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华夏文明的东传

汉字文化圈的形成　文明的东传　文字与教育　政治与典章制度　儒学与道教　生活方式与艺术

经由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与文化的碰撞，中华文明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雄姿。隋唐统一之后，汇聚南北内外多种文化，融合创新，成为光芒四射的世界文化中心。周边各国以中华文明为榜样，向隋唐派遣使者和留学生，积极学习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中华典章制度、思想文学、生活方式和文化的观念形态深刻渗入日本、朝鲜和越南，最终以中华文明为基础、以汉字为表征形成了东亚文化圈。“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条件，汉字伴随着汉文化东传朝鲜、日本，南被越南，形成‘汉字文化圈’。”[61]该文化圈又因汉字所承载的中华文明，而时或被称为“中国文化圈”。其主要标志是汉字文化、儒教、律令制和佛教。

中华文明与周边地区的交流由来已久。根据考古资料，朝鲜半岛北部各地大量出土了中国战国时期燕国的货币，多者一次出土达千余枚，表明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燕国与朝鲜地区在经济上已经有了联系。其后，中原与周边各国交流更加频繁，至南北朝时期形成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册封体制[62]。

隋唐是中华对外交流的高潮时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远远超过了前代。

7世纪中叶，百济派遣贵族子弟入唐，进入国学直接吸收汉文化。837年，新罗在唐的留学生达216人。与此相应，公元607年，日本推古女皇和圣德太子派小野妹子等出使隋朝。小野妹子回国时，隋炀帝派裴世清陪送到日本，日本“设仪仗、鸣鼓角来迎”，揭开了中日交往的新篇章。此后日本频繁遣使来华。遣隋使两次，遣唐使十九次，实际成行十五次。从日本舒明天皇二年（630）到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之间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黄金期。遣唐使每次来华，都送来100至250名留学生和留学僧，有时多达500人。如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以天资聪慧和勤奋好学通过了科举考试。他留唐后改名晁衡，官至三品的卫尉卿、秘书监。当他返回日本时，遇风浪船毁，在长安误传他已遇难。他的好友李白在悲痛之余曾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哭晁衡卿》：“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另一位来唐留学17年的吉备真备，回国后官拜宰相，在各个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来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们收集、携回大量汉文典籍，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天文、历法、音乐、医药、技术、佛典，为奈良文化和平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外，鉴真东渡日本以后，对日本诸多文化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罗在部落联盟后期，已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汉字、汉文。百济曾用汉字来书写他们的史书——《留记》和《书记》。朝鲜古代碑刻表明，四五世纪之交，朝鲜半岛诸国已经熟练使用汉字。公元545年，新罗用汉文撰修自己的国史，汉文被确立为新罗的官方文字。公元3世纪到5世纪，汉字经过朝鲜地区逐渐传入日本，主要在贵族之间使用，并用来制作官方文书。公元4世纪中叶，学者王仁东渡日本，向宫廷皇族和贵族讲授《论语》，并在日本建立了五经博士等博士制度，同时将“五经”与诸子、史学等汉字书籍带到日本。日本的文物考古发现证实，在五六世纪，日本已经习得并熟练使用汉字。另外，鉴真及其弟子对日本语言文字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影响。“鉴真师徒用汉语讲读经书，使汉语广泛地渗入日本的社会生活，促进了日本汉文学和音韵学的发展。”[63]与汉字文化传播相一致，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共同的书法艺术，东亚各国的书法艺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图2-6）。号称“王者之星”的日本嵯峨天皇和“骚坛正元帅”的越南黎圣宗，书法造诣极深；日本高僧空海被誉为“王羲之再世”；新罗书法家金生被誉为“王羲之第二”。

华夏教育制度及教育观念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至为深远。682年，新罗建立了国立大学和比较完备的学制。其“学制皆仿中国的制度而来”；而“高丽时代前期受唐学术文化、后期受宋学的影响”[64]。儒家教育经由百济传入日本，与汉字教育相辅相成。日本于大化革新后的676年，仿隋唐国子监之制设大学寮于京师，大兴高等教育。从东汉开始，越南兴办学校，并把儒家教育制度植入越南。

