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一统格局下的边疆诸族文化

突厥及其文化　吐蕃的兴盛与藏文化　回纥文化　南诏与大理文化　渤海国文化

隋唐统一全国后，对周边各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以各种形式促进中原与周边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从而对各族社会进步及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周边各族的向心力大大增强。隋、唐两朝与周边虽然也有矛盾与战争，但经济、文化交流一直非常频繁，战争的结果，往往是进一步加强了彼此的政治联系，扩大了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发展壮大。

突厥是南北朝后期兴起于中国北部草原的游牧部族，当时曾凌驾于分裂对立的北方各小王朝之上。隋初突厥汗国分裂[36]，开皇五年（585）七月，沙钵略可汗请求徙居漠南（今内蒙古）归附隋朝，得到同意。沙钵略上表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隋文帝于是下诏宣布：“沙钵略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37]并下令祭祀天地祖宗，向天下宣告这件大事。次年，隋朝又向突厥颁发历法，表明自己是突厥正统合法的统治者。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隋朝后期。隋末丧乱，突厥倔强。但唐朝很快复兴，几经用兵，至高宗初年，东、西突厥尽为封内之臣。后来虽有反复，但仍维持着册封及和亲关系[38]。密切的联系不仅有利于双方交往，尤其有利于突厥人的文明进步。

隋朝册立的启民可汗曾亲自到长安迎亲，住在管礼教事务的太常寺，专门学习中原传统的婚娶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隋朝先后把宗室女安义、义成公主嫁给了他。启民可汗见了中原的文物伎乐非常羡慕，请求全民改穿中原服饰，因不便骑射未被炀帝允许。后来炀帝到北边耀武扬威，陈列仪仗护卫，并亲自在大帐篷里设宴款待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席间演奏优美的音乐。突厥人耳闻目睹发达的中原文明，无不惊喜若狂，争先恐后贡献牛、羊、马、骆驼。炀帝赐给启民绢帛二十万段以及专用的车马及旗帜仪仗，特许在传他参拜时只叫官衔不提名字，排列位置也在其他国王封君之前。炀帝巡游还带有上面能容纳几百人的观风行殿、周长达两千步的行城，倏忽推移，极为壮观。启民则精心布置好天幕大帐等待隋炀帝驾临。炀帝大喜，乘兴写了一首诗：

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毡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膻肉，韦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39]

突厥本以“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恒厥处。穹庐毡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叶护，次设特勤，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隋书·北狄突厥传》）。贞观四年（630），突厥政权崩溃，唐太宗决定把突厥降部安置在从幽州（今北京）到灵州（今宁夏灵武）的长城沿线以外，设置羁縻都督府、州，由效忠唐朝的酋长首领担任大小官职来进行统治，使突厥人既能继续游牧，又能为唐朝捍卫边疆。其余归降的突厥酋长首领，太宗安排他们在长安做自己的禁卫军，而且全都担任将军、中郎将这样的将领，以利用他们能骑善射的一技之长。于是，突厥官员遍布朝廷，仅五品以上的高官就有一百多人，长安城里居住的突厥人达到了几千家。有唐一代，对周边民族基本上都是实行羁縻制：委任当地世袭首领担任唐朝的都督、刺史等，以管理其本族事务；羁縻府州执行唐朝法令，归边州都督或都护管领。唐朝用这些不同形式、多种层次的行政制度，实现了在大一统格局下对辽阔边疆地区的有效管理。

突厥人的经济文化生活也在发生变化。武周时期，突厥可汗曾向朝廷索要河曲六州降户数千帐，并请求粟种、农具，武则天同意给予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具三千件，铁四万斤。这说明当时突厥已不单是经营游牧业，农业生产也在发展，而且，从前接受安置的降户可能大多已经定居下来。在中亚一带还发现过所谓“突骑施钱”，就是在唐钱开元通宝背面打压上突厥王名，这表明受唐朝影响的货币体系正在发展。《隋书·突厥传》说突厥“无文字，刻木为契”，但近代考古却在蒙古高原发现了不少古突厥文碑铭，其中最重要的两块大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都是用突厥文和汉文双语刻成的[40]。

