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代展会演变

（一）人的装饰展示

我国考古学家在对山顶洞人的装饰品进行研究时发现，他们的骨器和装饰品制作技术已很熟练，他们已经掌握了钻孔技术，不仅是一面直钻，而且能够双面进行对钻。他们可以在鲩鱼的眼上骨以及直径只有3.3毫米的骨针上钻出细孔，十分精美。同时，山顶洞人也已经掌握了磨制技术。他们还懂得用赤铁矿粉末染色的方法，使得装饰品更加鲜艳美观。装饰品的出现，表明山顶洞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原始人身上的这些装饰品展示，“正是人类最早的一种最有生命力的展览萌芽”。^[6]

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出土文物中，有数量众多的陶片，多达40万片，纺织工具如梭形器、分径木、纺轮、机刀、绕纱棒、经轴以及骨针等近10种，骨器有锥、耜、凿、针、镞、哨、匙、匕、鱼镖、管状针、有柄匕、梭形器、锯形器等各种器物。此外，还有笄、管、坠、珠等装饰品以及蝶形器（原料有木、石、骨、象牙4种）、靴形器等器物。这些器物磨制普遍精细，少数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图案花纹，是精美的工艺品。在象牙制品中，“双鸟朝阳”图像最具代表性，它长16厘米、宽5.9厘米、厚约1厘米，形似鸟窝。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外圆上部刻火焰纹，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相对而视（图1-5）。图像寓意着对生命、生殖的崇拜以及强烈的宗教意义。在当时来说，这种装饰品的展示意义显而易见。

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格罗塞探究了人体装饰的起源、表现、形式和意义，指出“蠫痕、刺纹、穿鼻、穿唇、穿耳”等这些“画身”的习俗，在低级文化中最为普遍，“是最显著的代表着装饰的原始形式的”。^[7]他以明科彼人、布须曼人、普托库多人、火地人等的画身为例，认为形式各异的人体装饰不仅源自风习、辟邪、祈福等功用目的，更来源于他们内心情感的需求，带有审美的性质，“他们情愿裸体，却可望美观”。^[8]这种自愿自觉地将身体的装饰向族群展示、显美的现象，不仅仅在澳洲，在其他地区也有。

在我国，“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说的就是古代荆楚、南越一带的习俗，即截短头发，在身体的显要位置刺花纹，然后涂上颜色，以显示凶悍或美观。

记载“文身”的史料有很多。如《礼记·王制》中的“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淮南子》中有“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民人被发文身，以像鳞虫”。《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越）……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后汉书·西夷传》中有“种人（同一部族的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衣著尾……”由此可见，在古代，人们以文身展示其部族所属、象征意义以及人生阶段等是十分常见的。

（二）原始图腾展示

远古时期，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人们相信万物有灵，当人们对生活中发生的种种神秘现象难以解释的时候，猜测、崇拜乃至信仰就产生了。图腾崇拜是这种原始土壤的产物。

在原始部落里，部族大多以某种自然物（大多为动植物）作为族群与部落的标志，他们信奉它，相信它能给族群带来吉祥、平安，因而将它作为崇拜的对象，这就是图腾。

据研究，“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这个词的汉语音译是严复在1903年翻译英国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一书时首次使用的。翻译时“兼融了这个词所具有的神秘涵义，最终把英文的‘totem’译为‘图腾’”。^[9]

在原始社会中，图腾的标志作用十分重要，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后来，这种标志物又滋生出图腾名称、图腾标志、图腾禁忌、图腾圣地、图腾神话、图腾仪式、图腾艺术等各具特色的图腾文化内容。

图腾文化产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对图腾的族群内外昭示、广为宣传或广而告之。因而，围绕对图腾符号或图腾物的展览展示便开始了。

原始民族在举行仪式时，一般会有固定的场所。这些场所或为祖先盘桓之地，或为图腾动物蛰居过的洞穴。在这种场合，往往把图腾刻绘在岩洞上——我们可以后世发现的岩壁画为证。考古发现，作为图腾展示的一种形态，部落村寨往往高树图腾柱。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多立有图腾柱；在中国东南沿海考古中，也发现有鸟图腾柱。在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居住地区，至今还保留有图腾柱展示的习俗（图1-6）。