另外，从政治制度交流的角度看，中华与东亚文化交流高潮时期的主要特征就是以宫廷礼仪、儒家礼俗为核心的信仰文化的东传和东亚各国对唐朝政治典章制度、法律制度的移植。武则天垂拱二年（686），新罗王金政明遣使来唐，求得唐礼一部并其他文章。公元788年仿唐科举制公布读书三品出身法，以儒家经典与汉学为主要考试科目，进行国家考试，以录用官吏。其标准是对汉文典籍的通晓程度和汉文的写作能力，以学问的高低和汉文熟练的程度来决定其官职。在日本，公元603年，圣德太子为建立一元化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国内改革，颁布“冠位十二阶”。其中所制定的冠位从高到低为：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礼、小礼、大信、小信、大义、小义、大智、小智。其中受中国儒家学说的影响是很明显的。604年颁布的“宪法十七条”中既反映出儒家的伦理取向，也兼收了佛教和老庄思想。其中指出：“君言臣承，上行下靡”；“国无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以和为贵”；“使民以时”等等。公元646年，即日本大化元年，天皇颁布“改新”诏书，以隋唐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为蓝本，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此即“大化改新”。大化新政府成立以后，任命曾长期居留中国并熟知中国典章制度的高向玄理、僧旻为国博士，参与新政府的施政。日本政府相继于701年和718年分别制定了《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最终形成了一整套维护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701年，日本《大宝律令》所设官制，大体上仿唐朝官制，称为“二官八省制”。在地方官制方面，也大体仿照唐制。唐设道、州和县三级，日本设国、郡和里三级。从645—718年，日本基本上完成了政治改革，通过吸取唐朝的律令制度，建立了古代天皇制国家。

儒学在公元1世纪前后传入朝鲜。在漫长的岁月里，孔庙、太学和典籍等儒家文化载体深深濡染着这个国度。唐玄宗曾称新罗为“君子国”。宋代理学发展以后，高丽思想界对此产生了高度的学术敏感。高丽仁宗曾问中土使臣：“龟山（杨时）先生今在何处？”[65]高丽末年，社会动荡。此时，安珦、白颐从理学繁荣的元朝引入朱子学。从李氏朝鲜（1392—1900）开国到其后的五百年间，朱子学处于独尊地位。李朝的上下君臣“尊朱”程度无以复加，并身体力行。全国孔庙林立，祭礼隆盛，典籍完备。在朝鲜儒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朱子学者退溪李滉（1501—1570）继承朱熹的理本论，对“理气一物”进行了富于思辨性的解释[66]。他以体用范畴来解决朱子学中死“理”驭活“气”的矛盾，突出了“理”的主宰作用。另外，李滉用“理气”论“性情”，开李朝数百年“四端七情论辩”的先河。李珥（1536—1584）师承李滉，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理、气二元论”。朱子学在思想上巩固了李氏政权的统治。