《阙特勤碑》汉文部分是唐玄宗亲自撰写的碑文，《毗伽可汗碑》是玄宗下诏由史官撰写的碑文，且两次均派使者前往吊唁并树碑立庙。尽管突厥文没有采用汉字，但突厥人从无文字到使用文字这一进步是在唐朝治下取得的。因为，为了保证联系渠道的畅通，漠北羁縻府州曾特别请求唐太宗派遣会写公式文书的文人，专门替他们拟写上达朝廷的表疏[41]。而迄今所知漠北最早的突厥文碑铭《雀仁碑》刻于688—691年间，已在太宗之后约四十年。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唐代中华文明辐射影响所产生的共同现象：除突厥之外，吐蕃、回纥、南诏也是这时开始有文字的，南诏甚至以汉字为官方文字；更远的日本用汉字偏旁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韩国（新罗）、日本都有了自己的汉文文献，东亚形成了所谓“汉字文化圈”[42]。

吐蕃是7世纪初至9世纪中叶藏族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藏族的先民为发羌，是古代中国西部广泛分布的诸羌部落之一，他们从事高原畜牧，养牦牛、猪、犬、羊、马，也从事高原农业，种植青稞、豆、小麦、荞麦。隋代，今西藏山南地区雅砻河谷的部落联盟开始建立政权，其君长称赞普（意为“雄强丈夫”），辅臣称大论、小论。大致与唐太宗同时，松赞干布继赞普位，承袭父祖基业，降伏苏毗、羊同等部落，迁都逻些（今拉萨），统一青藏高原。他积极发展生产，创立文字，厘定法律、职官、军事制度，统一度量衡，正式建立起吐蕃王朝（629—846）。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推进与唐朝、泥婆罗（今尼泊尔）、天竺（今南亚次大陆各国）的广泛交往，引进先进技术和文化，使吐蕃社会迅速向前发展。

贞观十五年（641），松赞干布从唐朝迎娶文成公主，进一步密切了双方的关系。他专门为公主修筑城邑、建立屋宇以为居处，这就是拉萨布达拉宫的由来。松赞干布因娶公主更仰慕华风，又派吐蕃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学习诗书，并聘请唐朝文士为他掌管表疏，还向唐朝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都得到了允许。唐人陈陶《陇西行》诗云：“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可知唐蕃和亲对吐蕃汲取汉文化有很大促进作用。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她从长安把释迦牟尼佛像带到吐蕃，并在逻些修建了小昭寺，又协助泥婆罗来的墀尊公主修建了大昭寺。由于佛教有利于松赞干布的统治，所以在文成公主入藏后，松赞干布也大力推广佛教，并因而被尊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三大法王”的第一位。文成公主也被藏传佛教认作绿度母（观音幻化之一）的化身，受到极大尊敬。在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的赞助下，唐蕃古道成了唐初与南亚交往的主要通道（图1-4）。近年在西藏吉隆发现的唐朝使者王玄策摩崖石刻等文物证实了文献史料的记载。

松赞干布去世后，唐蕃失和，但双方使者往返更加频繁。据不完全统计，从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吐蕃首次遣使朝贡，至武宗会昌六年（846）吐蕃王朝崩溃，212年间双方使者往来共191次，其中唐使入蕃66次，蕃使入唐125次。来往使团多者上百人，少者也有十余人。有些使臣长期居留对方，长达十余年甚至数十年之久[43]。这些使团的任务多种多样，包括报丧、吊祭、朝贺、进贡、报聘、请求、迎送、市易等等，然而最主要的任务还是和亲与会盟。710年，唐朝又以金城公主出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704—754），中宗赐公主“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44]。金城公主入藏，进一步促进了唐蕃间经济文化交流。731年，唐朝又应公主之请，赐予《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书。金城公主还促成了开元二十一年（733）唐、蕃双方于赤岭（今青海日月山）立碑分界。金城公主之子，就是藏传佛教前弘期最著名的弘教法王赤松德赞（755—797）。正是赤松德赞确立了佛教在藏族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赤松德赞时，吐蕃势力达到极盛，向西越过了帕米尔高原，向南到达了恒河岸边。通过这些经营活动，刚刚形成统一的藏民族为青藏高原的开发和祖国西南边疆的形成做出了重大贡献。