龙是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图腾。据说，龙图腾物源自上古时代的部落之战，当时，轩辕黄帝打败蚩尤部落之后，统一了数十个小的部落，在统一各部落的崇拜物时，黄帝决定综合各部落图腾物的特点，制定一个特别的图腾物——它具有鹿角、马脸、象牙、羊须、蛇身、鱼鳞、鹰爪……能腾云驾雾、翻江倒海。在现有动物里找不到，就称它为龙。从此，“龙”逐渐演变成中华民族团结、吉祥、力量、权威、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象征。《山海经·中山经》有记载：“凡首阳山（在今河南省偃师市）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状皆龙神而人面。”这是以龙为图腾的较早记载。

东汉时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大能小，能长能短，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龙成为变幻莫测、神力无边，能为百姓带来风调雨顺与福音的象征物。

自黄帝之后，尧、舜、禹……历代皇帝或称龙种、龙子，或与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龙的观念与形象渗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中，中国人也成为“龙的传人”。龙不仅成为华夏文化的象征，也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最集中标记（图1-7）。

在古希腊，许多神话的产生都与当时的图腾崇拜有关。如万神之父宙斯，他的象征物是雄鹰、橡树和山峰。在古希腊神话中，有许多与树木崇拜有关的故事，人们常常会把橡树与宙斯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直接推演了后世欧美文化对橡树的图腾崇拜。在欧美，橡树被视为神秘之树。许多国家都将橡树视为圣树，如德国认为橡树具有魔力，是强壮、骄傲和长寿的象征。橡树材质坚硬，树冠宽大，被称为“森林之王”。后来，在美国橡树发展成为国树。

17世纪，秘鲁印加人后裔加西拉索·德拉维加撰写过一部民族史《印卡王室述评》，他认为图腾现象起源于氏族对运用姓名将他们彼此加以区分的需要。数百年后，英国语言学家麦克斯·缪勒表达了相同的观点，“图腾是氏族标识，后来是氏族族名，后来又是祖先的姓氏，最后才成为氏族崇拜物的名称”。^[10]

作为部落或氏族的崇拜物，图腾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洗礼。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图腾雕刻、图腾绘画、图腾舞等图腾的展示形式产生了，无疑，这还只能算是展览的原始形态，不过，图腾被逐渐地认同。

（三）商业展览的序曲

原始社会后期，距今约8000年前，人类完成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社会大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导致剩余产品出现，从而产生了交换剩余产品的活动。

原始的贸易形式是物物交换，这种物物的交换在规模上是很小的。物物交换的双方既是买方又是卖方，他们各自展示自己的剩余产品，同时察看对方的产品，以决定是否交换。

在原始社会里，由于自然资源分布不均以及各原始共同体之间生产技术存在着差异，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换成为必然。尤其是原始社会末期，人类社会大分工的发展和扩大，形成了专门从事农业生产、手工生产和畜牧业生产的部落。人类为了获取自身没有的物品，在部落之间的边界上，开始着经常性、习惯性的物物交换。但是这种交换的地点不固定，时间不固定，只是临时性的和偶然性的，且规模很小。同时，社会化大分工的发展，以及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特别是青铜工具和铁制工具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并为大规模的物质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可能性。

物物交换虽然是原始、偶然的交易，但其形式却包含了展览的基本原理，即通过展示来达到交换的目的，它已经具备了“陈列”“展示”等展览的基本特征。这是展览的原始形式和原始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原始公社内部是不存在商品交换的。最早的商品交换是从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处，即一个共同体与另一个共同体交界的地方开始的。由于两个共同体成员发生接触，以自己多余的东西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原始贸易交换发生了。

货币的出现，在人类的贸易交流活动的历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甲骨文中“贝”字的使用和商墓中“贝”的出土，说明中国最晚在商代就已将“贝”作为货币使用了。商末的铜器铭文中，也常有“赐贝”和“赏贝”的记录，并且，作为交换的媒介往往以“朋”为计算单位。

