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国史氏说：了解一个人，评论一个时代实在是太难了。以我所见，宋代王安石先生，他的胸襟像千顷大湖一样宽广，他的气节像万仞之山一样巍峨。他的学术集合了各家精华，他的文章扭转了八代的衰颓，他所建立的功业，顺应了时代的要求，革除了积弊。他的一些变法措施和高远设想，到今天仍有强大的生命力，没有被废除；而那些被废除的，又大都合乎政治原理，至今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唉，皋陶、夔、伊尹、周公这些上古三代的先贤，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他们的事迹我们不得其详；如果要在三代以下寻求完人，那唯有王安石当之无愧。悠悠千年以后，才诞生这样一位伟人，这是国史的荣光，人们应该买丝线为他绣像，铸金身以祭祀他才对。自王安石作古以后，又是一千年过去了，这一千年中，人们是怎么看待王安石的呢？我每读《宋史》，都不能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以非凡的才能，而蒙受天下人的诟骂，换了朝代也不能洗冤的，在西方有克伦威尔，在我国则有王安石。西方那些见识平庸的史家，认为克伦威尔是乱臣贼子，是巨奸大恶，凶残迷信，专制伪善，人们众口铄金，历经百年，但是今天已经为他昭雪。英国国会大厦有先哲画像数百尊，那居于首位的，就是克伦威尔。而我国百姓对荆公评价如何呢？人云亦云，如蜀犬吠日，肆意诋毁他，竟和宋代元祐绍兴年间没什么两样。即使有正面评价，也是赞赏他的诗词文章；再好一点的，也不过肯定他勇于承担责任；而对于他事业的恢宏，目光的远大，毫无认识。而他高尚的人格，就好像深埋在地下的美玉，没有机会显露光芒。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曾国藩曾说宋代的儒者对小人宽，而对君子甚严。唉，难道只有宋儒是这样吗？这一流毒深入中国社会的骨髓，至今愈演愈烈。孟子反对因为求全而对人毁谤。求全，就是不看一个人的优点，专找他的缺点；然而憎恨一个人，还从来没有将他的优点都忽略而无中生有地加以诬蔑的，如果有，那就是从宋代的儒者们诋毁王安石开始的。中国人，天性偏于保守，不愿改变现状，而对于荆公的大力改革，自然先是惊骇，继而阻挠，这不足为怪。但是政见归政见，人格归人格，为何因政见不合，就党同伐异呢？如果胜不了，就捏造事实，攻击别人的私德，这是没见识的村妇才干的事，没想到士大夫们竟也这么干。于是千年以来就形成了我们这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的世界，使光明伟大的人，无法存在于社会，而全都用伪善欺世来相互勉励。唉！我每读《宋史》，都不得不把书放到一边而大哭。

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信。《宋史》不足信，并不是我一人这么说，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说过。这些人对王安石来说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而他们的话应该可以使天下人相信的。就是孟子所说的“污不至阿其所好”（纵然他们知识低下，但也不至于徇私情），这里就抄录下来以证明我说的话是正确的。

南宋陆象山先生在《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说：

（前略）仁宗在位时，他写了著名的万言书，奏书中批陈时事，剖析弊端，内容详尽，切中肯綮。王安石以前的学问，之后的变法革新，都在这份万言书中体现出来；而排挤王安石的人，有的说他曲意逢迎，有的说他改变自己的操守，有的说他违背了自己当初所学，这些人还能说是了解王安石的吗？才智超群，不屑于蝇营狗苟；坚定执着，绝不为名利萦怀；纯洁的节操，堪比冰雪，这就是王安石的品质。扫除平庸鄙陋的学说，反对因循守旧，用孔孟之道治理国家，向伊尹和周公的功勋看齐，这是王安石的志向。他本不期望别人了解自己，然而却名扬四方，超过了所有的人。王安石能有这样的际遇，难道是偶然的吗？神宗任用王安石，正是时候，这样的君主也是很难得的，他先向对方学习，然后才将他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像商汤、武丁一样贤明的君主啊。王安石所遇到的皇帝，可以说是专一的。新法一提出，整个朝廷哗然，新法施行没有多长时间，守旧派就群起而攻之。王安石执行周礼，自信准确而没有差错，经过极力争辩后就放弃了。那些善于投机的小人却围了上来，曲意迎合他的政策。正派的人隐退了，诡诈的人得志，王安石没有意识到这些，他被蒙蔽了。熙宁间排斥攻击王安石的，大都是非议和诽谤，不以真正的道理服人，能平心静气评论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偏激的占到十分之八九。他们所说的话，上不能取信于神宗皇帝，下不能去除王安石所受的蒙蔽，反而坚定了他推进新法的决心。新法的过错，这些君子们也有份儿啊。元祐间的那些大臣，把新法一股脑儿全废除了，难道他们没有偏颇没有成见吗？古语说瑕不掩瑜，他们是把美玉整个抛弃了。古代的信史，直陈其事，是非善恶，无不展现出来，其镜鉴和惩戒之意，为后世所信赖。可是，如果对人的褒贬评议加入了自己的好恶，事情就失去了真实面目，那些投机的小人就会借此泄私愤。