由文成和金城两位公主先后与吐蕃赞普缔结姻好而结成的唐、蕃舅甥关系，在823年建立的唐蕃会盟碑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该碑因此又叫舅甥会盟碑或甥舅碑。甥舅碑立于现在拉萨大昭寺门前的石围栏内（图1-5）。据史书记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蕃双方在长安会盟；第二年唐朝使者又到拉萨，双方设坛证盟；第三年刻石立碑，以为永久纪念。碑文中说：“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之，世世代代使其称赞。……务令百姓安泰，所思如一，成久远大善，再续旧亲之情，重申邻好之义，为此大和矣。”该碑藏文部分也反映汉藏两族“欢好之念永未断绝”，因而“寻甥舅之盟”，“立碑以更续新好”。唐蕃会盟以后，汉藏人民往来更为密切，经济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这就为西藏最终归入祖国一统格局打下了良好基础。

回纥（《隋书·铁勒传》写作韦纥）是南北朝后期广泛分布于北方草原的铁勒（敕勒）诸部之一，主要活动在漠北仙娥河（今蒙古国色楞格河）一带。630年回纥等铁勒部落配合唐朝军队消灭了长期奴役压迫东亚各族的突厥汗国，于是，各族酋长齐集长安，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本是古代北方民族对君主的称呼，天可汗意即最高君主。此后唐朝皇帝号令西域各国、北方各族，都用天可汗这一称呼。646年，回纥等部又攻灭称雄漠北的薛延陀。唐朝遣使招抚，回纥等重申尊奉唐朝皇帝为天可汗，而且愿意归属唐朝治下，请求唐朝设置官司，纳入唐朝行政体系。唐太宗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次年在北方回纥等部牧地设羁縻六府七州，由燕然都护府统一管辖。酋长们又提出：“臣等既为唐民，往来天至尊所如诣父母，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谓之参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驿，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使，岁贡貂皮以充租赋。仍请能属文人，使为表疏。”得到唐太宗同意，这条大道很快修建竣工，并成为唐代中国与周边四方交通的七条干道之一（《新唐书·地理志》七下）。这条道路的开通，加强了铁勒诸部与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有利于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回纥社会的发展。

744年，回纥取代突厥在蒙古高原建立汗国（744—840）。回纥汗国的官制既沿袭了草原游牧社会的传统，又深受唐朝中原文明的影响。可汗之下有两“杀”（或译“设”）典兵，大臣自叶护以下共28等，这些与突厥相同；可汗之下又置内、外宰相，各部设都督，下有将军、司马，这是模仿唐朝制度。汗国在政治上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汗室存在约一百年，共传15位可汗，有11位都接受了唐朝的封号；唐朝皇帝还多次把公主嫁给回纥可汗，双方结成了几代姻亲。回纥还曾两次派兵协助唐朝平定安史叛乱。788年，长寿天亲可汗又请改族名汉文“回纥”为“回鹘”，取意为唐击敌回旋轻捷如鹘（隼）。回鹘人通过军功赏赐、册封馈赠、公主陪嫁和互市贸易等途径，从唐朝得到了大量财富。据统计，回鹘每年由绢马贸易等途径获得的绢帛不下50万匹，以回鹘本部人口约百万计，平均每人每年可得半匹。总之，回鹘接受唐朝怀柔政策而从中原地区得到的实惠，远比从前匈奴、突厥用战争手段所取得的要多得多。所以回鹘人取得的文化成就和社会进步，也远远超过以前的草原民族（图1-6）。