研究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物物交换与使用货币交换在人类的历史上同时进行。我国周代的一些民间交易活动，由于数量很少，大都是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生活必需品。

《尚书酒诰》中记载：“肇牵车牛远服用。贾孝养厥父母，”反映了当时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而造成地域之间的分工，即某些生活必需品不但不是人人能生产，处处都能生产，反而是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作为公社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手段。

可以说，从形式上看，传统意义上的会展活动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物物交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产品越来越丰富，偶然性的交换才逐渐发展成为具有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交换——“集市”交易。

（四）古代有组织的展览

“展”这个字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典籍《周礼》中。如“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贾，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周礼·司市》）；“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周礼·祭仆》）。这里出现的“展”字，前一个字有“安置、摆放”之意，后一个是指“陈列、展出”，两者都含有“展览”“展示”的意义。

《周礼》一书为西周时期的周公旦所著，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堪称上古时期文化史的宝库。从《周礼》对“展”的描述可知，当时，不论是国之大事“祭祀”之展，还是市井交易之展，“展”已经客观存在。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组织的展览活动也曾出现过。

据记载，公元609年（隋大业五年），隋炀帝新设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将青海的大部分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河西走廊之南开辟了一条由青海出且末的新的丝绸之路。同年，隋炀帝从长安出发，沿丝绸之路翻陇山、过狄道（今临洮），进入青海，指挥了对吐谷浑残部的围剿，其后，隋炀帝又穿越祁连山大斗拔谷（今扁都口）到达张掖。

这一年，隋炀帝在焉支山召开一次展览盛会，可以称作古代的“博览会”。当时参加这一盛会的有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资治通鉴》对此盛会记载：“其蛮夷陪列者，二十余国。”

该展会共持续了6天，西域20多国的使臣向隋炀帝献上了西域数千里的版图，隋炀帝当即颁诏下旨，宣布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展览会期间，不仅展出有隋朝的奇珍异宝，而且，为欢迎西域各国使臣，歌舞活动不断，尽显大隋的强盛（图1-8）。

据学者陈希考证：当时的“万国博览会”前来焉支山参加商贸活动的远不止27国，因为当时有些国家虽然没有派王公使臣，但也有商人参加了“万国博览会”。因而，可以说隋炀帝召开的这次盛会是现代世博会的滥觞。^[11]

《旧唐书·韦坚传》中记载：唐代天宝初年（742），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韦坚开槽渠引渭水至长安，在宫苑墙外造广运潭，广集各地酒舟所载的地方特产供皇帝观览，展品有茶米油盐、山珍海味、绫罗绸缎、奇珍异宝、珠宝首饰、纸笔砚墨等。就形式和规模而言，已具有了博览会的雏形。

《旧唐书卷一百九·列传第五十五》对此有详细记载。

奏请于咸阳拥渭水作兴成堰，截灞、浐水傍渭东注，至关西永丰仓下与渭合。于长安城东九里长乐坡下，浐水之上架苑墙，东面有望春楼，楼下穿广运潭以通舟楫，二年而成。坚预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置于潭侧，其船皆署牌表之。若广陵郡船，即于栿背上堆积广陵所出锦、镜、铜器、海味；丹阳郡船，即京口绫衫段；晋陵郡船，即折造官端绫绣，会稽郡船，即铜器、罗、吴绫、绛纱；南海郡船，即玳瑁、珍珠、象牙、沉香；豫章郡船，即名瓷、酒器、茶釜、茶铛、茶碗；宣城郡船，即空青石、纸笔、黄连；始安郡船，即蕉葛、蚺蛇胆、翡翠。船中皆有米，吴郡即三破糯米、方丈绫。凡数十郡。驾船人皆大笠子、宽袖衫、芒屦，如吴、楚之制。先是，人间戏唱歌词云：“得丁纥反体都董反纥那也，纥囊得体耶？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看唱《得体歌》。”