儒家经典在公元三四世纪左右经朝鲜传入日本。汉字和儒学有力地推动了日本从奴隶制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转变。体现在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和后来“大化改新”中的一系列律令中的儒家思想成为日本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从镰仓时代（1192—1334）开始，朱子学随中日禅僧的传教活动进入日本，并随禅学广泛传播。在学术领域，朱子学冲击了日本原有的儒家明经训诂之学，并取得优势地位。室町时代（1393—1575）后期，朱子学从禅学中独立出来。到江户时代（1603—1868），日本形成了众多研究朱子学的学派，如京都朱子学、海西朱子学、海南朱子学、大阪朱子学和水户学等，其中以藤原惺窝（1561—1619）开创的京都学派影响最大。惺窝学遵朱子，但并不排斥陆、王学说，并且主张神儒合一，认为“儒道”与“神道”是“名变而本一”。另外，他批判佛教，巩固了朱子理学的独立地位。然而，真正使朱子理学适应幕藩体制所需要的纲常与政治秩序、奠定朱学在江户时代二百六十年思想统治基础的是藤原惺窝的学生——林罗山（1583—1657）。在他的推动下，朱子学成为“官学”。德川幕府建立了将军、大名、武士之间依次的主从关系，并通过层层的土地和权力的分配来实施统治。林罗山的朱子学“处处充满着适应这种要求的思想体系”。他推动了宋儒所谓“名分论”在日本的传播。[67]朱子学虽然处于主流思想的地位，但由于朱熹思想的自身矛盾而产生的二元论倾向造成日本朱子学内部分化出若干对立的派别，如安东省庵、贝原益轩等的“理、气合一说”和山崎斋等的“理一元论”等。同样由于对朱学内部矛盾的怀疑和社会集团之间思想斗争的需要，许多朱子学者转向古学派和阳明学派等其他儒学派别。由山鹿素行（1622—1685）发起的古学派主张追本溯源，回到对古代孔孟之学的研究和尊奉，其理论受到中国宋代张载和明朝罗钦顺的影响。18世纪末期，德川幕府为维护朱子学的统治地位，发布“异学禁令”，古学等许多非朱子学派别在高压下逐渐衰落。

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在越南置象郡，到西汉武帝平南越（公元前111年），再到唐朝设安南督护府，一直到越南吴朝（939—965）建立之前，越南长期处于中国封建政权的直接控制之下。近一千年中，儒家思想文化深深影响越南的文化进程。在越南丁朝（968—980）、前黎朝（980—1009）、李朝（1010—1028）各代，佛教处于思想上的统治地位。由于宋朝理学正经历着曲折的发展，同时中国禅学尤其是南宗禅学在地缘上的影响，使佛教排挤了儒、道，成为越南的国教。在陈朝（1225—1400）和黎朝（1428—1788）之际的属明时期（1414—1427），中国明朝政府强迫越南改礼俗、正衣冠，依从明朝制度。随着《四书集注》《性理大全》等典籍的输入，程朱理学在越南的流布得到强化。这一切推动越南封建社会进入巅峰期——黎朝和阮朝（1802—1945）。两朝独尊儒术，理学名儒辈出。在黎朝，阮秉谦（1491—1585）受邵雍思想影响，糅合理学与道家学说，提出“安闲”的思想；黎贵惇（1726—1784）受朱熹影响，但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理在气中，理因气而有。陈朝儒学空前繁荣，著名理学家有郑怀德、吴仁静、潘清简等。

道教东传是文化交流史上的另一件盛事。新罗末期，赴唐留学的崔致远等人把唐朝的内丹道教传入新罗，形成朝鲜内丹道教。高丽王朝时，朝鲜道教达于极盛期，高丽历代帝王的醮祭活动不绝。高丽之后的李朝是朝鲜道教史上道教与儒学尤其是与朱子学对抗的时代。儒、道间的冲突最终酿成李朝中宗皇帝与以赵光祖为首的儒臣之间矛盾的激化，即“己卯士祸”（1519）。“壬辰倭乱”（日本丰臣秀吉公元1592年侵朝）之后，李朝皇帝举行斋醮的场所“昭格署”毁于战火，至此，国家层次上的道教斋醮仪式基本绝迹，道教信仰的传播转向民间。

在日本历史上，虽然道教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宗教传承系统，但道教思想和仪轨对日本早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神道思想、天皇崇拜、宫廷服制以及祭祀神器上。奈良时期，道教通过其占卜祭神和咒术传播到民间，并与日本固有的风俗融合起来。平安时代前期，大量道教典籍被留学生带回日本，其中包括《抱朴子》《老子化胡经》《太上老君玄元皇帝圣化记经》和《本际经》等。这一时期，道教在医学领域影响日本最多，同时，道教文化也广泛地反映在这时的文艺作品中。江户时代是道教文化在日本传播的又一个高潮。大量道教经典传入日本，道教作为一种学问被广泛研究。总之，“日本是在不自觉的心态中，接受了中国民间的、非系统的道教文化，并和合到以自己固有的神祇崇拜为核心的信仰体系及日常生活中，使道教的影响更多地在日本人的深层意识和社会习俗中留下痕迹，至今发挥着作用。”[68]