……

近代的学者，全是一种观点，听不到不同声音，古时的优良传统早已不在。王安石世代住在临川，被贬离开朝廷后迁居到金陵。宣和年间他的故居就已成为废墟，乡人上县里反映，才在那上面立了祠。绍兴初年还常对祠堂加以修整，到现在已经四十余年，如今仅剩残垣断壁，令观者喟叹不已。现在到处都是神怪的祠堂，可是像王安石这样杰出的人物，他的祠堂却这么破败，国人对他没有表示足够的敬意。这岂不是因为舆论的不公、人心的疑惧，才造成如此局面的吗？（后略）

颜习斋先生（名元）《<宋史>评》中说：

王安石廉洁高尚，有古人那种正己以正天下的浩然之气，到他执政时，一心想使皇帝成为上古尧舜那样的国君，所施行的法令如农田、保甲、保马、免役、方田、水利、更戍，包括在河湟地区布置军队，都是很好的措施，后人也都仿照施行，即使是当时元祐年间，范纯仁、李清臣、彭汝砺等人，也颂扬这些法令，认为不可尽废，只有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在执行过程中考虑不周，用人不当而出了问题。然而人们曾经考虑过当时的形势了吗？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北征辽国，宋军在幽州城下溃败，太宗不幸中箭，两年后创伤发作而死，宋神宗说起这事来，就痛苦地流泪。西夏本来是宋朝的臣民，后来李继迁反叛称帝，这些都是臣子们不共戴天的仇恨。宋每年要送给辽、夏、金三国岁币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年节婚丧祭祀的馈赠又是岁银的两倍。长此以往，大宋何以维持？做皇帝还要乞求别人恩准，大宋尊严何在？一想到这些，做臣子的无法一天稍安。可宋想要兴兵而兵不足，想要增兵而兵饷又不足，王安石对此怎么能容忍呢？譬如有个仇人，杀了我的父亲兄长，我急着要和他讨个说法，于是就要盘点自己的财产来做准备，怎么可能与他们罢休呢？宋人苟安已经很久了，听到北风吹来都害怕得要命，要是听说王安石主张对西夏、辽国用兵，于是一齐冲过来，都来反对他，极力辱骂他是奸邪，并不与他商讨，也不问他总体的计划，目的只是让他一事无成而最后被驱除出朝廷才算罢休。他们不问青红皂白，大兴问罪之师，反过来却指责王安石执拗，这合适吗？况且王安石所施行的措施，很明显是非常有效的：用薛向、张商英来治理经济，用王韶、熊本等来管理军事，西边灭了吐蕃，南边平定洞蛮，夺得西夏人的五十二寨，令高丽遣使来朝，宋朝几乎就要振兴了。而韩琦、富弼等人非要阻止他的事业不让他成功，莫非荆公（王安石）就应当对君父之仇念念不忘，而韩琦、富弼、司马光等人却可以淡然置之，不加理会吗？何况韩琦弹劾王安石的话，听起来十分可笑，他说：造成敌人对我们不信任的有七件事：一是使高丽来朝贡；二是取得吐蕃的土地建立了熙河一路；三是在西部山地植树以限制外敌的骑兵；四是创建保甲制度；五是修筑河北的城池；六是设置“军器监”，研制新式弓箭和战车；七是任命河北三十七位将官，这些都应当消除以使敌方不再生疑。呜呼！敌人不喜欢我们备战，我们就不备战？如果敌人不喜欢我们的大将，我们也把他杀了吗？一百年后，韩琦的曾孙韩侂胄伐金失利，被奸相史弥远割下头颅，送给金朝，订立了屈辱的《嘉定和议》，岂不是祸及家门，咎由自取？这七件事都是荆公执政的大计，《宋史》大半没有记载，幸亏韩琦把它列为王安石的罪状才得以流传下来，那么其他被史书削去的又有多少呢？范祖禹、黄庭坚编《神宗实录》，一心诋毁王安石，陆佃说：这是诽谤人的书啊。后来蔡卞重新加以改写，可是到了元祐年间，反对新法的那些人上台，又给改了过来，《宋史》几度涂抹，还可信吗？那些指责王安石的人是对还是不对呢？虽说一个人的是非不值得一辩，我却痛恨那些诋毁王安石的人，把家国覆亡的奇耻大辱记在王安石一人的账上。而后世的人们，不问是非，都把苟安颓废者当作君子，把建功立业、支撑天下者当作小人，这不仅是王安石的不幸，更是大宋的不幸啊。