这可以说是一次颇具规模的水上博览会。它既展示了当时来自各郡的特产，又以歌唱鼓笛渲染展会气氛，很有代表性。

在古代，也出现过多种专业性的展览形式，如唐代时，为了倡导农具革新，曾收集各地收割用的农具陈列于殿堂，以供宫廷王公大臣等参观和学习；元代时，人们为了纪念纺织专家黄道婆，将其生前所用的织机、纺车等纺织用品汇集于一起，立庙展览等。

在专题展览方面，如宋嘉年间的名砚展览，展览地点在杭州，展览收藏者为唐询。据记载，当时的安徽歙砚、广东端州的端砚、洮州（今甘肃临潭）的洮河砚、青州（山东潍坊一带）的青丝砚、虢州（今河南灵宝）的澄泥砚等悉数展出，十分可观。

（五）古代会议的滥觞

如果按照孙中山的说法：“凡研究事理而为之解决，一人谓之独思，二人谓之对话，三人以上而循一定规则者，则谓之会议。”（孙中山，《民权初步》）那么，古代会议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很早。

从史料记载可知，早在原始社会阶段，部落首领召集氏族议事、选举酋长等就已经采用会议的形式。在我国史籍中就记载着尧召集部落酋长用会议形式决定继承人和治水人选的事情。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有不少重要的会议记载。例如，我国春秋时期，齐桓公于公元前651年在葵丘召开各诸侯会盟，提出“尊王攘夷”的政治主张，从而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详细记载了我国古代堪称一次“高峰论坛”的盛况。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从司马迁形象的描绘中，我们可以看到，“论坛”进行得很激烈。老子听了孔子的发言后，把孔子骂得狗血喷头：你年纪不大，骨头却都腐朽了。如此的骄气、多欲、好色、淫志，还配做老师吗？虽然自己的观点遭到批驳，但孔子却对老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图1-9）。

在“儒、道高峰论坛”上，老子与孔子两位文化巨人相会，这可以说是一件对中国思想文化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影响的事件。老子与孔子的会晤，是历史上儒道两家的第一次对话。老子与孔子的分歧，是儒道两家所分别代表的两种文化观念的分歧，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两种价值取向和处世态度的分歧。

从世界来看，正式的会议产生于古希腊。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记载：古希腊的伯里克利时期，全体雅典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为了处理雅典事务，一年要定期召开40次，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召开临时会议。雅典的公民大会不仅要解决一般的政策性问题，还要对政府在外交、军事和财政等一切领域的所有活动做出详细的规定。研究表明，雅典的公民大会不仅制度规整，而且程序完备，效率很高，堪称人类智慧与文明的创举（参见相关链接1-1）。

相关链接1-1

伯里克利在殉国将士葬礼上的演说词（节选）

我们的政体并不与其他人的制度相敌对。我们不模仿我们的邻人，相反，我们是他们的榜样。我们的政体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真正的民主政体，因为行政权不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一个公民只要有长处，就能受到提拔，担任公职。贫穷也不再是参政的障碍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于国家，不管他的家境有多暗淡。

在我们之中，公开告知贫困并不丢脸，丢脸的是不去设法摆脱贫穷。雅典公民不因照顾小家而忽视国家。我们认为，行动的最大障碍不是来自讨论，而是来自为准备行动而进行的讨论中的知识的匮乏，因为在行动前和行动中我们都有特别强大的思考能力……

总之，我要说，雅典是希腊的学校……

烈士们已经英勇殉国，他们的孩子在长大以后也应该发扬他们这种为公共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在这场战争之后，希腊将把这一稳固的精神，连同我们为烈士献上的花环，一起献给她活着或逝去的儿子。

（六）古代的节事活动

据研究，原始节事活动滥觞于宗教活动。节事与人类应对生存挑战、表达宗教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据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研究，在地球的各大洲，为了平息神的怒气，人们通过日常生活中具有重要象征和现实意义的各类活动与比赛，创造了独特的节事活动。

在我国，商朝的祭祀活动名目繁多，几乎举办任何事情都要祭祀。祭祀是奴隶主的活动，就不免杀死奴隶以祭献，因而，商代的人祭使人触目惊心。现已发现大量的祭祀坑，各种惨象令人毛骨悚然。商代祭祀山川要用奴隶，有的是破腹，有的是割头，然后掩埋或沉江。建筑宗庙时，奠基要用幼小的奴隶做祭礼，宗庙的门前，都要活埋成组的奴隶；竣工后，还要杀人进行庆典。求雨前后，出征往复，莫不祭祀。

