茶的成功。如开畲作业，就是为了改善茶树生长的水土条件。宋人赵汝砺的《北苑别录》载：“草木至夏益盛，故欲导生长之气，以渗雨露之泽。每岁六月兴工，虚其本，培其土，滋蔓之草、遏郁之木悉用除之。”此外，宋代采摘茶叶的技术也较唐代讲究。宋子安《东溪试茶录》载：“凡采茶必以晨兴，不以日出，必以甲不以指。”证明宋人对茶之质量，甚至叶形等都很注意了。

唐人所著的农业专著，主要有《四时纂要》《耒耜经》《茶经》等。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在这几部综合及专业性的著作中都有所反映。《四时纂要》，唐末韩鄂撰，主要记载的是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陆龟蒙的《耒耜经》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农具专著，论述了当时江南所使用的主要农业生产工具。至于陆羽的《茶经》，则对湖州长兴顾渚山茶业种植进行了详细记载。《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农学著作有十余本之多，留存至今的只有南宋陈旉《农书》一部三卷，内容涉及耕作、牛畜、蚕桑，惜只限于江浙地区。元初官修《农桑辑要》汇集前代农书，在保存史料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方面颇具特色，但却主要涉及北方地区。

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成书的王祯《农书》兼论南北，是我国第一部在全国范围内对整个农业做系统研究的农学专著。王祯，字伯善，山东东平人。元成宗贞元、大德年间曾任宣州旌德（今属安徽）、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县尹，任内廉政爱民，办学劝农，颇有政绩。《农书》即在其任内完成。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农桑通诀是关于农业知识的总论，包括农业史、授时、耕垦、播种、施肥，以至收获贮藏等，并兼及果木、桑渔等，颇为周备。百谷谱则专门论述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如谷物、蔬菜、果木、水生植物等。特别是棉花、茶叶也都包括在内。农器图谱共有306幅各种农具、灌溉、运输工具和纺织机械图等。图后附有文字，详细介绍其结构和使用之法。这部分是参考了南宋曾之谨的《农器谱》而加以扩充，并附以绘图。从《农书》内容可以看出，此书虽成于元代，但书中所用之材料，多来自唐、宋人记载。王祯正是在唐、宋文献的基础上，对唐代，特别是宋代江南地区的农业生产技术，做了一次全面总结，从而完成了这部全面系统的农学专著。当然，《农书》也反映出这些生产技术到了元初已经得到了普及。

唐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粮食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有可能分离出来，专门从事经济作物的生产，而且这种生产的专业化倾向，在宋代有了进一步加强。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密植的专业化桑园已经出现。陆游《南唐书》卷一《烈祖纪》载升元三年（939）诏：“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皆五年勿收租税。”一户种桑3000株，肯定不是一般农户所能做到的。盛唐时，这种专业桑园的种植密度大约是每亩50株，与华北传统的间作桑园中每亩种20—30株的情况相去甚远。因此开元二十五年（737）修订的均田令中，对华北与以江南为中心的长江下游两大蚕桑区的桑田与种桑数做了不同的规定，而这正是江南专业桑园在唐时已经出现的反映[25]。此外，在盛产茶叶的地区还出现了专业的茶农。如皮日休描绘湖州顾渚的茶农：“生于顾渚山，老在漫石坞，语气为茶荈，衣香是烟雾……日晚相笑归，腰间佩轻篓。”[26]到了宋代，专业化经济作物品种比唐代又有较大增加。除了桑、麻、茶叶外，宋代还发展种植了甘蔗、柑橘、荔枝，甚至还有专业菜园、药园等。甘蔗产于长江流域，早在北宋初年，太湖流域一带即以盛产甘蔗著称。甘蔗的种植极费人力财力，需精耕细作。王灼《糖霜谱》说：“最因地力，不可杂他种。而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休地力。”且制糖的季节性又很强，所以没有专业集中的经营，恐怕是很难完成的[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