到近代有金谿蔡元凤先生（蔡上翔），用毕生的精力，写成《王荆公年谱考略》，他在《自序》中说：

（前略）君子都希望死后能有一个很好的名声。然而，有善行的应当在历史上大书特书，有恶行的应当剥夺他的名声，这一切都应以事实为依据。而且，后世谈论这个人或这件事的时候，虽然意见不同，褒贬各异，但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只有在王安石的问题上是个例外，王安石先生去世至今已经七百余年了，最初肆意诋毁他的，多来自私人的著述；后来，私人著述被官修的历史所采用，而且增加了许多新的材料，想要为他辩解就更难了。（中略）王安石有一封《答韶州张殿丞书》，其中写道：“从夏、商、周三代开始，国家都有修史的传统。而当时记述历史的史官，都是世代相传的。他们往往为了这个职位的尊严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能改变修史的原则。所以，他们传下来的历史，都是有根有据，十分可靠的。后代诸侯的历史已经没有了，而近世如果不是爵位很高官很大的人，即使你是一个道德完美高尚、才智非常出众的人，如果没有得到朝廷的称赞或认可，也不能被记录在历史中。那些执笔修史的人不再是传统的史官，而变成了当时的权贵，看他们在朝廷之上谈论人或事的时候，人人都在侃侃而谈，对每个人都加以褒贬，有时甚至把忠诚当作邪恶，把异类当作同志，即使当面责备他，他也并不害怕，背后讥讽他，他也不觉得羞耻，只求能满足他的那一点好恶之心，也就罢了。何况还有人悄悄地用影射的文字，来评判前人的善恶，似是而非、是非不明，却可以附和别人对其赞扬或诋毁，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奖赏、惩罚、诽谤、赞誉，又不能施行于其间，仅凭一个人的说法，怎么能取信于阴间呢！”他说得太好了。这封信写于庆历、皇祐之间，那个时候王安石已经在一些知名的文人和官僚中很有些名气了，而且，当时还没有非难和诋毁他的人。然而，每次读这封信，都不禁唏嘘感叹，为什么像后世那些诋毁他的人，他在这里已经预见到了呢？自古以来，前一朝代的历史都由后一朝代的人编写，而且，修史所用的原始材料，都是有根有据的。修《宋史》的是元朝人，而元朝修史的人主要采用私人著述，作为正史。当熙宁年间王安石最初推行新法的时候，朝廷上有很多议论，甚至争论，事实上，新法也确实有可以指摘的地方。然而到了元祐年间，那些反对新法的人上台主政了，不仅完全废除了新法，而且，还为此株连那些曾经支持推行新法的人。尤其是范祖禹、吕大防（还有黄庭坚、赵彦若）等人最初修《神宗实录》的时候，当时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司马光的《温公琐语》《涑水纪闻》、魏泰的《东轩笔录》，都已纷纷问世，这些都是泄私愤的影射文字，只能满足他们那一点好恶之心。接下来还有范冲的《朱墨史》、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安石曾经感慨过的死去的人不能和他争辩评判的对错，活着的人也不能和他讨论事情的曲直，好像又被后人重新拾起来了，没想到都让王安石遭遇了，他们就是要把天下的恶都归结到王安石一人身上。甚至说北宋亡国也是由王安石造成的，这不是太过分了吗？宋朝自从南渡以来到元朝，中间二百余年，肆意诋毁王安石的人，真是数不胜数。从元朝到明朝中叶，又有像周德恭（余杭人）这样的人，他说，宋神宗就像是周赧王、秦二世胡亥、东汉的桓帝和灵帝（这几位都是亡国之君）合成的一个人；还有像杨慎这个人，他骂王安石是伯鲧、商鞅、王莽、曹操、司马懿、桓温（这几位都是篡夺皇帝权位的人）合成的一个人，就更加过分了。还有在此之前的苏子瞻（轼），曾作《温公行状》一文，共计九千四百余字，其中诋毁王安石的文字就有大约一半。不要说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文体，就是苏子瞻又怎么能写这样的文章呢？再后来还有明朝的唐应德（名顺之），著《历代史纂左编》，其中王安石的传记二万六千五百余字，竟没有一个字记载他说过哪些好话，做过哪些好事。这些难道可以被称为信史吗？（后略）