回鹘生活本以游牧为主，“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45]。受唐朝中原文化影响，建立汗国以后，开始向半定居生活转化，甚至在草原上建筑城市。据史书记载，在著名的参天可汗道沿途，从鹈泉往北有公主城、眉间城，仙娥河畔还有富贵城，而汗国最壮观的则是回鹘牙帐城。

牟羽可汗到过唐朝的东京洛阳和许多名城，而且两次娶唐朝大臣的女儿，深受中原物质文明的影响。他在鄂尔浑河畔构筑宫殿，宫中妇人多“有粉黛文绣之饰”。回鹘人早期仍使用古突厥文，著名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就是用古突厥、汉、粟特三种语文刻成的。

回鹘人采用粟特文来拼写自己的语言，创造了后来被广泛使用的回鹘文。这种文字一直被使用到17世纪，留下了佛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各种文献，还有各种内容的世俗文献：文学作品、医学著作、大量的社会经济文书、历法、双语对照字典，等等。回鹘文对契丹小字、蒙古文乃至满文的创制都有影响。回鹘人最初信萨满教，有巫师。后来牟羽可汗在洛阳接触到摩尼教，将其定为国教。由于回鹘助唐平乱有功，摩尼教借其势力，在中原迅速传播，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回鹘与唐朝的关系。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解体，部众迁徙到河西、新疆，分别形成新的文化特点，从而成为今天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祖先。

南诏（649—902）是唐代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地方政权，其统治中心在今云南大理地区。当地本有六诏（首领、地区），蒙舍诏地在最南，因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南诏自细奴逻至末代王舜化贞共13王统治了253年，有10个王都接受了唐朝的封号。武则天时，细奴逻之子逻盛曾亲自入朝，请求唐朝支持以对抗吐蕃。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统一六诏。738年，唐赐皮逻阁名蒙归义，封为云南王。皮逻阁的兼并事业，是在唐朝的坚决支持和直接参与下进行的。《新唐书·南诏传》说：“当是时，五诏微，（蒙）归义独强。乃厚以利啖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六诏为一，制可。”《南诏德化碑》上也说，唐朝御史严正海曾协助策划兼并战略，并参与攻打石和诏；唐朝中使王承训又与皮逻阁之子阁罗凤同破剑川。王承训出使南诏之事则为《唐丞相曲江张（九龄）先生文集》的记载所证实。

739年，皮逻阁迁都太和城。樊绰《蛮书》记载：“大和城、大釐城、阳苴咩城，本皆（西洱）河蛮所居之地也。开元二十五年蒙归义逐河蛮，夺据大和城。后数月，又袭破咩罗皮，取大釐城，仍筑龙口城为保障。”大和城即太和城。樊绰《蛮书》是唐人著述中现今仅存的有关云南地区的专著，书中对南诏的政治、经济、民族、山川、交通、城镇以及境外诸地都做了较详细的记述，其资料非常珍贵。太和城遗址在今云南大理太和村西，俗称草帽街的地方，有南、北两道城墙，著名的《南诏德化碑》适在其间。太和城的中心是747年增修的金刚城，位于佛顶峰上，当时适值唐朝赐南诏《金刚经》，故以之名城。779年，南诏又迁都至太和城北十五里的阳苴咩城。此后历470多年，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义宁、大理共五个边疆民族政权都以阳苴咩城为首府，直到1253年元朝将大理纳入一统为止。