周代，王为群姓立社，称为太社；自为立社，称为王社。诸侯为百姓立社，称为国社；自为立社，称为侯社。百姓二十五家为里，里各立社，称为民社或里社。而社神是土地神，为民社的精神支柱，民众向社神祈求风调雨顺，就要进行社祭。

社祭时要有舞乐。《周礼·春官》：“若乐六变，则天神皆降，可得而礼矣；若乐八变，则地示（同，土地神）皆出，可得而礼矣；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可见，自古以来，祭神时总少不了舞蹈、音乐。这对后世祭神、娱神以至娱人的节事活动无疑是有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每逢节日，往往举行盛大节会，皇帝也会出朝观赏演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中记载了这一会展盛事。

驾登宝津楼，诸军百戏，呈于楼下。先列鼓子十数辈，一人摇双鼓子，近前进致语，多唱“青春三月蓦山溪”也。唱讫，鼓笛举一红巾者弄大旗，次狮豹入场，坐作进退，奋迅举止毕。次一红巾者，手执两白旗子，跳跃旋风而舞，谓之“扑旗子”。及上竿、打筋斗之类讫，乐部举动，琴家弄令，有花妆轻健军士百馀，前列旗帜，各执雉尾、蛮牌、木刀，初成行列，拜舞互变开门夺桥等阵，然后列成偃月阵。乐部复动蛮牌令，数内两人出阵对舞，如击刺之状，一人作奋击之势，一人作僵仆。出场凡五七对，或以枪对牌，剑对牌之类。忽作一声如霹雳，谓之“爆仗”，则蛮牌者引退，烟火大起，有假面披发，口吐狼牙烟火，如鬼神状者上场。着青帖金花短后之衣，帖金皂裤，跣足，携大铜锣随身，步舞而进退，谓之“抱锣”。绕场数遭，或就地放烟火之类。又一声爆仗，乐部动《拜新月慢》曲，有面涂青碌，戴面具金睛，饰以豹皮锦绣看带之类，谓之“硬鬼”。或执刀斧，或执杵棒之类，作脚步蘸立，为驱捉视听之状。又爆仗一声，有假面长髯，展裹绿袍靴简，如钟馗像者，傍一人以小锣相招和舞步，谓之“舞判”。继有二三瘦瘠、以粉涂身，金睛白面，如髑髅状，系锦绣围肚看带，手执软仗，各作魁谐趋跄，举止若排戏，谓之“哑杂剧”。又爆仗响，有烟火就涌出，人面不相睹，烟中有七人，皆披发文身，着青纱短后之衣，锦绣围肚看带，内一人金花小帽、执白旗，余皆头巾，执真刀，互相格斗击刺，作破面剖心之势，谓之“七圣刀”。忽有爆仗响，又复烟火。出散处以青幕围绕，列数十辈，皆假面异服，如祠庙中神鬼塑像，谓之“歇帐”。又爆仗响，卷退。次有一击小铜锣，引百余人，或巾裹，或双髻，各着杂色半臂，围肚看带，以黄白粉涂其面，谓之“抹跄”。各执木棹刀一口，成行列，击锣者指呼，各拜舞起居毕，喝喊变阵子数次，成一字阵，两两出阵格斗，作夺刀击刺之态百端讫，一人弃刀在地，就地掷身，背着地有声，谓之“扳落”。如是数十对讫，复有一装田舍儿者入场，念诵言语讫，有一装村妇者入场，与村夫相值，各持棒杖互相击触，如相殴态。