公元4世纪，佛教自中国传入朝鲜，从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时期，中经新罗时期，迄至高丽国时代约千余年时间，佛教始终十分兴盛。中国禅宗各派传入朝鲜后，在新罗时代形成禅门九宗，成为朝鲜佛教的主流。新罗僧人道义来唐学南宗禅，居住37年后回国，被尊为国师。无染来华，先习《华严》，后参马祖法嗣如满和实彻，受传心印，回国后被奉为国师，受六代君王的优隆礼遇。其时多数学习禅法的僧人接受南宗禅。佛教于公元6世纪从中国经百济传入日本。唐代日本派遣僧人留学中国，佛教许多宗派传入日本，许多僧人也兼修禅学。在宋代，禅宗大规模传入日本。禅宗对日本武士道影响很大。在许多武士看来，修禅是武士磨炼精神意志的必备课程。许多日本禅僧兼修儒学，把儒学和中国许多艺术如书法等传到日本。另外，通过禅僧也传入了茶道。在南方，中国禅宗佛教从公元6世纪传入越南。由隋至宋，先后由南印度人灭喜（师事禅宗三祖僧璨）创建灭喜禅派，广东无言通禅师（师事百丈怀海）创立无言通禅派，中国草堂禅师（师事云门宗雪窦重显）创立草堂禅派，越南陈仁宗创立竹林禅派。越南受中国佛教的影响很深，寺院和佛塔的建筑风格与中国一致，使用中文《大藏经》。

在制度、教育、思想学术与宗教信仰之外，华夏文明中的技术成就、实用知识、艺术创造乃至风俗习惯等丰富内容也影响了东亚各国的社会生活。

在城市规划、建筑和造像艺术方面，中国对朝鲜与日本的影响直接而深刻。新罗王都的规划，以宫城、月城为中心，采取纵横交错如棋盘状的方条制，有的地方还残存着里坊的围墙。这种整齐的建筑规划格局，与中国唐朝的长安相同。新罗时期遗存的一些石塔、砖塔、石灯、城郭建筑和王陵碑碣，大体都是根据唐代的规制建造的。新罗还广泛借鉴了中国的石窟艺术。建筑与雕塑等技术和艺术对日本的影响也十分突出。圣德太子曾用中国工匠来从事寺院建筑，并用中国画师装修寺庙。奈良和平安时代，尤其是佛教禅宗传入以后，日本的寺院建筑采用了中国式的对称布局。日本都城的整体规划也仿照隋唐的长安。公元708年兴建的都城平城京，即奈良，宫城位于北部正中，全城以朱雀大路为中轴线划分为左京和右京，与长安城设计完全一致。都城内的条坊制也与长安城的里坊相同，甚至坊内的十字街道区划也如出一辙。太极殿、朱雀大路和朱雀门等，直接采用了唐长安的名字。平城京的兴建是日本大规模输入唐文化的开始，也是日本古代建筑、雕塑、绘画、诗歌和音乐艺术繁荣的开始。日本僧人道慈在长安临摹西明寺建筑样式，并以此为蓝本于圣武天皇天平九年（737）在平城京内设计制造了大安寺。由唐高僧鉴真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唐招提寺，成为日本天平时代建筑艺术的代表作。同时，它也是该时代雕塑艺术的代表作。中国和日本在建筑技术上的交流历史悠久，所以在日本的建筑及居住民俗中能清楚地反映出中国文化的古老印记（图2-7）。