陆象山（九渊）、颜习斋（元）两位先生，都是一代大儒，他们的话应该是可信的。而蔡上翔先生又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他用了数十年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了数千卷的资料，作了这部《王荆公年谱考略》，他也持同样的看法。然而，生活在今天的人，如果要为王安石立传，并希望达到如克伦威尔所说的“画我当画似我者”，难道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吗？虽然，历史上不常见的伟大人物，不仅他的盛德大业被淹没在历史中得不到彰显，而且还被所有人指责和谩骂，和禹鼎的遭遇没什么两样，天下不再有真正的是和非了，这种情形对于世道人心的破坏，几乎和洪水猛兽一样厉害。所以说，排除歪理邪说，纠正那些过分的指责，发扬光大他的道德品格，既实现了前人的愿望，又能使后来的人受益，做这件事虽然很困难，却不能不做。这就是我写作这部书的理由。

（附录）《宋史》私评：

在诸史中，《宋史》是污浊杂乱的。《四库全书提要》写道：“它的主要目的和意图，是以古板迂腐的道德表彰为宗旨，其他的事都不太留意，所以，错乱谬误之处多得数也数不清。”清代学者檀萃说：“《宋史》杂乱卑劣十分严重，而且，是非观念相当混乱，没有一个公正的立场。自从有了洛党、蜀党之分，直到南渡之后仍然争斗不休，这种门户之见，严重地禁锢了这些人的心灵，所以，他们对于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即使有错误，也千方百计用言辞来掩饰，而对于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发现一点问题，都在文章中过分地批评指责。”这番话可谓深刻地指出了它的病根。其后，明代的柯维骐整合宋、辽、金三史著《宋史新编》，沈世泊又著《宋史就正编》，都纠正了《宋史》的一些谬误。《四库全书提要》摘录了其中纪、志相互矛盾之处，列传前后相互矛盾之处十余条。赵翼撰写《陔馀丛考》《廿二史札记》，挑出其叙事中的错杂之处、失检之处、谬误之处、遗漏之处、矛盾之处，各十余条；其各传中的袒护之处、附会之处、是非判断失当之处、是非判断荒谬反常之处，共百余条；由此看来，这本书的价值，大概就可以了解了。而它最大的谬误，数百年来从未有人给予纠正的，就是其中记载关于王安石的那些事。