其村夫者以杖背村妇出场毕，后部乐作，诸军缴队杂剧一段，继而露台弟子杂剧一段，是时弟子萧住儿、丁都赛、薛子大、薛子小、杨总惜、崔上寿之辈，后来者不足数。合曲舞旋讫，诸班直常入祗候子弟所呈马骑，先一人空手出马，谓之“引马”。次一人磨旗出马，谓之“开道旗”。次有马上抱红绣之球，击以红锦索，掷下于地上，数骑追逐射之，左曰“仰手射”，右曰“合手射”，谓之“拖绣球”。又以柳枝插于地，数骑以剗子箭，或弓或弩射之，谓之“（示昔）柳枝”。又有以十余小旗，遍装轮上而背之出马，谓之“旋风旗”。又有执旗挺立鞍上，谓之“立马”。或以身下马，以手攀鞍而复上，谓之“騗马”。或用手握定镫裤，以身从后鞦来往，谓之“跳马”。忽以身离鞍，屈右脚挂马鬃，左脚在镫，左手把鬃谓之“献鞍”，又曰“弃鬃背坐”。或以两手握镫裤，以肩著鞍桥，双脚直上，谓之“倒立”。忽掷脚著地，倒拖顺马而走，复跳上马，谓之“拖马”。或留左脚著镫，右脚出镫，离鞍横身，在鞍一边，右手捉鞍，左手把鬃存身，直一脚顺马而走，谓之“飞仙膊马”。又存身拳曲在鞍一边，谓之“镫里藏身”。或右臂挟鞍，足著地顺马而走，谓之“赶马”。或出一镫，坠身著鞦，以手向下绰地，谓之“绰尘”。或放令马先走，以身追及，握马尾而上，谓之“豹子马”。或横身鞍上，或轮弄利刃，或重物大刀双刀百端讫，有黄衣老兵，谓之“黄院子”，数辈执小绣龙旗前导；宫监马骑百余，谓之“妙法院”；女童皆妙龄翘楚，结束如男子，短顶头巾，各着杂色锦绣撚金丝番段窄袍，红绿吊敦束带，莫非玉羁金勒，宝镫花鞯，艳色耀日，香风袭人，驰骤至楼前，团转数遭，轻帘鼓声，马上亦有呈骁艺者。中贵人许畋押队，招呼成列，鼓声一齐，掷身下马，一手执弓箭，揽缰子，就地如男子仪，拜舞山呼讫，复听鼓声，騗马而上。大抵禁庭如男子装者，便随男子礼起居。复驰骤团旋分合阵子讫，分两阵，两两出阵，左右使马直背射弓，使番鎗或草棒，交马野战，呈骁骑讫，引退，又作乐。先设綵结小球门于殿前，有花装男子百余人，皆裹角子向后拳曲花幞头，半着红，半着青锦襖子，义襕束带，丝鞋，各跨雕鞍花縿驴子，分为两队，各有朋头一名，各执綵画球杖，谓之“小打”。一朋头用杖击弄球子，如缀球子，方坠地，两朋争占，供与朋头，左朋击球子过门入孟为胜，右朋向前争占，不令入孟，互相追逐，得筹谢恩而退。续有黄院子引出宫监百余，亦如小打者，但加之珠翠装饰，玉带红靴，各跨小马，谓之“大打”。人人乘骑精熟，驰骤如神，雅态轻盈，妖姿绰约，人间但见其图画矣。

《东京梦华录》是一部记述宋代民风时尚的书，书中详细记述了北宋东京（今开封）城市经济的发达和生活繁荣的景象。本章引述的是《东京梦华录》中所呈现的一场活灵活现的节事杂技表演，它属于会展演艺活动的范畴。

在西方，公元前2000多年，古巴比伦人就开始将每年春分后的第一个月定为新年，他们对新年的庆祝至少要11天的时间。到了罗马时代初期，古罗马人仍然继承了古巴比伦人的传统，在3月末庆祝新年。为了适应新的历法，罗马上院于公元前135年将1月1日定为新的一年的开始。

在古代节事活动中，始于希腊的古代奥运会是古代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活动。

据载，古代奥运会从公元前776年起，到公元394年止，共举行了293届。古代奥运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组织体系，有盛大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在比赛日程、项目，比赛规则，授奖仪式以及圣火点燃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古代奥运会以祭神为主、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包括祭祀天神宙斯，朝拜、祝寿众神，诗人朗诵作品，演说家发表祝词，开展集市贸易等活动，体育竞技是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