在器物方面，当时遣隋使、遣唐使、留学生、僧人带到日本的唐皇室宫廷和贵族赏赐、馈赠的珍品，包括了袈裟、书籍、乐器、武器、镜、屏风、花毡和药物等。在服装和饮食上，日本弘仁九年（818），曾经来唐学习的菅原清公奏请朝廷规定天下礼仪，男女衣服悉仿唐制，五位以上的位记都改汉式。在医药方面，鉴真到日本后，积极传播医药知识。在室町时代（1393—1575）以前，日本医界奉鉴真为祖师。中国与朝鲜方面的交流范围广泛。唐高宗曾经遣使邀请新罗工匠到唐朝，交流制造弓箭的技术。“828年，新罗遣唐使大廉持茶种回国，兴德王命植于地理山（智异山）。新罗自善德女王时有茶，至是盛焉。”[69]随着唐朝制度、典籍、器物等的输入，“为了表示奉行中国正朔，新罗一般每年均遣使来华贺正（庆贺元旦）”[70]。由于受中国影响，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月七和中秋节等也一直是朝鲜地区的传统节日。在婚姻风俗方面，朝鲜也同汉族一样，要经过议婚、问名、纳吉、纳征、请期和亲迎，即“六礼”的全过程，并一直沿袭到现代。另外，中国丧葬风俗中的“五服”制度，也被传承至今。

隋唐以后，东亚汉文化圈并非中国一个国家所创造的文化，而是东亚国家，特别是东方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与中国共同创造的文化。一方面，它是一个文化大融合与借鉴的过程，包括吸收印度和其他西域文化的某些因素。另一方面，东亚各国之间形成了重要的文化互动。东亚各个民族和国家在接受华夏文明影响的同时，也根据本国的需要，有取有舍。“日本模仿盛唐制度，而不取道教；抄袭我国典章，而不用宦官；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不学缠足；殊不失为明智。”[71]比如，日本的漆艺、制刀，朝鲜的青瓷、丝绸制作，安南的陶瓷，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华夏文明也从周边各国获得了新鲜的文化血液[72]。总之，在接受华夏汉文化的同时，东亚各国并未失去其文明的个性。可以说，汉文化的生命力是由汉字文化圈中的各个富有个性的文化单元来维系的。

注释

[1]《隋书》卷八四《突厥传》载“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中华书局，1973年，第1866页。

[2]《隋书》卷八四《突厥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84页。

[3]《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4]《隋书》卷八三《高昌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7页。

[5]《资治通鉴》卷一八一，大业五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5645页。

[6]《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8页。

[7]《隋书》卷六七《裴矩传》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中华书局，1973年，第1579—1580页。

[8]《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载有常骏等撰《赤土国记》《真腊国事》，惜均不传。见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6页。

[9]《隋书》卷三《炀帝杨广纪》，中华书局，1973年，第73页。

[10]《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11]《隋书》卷八三《西域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841页。

[12]《资治通鉴》卷一九四，唐太宗贞观七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6104页。

[13]吴宗国：《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安西四镇的废置问题》，《丝路访古》，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4—177页。

[14]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第102—128页。

[15]《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46页。

[16]《唐大诏令集》卷一三〇《讨高昌王麴文泰诏》，学林出版社，1992年。

[17]《资治通鉴》卷二〇二，高宗仪凤三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6388页。

[18]《资治通鉴》卷二一二，玄宗开元九年，唐玄宗说：“曩昔国家与突厥和亲，华夷安逸，甲兵休息；国家买突厥羊马，突厥受国家缯帛，彼此丰给。”中华书局，1982年，第6744页。

[19]《新唐书》卷五〇《兵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7页。

[20]《张说之文集》卷一二，《大唐开元三年陇右监校颂德碑》。《新唐书》卷五〇《兵志》：“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7页。