《宋史》是在元代人手里完成的。这些人对宋代的历史并非有什么成见，只是由于见识不够不能辨别史料的真伪罢了。所以，如果想要考察《宋史》，一定先要考察他们写作《宋史》时所依据的资料。宋代修《神宗实录》，聚讼最多，争得你死我活，几次闹得把人送进监狱，甚至丢了性命。元祐初年，范祖禹、黄庭坚、陆佃等人一同修《宋史》，陆佃多次与范祖禹、黄庭坚争辩。黄庭坚说：“如果依了你的说法，《宋史》就成了谄媚的历史。”陆佃则反唇相讥：“如果像你说的那样，《宋史》就成了诽谤人的书了。”陆佃虽说是王安石的学生，但他并不赞成新法，如今他都这么说，可见最初的《神宗实录》，诬蔑不实之词一定很多。这是第一次修《神宗实录》。到了宋哲宗继位之后，绍圣年间，中央三大机构同时上疏皇帝，指责实录院前后所修先帝（神宗）实录，其中很多都是道听途说，凭空捏造，只是想诋毁熙丰（宋神宗年号）以来的政事。甚至国史院采用范祖禹、赵彦若、黄庭坚所提供的材料，也都宣称没有证据可以考察，都是从传闻中听来的事情。章惇说：“不仅很多材料是从传闻中得来的，即使有些材料是从臣僚家中取得的，也不可信。但竟敢根据传闻来修史，造假骗人的胆子也够大的。”安焘说：“自古以来史官没有敢这样做的，这也是朝廷的不幸。”这些话虽然出自反对元祐年间废止新法的人之口，但他们的言论也不是没有可信之处。在此之前，蒋之奇以乱伦罪弹劾欧阳修，欧阳修屡次上疏要求查明真相。等到宋神宗当面责问蒋之奇时，他也只能以传闻来搪塞。由此可见，宋代官场习气，就是这样的。于是，蔡卞等人又被任命重修《神宗实录》。蔡卞将王安石所著的《熙宁日录》送给皇帝，元祐年间的《神宗实录》因此有多处被修改，因为是用朱笔改过的，所以号称“朱墨本”。这是第二次修《神宗实录》。然而，元祐年间那些人，又不停地攻击这个版本。宋徽宗的时候，有一个叫刘正夫的人，他说，元祐、绍圣年间分别所修《神宗实录》，各有得失，应该将两个版本的意见加以折中，才能将信史传之万世。又有一个叫徐的，他说：“神宗正史的修订工作，如今已过去五年，还不能完成，完全是由于元祐、绍圣的史臣有不同的好恶，范祖禹等人以司马光的家藏记事为主，蔡京兄弟则完全采用王安石的日录，各自坚持己见，所以，争来争去，没有是非。当时在朝廷工作的人，哪家没有家藏的记录？以我之见，把这些家藏的记录都征集来，互相参考，辨别是非，最终才能修成大典。”于是又有诏令要求重修《神宗实录》，但尚未完成就遭遇了“靖康之难”。南渡之后，宋高宗绍兴四年，范冲再修《神宗实录》，终于完成并进献给皇帝。这是第三次修《神宗实录》。编著《宋史》用的就是这个版本。自绍圣年间到绍兴年间，三十多年来，元祐党人不断地篡改颠覆，留下了深深的怨愤。而范冲又是范祖禹的长子，继承其父亲的事业，变本加厉地进行报复。而且，王安石自著的日录和绍兴年间朱墨本实录，都被毁灭，无从查考了。于是，《宋史》只能根据一面之词，把它当作可信的历史记录，而王安石的冤案也就永世不能真相大白了。凡是《宋史》中丑化、诋毁王安石的话，用其他人的书对照，其中诬蔑的痕迹，确实可以考证的占十之六七。近代的大学者李绂、蔡上翔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将摘引其中重要的内容，分别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这里就不先啰唆了。值得重视的是，如果要考证熙丰年间的事实，刘正夫和徐所说元祐、绍圣年间人们的好恶不同，互有得失，是最公平的说法。我不敢说绍圣年间的版本因为赞誉了王安石，就是可信的历史，然而，像元祐、绍兴版本想要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我虽然想不说话，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蔡上翔撰写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载有靖康初年杨时《论蔡京疏》，有一位南宋的无名氏在其后写道：

王安石在的时候，国家全面昌盛，用王韶出兵收复河湟一带失地，取得熙河大捷，扩展土地数千里，这是宋朝建国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事。南渡以后，元祐年间诸位先生的后代子孙，以及苏轼、程颐、程颢兄弟的门人故吏，对元祐以来的党争感到十分愤慨，他们在攻击蔡京仍不能发泄其愤怒之情后，竟把宋朝败亡变乱的原因，归结为王安石的变法。这都是虚妄的说法。其实，宋徽宗、宋钦宗时的祸乱，是由于蔡京造成的。而蔡京的被任用，则是司马光推荐的。而杨时（龟山）的升迁，又得益于蔡京。这种后浪推前浪的情况，和王安石一点关系都没有。至于杨时在宋徽宗时不攻击蔡京而攻击王安石，其原因在于感念蔡京提拔他的恩情，同时也是畏惧蔡京的权势，并欺负王安石已死，不会找他的麻烦罢了。所以才避开眼前的事实而追述过去的往事。（后略）

这话最是说中了其中的症结。王安石之所以被诬陷千年而不能洗雪，都是由于元祐时那些贤人的子孙和苏轼、程颢、程颐的门人故吏，造出过分的言辞。随着程朱理学被世人所尊崇，而他们所制造的蜚语也就成了铁案。《四库全书提要》追究《宋史》错误的原因，在于专门表彰理学，而对其他的事都不在意，确实是那样啊。颜习斋曾经为韩侂胄辩冤，说他能仗义复仇，是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责骂他，实在是猪狗不如。而宋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只因为他得罪了讲学的那些君子。朱彝尊和王渔洋也曾批评张浚误国，而张浚杀曲端和秦桧杀岳飞没有什么区别，只因张浚的儿子张栻在岳麓书院讲学并且和朱熹关系密切，于是推崇他为名臣，而罗致了曲端的可杀之罪，这实在是曲笔。这些都足以证明《宋史》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这样的情况还有许多，而其中的最大原因则是因学术的门户之见，有的事实就被蒙蔽了，而王安石不幸是受诬陷最严重的人。我在这里先这样评说，我说得是否可信，等待有见识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