《南诏德化碑》是南诏王阁罗凤于766年建立的，是云南境内现存最大的一块唐碑（图1-7）。碑文追述南诏与唐朝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历史，描述当时“子弟朝不绝书，进献府无余月”的情况，表示“我自古及今，为汉不侵不叛之臣”的决心。碑文还保存了文献所不及的许多珍贵史料。从中可以看出，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制度的影响，但到晚期有所变革。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户、客、法、士和仓曹，基本上就是唐朝的地方官制。后期才改为三讬、九爽。其国相称清平官，决国事轻重，常由白蛮大姓或汉人担任，这主要是由民族发达程度和个人文化素质决定的。《德化碑》的作者自称“蛮盛家世汉臣，八王称乎晋业”，可知他是晋代琅琊王氏家族的后人，仕南诏为清平官。稍后的清平官郑回，也是来自中原的汉人。南诏还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其文化教育制度也多模仿中原。779年，阁罗凤去世，其孙异牟寻继位。史称“异牟寻有智数，善抚众，略知书”。他在郑回的劝导下，重新归附唐朝。中唐诗人白居易有一首新乐府题为《蛮子朝》，讲的就是这一段唐、诏关系的变化：“谁知今日慕华风，不劳一人蛮自通。诚由陛下休明德，亦赖微臣诱谕功。……异牟寻男寻阁劝，特敕召对延英殿。上心贵在怀远蛮，引临御座近天颜。”

902年，南诏贵族郑买嗣灭蒙氏自立，改国号为“大长和”（902—928）。后又经大天兴（仅存10个月）、大义宁（929—937）两个短期政权，937年，通海节度使段思平自立为王，改国号为“大理”。大理政区与南诏相当，政治制度与南诏基本相同，社会经济则比南诏有较大发展。大理王族自认是汉人后裔，曾受宋朝册封，在与中原展开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大力推行汉文化。在汉文化的影响下，白文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白文又叫“汉字白读”，即用汉字或对其笔画略作增损来记白语。这种文字创始于南诏时期，盛行于大理时期，延续使用至明、清。自唐中期以后，中原民众就不断向云南流移，白语受其影响而内容更加充实。尽管当地语言有其独特发展，但始终保存有汉魏隋唐间的古汉语词汇。所以从南诏开始，就有用汉文记白语来为佛经作注疏，大理时期更产生了用白文写作的《白史》《国史》等历史著作和诗歌、曲本、传说等文艺作品。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46]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当时西南边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关系。

渤海（698—926）是唐五代以靺鞨族为主在中国东北建立的边疆民族政权。靺鞨即先秦肃慎，汉称挹娄，南北朝时为勿吉。隋唐时期，靺鞨主要有粟末、白山、黑水等七大部落，以居于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的粟末靺鞨最为强大。698年，粟末首领大祚荣趁契丹反叛之机在东牟山（今吉林敦化东北）一带建立震国。713年大祚荣遣王子入唐，请求互市并礼拜佛寺。唐遂遣使宣劳，大祚荣受册为渤海郡王，官拜忽汗州都督，成为唐廷藩臣。自此去靺鞨之号，专称渤海，每年遣使朝贡。762年，大钦茂晋封为“国王”，以后历世诸王继袭均经唐朝册封。五代时，渤海继续向后梁、后唐朝贡，一直保持对中央王朝的臣属关系。渤海疆域盛时包括今我国东北大部、朝鲜半岛北部及俄国滨海地区部分，首都主要在上京龙泉府（今黑龙江宁安西南东京城）；后期人口达三百万左右，号称“海东盛国”（图1-8）。

在中原文明的强力影响下，渤海社会迅速发展。其政权建设全仿唐制，中央有三省六部七寺，地方则有诸京、府、州、县，官衔分秩阶勋爵；军队置十卫，后期还有左、右神策军及左、右三军等编制；自有法律、监狱等。渤海还“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并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六年（738），“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47]。在其五京周围等发达地区，以中原教育为模式，自上而下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教育体制。汉字成了渤海的通用文字，儒家思想成为渤海社会的统治思想，汉地佛教也在渤海各地广泛传播。在龙头山贞孝公主墓、六顶山贞惠公主墓、上京龙泉府、八连城龙原府等处的考古发现表明，渤海的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都凸显出盛唐的艺术风格（图1-9）。

由于在生活习俗方面也积极吸收中原因素，导致渤海人的起居行止、饮食服饰以及丧葬喜庆、游戏娱乐等许多方面同汉人逐渐接近并趋于一致[48]。唐代中国大一统有利于渤海与中原内地形成“车书本一家”的密切关系，其文化作为盛唐文明的一个分支也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