[21]《新唐书》卷五〇《兵志》：“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8页。《唐会要》卷七二有一个较详细的记录：“陇右群牧都使奏：臣差判官殿中侍御史张通儒，群牧副使平元（原）太守郑遵义（意）等，就群牧交点，总六十万五千六百三头（十）匹。口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九十二匹，内二十万八十匹驹；牛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五头，内一百四十五头牦牛；驼五百六十三头；羊二十万四千一百三十四口；骡一头。”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3页。

[22]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23]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

[24]慧立：《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中华书局，2000年。

[25]《经行记》已不存，但杜佑《通典》征引一千七百余言。

[26]《旧唐书》卷一二四《田神功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3533页。

[27]《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9页。

[28]《旧唐书》卷八《玄宗纪上》，中华书局，1975年，第174页。

[29]三上次男：《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马文宽、孟凡人：《中国古瓷在非洲的发现》，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30]朱江：《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文物》1983年2期，第95页。

[31]《大唐西域记》卷一，《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32]《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中华书局，1975年，第1134页。

[33]《新唐书》卷一一一《王方翼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4135页。

[34]徐苹芳：《考古学上所见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

[35]齐东方、张静：《唐代金银器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1994年2期，第173—190页。

[36]葛承雍：《唐长安印度人之研究》，《唐研究》第六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03—320页。

[37]安峥地：《唐房陵大长公主墓清理简报》，《文博》1990年1期，第2—6页。

[38]《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五月：“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中华书局，1982年，第6247页。

[39]《唐会要》卷一〇〇《杂录》，中华书局，1955年，第1798页。

[40]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全唐诗》卷一二八，第1296页，中华书局，1960年。

[41]《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太宗贞观三年，中华书局，1982年，第6069页。

[42]《资治通鉴》卷二三二，德宗贞元三年（787），中华书局，1982年，第7493页。

[43]《两京新记》卷三，《两京新记辑校大业杂记辑校》，三秦出版社，2003年。

[44]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发现晚唐祆教徒的汉、婆罗钵文合璧墓志》，《考古》1964年9期，第458—461页。冯承钧：《唐代华化蕃胡考》，《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1957年。

[45]王亚荣：《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中国佛学》2卷1期，1999年。

[4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唐长安西明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1期，第45—5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队：《唐青龙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4年5期，第322—327页。

[47]《北史》卷九〇《何稠传》，中华书局，1997年，第2985页。《隋书》卷七五《何妥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710页。

[48]罗丰：《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宁夏盐池唐墓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9期，第43—56页。

[49]《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036页。

[50]《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七年：“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中华书局，1982年，第6189—6190页。

[51]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唐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1—420页。

[52]《旧唐书》卷七九《祖孝孙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710页。

[5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1页。

[54]《汉书》卷六《武帝纪》“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中华书局，1962年，第189页。

[55]《续汉书·地理志》梁刘昭注引《耆旧记》。

[56]参见向达：《两关杂考》，《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5—383页。

[57]《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页。

[58]《晋书》卷八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263页。

[59]《隋书》卷六七《裴矩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1580页。

[60]《高僧传》卷四《晋敦煌竺法乘传》，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155页。

[61]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述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

[62]参阅堀敏一著、韩昇编：《隋唐帝国与东亚》，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63]参阅李威周等：《中日文化交流史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年。

[64]柳承国：《韩国儒学史》第三章，傅济功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66、82页。

[65]转引自杨晓塘主编：《程朱思想新论》，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63页。

[66]参阅徐远和：《儒学与东方文化》，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楼宇烈主编：《东方哲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07页。

[67]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91—192页。

[68]朱七星主编：《中国·日本·朝鲜传统哲学比较研究》，延边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5页。早期的道家道教对日本的影响范围广泛，包括政治制度的设计、天皇观念和信仰。从德川幕府时期至近代，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知识阶层中，并且成为知识阶层教养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69]《朝鲜学论文集》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0页。

[70]《朝鲜学论文集》第1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

[71]转引自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72]参阅卫道治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8页。如朝鲜、日本对造纸工艺的改进以及印刷技术提高后反传到中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